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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塔·德赛，现代著名印度英语小说家。女性是德赛小说的重要题材，从敏感、神经质到内心独立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印度现代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群体的心理变化。 迦利女神——一座城市的隐喻 迦利女神是湿婆大神之妻——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化身之一。她皮肤黝黑、青面獠牙的狰狞面孔沾满血迹，像湿婆一样在眉间长着第三只眼睛。她有四臂，分别持有武器，戴着蛇和骷髅的项链，舌头上滴着血。迦利女神是集创造和毁灭于一身的女神，是印度加尔各答城市的标志。加尔各答的名称来源于英国殖民者入侵前的一个小村庄卡利卡塔。这个村庄有一座供奉印度教迦利女神的庙宇，意思是迦利女神的土地。英殖民统治时，加尔各答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各种声音、光影交会的加尔各答就如迦利女神一样有着狰狞的面孔，是一座吞噬人的城市。在印度作家安妮塔·德赛的小说《城市之光》中，加尔各答被喻为死亡之城，迦利女神的隐喻增加了小说人物不可回避的悲剧性色彩。作为知识分子，小说中尼罗德、莫妮莎和阿姆拉三兄妹先后选择了加尔各答，他们既不能融入都市主流，又不具备彻底摆脱都市的决心，为自己复杂的心态付出了代价。 德赛描写的加尔各答与纳拉扬笔下的摩尔古蒂、拉奥笔下的根特浦尔相比更具复杂性。摩尔古蒂和根特浦尔是作家在文本中建构的有序理想的社会，而加尔各答作为一个充满着感官刺激的现代都市形象，其如幻影一般的视觉和听觉感受让人迷失自我，喧闹的城市背后是人际之间无法抵抗的空虚和冷漠。迦利女神的毁灭性是加尔各答的真实面孔，加速了人性的分裂。《城市之光》中尼罗德主体分裂的经验是加尔各答现代生活无序性的异化结果，他憎恨一切外界的关系。他对朋友戴维说：“任何事情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都是暂时的，假如我们想让它变得永恒持久，你和我都不会是处于这样的关系之中，这你是知道的。戴维，你和我会永远都是旅行者，我们将一直孤独地旅行。”尼罗德是波西米亚式的精神流浪者，他对朋友的一番言说道出了他的精神本质：“我想看我是否能继续前行，朝着下一个失败。我想经历一个失败又一个失败，一步步接近岩石底部，我想探寻此中的深度。当你爬楼梯，你发现上面是空间，你能做的是坠落，直至坠落到底部。我不想无意义地攀爬上去，我想飞速地坠落。”这是一段加缪式的话语。尼罗德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英雄，去经受各种挫败。他和世界是分离的，世俗的一切都为他所排斥。访问了朋友吉特之后，尼罗德脑子里闪现着“婚姻、身体、接触和痛苦……他耸了耸肩，快步走着，畏惧着加尔各答的黑暗、带着潮湿和汗水的拥抱，混着阴沟里发出的味道，还有月下香、花环的香味，这就像是吉特(尼罗德的朋友)和萨拉的婚姻。他觉得一切婚姻都是摧毁性的、否定和堕落的，他不可能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尼罗德的自我已经分裂成无意识碎片，他表现出对自我确定性的怀疑，这是加尔各答新一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丧失。德赛关于这一主体的创作是“就我们的内在自我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提出种种疑问”。 印度独立之后，随着现代意识的膨胀，传统的母子关系日渐疏离，德赛通过新一代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新型的母子关系。父亲对尼罗德的不公平态度和母亲在情感上的极端自我，让尼罗德丧失了基本的信心。在文本最后，母子之间矛盾的对抗达到最高点。迦利不仅是加尔各答城市的隐喻，同时是母亲形象的隐喻。这种隐喻颠覆了传统的印度女性形象，母亲的形象不再是印度传统女性的单一面孔，而是呈现出像迦利女神般多面的面孔。德赛所塑造的母亲形象是一个反传统的形象。在印度文化中，从《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到《摩奴法论》等经典都宣扬男权中心，形成印度几千年以来的核心价值观。德赛曾说：“印度女性遵从神话理想，神话让她们束手束脚。反叛就意味着怀疑神话、反对传统，这是不被允许的。印度经典所建立的男权价值观是印度家庭和印度社会的基石。”母亲是迦利女神的现代化身，也是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对抗。迦利女神是前雅利安时期的女神之一，具有我行我素的独立性格。母系氏族社会的女神代表之一，她的独立自由精神成为现代印度女性运动的象征，如1984年，印度第一家女性出版社的成立就被称为“女性迦利”。迦利女神是德赛借以颠覆印度传统女性形象的神话力量。