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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旅馆”的哀歌D.M.托马斯，英国小说家，诗人，翻译家。迄今共著有《吹笛子的》《诞生石》等九部长篇小说，《白色旅馆》是他的代表作，出版当年即获布克奖提名，托马斯也因此蜚声国际文坛，成为英国新崛起的一位重量级作家而受人瞩目。《白色旅馆》用诗歌、日记、病历记录等多种文体、多重口吻，细细探究了主人公丽莎的人生之旅。丽莎是一位乌克兰歌剧女演员，她患歇斯底里症寻求治疗，成为弗洛伊德的病人。真实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被引入虚构的故事中，他倾听丽莎自述充斥着性迷惘、性饥渴的梦境，点明梦境中具象的象征意义，厘正、整合丽莎的情感紊乱。小说最后一章《营地》，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天堂”里，将故事中可能引起读者疑问的每个人物的前世今生做了补叙。 不仅如此，小说一方面以虚构的弗洛伊德个案分析拼贴出小说的精神分析话语,另一方面还以真实的纪实档案再现了纳粹二十世纪规模最大的集体屠杀之一：巴比亚大屠杀。由此，在文本由虚构介入历史、进而介入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托马斯分别以虚构、精神分析和纪实性历史档案这三重话语，反思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独特且难以表现的事件：大屠杀。 《白色旅馆》发人深省地传递出，也许弗洛伊德有能力让一个精神扭曲的人得到救治，但面对着整个人类的无序和动荡，他却同样的无能为力。丽莎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走出了心理困境，却无法逃遁在法西斯纳粹屠杀中丧命的终局。 简·爱的“最后旅程”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的创新模式之一，是拆解某些文学作品的传统文本，移入现代观念，让那些经典故事中的人物跳脱传统叙述模式，从而产生强烈的陌生化效果。托马斯的《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就是这样一部以文学名著《简·爱》的“续书”形式推出的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 不同于另一部著名的“续书”《藻海无边》对《简·爱》完整的重建，《最后旅程》利用了中国盒的结构模式，将简·爱的婚后生活放在一个名叫米兰达的夏洛特研究者的小说创作中，将真实与虚幻、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对女性感受共同的关注成为联系三者的纽带，而对简·爱婚姻生活的戏仿，也在某种意义上给十九世纪妇女的“天使”形象蒙上了虚无的阴影。 原著中，简·爱尽管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磨难，最后的结局是与罗切斯特缔结良缘，“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小说最后一章中，简·爱自述道：“我结婚已逾十年……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福得简直难用语言形容。”然而在托马斯的翻案文本里，婚后的简·爱却并不幸福。新婚之夜她就有几分失望，因为罗切斯特已丧失性能力。尽管如此，简还是努力把自己的“本我”压制在无意识的深处。她甚至想“即使没有治疗的办法，只要有爱情，我能接受没有孩子的现实”，然而，她的苦闷却是无法消除。 最后，债权问题或一种“无可名状的因素”，促使她踏上了寻找罗切斯特之子的旅程。在马提尼克岛，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与罗切斯特离别多年的儿子罗伯特。正是在那时，她终于体会到为女人、为人妻的欢乐，找到了转瞬即逝的幸福。但她毕竟在名分上是罗伯特的继母，当欲望得到满足后，简的心中便埋下了沉重的负罪情结，她的欢乐昙花一现，即便她已怀上了罗伯特的骨肉，最终还是以死为自己不懈奋斗以追求幸福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小说中对虚构的再度虚构，是以并置的第二个独立文本中的女学者米兰达的故事实现的。米兰达去马提尼克岛参加学术会议，并拟定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根据夏洛特“遗留”的手稿来续写简·爱的不幸婚姻，以发掘出“一些受压抑的主题”。与简婚后面临的窘迫情形相仿，米兰达的婚姻也陷入重重危机。米兰达的父亲老史蒂文森指责她丈夫为“清教徒”，据此读者不难猜出她和丈夫的性生活不和谐。她所描写的简的婚姻不幸实质上折射出她自己的不幸婚姻。在体验到一系列类似《白色旅馆》中丽莎所经历的迷惘、痛苦后，米兰达在马提尼克岛以性放纵的方式，让自己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 托马斯在《最后旅程》中秉承《白色旅馆》对爱情、死亡、性爱等主题的思索，探索本我和自我、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俄狄浦斯情结等弗洛伊德理论在文本中的运用，揭示出人生充满失落、痛苦和孤寂的本质。 畅销的元小说作家 “小说家越是远离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他或她就越不会说谎。”托马斯这番似非而是的悖论表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的元小说的典型特征。元小说理论认为，所有的陈述注定都谬误，它们与试图再现的现实之间总有距离，所以人们的一切书面或口头表述也就无所谓谎言不谎言。就像当代美国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的畅销书乍看起来荒诞不经，却可能比所谓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作更接近现实。因为，相比刻意营造的真实，这类荒诞不经的作品均以某种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作者讲述的只是一个故事、只是在“说谎”，并不试图表现“真发生过什么”。 正是出于对小说传统的颠覆，元小说往往打破故事的完整性，让现实、回忆和幻觉任意交织在一起，使情节处于一种混乱之中。由此，断裂、倒错、反叛、随意性、悖论式的矛盾、开放式结尾等并存于小说中。如处于情欲折磨之中的米兰达的言语及行为常常前后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她先说自己的丈夫已因患心脏病死去，随后又纠正道：“丈夫还活着；但已经死了。”她声称丈夫有情妇，随后又否定，这似乎不太可能。她说自己在两性关系上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却和几个男人有染。这一组组自相矛盾的话语让读者不禁质疑书中人物的真实性，进而注意力转向文本本身。这些表述不断先肯定又否定事实，事情的真实性便不再存在，而小说的功能和意义也就随之消解。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元小说必然会在可读性上大打折扣。托马斯却能在老到地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技巧的同时，仍钟情于“讲故事”。从《白色旅馆》到《最后旅程》，托马斯的小说往往由不同的叙事者讲述，他们以自己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通过文本间的互动，托马斯引导读者不断出入“故事”、“故事中故事”，甚至“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之中。事实上，在众多的元小说作家贬抑情节的时代里，注重作品可读性的写法为托马斯赢得了大批读者。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为畅销书。继约翰·福尔斯之后，他使元小说不再那么令人望而却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3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