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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法国戏剧艺术家安托南·阿赫朵强调：“东方给我们教益”。他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着迷，推崇中国为“东方的象征”。1988年，法国老作家兼比较文学家勒内·艾田蒲发表他的弘论《欧中通汇》，下卷第一章开篇言明：“欧洲曾一度欣然中国化，多半是受真心亲华的耶稣会士影响。”艾氏巨著的索引止于启蒙世纪，没有涉及19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西渐现象。若说耶稣会士在将中国“龙文化”引进欧洲上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那么法国高蹈派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之女朱迪特则属于在欧洲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先行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 19世纪60年代，泰奥菲尔·戈蒂埃在巴黎偶然遇见因参与太平天国起义流亡法国的中国儒士丁敦龄，出于同情心将之收留在自己家中做清客，其女朱迪特-露薏丝遂跟丁氏学起中文来，坚持多年不辍。当然，戈蒂埃本人的“中国情结”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让女儿做起“中国梦”，由此产生了《玉书》。 顾名思义，《玉书》为中华民族古时图腾在一位法兰西才女内心的文学流露。由于中国教书先生的培育，朱迪特得东方美学之道，从中国的《诗经》、唐诗、宋词里采撷碧玉。她选取了其中100余首诗词，采用“依实出华”或“以灯取影”的再创作方法，将其译成法语韵文，让人读之似诵华章。朱迪特重点选译了43首爱情诗，如《诗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朱迪特选译了此诗，因诗中的女子恋爱受阻引起她心中共鸣。青春期，她热恋高蹈派年轻诗人卡蒂尔·孟泰斯，但父亲查实孟泰斯品行不端，激烈反对女儿与之来往。朱迪特把自己的苦恼倾吐在《将仲子》的翻译里，将“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译为“噢！仲子，我愿抛给你一片心，可父母责怪，让人敬畏”。不过，她最终违抗父命，嫁给了孟泰斯，不久发现对方跟女音乐家奥古斯塔·奥尔麦斯私通，只得将满腔悲愤灌注进李清照的词《凤凰台上忆吹箫》，把“念武陵人远，烟锁重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意译为“烟笼吾楼，周遭唯有水长流，见我忧愁，痴凝眸”。另有李清照《声声慢》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译文里出现“梦断！梦破！”造语亦似自况。满溢译者自身情感的译文别有一番抒情格调。 《玉书》里翻译得最多的当数李白、杜甫，尤其是李白的《清平调》，展示出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玉书》很快被译成英语和德语。奥地利大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从德译本中采撷了朱迪特翻译的中国古诗，谱进了他的第九交响乐《大地之歌》，成了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绝唱。女汉学家米丽耶·戴特丽新近还评论朱迪特《玉书》中的译文，赞其“富于诗意，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被无数次转载和引用”。 跟《玉书》对称的作品是《蜻蜓诗集》，亦可称为前者的姊妹篇。在约翰娜·理查逊所著《朱迪特·戈蒂埃传略》中，朱迪特的同代人伯蒂谈及《蜻蜓诗集》的编译过程，说朱迪特“就如同日本人将萤火虫搜集在玲珑宝盒里一般”。朱迪特曾在1862年伦敦“万国博览会”期间领略日本风情，感触至深，又受埃德蒙·德·龚古尔倡导日本绘画艺术时尚的影响，产生翻译日本诗歌，结集出版之念。《蜻蜓诗集》里有日本美术家山本绘制的精美插图，与俗世哲理相配，是最早将日本十七字俳句短诗译成法语的版本。 《玉书》和《蜻蜓诗集》为朱迪特主持的文艺沙龙营造了纯净的诗意氛围和绮丽的东方风格。当年，每到星期日午后，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和文苑秀士汇聚到她在圣埃诺嘉的别墅沙龙“鸟栖芳草地”，此处得名于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构成女主人的“东方乌托邦”。雷米·德·古赫蒙见证道：“去朱迪特·戈蒂埃家，很难不遇到穿西装不甚得体的日本人，或者两三位身着华服，引人注目的中国儒生；后者背上晃动一根长辫子，总是彬彬有礼，恭敬地向人鞠躬。