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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现实题材的众小说中，《西游记》之所以最具经典性，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在神魔叙事中，使现实人生以及世俗生活贴近世态、贴近人情。关于该小说的政治寓意，萨孟武著有《〈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说；关于小说的民俗意蕴，陈文新等撰有《佛门俗影：〈西游记〉与民俗文化》，也进行过较为独到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在充分凸现神魔人欲的过程中，还别具匠心地让他们的各种经济诉求参与叙事，并使包含着丰富的世俗经济寓意的“食货”成为故事的构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财货”成为独特的叙事要素 本来，人性多欲，“贪财”首当其冲；而各式宗教都在抵制人欲，儒家主张“寡欲”，道教要求“涤除嗜欲”，佛门则规定“戒贪”、“离财离色”，贪财难以成佛。明清时期，利欲熏心逐渐形成风气。张瀚《松窗梦语》卷之4云：“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循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1](P71)很明显，当时金钱已成为人们追逐的共同目的，而这种目的又制约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对这种社会图景，明清小说家们也有着敏感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虽然《西游记》以神魔为叙述对象，但与其他世情小说一样，它依然将“贪财”作为一种叙述动力，将人性与佛性搅混在一起，经常颠来倒去地为神佛“开戒”，从而推出了亦人亦神的系列形象，使这部小说充满了丰富的人间气息。 在《西游记》的评赏中，人们基本上感受到了这部小说的特殊性，即题材上的超凡脱俗之表与叙述意蕴的平凡世俗之里的巧妙结合。如杨义曾经指出： 超宗教并非膜拜宗教，而是从宗教的神圣感中还原出一点人间性。观世音是民间普遍信仰的救苦救难菩萨，第四十二回孙悟空向她借净瓶水扑灭红孩儿的三昧火，她却说：“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释迦牟尼是佛教教主，但当阿难、伽叶向唐僧索取不到贿赂，只给唐僧无字经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整顿佛门，却以笑谈辩解：“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佛祖、菩萨对人间财货、美色的蓦然回首，使之褪去了笼罩全身的灵光，沾染上一点尘世心理，或者人性的弱点。[2](P174) 在此，杨先生指出，面向现实人间的《西游记》对观世音与如来佛的神圣形象进行了解构。姑且不再重复前人所论小说最后叙述的如来佛“贪财”这一经常被人们据为口实的闹剧，即使在关于神魔叙述的其他枝节中，我们也经常读到“财欲”叙述对故事的牵引力。如第10回写唐太宗为了还阳，只好在阴司借钱赎命，这路子还是阎罗判官给指点的： 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里得有钱钞?”判官道：“陛下，阳间有一人，金银若干，在我这阴司里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约，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库，给散这些饿鬼，方得过去。”太宗问曰：“此人是谁?”判官道：“他是河南开封府人氏，姓相名良。他有十三库金银在此。陛下若借用过他的，到阳间还他便了。”太宗甚喜，情愿出名借用。遂立了文书与判官，借他金银一库，着太尉尽行给散。 由此可见，像阴曹地府这样的正规“司法机关”都可以通过“钱钞”通融，其他部门就不在话下了。这真是一场“钱能通神”、“钱可役鬼”的活生生演义。再如，小说第66回写弥勒佛帮助悟空收服了小雷音寺的黄眉怪后，还不忘向孙悟空索要自己的宝贝铙金—— 佛祖道：“铙破，还我金来。”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莲台上哩。”