德赛试图通过神话系统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书写，这种写作趋势也是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迦利女神的现代命运 小说第二部分“莫妮莎”以日记体的形式出现，文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莫妮莎内心的焦虑意识。莫妮莎所处的时代是印度独立之后的20年左右，多元价值观并存，西方文化精神冲击着印度传统文化，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加尔各答等城市建立了专门的女子学校。这些学校多数是西方教会所承办，很多女性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开始接受西方文化，走出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社会形式的变迁孕育了中产阶级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作为新女性开始介入公共生活。她们是新旧价值观的综合体，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和理想寻求空间，萌发女性的主体意识。这些新女性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她们个人的新思想依旧寄寓于印度传统的社会框架中，任何触碰或动摇这个旧体制、旧模式的动作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她们处于诸多的矛盾之中。莫妮莎就面对着两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一是精神世界和外部环境的冲突。莫妮莎的婚姻是父亲一手安排的。在父权制下，女性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这直接导致了莫妮莎和丈夫之间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在丈夫吉班的大家庭里，莫妮莎是个孤独的局外人，她个人的独立自由意识不被家庭所接受，她缺乏独立的个人空间，她对知识的渴望就像奥斯丁 “坐在公共客厅的隐蔽角落里写作”一样，是遮遮掩掩的。“卡丽妮打开我的衣柜看我的纱丽，发现整个衣柜装满了书。在我疑虑时，她笑了……我明白对于卡夫卡、霍普金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我的俄语、法语和梵语词典没什么可笑的。可是她对此一无所知。”书籍是莫妮莎的精神食粮。然而在这个大家庭里，衡量女性的标准仍然是传统的，诸如阅读、获取知识等行为是不能公之于众的。莫妮莎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环境是一组巨大的对抗性矛盾，她只能在日记中批判传统文化，这是边缘化倾诉的形式，她作为新女性的价值观得不到普通公众认同。 二是莫妮莎没有生育能力，触犯了印度传统习俗。印度教文化将有无男性后代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来认识，儿子被称为“Putra”，意为“保护者”或“免受地狱之苦者”。生育后代，尤其是生育男性后代，对印度女性来说是一种宗教救赎和解脱的道路。在大家庭中，莫妮莎表现出来的自由意识倾向是塑造自我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繁衍后代。面对传统制度，她个人的觉醒意识仅限于思想上的认识而缺乏反抗。莫妮莎经常把自己比做一只“被困的鸽子”，这一符号象征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具有现代觉醒意识，但由于内心无法承受现代生活中的孤独和焦虑而转向虚无主义。 阿姆拉是德赛塑造的新女性形象，闪耀着理性光芒，虽然曾一度迷失于城市的幻象中，但她的理性意识最终让她实现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阿姆拉拥有健康、平衡的个性，她敏锐地意识到哥哥尼罗德奇怪的行事风格和姐姐身上的死亡气息，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黑暗和消极态度。正是莫妮莎个体死亡的代价唤醒了阿姆拉的女性主体意识。她来到加尔各答后，“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中心有了绝对的自由”，不久又对这种生活产生厌倦。对画家达摩产生情感后，她变成了“一个欢快的阿姆拉，被欢愉和爱所包围”。但当她了解到达摩对女儿、对妻子的冷漠和绝对的男权意识之后，理智地与达摩的男权立场展开了争论和对话。强烈的平等意识使阿姆拉毅然离开达摩，摆脱了对他的情感依赖。这意味着中产阶级新女性能够理性地思想，能够自我设计和自我表达。作为一个职业女性，阿姆拉具备了进入公众视野的心理准备。尽管德赛曾说：“无论是尼罗德还是阿姆拉，实际上都没有从他们的困境中逃脱，不是吗？我认为艺术是一个发掘、寻求的过程，而不是逃离。”但德赛在对阿姆拉艺术塑造的过程中，已经赋予了其坚定的女性意识。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