朱氏沙龙是一座亚细亚殿堂。”自然，更多的常客是其父引领的“高蹈派”诗人邦维尔、作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画家德拉克洛瓦、古斯塔夫·多雷、摄影艺术家纳塔尔，尤其有倾心于朱迪特美貌的瓦格纳。这位德国音乐家从对法国女郎的恋情中汲取灵感，创作了歌剧《帕西法尔》。 1868年，朱迪特开始在《自由报》上连载讲述中国康熙年间反清复明奇事的长篇小说《帝龙》，翌年出版单行本，署中文笔名“俞第德”。在小说《帝龙》里，她通过塑造几个反抗满清暴政的男女形象，来具体阐明孔子的“仁义”观。小说显示了朱迪特丰富的想象力和构筑曲折故事情节的才能。费利克斯·吉朗因此称她为“东方的瓦尔特·司各特”，泰奥菲尔·戈蒂埃也给女儿起了一个“朱迪特·瓦尔特”的笔名。但是，这部作品在法国的引人之处还是其中华风情。书里每一章节前皆冠以启迪性的韵文，以章回小说面貌展现，这正与丁敦龄对作者的熏陶一脉相承。 1893年，朱迪特在巴黎“阿·高兰书局”出版了另一部小说集《东方花丛》，其中一篇《祭扇》取材于中国《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观》这篇“警世通言”先是由传教士登特高勒译成法文，刊于杜赫德编辑的《中华通志》。伏尔泰将庄周的《蝴蝶梦》写进他哲理小说《查狄格》的“鼻子”一章里，表达与道家一样的“逍遥无碍”，弃绝亲情。朱迪特却反其道而行之，揶揄庄子行道法分身隐形术试妻的蠢举，以田氏化鸟收束庄子的“蝴蝶梦”，表明庄周并未“成大道”，凸显出她并不接受中国旧封建礼教中的“妇道”教诲。正为此，她觉得孔子在选编《诗经》时不该排斥女性追求自由的爱情篇章。 自1849年起，巴黎掀起一股股“东方热”，各家报刊竞相连载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中国狂想”作品。朱迪特承继其父的中国情结，也不断发表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除《帝龙》和《东方花丛》外，尚有多种奇幻小说，丰润法国人的“东方梦”，让他们漫游萨迪的“玫瑰园”，其中主要有《篡夺者》《爱的郡主》《征服天堂》《伊斯坎德尔》《冷酷的爱》《白鸽》《普提法尔之妇》《山中老者》《胜利雄狮与孟加拉王后》《吕西安娜》《塔香》等。在戏剧领域，她跟“中国迷”彼埃尔·洛蒂合作，先后写出《天之娇女》和《卖笑妇》，陆续搬上巴黎舞台，她自己有时还亲自扮角色参加演出。 《卖笑妇》是将元剧《风雨象生货郎旦》的情节移植到日本，将原来的娼女张玉娥改为“红玉心”，并另外塑造了一个人物，红玉心的女儿“芦花”， 故事演进为卖笑恶妇成全女儿真挚恋情，最后自尽的结局，表达对“爱情至上”的追求。当时，摄影艺术家纳达尔曾专程观赏此剧，给巴黎艺坛留下了精彩的人物系列剧照。朱迪特的其他剧作还有《月光奏鸣曲》《卡玛戈》，以及根据其父同名作品改编的《莫班小姐》和《虚伪改宗》等。另外，三卷“项链”式的《回忆录》和跟其挚友荷兰人贝奈狄科突斯合著的《1900年万国博览会的奇异音乐集》，都是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文艺的珍贵文献。 泰奥菲尔·戈蒂埃宠爱女儿朱迪特，坦言“她是我最完美的一首诗”，将之视为自己文艺生涯的“最后希望”。波德莱尔也称“朱迪特真不愧是我挚友的好女儿”。 在她一生中，朱迪特确实继承父业，以丰硕的创作登上法兰西文坛，1904年进入“费米纳”女性文学奖评委会，又在1910年当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上文提到的雷米·德·古赫蒙在《回忆朱迪特·戈蒂埃》一书中认定“朱迪特是当今最优秀、最富有法兰西气质的作家。她的文笔自然流畅，淳朴而又深含韵味，有着女性细腻的质感，言所欲言，让人浮想联翩，沉浸于无言的梦境”。事实上，比起法国文坛的三位“中国诗人”克洛岱尔、谢阁兰和圣·琼佩斯来，朱迪特要真诚得多。维克多·雨果曾献给这位国色天香的女性两首诗，在其中一首中，老诗人亲切地直呼其名“朱迪特”，庆幸说：“咱俩在天穹毗邻”。 不过，朱迪特并无雨果的乐天派气质。她“红颜薄命”，最终因夫婿卡蒂尔·孟泰斯移情别恋而对爱情绝望，离婚后终生没有再嫁。她自称：“吾独立而生，独立老去，独立而死”。朱迪特远非一个达观女性，深感生不逢时，总生活在“巴黎的抑郁”之中，与世界的“进步”格格不入，甚至对现代社会心怀恐惧，害怕听见工业纪元机器的轰隆声。这大概也就是一位法国“玉女”将自己寄托于精神乌托邦的缘故，或者说，她比后来人更早地预感到了世界进入摩登时代的物化灾难。 当下，法国正在纪念泰奥菲尔·戈蒂埃诞生200周年，人们同时怀念起高蹈派诗圣的女儿朱迪特，一位为中法文学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玉女”。《诗经》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凡读过《玉书》的东方诗歌爱好者都会感同身受。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