那佛祖提着袋子，执着磬槌，嘻嘻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寻金还我。”行者见此法力，怎敢违误，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内，收取金碴。只见那山门紧闭，佛祖使槌一指，门开入里看时，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两个，把五七百个小妖尽皆打死，各现原身，都是些山精树怪，兽孽禽魔。佛祖将金收攒一处，吹口仙气，念声咒语，即时返本还原，复得金铙一副，别了行者，驾祥云径转极乐世界。 关于这段叙述，李卓吾评本说：“笑和尚只是要金子，不然便做个哭和尚了。有金便笑，无金便哭，和尚尚如此，而况世人乎?”[3](P894)阴曹地府的“执法者”为了“钱钞”尚且可以犯法，太上老君、弥勒佛祖也如此看重自己的财宝，那么，本来就是邪魔者就更是会为所欲为地“贪财”酿祸。如第16回《观音院僧谋宝贝黑风山怪窃袈裟》写孙悟空在和尚们面前炫耀唐僧“红光满室，彩气盈庭”的袈裟，唐僧就颇有预感地怪罪悟空说：“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倘若一经入目，必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生其计。汝是个畏祸的，索之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殒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果然，那老和尚见了这般宝贝，即时动了据为己有的奸心，起了图宝害命歹意。在和尚们密谋用火烧死唐僧师徒时，幸得孙悟空借来避火罩，方免于难。不料，节外生枝的是，这一场为劫袈裟而放起的大火却惊动了附近一位黑风怪，那怪“见是一领锦襴袈裟，乃佛门之异宝”，也不免财迷心窍。“正是财动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云步，径转东山而去”，趁机盗走了袈裟。为了找到袈裟的下落，孙悟空又吃了不少苦头。借助一领袈裟，作者将取经故事叙述得一波三折，起起伏伏。同时，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不仅面临“色”的考验，而且也面临“财”的考验。可以说，贪婪是所有妖魔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是人性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悟空对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胜利，就是人自身拒绝贪婪的自我完善。 《西游记》叙事世俗化的另一方面是“感恩图报”，人物的每一次行动常常暗伏着一种利益交换动机。中国人向来抱有深重的施报观念。儒家经典《礼记·曲礼》有言：“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抽象的“礼”是以具体的“物”的方式来表达的，是为“礼物”。可以说，“施”是一种感情投资，而受益者的感恩图报，是投资者得到的回报。就宏观而言，《西游记》中的取经活动发自两场大的“感恩”：唐僧接受圣命西天取经是感于唐王李世民的皇恩浩荡；孙悟空甘愿做徒弟保护唐僧取经，是感于唐僧把他从五行山下放出来。对此，张锦池论曰： 如果说，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那么，孙悟空等对唐僧的感恩情结，则是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属江湖豪侠的文化心态。如果说，这种作为取经人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和矢志西行主要内驱力的感恩情结，反映了儒家文化与江湖文化在作者笔端的碰撞与融汇，那么，这种碰撞与融汇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与宗教观念是背道而驰的。[4](P136) 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江湖文化，他们在“感恩”问题上走向融汇。在取经途中，唐僧遇到有恩于他的人，总思回报；而施恩于人，又不图回报。通天河的老龟之所以愿意驮唐僧师徒过河，是企图让唐僧到佛祖那里帮自己问讯。结果，因为唐僧疏忽忘记，便气恼地把他们掀到河里。