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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我有幸来中国参加了两场学术会议，这期间读了一些相关论文，颇有感触。 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协办的第七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这期研讨班的主题是“经典翻译与经文辩读”。其目的是要探讨在翻译和介绍希伯莱和基督教经典、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等早期的西方与中国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以及这些经典在当下语境中的诠释问题。暑期班邀请了七位海外学者和两位人民大学学者做主题演讲，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围绕主题进行讨论——从希伯莱圣经的翻译、“经文辩读”的相关理论到探讨列宁在其演说和著作中如何运用基督教福音书等。参会成员多为中国各大高校的中青年教师，每人需提交一篇论文参加小组讨论。这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内容也多与新旧约圣经、西方经典的中文翻译、中文经典的英文翻译等有关。很多人从经文辩读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了张爱玲、朱光潜、穆旦等现当代作家和学者。 我的专题讲座题目是《中文圣经翻译中的书拉密女形象》（The Images of Shulamit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1919-2004）。另外，北京林业大学南宫梅芳的论文与《创世纪》38章中他玛的故事有关，人民大学博士张靖的论文与《箴言》1-9章中的“外女”形象有关。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回归’经典最根本价值的第一步”。上世纪50年代，中国终止了这方面的研究，在90年代后被刘小枫和杨慧林等学者“重新发现”，而这两位也是本次暑期班的主讲学者。 二是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第10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人民大学的会议是初步的“回归”，上海的这次会议可算得上是完全的“回归”。年会主题是“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反思”（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and Methodological Rethinking）。我个人认为，本次大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Reinstating “Literarines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Literary Study）。但我发现，在宣读的论文中只有三篇与此议题有关，即张汉良的《文学性与比较诗学——历史回顾与前沿发展》、苏敏的《从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谈文学性》，以及我本人的发言《互文学性与互文学社区》（Interliterariness and the Interliterary Comunities）。虽然还有几篇论文与此议题相关，但与这个主题的重要性相比，相关论文太少了。似乎我的中国朋友们已经遗忘了韦勒克（René Wellek）1959年对“比较文学危机”的警告：“文学学术在方法论上将不会有任何发展，除非它决定把文学当作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类活动和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艺术与文学的本质。” 我个人非常重视这一议题，而且我认为在比较文学领域，我们必须面对“文学间性或跨文学性”（interliterariness）的问题。印度知名学者阿米亚·德夫（Amya Dev）和西斯·古马尔·达斯（Sisir Kumar Das）认为，“文学间性或跨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原理（prime rationale）。在超跨了某一单一文学的边界并进入其他或者诸多文学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性在新的环境中改变了特征，变成了文学间性。这一特征在中欧和俄罗斯的比较文学理论中尤为明显，但尚未被充分关注和研究。我希望2014年的年会能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 乐黛云教授在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后现代思潮的转型与文学研究的新平台》运用了神学家和哲学家柯布（John Cobb）的过程神学理论。柯布在2002年曾经访问过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八所中国高校演讲。乐教授运用了柯布的一个观点——即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普遍价值观，当代西方思想及传统中国思想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可以和合共生。我们的精神世界需要被改变。对乐教授来说，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必须有价值。文学和分析文学的作品不能变成一种被称为文化批评的垃圾（哈罗德·布罗姆语）。我举双手赞成乐教授的这句结束语：“全世界所有文学研究者将并肩前行，为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铸造新的精神世界而共建伟业。” 对乐黛云和新增选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杨慧林来说，不同种类的“精神世界”是他们共同的文学目标。在过去几十年中，乐黛云这位中国女性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其成就无人能及。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9月27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