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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生于1933年1月28日，美国文化评论家、小说家，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我们纪念苏珊·桑塔格，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纪念罗兰·巴特。她说他“迟迟出道却著作丰硕、论题广泛”。等身的著作，似乎意味着涉猎的广泛与了解的深入。然而，桑塔格接下来话风一转，说那个“一出手便能发出优雅而严厉声音”的符号学理论家罗兰·巴特，虽然对于任何话题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哪怕面对小小的雪茄烟盒，都会妙想连篇，很快推进行文；但他其实对于论及的题目所知并不多，只是一旦些微游思被纳入至他的注意洪流，便能够就其所思所考，以一张他素以擅长分类的网，将自以为独特的事物来个一网打尽。接下来桑塔格用单纯得几近可爱的成人腔调认真地宣称，说“这是个思想是否敏锐的问题”。阅读至此，桑塔格的经验几乎令笔者就快要分不清，我们的苏珊到底是在说罗兰·巴特，还是在说她自己呢？也许，两者都有。 罗兰·巴特年轻时候曾在法国一家地方性先锋戏剧公司登台演出、撰写剧评。青年桑塔格在法留学期间或与人搭伙、或独自成行，她会经常去看那些后塑入她“坎普”美学观并令其名扬天下的先锋电影。桑塔格也喜欢看戏，当她从法国学成归国回到纽约，更是选择了那流浪艺人、先锋艺术家等边缘文化人栖息之地的格林威治村。罗兰·巴特的一生对摄影这一深刻的记录形式所表现出的魅力都显得特别敏感，在他为《罗兰·巴特自选集》自选的照片中，有一张被认为是“最动人”的、标题名为《要爱》的照片：10岁大的巴特，在他年轻妈妈的怀抱中被紧紧搂着。桑塔格写“纪念巴特”是在1980年，早在1966年，苏珊母子早已被拍摄为时尚偶像：头戴一顶约翰·列侬帽的大卫，身着一件人字呢夹克，双手抱于胸前，引身趴桌，被长着“乌黑大眼睛苏美尔人般凝视远方”的母亲桑塔格右臂环勾肩膀，构成一幅母子情深图。儿子之于母亲，是儿子，是情人，更是思想的捍卫者；大卫早已成为苏珊强烈的爱的焦点，尽管那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爱：通常苏珊并不给他做饭而是热饭，因为她要忙写作忙恋爱。除了生活经历，巴特与桑塔格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巴特那闻名遐迩的对抽象观念戏剧性理解的论理方式、那“此观念必与彼观念相冲突着”的“复调对话”的“论战”方式(在对桑塔格所贴的缤纷繁乱的众多标签中，“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显得醒目同时可信)、那格言警句式的建构理论“体系”的语体风格，这一切都与桑塔格多么相像。更有甚者，尽管爱论战，但巴特感性，其最好的理论批评往往并非论战，而是激情的赞美；巴特还追求诚实，置身于法国知识分子的专门舞台，他便以文学批评为利器，抵制传统文化观里那种被福楼拜称作“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的“资本主义心态”，批判马克思所痛斥的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此相比，很多与他同时代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当时对意识形态还几乎漠不关心，醉心于对“封闭结构”的研究)，抨击当时得风气之先的萨特及其追随者的“不诚实”，甚至不惜冒被贬斥为只关心“当前观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风险。而苏珊·桑塔格应该是受到了罗兰·巴特的鲜明影响：这种自我辩驳式的论战无论在其处女作《恩主》中希波莱特与让·雅克的复调对话间，还是在其《反对阐释》中建构批评思想的推进演绎话语之中，均有明显体现。桑塔格同样对封闭而系统的“体系”无甚亲近感，这一倾向至其第二部批评文集《激进意志的样式》尤显突出：与《反对阐释》相比，《激进意志的样式》具有更多的探索性而更少系统性。桑塔格无疑也特别看重诚实，在她自己的日记中，她将诚实信条与信仰信条等同列为终生相信并奉行的基本准则，这一年，桑塔格才15岁。也就是这份执著的诚实，令其既批判美国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死守高雅文化的保守与腐朽，也批判追逐先锋的年轻一代对大众文化通俗性与“去极性”几乎心无戒备的全盘接受。就美学观而言，桑塔格早期与形式主义打得火热，后来渐入意义“内容”的怀抱；就与美学诉求相伴而生的文学创作而言，她从早期的实验性观念文学转而至“新历史”回归的现代文学；就政治态度而言，她出自左翼，抨击其中的老一代，遂成为更激进左倾的代表，而在苏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冲击下随即因失望、愤怒既打击左中的右，又继续抨击左。这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有时候她甚至是自打自己嘴巴。其实，这正是一个真正诚实人的做法：好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稚童，只肯说自己所见的实话。罗兰·巴特以爱对待现实及写作。而现实生活中的桑塔格既神经紧绷又渴望爱意；写作世界里的桑塔格则变得充满爱意，并令人欲爱不能。巴特读书精细不贪多，这一点桑塔格倒是与之不同。我们知道，桑塔格对书籍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占有欲，甚至在幼时无钱买书时会偷书而读，幼女时代的桑塔格就是一个读书的“快手”。巴特不会令阅读影响其写作，桑塔格又大大与其相背，桑塔格坚称自己首先是个读者，然后是作家，最后才是批评家。这与其得到的评价恰好相反，批评界绝大多数关注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然后是作家桑塔格，对读者桑塔格的关注则少之又少。 桑塔格说，巴特的著作撰写是自我描述的复杂工程。此言一出，同时也将自己几近出卖。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往往只批评那些与己精神投合的理论家，并以“同在土星标志下”的形象隐喻他们“命随土星”的共同忧郁、以内在激情的“残酷自我”执著“推石上山”之命运。