可以说，“感恩图报”把“西游”中的许多故事扭结在一起，甚至伏脉千里，遥相呼应。 另外，在关于为数不多的家庭问题的叙述上，叙述者也格外突出了“贪财”的作用。如小说第60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孙行者二调芭蕉扇》通过土地神向孙悟空介绍，道出了牛魔王婚姻危机的真谛：积雷山摩云洞有个万岁狐王，那狐王死了，留下一个叫做玉面公主的女儿和无人掌管的“百万家私”。两年前，玉面公主“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情愿倒陪家私，招赘为夫”。就这样，牛魔王冷落了铁扇公主，在积雷山摩云洞一住两年，久不回家。牛魔王之所以甘愿被招赘，除了是因为喜新厌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玉面狐狸有着“万贯家私”。金钱使得男人们舍弃结发之妻，这是至今仍颇为“时髦”的话题。其父如此，其子好不了多少。别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游记》还写一向靠敲剥别人过日子的红孩儿，最终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成为财务总监，可能是利用了其善于搜刮别人的特长。 在《西游记》这部响当当的神魔小说中，“贪财”同样既可以是“神性即人性”叙事的象征，又可以充作赖以展示人性奢靡与吝啬等弱点的道具，依然堪当叙事的动力因素。 二、围绕“嘴巴”问题做文章 通常说来，“食货”是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课题。民以食为天，取经人以食为天，神魔也以食为天。可以说，《西游记》中许许多多颠来倒去的文章就是围绕“嘴巴”做成的。唐僧师徒作为行脚僧，他们“遇庄化饭，逢处求斋”，除了八戒偶尔搞点小打小闹的“私房钱”，基本上对金钱不多在意，而“食”却时时不能回避，各路妖魔除了贪得无厌的大吃大喝外，就是纷纷奢望吃到可以使他们长生不老的“唐僧肉”，一场场争斗的胜胜败败大都与各自的嘴巴拉上了关联。 关于“嘴巴”叙述的结构意义，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曾有这样一段论述，一度有所论及： 食物无疑是小说中一个突出的主题：不但取经者总是感到饥饿(通常是唐僧饿，悟空找食，接着引起一场新的冒险)；食人肉的怪物们老想吃唐僧肉；就是那些天神自己也迷恋灵丹仙果，小心翼翼地加以看管，以免被厚颜无耻的盗贼窃去。孙悟空因为恶作剧地吃了让他看管的蟠桃，使天庭震怒，调动所有天兵天将捉拿他。他后来又和八戒一起，偷吃了妄自尊大的天神镇元仙的人参果，并毁了果树，如不是观音从中调停，也会给他带来同样的麻烦。[5](P152) 就是说，《西游记》中的很多故事是围绕“食”与“吃”等“嘴巴”问题而展开的。 肉骨凡胎的唐僧在取经路上经常闹“饥饿”，不断地要指派孙悟空到老远的地方去“化斋”，往往就在孙悟空去讨食的过程中，妖精们乘虚而来，掠走了唐僧和行李，导致师徒落难。而各路妖魔鬼怪的共同话题就是“吃唐僧肉”，纷纷把“唐僧肉”当做“长生不老”之“食”，为此无端滋事，大动干戈，乃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以说，意象化的“唐僧肉”是九九八十一难的主要诱因。围绕“吃唐僧肉”，作者叙述了取经人的生存危机，为摆脱生存危机而生死肉搏，寻找外援，智慧脱身。期间，尤其是妖魔奉行的“不独食主义”客观上为孙悟空营救唐僧赢得了宝贵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范式：各种凶神恶煞般的妖魔虽惨无人道，但他们多有孝心。一旦抓住唐僧师徒，他们往往不是独享可以使他们长生不老的唐僧肉，而是首先考虑安排手下去请他们的长辈前来共享。如第34回叙述平顶山上的金角、银角大王拿住猪八戒、唐僧、沙僧后，便差两个小妖去压龙山压龙洞，请老母亲来吃唐僧肉。孙悟空见有机可乘，中途打死两个妖精的老母九尾狐狸，变作她的模样，来欺骗金角、银角大王。两位魔头在假母亲面前示孝说：“母亲啊，连日儿等少礼，不曾孝顺得。今早愚兄弟拿得东土唐僧，不敢擅吃，请母亲来献献生，好蒸与母亲吃了延寿。”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当着妖魔的面，孙悟空也还要借题捉弄猪八戒：“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听见有个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我下酒。”