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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是在传播与接受的互动运作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学形态，人们之所以习惯于从大众品味、娱乐消遣功能，以及其自身的商品属性等方面，分辨出它与一般文学的原则分野，其原因就在于通俗文学这种特殊的产生机制和生存机制。尽管通俗文学历史相当悠久，但由于传播方式的更新，接受模式的变化，通俗文学的形态也随之不断出现新的气象。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通俗文学观，与其将通俗文学定义为一成不变的文学类型，不如将它定义为不断发展的文学形态。理解了这样的道理，就能历史地、理论地概括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进而认识通俗文学的当代形态。 最典型的通俗文学一般认为是近代城市化生活兴起，市民阶层形成，文化消费市场初步发达的结果，不过如果按照这样的内涵理解和阐释通俗文学，正像通行的通俗文学概念那样，犯了对此前业已形成并发挥很大作用的古代通俗文学过于忽略的错误。其实典型的通俗文学不过是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或可称为市民通俗文学，它往往以市民的休闲趣味为主体内容和价值目标，同时也以市民为接受主体，这样的通俗文学往往满足市民普遍的猎奇心理、粗糙的道德意识，加之富有民间风情的想象和崇拜，从而形成了武侠、言情、宫闱、公案、侦探、滑稽等传统和经典类型。即便是到了当代社会，只要类似的市民趣味仍然流行，只要类似的文化市场继续存在，这种传统的通俗文学近代形态就会依然存在。实际上，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文学，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文学，虽然加进了现代意识和当代情感，但其基本类型反映的仍然是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源于政治要求的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就一直没有真正止息过，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簇生了相应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与传统的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拉开了距离，体现出浓厚的现代政治要求和人生意味，代表着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这些通俗文学已不再典型地体现文学市场化的特征，而是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通俗作品。通俗文学的这种现代性因素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人“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倡导，而30年代流行的文艺“大众化”和文学下乡、文学入伍的运作，40年代初展开的“民间文学形式的讨论”，50—60年代“红色经典”的创作潮流，以及各种“工农兵文艺”，这些都应该被视为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现代形态的通俗文学以政治要求取代了其近代形态的市场要求，因而必须从“政治文化”角度及其历史合理性加以阐释。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政治文化”无疑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观察中国通俗文学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通俗文学的研究往往将某些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排斥在外，是因为研究者习惯于甚至拘泥于以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为基础的通行概念，忽略了通俗文学除了其典型的近代形态而外，还有相异其趣的现代形态和当代形态。在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考察中，是否具有“商业性”早已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取这种文学现象，虽然这样的文学仍然以最广大群体的读者面为追求对象。 随着经济建设和市场机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逐渐占主导方面，政治文化不再强烈地影响文学特别是文学的通俗化运作，但文学的通俗化运作并没有停歇，只是以新的形态和方式更多地回归市场，形成了它的当代形态，其展现的方式主要是走出传统传播构架的媒介文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大众传播的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朗，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中国内地的媒介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形成了覆盖面极广、渗透性极强的媒介文化潮流。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已经有了质变，原本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但是在今天，只有媒介文化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它超越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纠结，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商业化为运行方式，以世俗化为价值尺度，显示出开放性、技术化和市场化的当代风格与气派。大众传媒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及其对市场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媒介文化产品的适俗性质与消费性质。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事实上在媒介文化的当代已经具备了一种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的性质。媒介文化决定了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这一文学现象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伴而生，是以文学生产为标志，以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主体，以报刊、广播、影视、广告、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具有商品化、技术化、共享化和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文学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 与媒介文化紧密相连的通俗文学的当代形态，以影视剧为主导。经典的文学样式（主要是小说）已无力与之抗衡，文学大面积地沦陷为“脚本”。大众媒介对文学的选择相当苛刻，其价值尺度仍然是看当代媒介传播功能的发挥程度。当代媒介不仅是文学艺术别无选择的载体，而且是社会阅读趣味，甚至是读者群的规训者与制造者。其作品不仅可以被复制，而且就是为了被复制而创作的，它们具有工业消费品的特征，可以归于被称为“娱乐产业”的商业范畴内。 然而，当代媒介文化的快餐式消费，有可能窒息个性化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存空间，这种当代通俗文艺受众越多，艺术消费行为就越被动、越无鉴别性和批判性。在网络传播时代，新的文学艺术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网络用户的心理需求，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必须能够适应新交流系统的特性,文学艺术生产者面临着如何解决作品的时代适应性和媒介适应性的难题。通俗文学艺术与大众媒介的结合，不是形式上的机械组合，而是通俗文学为自身的发展繁荣寻求到了新的路径。 无疑，媒介文化视域下的通俗文学的当代形态，无论就作品的质量还是就运作的影响，都会超过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形态就必然地高过现代形态。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在一定时期内起着历史性的正面作用，只是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势作用往往使得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对于接受者来说处于非自然的状态，多少与通俗文学的消费机制有所悖逆。通俗文学的真正活力在于自然形态下的接受活动，因此，当代形态的通俗文学，包括媒介文化影响下的通俗文艺，都须尊重这样的艺术规律，最大可能地调动当代观众和读者的自然兴味，使得通俗文学对于接受者的吸引力保持得更为持久，也更具有当代意义。 媒介文化视域中的通俗文学其接受层面，也早已溢出市民社会而成为整个社会共享的对象。而这种形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体现着通俗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处在当代媒介文化的强势之中的当代通俗文学，应当对其现代形态与近代形态有更多的激活与借鉴，坚持积极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导向，才可能使得当代通俗文艺发展得更为健康。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原载：《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09日 24 版）（文论天地）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04月09日24版）（文论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