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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应青岛大学邀请，全美图书奖获得者、夏威夷大学教授、诗人凯瑟琳·塔卡拉来华做关于非裔美国文学的专题讲座。本报特约青岛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秦坤、赵冰冰对凯瑟琳·塔卡拉做了专访。 问：你的诗中渗透着诗意的生活，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为什么会想起写诗了呢？ 凯瑟琳·塔卡拉：我从7岁开始写日记，高中时代有一位非裔美国英语老师鼓励我用文字记录情感和生活。那时我常常感到自己一个人很孤独。14岁时，我开始写诗歌，后来大学期间曾把法语诗翻译成英语诗，并发表了部分自己创作的诗篇。我感觉有某种力量在推动我写作，我想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洞察力，我想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我想描述我的旅行以及我周围的环境，我想把这一切讲述给愿意聆听我的人，让他们分享我所有的体验。 问：迄今为止你出版了几本诗集？ 凯瑟琳·塔卡拉：一共出版了三本：《新诗选录》由伊什米尔·瑞德出版社出版，《太平洋乌鸦：夏威夷诗集》由太平洋乌鸦出版社出版，最近太平洋乌鸦出版社又出版了《碧玺：乌木门外》，这是一部关于非裔美国人的诗集。 问：你的《太平洋乌鸦：夏威夷诗集》2010年获了全美图书奖，这部诗集的内容是怎样的？ 凯瑟琳·塔卡拉：诗集共分为6部分：美丽的种子：家；梦的种子；孤独的种子；群落的种子；天堂的种子：外面的岛屿；不幸的种子：政治。我曾去过非洲、欧洲、美洲中部、塔希提岛，还曾到过中国的青岛和北京，所以这部诗集富有异国情调。诗集同时包含了许多中国元素，比如阴阳、崂山、泰山、承德、福州，整部诗集以写承德的诗结尾。 问：哪些诗人对你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 凯瑟琳·塔卡拉：我热爱自然，书写自然；我的诗中也描写斗争，其中包括政治斗争和个人心理斗争；我喜欢喜剧式结尾。我年轻时就读了康明斯、莎士比亚、泰戈尔、兰斯顿·休斯、威廉·布莱克以及中国诗人李白的诗。我诗歌的创作风格和意象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些诗人的影响。有时，你在一首诗里读到一个词，然后受到启发，也许就写了一首诗。我还读过老舍写的东西，十分喜爱。我非常喜欢中国，并多次来到中国。我热爱诗歌，我的箱子里面装满了诗集。看看这本《启迪内心》，这是我随身携带的诗集，里面收录了世界各国著名诗人的诗。 问：我想你应该是对生活、对自然、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你为何如此痴迷于自然？ 凯瑟琳·塔卡拉：我有时写诗是因为孤独，有时是由于一种激情，比如爱情，比如愤怒。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温和的情感，因为我热爱自然，我认为愤怒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生活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所以面对生活，我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自然真是个好老师：它遵循许多法则，它有治愈一切的力量。从自然中我们学到许多，我们学会了像四时一样变化，我们学会了生命的连续性，我们学会了潇洒地放弃，我们学会了满怀希望地生活。 问：你的诗与其他诗人的诗区别何在呢？ 凯瑟琳·塔卡拉：诗的意象、视觉效果、音律以及主题都将我与其他诗人区别开来。诗歌的主题有从具体到抽象的变换，从关注外部世界到关注内心的变化，有一种从天空到大地的感觉。总之，有一种动感。我擅长写作，我能找到那些充满力量的文字，我充满了灵感，我致力于创造美、记录历史以及从少数族裔的视角来呈现政治，我的文字中蕴含了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 问：你觉得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没有影响诗人的创作，能不能举例说明？ 凯瑟琳·塔卡拉：我去世界各地旅行，看到了许多街头诗人，他们自发地念出诗行形成韵律，然后口口相传，他们还边念边唱，直到造成一定的影响。有时这些诗句毫无意义，连结构都没有，有的思想十分阴暗，有的十分机械，像机关枪一样。他们有时故意沉默，然后偶尔蹦出几个字，他们是想告诉人们“世界是空虚的”。以前穷人要发表文章需要有资助人，现在则不同，我们有微博。人们看着好就在网上分享，分享的人多了， 作者也就出名了。 城市化影响了诗人们对主题的选择，比如威廉·布莱克，比如梭罗。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人们无从逃逸。于是，有的人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打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没有现代化， 我们怎么能接触新鲜的事物，用新的方式去了解事物？现在即使做同样的事情，意义恐怕也和以前不同了。 问：黑人擅长音律，你能不能谈一谈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种节奏感又是怎样影响黑人创作的，过去的黑人文学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凯瑟琳·塔卡拉：黑人有很强的节奏感、他们利用韵律和重复来造成最好的声音效果。黑人奴隶分为两种，一种在室内工作，另一种在地里工作。相比而言，室内的奴隶因为经常接触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逐渐有了一些文化。后来奴隶叙事出现了，他们抒写自己的愤怒与边缘化。黑人一直惨遭迫害，直至二战后，情况有所改观，黑人有机会到工厂干活，由此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人们满怀希望等待，情况却并未改观。因为不能去俱乐部跳舞，所以我们自创舞蹈，小孩子都是听着妈妈唱歌长大的。 现在随着种族融合，白人也开始擅长音律，他们跳街舞、说唱，而黑人也有了更多表示抗争的形式，种族的界限逐渐打破了，白人黑人通婚，黑人原来的音律也变了。但是，直到现在，我出门在外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猜测我是一个工人或者是个演员，而不会想我是一个教授。 问：能不能谈一谈你自己作为黑人的遭遇？ 凯瑟琳·塔卡拉：我是幸运的。我自小在乡间长大，看到一棵树可能就有了灵感，到了城市后我的视野更加广阔。后来我遇上一位英俊的白人男子，他投身于民权运动，我们一起去了法国。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我的表哥因为用了白人专用的洗手间被枪击了。这件事使我改变了很多。我的表哥肤色其实很浅，而且那些民权法案也已通过了。我曾去参加兰斯顿·休斯举行的聚会，并且写了一首诗送给他：《我所知道的树》。我很欣赏休斯的细腻，我赞赏他对黑人的关注。他能从苦难中寻找到欢乐。我欣赏他诗歌中爵士音乐一样的韵律。我用树来比喻人生之旅，就跟休斯用河流来代表人生一样。树和河流都是自然中富有生命力的意象，它们代表了力量、长寿、公正与活力。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