结果惹得猪八戒喊出了“遭瘟的”，从而暴露了身份，引出一场大战。到了这个份上，唐僧肉还是不能吃。银角大王对哥哥说：“取披挂来，等我寻他交战三合。假若他三合胜我不过，唐僧还是我们之食；如三战我不能胜他，那时再送唐僧与他未迟。”经过多次斗法，孙悟空都巧妙挣脱，叙述者一笔一笔叙来，制造出故事的一波三折。最后，因为金角、银角大王庆功喝酒而粗心大意，悟空才趁机掉包了他们的宝贝。 即如妖魔，作者也围绕他们的吃吃喝喝做文章，使得故事叙述的每一步都有理有据。无独有偶，第42回叙述红孩儿捉到唐僧后，首先想到的也是请父亲牛魔王来共享“胜利战果”。红孩儿面对请来的孙悟空变化的假父亲说：“孩儿不才，昨日获得一人，乃东土大唐和尚。常听得人讲，他是一个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寿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请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寿延千纪。”这同样既是妖魔有孝心的表白，也是作者为缓吃唐僧肉蓄意交待的理由。另外，第43回叙述黑河的金鱼妖抓到唐僧后，也要请舅爷来蒸吃暖寿，为孙悟空拯救师父赢得了时间。由此可见，作者总是通过叙述妖怪的“共享”举措等来延宕唐僧被害的时间，入情入理地展开了生动有趣的情节，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 孙悟空虽然是“四众一骑”中最不贪食，也最能抗饿的硬汉子，但关于他的很多故事也是由“嘴巴”引出的。第5回写前来捉拿这位“美猴王”的九曜星声讨他说：“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你犯了十恶之罪，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你罪上加罪，岂不知之?”孙悟空之所以遭到天宫打击，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偷吃”而闯下了弥天大祸，偷吃了王母娘娘的仙桃不说，还偷吃了太上老君仙丹，偷饮了玉皇大帝的御酒，不仅招来天兵天将的捉拿，而且还令大仙们后来还耿耿于怀。另外，第24回叙写孙悟空在八戒的鼓动下，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致师父受到牵连，而被羁押在万寿山五观庄。第45回叙写他在车迟国伙同沙僧、八戒恶作剧地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祭奠三清的供品，既捉弄了三个魔头，也招惹了是非。针对小说所叙这些有关孙悟空的故事，我们也不妨说：“都是嘴巴惹的祸!” 相对而言，作者围绕天生贪吃贪睡的猪八戒的“嘴巴”更是做出了许多妙笔生花的文章。猪八戒被通天河和平顶山上的妖精称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确打上了世俗社会“农”这一阶层人物精神气质的烙印。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虽然最先是以一个妖精的身份出场的，然而这妖精却与众不同，他是高老庄高老的上门女婿，高老对他的评价是：“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而猪八戒也对孙悟空变的假高翠莲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这样，作者就把猪八戒写得颇像个能吃能干的农夫了。连他用的九齿钉耙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来平整土地、施肥倒粪的农具。既然有“农”角色扮演的性质，就免不了经常追求填饱肚子。从猪八戒的体格和劳动能力来看，也难怪他要“贪吃”。小说关于猪八戒的贪婪的每一场叙说，似乎都可以在“嘴巴”上找到答案。基于他对自己“食量”的充分估计，他离开高老庄时，不仅向丈人讨要了一套青锦衣服，而且还让他们给准备了挂脚粮；在辞别女儿国时，猪八戒独自要了三升御米，也是防备后来饥荒。猪八戒贪财，似乎也是为了私下里补充点营养。在乌鸡国，悟空欺骗他说井下有宝物，他才愉快地下井，驮皇帝尸体。就是后来落难时，他被变化了的孙悟空诈出的点滴“私房钱”，也许只是为了他过量的“食欲”所做的准备。第38回写八戒与悟空讲条件的一席话就道出了这一点： 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贼哩。