|
莱昂内尔·特里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聘任的第一位犹太裔教授，数个立场鲜明、影响甚巨的杂志的撰稿人或编辑。 20世纪有“批评的时代”之称，但若按美国作家和批评家Randall Jarrell的界划，“批评的时代”确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一时段。30年内，学说竞起，派系林立，各路大家都给思想史刻下深深的印痕，自然，也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话语震荡，引发出知识界的分裂、混战乃至对峙。在美国的纽约，这种百家争鸣鲜少协奏的局面更加突出。对于迁徙或居停于此的知识分子来说，纽约更像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剧场，为腔调不一的异见者提供了众声喧哗的舞台。究其原因，二战前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乱象与危机刺激着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做出各自的反应，他们在学界和媒体之间自如穿梭，与公众同频互动。观念的对流、思想的交锋营造出一个活跃的公共空间。毫无疑问，这30年乃是纽约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其时的文人、学者有巨大的热情，也有相当多的机会对社会行使启蒙的职责或者权力。这一盛况是他们退化或者退缩了的晚辈——“理论的时代”的专家学者不敢想象、望尘莫及的。在我看来，把“批评的时代”与“理论的时代”截然划开的一股力量就是体制化：当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被大学招安，聘为体制内的终身教授后，批评也就沦为理论的囚徒，或者说，戴着镣铐的独舞。横亘在学院与大众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专家学者高居在象牙塔里延续道统，而大众自甘“愚昧”，任由塔上高人自弹自唱，或者对掐群殴。 此番现状下，怎不令人想起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来！这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其50年的笔耕生涯中，有30年恰与“批评的时代”重叠。他不仅参与构建了纽约公共知识分子的盛期，更是以自己的写作完美地界定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批评的目的和散文的魅力。 特里林曾一度被英美知识界和读者誉为“文化良心”，显然这一称谓更能表明文学研究与政治、时局或者现实之关系，而特里林完全担当得起思想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给他的定位。在后者眼里，特里林是英语传统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堪与赫兹利特、柯勒律治、阿诺德、巴奇霍特并列；特里林的学生，同为纽约知识界领军人物的欧文·豪则视他为“除埃德蒙·威尔逊之外的本世纪影响最巨的美国文学批评家” ；而威尔逊本人，尽管素来吝于表扬他人，甚至有点反犹情绪，也对特里林青眼有加。其实，1939年，特里林的博士论文《马修·阿诺德》 甫一问世，大西洋两岸的文学批评家和读书人就意识到另一个阿诺德出现了。阿诺德和特里林都属于智者作家，“直面当代各种社会议题，鞭策和指导读者”。所以，1975年特里林去世时，美国媒体的反应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此语并不夸张——随着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全面获胜，作家以及批评家也被祛魅，走下正典的神殿或者艺术家罗曼史的圣龛。就文学史而言，不会再有“但丁时代”、“莎士比亚时代”的传奇了；就批评史而言，特里林之后，虽然时有批评大腕引领舆论数十年，但不复有人能够重演他“教育一代人也去信仰文学之力量，文学改变、提升和破坏之力量”的先知神话了。 然而，在中文知识界，特里林却少为人知。作为讲授西方批评文献和学术英语的教师，真是惭愧，这么多年，我居然遗漏了特里林！说起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应该读到他的。那时，西学再次东渐，其中的一股强流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随着原典和研究文献的重现和涌入，特里林的一些相关文章也被夹带了进来，但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其实，在创造性地化用弗洛伊德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美国学者中，就有他一个！ 1940年，特里林在《弗洛伊德与文学》一文中写道：“弗洛伊德从心理特有的结构中发现了那些艺术借以发挥效力的机制……在所有的心理体系中，弗洛伊德心理学使诗歌成为心灵构造之固有部分。”由此推进，特里林逐步发展了一个核心信念，屡屡回响在其40年代至60年代的写作之中：文学想象，以其敏锐和睿智矫正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简单化，没有想象和心灵的政治是发育不良的政治。在这一点上，特里林与阿诺德一样，对文学的政治功用寄予厚望。但他的儿子詹姆斯·特里林在其争议颇大的一篇文章中则描述了父亲与弗洛伊德的另一种思想关系：“弗洛伊德是我父亲的英雄。《文明及其不满》近乎一部圣文……我父亲对于人生的悲剧看法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弗洛伊德的提醒：文明，尽管有其所有可以想到的荣耀，但却无法让自己的居所井然有序”。这一看法其实已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过详尽的论证——威廉姆·蔡斯在《莱昂内尔·特里林：批评与政治》中如是说：“ 特里林……所敬仰的是另一个弗洛伊德——这个弗洛伊德一点也不喜欢简单的人道主义的乐观主义，既不罗曼蒂克也不科学；这是个悲剧性的弗洛伊德。心存这个弗洛伊德，特里林直面包围着他并主导了他的文化(如他所认为)的自由主义者。” 显然，悲剧性的弗洛伊德与乌托邦格格不入。纵观特里林的一生，他都在透过悲剧性的弗洛伊德透镜，观察并解释各种“有其所有可以想到的荣耀的”主义、观念和愿景反讽性的结局。