在这条路上，巴特虔诚而聪明，桑塔格怀疑而智慧。他们一起捍卫感觉，却从不出卖精神；坚持批判、坚持写作，哪怕心里面都充满隐痛与不安全；都成了“自身羊群的牧羊人”：信仰艺术追求的永恒、怀疑宗教宣称的终极意义。他们都会以第三人称说自己——与“自我”疏离的那个“自己”；都多有关注关于疾病隐喻式的想象，桑塔格对此更倾向于批判的否定。桑塔格说巴特写作、建构理论中“自我指涉”的能力不可限量，更是在言及自身：对自己偏爱的观点、对那些所指回归自身的符号能指的热爱之情，令其写作充满快乐，尽管大多时候她写作速度不快，并常常需要几易其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热爱生命、憎恨死亡，这当然都是由于太爱艺术与生活的缘故。 对于巴特之死，桑塔格撰文纪念。其实，在此之前桑塔格已为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和《巴特读本》写过导语，并写过《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桑塔格对罗兰·巴特以文友相待，为的是同为“土星”公民的身份，更因为苏珊·桑塔格曾得益于罗兰·巴特。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正是桑塔格急速成长与快速成名的年代)，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立场发生转变，他更加注重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并提出结构主义不应被当做一种阐释方法、甚至不应去企图阐释深层结构的真理的洞见，很大程度上滋养着桑塔格“反对阐释”的形式美学(而非形式主义美学，前者意指一种关于形式哲性思考与感性表现并举的美学)情绪。而罗兰·巴特后期“后结构主义”中表现出的开始反对文本封闭性与意义固定性，并将结构分析拓展至体系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批评，并在充分展现叙事结构的形式特征的同时，难能可贵地同步关注着叙事系统内容所涉及的社会和历史实践。 桑塔格对巴特的理解是全面的，接受也是完整的，尽管有时也会批判。她早期的形式美学，既强调形式，也不排除内容，甚至是同样看重内容，结合形式与内容为一种“意志的样式”，并关注一种并非激进形式主义美学的成熟美学观。将巴特与桑塔格并举而观，得以进一步发现在对桑塔格早期批评思想的批判中很多误解产生的前提与出发点：忽视桑塔格理论提出的具体语境与背后意图，以及以表面的分析忽视对发出自己声音的真实理论氛围的尊重。巴特以形式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叙事分析所提出的三原则：形式化原则、适切性原则及多元化原则，更是直接影响了桑塔格的文学创作。巴特坚持的形式化原则，也即坚持文本分析追求形式而非内容，其目的不在于阐明文本，而是在本文能指形成之前，便生成一种态度及语法、一种揭示叙事综合体的结构语法。也就是说先有创作者自设的所指，后有文本的能指构造事件，这与通常符号学家相信的能指先于所指、所指与能指对应的符号理想，具有极大的不同。桑塔格得益于这种既关注艺术文本能指形式构建、又关注作为所指的作家世界观内在图景展现的文本发生机制。至于适切性原则所强调的叙事分析应设法发现叙事中形式区分与内容区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则为桑塔格的内容形式化与形式内容化的创作观、批评观，提供了很大程度上的依据参考。至于巴特所说的多元化原则，那种对可能意义场所的肯定及对意义多元化的相信，更是令桑塔格得益匪浅：反对阐释并不是解构意义的虚无，而是重新建构一种阐释的多元化及多元化的阐释方法。桑塔格和罗兰·巴特一样，并不反对阐释本身，也根本不反对意义，而是相信意义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的东西，而是若干种可能事物的本质，即多元事物的本质。 罗兰·巴特还是散文作家，同时兼长于文学艺术性和语言理论性：更确切地说，他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即依仗这种文学的艺术性方式，较为突出的是其格言警句式的语体风格。他以文化批评与文学分析形式对传统哲学性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理论发轫的出发点，也是桑塔格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后转”的认识，应分为“人生观”与“认识论”两个方面：就文学理论认识论方面，巴特具有强烈的理论分析能力，前后思想一脉相承，并无所谓理论上的根本转变；而作为文学意识形态的研究者，他则是通过强调形式主义本身，间接表达着一种人生观虚无论。欠缺这种对二者的区分看待，我们往往会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理论家的巴特的稳定性，而忽略了作为文学家的巴特的变动不居。桑塔格与巴特，同样既为理论批评家，亦为文学家，她本人就爱称呼自己为“散文作家”。桑塔格的身上也历经了理论建构的转变：简单说来，她是从注重形式的美学散逸类体系的建构走向关注历史的文化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其世界观而言，是从虚无怀疑走向确定的期冀与怀疑的虚无并存。其理论体系与创作的不稳定，是信仰危机重重划过生命的强音痕迹。 桑塔格对巴特投桃报李。她对自己御用出版商斯特劳斯宣扬巴特在法国的声名，并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帮助推进巴特作为作家的创作生涯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桑塔格携手布罗茨基，在社会学家理查德·塞纳特的人文学院竭力打造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心，后来巴特赴美，即是以该学院作为其美国行程的首站，由此可管窥二人之间交往的热烈互动。 桑塔格写巴特，是变相写自己。寄居土星也好，身在地球也罢，符号的碰撞总是难免的。一个又一个精神象征的符号，既是在告诉着我们什么，也是在砥砺着我们，在召唤也在禁止。“命随土星”，生命不止步，精神追求亦不止息！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