这个买卖，我也去得，果是晓得实实的帮寸，我也与你讲个明白：偷了宝贝，降了妖精，我却不奈烦甚么小家罕气的分宝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们乖巧能言，人面前化得出斋来；老猪身子又夯，言语又粗，不能念经，若到那无济无生处，可好换斋吃么?”行者道：“老孙只要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就与你罢便了。”那呆子听见说都与他，他就满心欢喜，一毂辘爬将起来，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 一切为了填饱肚子，包括“贪财”，这就是猪八戒最基本的经济诉求。西天一路，每当斋饭上来，他总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在五庄观，一听人参果，就“口里忍不住流涎”，鼓动孙悟空去偷食；在通天河陈家庄，面对孙悟空“贤弟，少吃些罢，也强似在山凹里忍饿，将就彀得半饱也好了”的劝说，他不满地回言：“嘴脸!常言道，斋僧不饱，不如活埋哩。”在七绝山，因有近千人供食，他出色地把八百里稀柿衕拱成通途；在祭赛国，他趁酒足饭饱，主动请缨同孙悟空一道捉妖。猪八戒经常饥不择食，而来不及分辨青红皂白，引来了很多麻烦。猪八戒之所以在“三打白骨精”后唆使唐僧赶走孙悟空，在一定程度上是孙悟空打碎了白骨精之饭具，导致八戒未得饱餐的迁怒。可以说，猪八戒的故事常常与“口腹之欲”有关，或借“贪食”生发，或借“贪食”推进，或借“贪食”增添机趣。 尽管佛教禁止饮酒，《佛说大乘戒经》讲得很刻薄：“宁食毒药不得饮酒，宁入大火不得嗜欲。”《沙弥十戒法》也说：“宁饮洋铜，慎无犯酒。”但是，《西游记》并不放过借酒宴引故事、展情节这一结构妙招。据有人统计，全书写饮酒场面103次，其中涉及孙悟空师徒场面36次。对推动叙事发挥关键作用的酒宴也有不少名堂：第5回通过叙述王母娘娘请“各宫各殿大小尊神”的“蟠桃嘉会”，引出孙悟空大闹蟠桃会，乃至大闹天宫；继而续写因为猴王盗了蟠桃大会的玉液，回山举办“仙酒会”，引起玉皇大帝龙颜大怒，遣天兵天将征讨。第17回叙写黑熊怪盗了三藏的袈裟，打算邀请各山魔王参加“佛衣会”，使得孙悟空闻得佛衣之言，定以为是他的宝贝，及时找上门来索还；后来，孙悟空又通过拦截邀请函，变作前来赴宴的大阐金池老和尚，打探底细，只是因为匆匆行事，没能骗回袈裟；最后，观音菩萨化作前来赴宴的凌虚子，孙悟空变作进献的仙丹，钻到妖精肚里，二人联手，不动刀戈，而降伏妖怪，使袈裟物归原主。再如，第35回叙述的是，天竺国黄狮精偷走了孙悟空等3人的金箍棒、九齿耙、降魔杖，拟举办“钉耙会”来庆贺，也是孙悟空3人变成前来赴会者和小妖，趁机混进去，夺回了各自的武器。可见，在《西游记》的叙事中，取经人降妖斗魔的许多故事往往与“酒宴”含有一定的因果逻辑关系。 三、孙悟空降妖除魔的“买卖经”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路降妖除魔，精于算计，不做无谓的付出和牺牲。他每次一听到有妖魔的风声，便总是来一句口头禅：“买卖来了。”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益，这应当就是孙悟空精打细算的“买卖经”。 《西游记》关于孙悟空精打细算的“买卖经”之所以能够得到驾轻就熟的表达，首先应当归因于其作者吴承恩面向现实的创作态度。众所周知，明代商业经济已经较为发达，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买卖”意识大大增强。再说，由于父辈曾经做过买卖，因此，吴承恩耳濡目染了许多经营之道和经营话语，自然会把现实社会的物欲世态驾轻就熟地搬入到小说画廊，并将经营商业的精神投射到他的主人公身上。《西游记》写唐僧师徒所经过的许多国度都带有浓郁的商业气息。如第54回写西梁国：“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正在两街上做买做卖。”“又见那市井上房屋齐整，铺面轩昂，一般有卖盐卖米、酒肆茶房，鼓角楼台通货殖，旗亭候馆挂帘栊。”第62回写祭赛国的商业活动也火爆：“下马过桥，进门观看，只见六街三市，货殖通财，又见衣冠隆盛，人物豪华。”68回在朱紫国，孙悟空对猪八戒说城中闹市有“酒店、米铺、磨坊，并绫罗杂货不消说；着然又好茶房、面店，大烧饼、大馍馍，饭店又有好汤饭、好椒料、好蔬菜，与那异品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那郑家杂货店，凭你买多少，油盐酱醋姜椒茶叶俱全”。