从30年代开始为《党派评论》撰稿起，特里林的写作一直与时代的热点议题密切相关，却未倒向任何一种主义或者观点。纵览他的主要著述，从《马修·阿诺德》到获得英美学界激赏的《爱·默·福斯特研究》，从价值渐被发现的小说《旅程中途》到将其带至影响力巅峰的文集《自由想象：文学与社会》及至批评生涯之辉煌句号的《诚与真》都显示出他的“没有立场”的立场，与其说是——如论敌所指责的“暧昧”、“圆滑”、“躲闪”， 不如说是警惕——警惕任何主义的极端倾向和绝对化。在《马修·阿诺德》中，他谈到人道主义的死穴：“人道主义最推崇的社会面貌是正义和连续性，这也是为什么人道主义总是呈现出一种矛盾。当它说到正义，它相信人类状况是绝对的；当它说到连续性，它暗示社会不是绝对的，而是重实效的，甚至不规范的。它的理解力要求清除所有不规范的东西，然而它的社会连续性的理想又使它相信一旦将那些不规范破坏殆尽，那么可能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坏的不规范。人之本质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既然正义得以实现，哪怕天堂崩坍’，随这一认识而来的则是天堂崩坍之后，正义焉能得以实现。” 特里林这种辩证思维，或者说悖论方式使其能够直抵问题的核心，同时看到一个好词的两面，甚至更多。 他质疑学院派：“学院派的大恶是它关注观念甚于思考”。作为哥大教授，现代主义文学和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学者，特里林应该很“学院”才对，但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是人在大学，心系社会或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即使身为纽约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他对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也保持警惕：“我们天性中的某种悖论引导着我们，一旦我们使我们的同胞成为我们启蒙关注的目标，接着我们就会使他们成为我们怜悯的目标，然后成为我们智慧的目标，直到成为我们强迫的目标。” 由于这种警惕意识，或者说怀疑一切绝对主义的立场，特里林遂有“异见者中的异见者”之称，不受各路主义的卫士的待见。尽管“痛恨被人当做任何东西的典型”，特里林还是被贴上种种标签，或被利用，或被攻击，每种标签未必与真实的特里林合榫。不过，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知识界的实况，在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大背景下，特里林焉能跳脱时代的影响？在诸多甘为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小杂志中，他所效力多年的《党派评论》属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派，这种身在其中的经历恰好给特里林提供了观察美国自由主义的时态、心态和状态的绝佳角度。一度整体左倾的纽约知识分子，耳闻或旁观斯大林治下的集权政治后，经历了理想幻灭，又遭受了麦卡锡主义的打压，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一些人开始向右，向极右，直至成为新保守主义的中坚。但特里林，顶多是个同路人，他欣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甚于其政治理念。 至于犹太人这个标签，特里林并不乐见。在纽约知识界，犹太裔的批评家和作家堪称人多势众，特里林的一些冒犯之言，自然会招来同胞的不快甚至嫉恨：“我不认为我是犹太作家，我心里从未想到要用我的写作服务任何犹太目的。如果批评家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他称之为的犹太缺陷或美德，我会感到愤怒的。” 有研究者把特里林的困扰解释为“自我憎恨”，甚至是崇英情结——这后一点很有趣，特里林这个姓氏的确相当英国化。这里，我倾向于认为特里林淡化族裔的言论其实表达的是他这代犹太知识分子的焦虑：他们急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试图成为创造美国的文化力量。他的确做到了，诚如他的哥大同事斯蒂芬·马卡斯所说，他使思想的天气显得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文化的一部分。 显然，特里林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从他的政治立场到文学批评再到个人生活，总会被挑出毛病来，挑毛病的人之中甚至有他的爱徒、妻儿！但有一点，却是各派高手服膺的，那就是特里林的散文风格，基本上称得上无懈可击。在洋八股和土八股大行其道的当下，重读特里林的文论或者文学批评也许能使我们重温“想好了再写”的真谛，领略“批评乃是一种艺术”的妙趣，感受优雅的写作的魅力。特里林写作，好用长句，间以短句以示切分、转换，繁复与简洁错落有致——繁复而不混乱，简洁而有弹性。大凡写到绝好的散文，其音乐般的节奏形式和旋律结构就会呈现出来。有学者形容他的文体具有“巴洛克式的响度”，但我觉得，自由探戈也许是更好的比喻。特里林的《文学体验导引》就是引领读者与52部伟大的作品翩翩共舞。自始至终，他是一位绝佳的引舞者，“绝不推逼提拉”，只是“唤起读者的意识和回应”。在《马修·阿诺德》一书里，特里林把阿诺德的成功归功于其风度与风格，“对英国来说是一种新的风度和风格，与批评的艺术完美匹配——优雅而有力，直白而含蓄、冷静，但却能逐渐升温，小心火候而不会煽其烈焰。这种风格使读者与作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留给读者思索的空间……文质彬彬却又活力四射。”从这段文字里，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探戈舞者，当然不是那种火爆热辣，与舞伴-读者耳鬓厮磨、如胶似漆的探戈舞者，而是曾被英国报界夸为最优雅最美丽的沙龙探戈舞者。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加诸特里林身上的指责，如“暧昧”、“躲闪”、“超然”也许倒是一个思想探戈舞者的魅力所在。倘若说：“探戈是不可预料性与悖论之舞……是交流，是运动之模式，是关系，微妙而紧张。”那这也是特里林的写作风格。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