这些都是明代商业社会的投影。商业行为如此普遍，商人抛头露面的机会多了起来。第84回写唐僧师徒途经灭法国，听说国王无道杀僧，为掩盖自己僧人的身份，只好偷了商人些衣服，特意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 可见，商人已经是一种活动自由的大众化角色。面对社会各角落里普遍存在的熙熙攘攘的商业经营，即使是取经人，也不免大有感触。如《西游记》第48回叙唐僧一行在通天河边，见人踏冰往返。陈老员外介绍说：“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漂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冰冻，故舍命而步行也。”耳闻目睹了通天河上那些熙熙攘攘的行商之人为了钱财不顾生命、舍命渡河到西梁女国做买卖的情景，唐僧感叹道：“世间事惟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连圣僧都将无比神圣的取经事业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和手段，将无比祟高的普渡众生之举等同于谋取私利的经商活动，那来往于商业社会的孙悟空更是经常流露出“买卖”意识。 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尽管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扮演着豪侠角色，但是他的言语却常常是商人的口气，他经常把“生意”、“计较”、“买卖”等一些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挂在嘴上，如，小说第17回写孙行者大闹黑风山时，求得观世音做外援，并对她说：“菩萨若要依得我时，我好替你作个计较，也就不须动得干戈，也不须劳得征战，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现；菩萨要不依我时，菩萨往西，我悟空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唐三藏只当落空。”在观音收伏熊罴怪后，他感叹道：“诚然是个救苦慈尊，一灵不损。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就念上他娘千遍!这回儿就有许多黑熊，都教他了账!”孙悟空信口说的什么“计较”、“了账”之类的话都是商业用语，体现了孙悟空付出少、收益多的经营原则。第18回写孙悟空在高老庄向一庄客问路，庄客不耐烦纠缠，唐僧也劝孙悟空莫再相问。孙悟空说：“师父不知，若是问了别人没趣，须是问他，才有买卖。”这里的“买卖”应当是“好处”。当他初次见到招赘高老庄的猪八戒时，就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之所以称对手为“买卖”，是因为悟空有信心在来者身上包赚不赔。第22回写大战流沙河收沙僧时，悟空又与八戒谈起了他的“买卖经”： 行者笑道：“贤弟呀，这桩儿我不敢说嘴。水里勾当，老孙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还要捻诀，又念念‘避水咒’，方才走得；不然，就要变化做甚么鱼虾蟹鳖之类，我才去得。若论赌手段，凭你在高山云里，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老孙都会；只是水里的买卖，有些儿狼h。” 孙悟空对事情的该做不该做心中有数，这里暗含着他扬长避短的“买卖”经。第37回写乌鸡国的国王托梦于唐僧，希望他们除妖救人，唐僧胆战心惊地告诉悟空，悟空不但不紧张，而且还爽快地说：“不消说了，他来托梦与你，分明是照顾老孙一场生意。必然是个妖怪在那里篡位谋国。等我与他辨个真假。想那妖魔，棍到处，立业成功。”悟空接手除妖，如同接下一桩买卖。第38回写孙悟空用利益来诱哄八戒，调动他的积极性。 行者又叫一声，呆子道：“睡了罢，莫顽!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顽，有一桩买卖，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么买卖?”行者道：“你可曾听得那太子说么?”八戒道：“我不曾见面，不曾听见说甚么。”行者道：“那太子告诵我说，那妖精有件宝贝，万夫不当之勇。我们明日进朝，不免与他争敌；倘那怪执了宝贝，降倒我们，却不反成不美，我想着打人不过，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去偷他的来，却不是好?” 八戒在悟空的鼓动下去井下寻找宝贝，结果没有得到好处，明知上当，便嘟嘟囔囔地抱怨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觉的人，被这猢狲花言巧语，哄我教做甚么买卖，如今却干这等事，教我驮死人!驮着他，腌臜臭水淋将下来，污了衣服，没人与我浆洗。上面有几个补丁，天阴发潮，如何穿么?”显然，八戒也在拿孙悟空的“买卖”话语发牢骚。第46回写孙悟空一听说虎力大仙等三位妖道要与他赌砍头等法术，孙悟空便兴奋地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八戒纳闷地问：“这三件都是丧性命的事，怎么说买卖上门?”孙悟空便夸说自己有这包赢不输的本事。第83回写孙悟空因李天王的干女儿下界为妖，去找李天王理论，不料，李天王不买账，要与他打官司，太白金星都替他捏一把汗，而孙悟空却成竹在胸地说：“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将商人的生意经一古脑儿都搬弄出来了。总体看来，西行途中，孙悟空一听到有妖魔，便说“买卖来了”，如此这般开口是“买卖”、闭口是“生意”，孙悟空的“猴精”既是必胜信念的表露，也是商人聪明机变的反映。 另外，在孙悟空的创业史上，我们还多次感受到他的经营术。第3回写为了武装自己，孙悟空到东海龙宫借宝，东海龙王不愿借，故意推托龙宫无宝。孙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在获取了如意金箍棒后，孙悟空又得寸进尺地求借一副披挂，并跟龙王磨嘴说：“一客不犯二主。”“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万告求一副。”龙王被纠缠得没法，只好推托让他找自己的弟弟去借，孙悟空说：“我老孙不去，不去!俗语谓赊三不敌现二，只望你随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面对吝啬小气的龙王，孙悟空得理不饶人，他接二连三讲的“一客不犯二主”、“走三家不如坐一家”、“赊三不敌现二”等道理，都是久历沙场的买卖人才经常出口的。当然，根据商业利益原则，孙悟空还善于从事物品交换，第34回写他灵机一动，用自身毫毛变的假葫芦来换取精细鬼、伶俐虫的两件宝贝。这种交换尽管带有欺诈性质，但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孙悟空还是灵活地运用了“贪便宜者吃亏”这一经营之道。况且，从为争名分大闹天宫白手起家，到被压到五行山下功亏一篑，孙大圣的角色扮演既显示了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渴望民主、公平的强烈愿望，又表明他们试图打破固有的自给自足社会秩序的艰难。悟空最终加入取经队伍，走上了取经的道路，隐喻着商人阶层若想在农耕社会里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诸如唐僧这样的文士去建功立业。总之，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多多少少地能够嗅到一种商业经营者的味道。 如果对应于现实生活中的“四民”角色扮演，唐僧基本上属于“士”，猪八戒则大致对应于“农”，而孙悟空却是在随时随地用普通人之间的经济交易，来表述自己的降妖除魔行为，而且“买卖”等也成为他的口头禅，他这种乐观的大无畏的英雄式经营，当是“商人”机变式的。他的这种“买卖经”使得小说关于取经故事的叙述得以不断地按照包赚不赔、先输后赢等模式而形成圆转运动。 参考文献： [1]张瀚.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J].中国社会科学， 1995， (1). [3]吴承恩.西游记(李卓吾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4]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论世本《西游记》的文化特征[J].文学评论， 1996， (6). [5]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原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5月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