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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先生在《 还“红学”以学》 一文① 中，论及“‘旧红学’的观点为什么产生而且至今流行甚盛？”的问题时，首先从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和人们对此的观念来解释。他说： 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与西方小说的“应构”观念并不相同，我们本土小说（未受西方小说理论与方法影响）是“史”的、一个支流，即非官方的对人与事的记载讲述，故谓之“野史”, “粺史”“外史”“别传”“外传”，……传即文传，史书的纪传之义。这个观念无论在读者还是作者，是一致的，因此尽管小说要有“烟幕”或“障眼法”，改名换性，掩去年时，穿插拆借……，但凡一部小说（包括剧本在内）出来之后，读者，首先最关切的不是别的，就是“本事”，大家一致手口自问互诘：“这是谁人谁家的事？” 大家必待这一点讨论过了（无论弄清白了还是留下争论不休），然后才去谈论这部书的文笔、才情、立意、主旨…… 等等。 周先生认为“旧红学”的“索隐”基于此种观念，胡适的考证也与此密切相关，因而蔡元培和胡适虽然“势不两立”，却“都是在研索《石头记》 这部小说的‘本事’，并无根本分歧一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而胡先生则主张曹雪芹是写‘自己’，如此而已。” 杜景华先生虽认为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的文章是“惊人的红学大扫荡”②，却赞同周先生的上述观点，说“他〔指周汝昌先生。—引者〕谈的‘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较为深刻”，认为这可以解决蔡氏何以提出“反满”说、胡适何以提出“自叙传”说等问题。别的小说理论也有认为小说属史或古小说与史的“不解缘分”是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 我们认为周、杜这一共同的看法尚待再作探讨:一是“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和中国人本来的小说观念方面;二是蔡、胡“红学”研究的“观念”根因，及如何解释其“反满”说、“自叙传”说等问题。 周、杜二位似乎都忘了小说(包括戏剧)——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是既和“史”有密切联系，又本来以虚构、想象为特征而有别于“史”的;无论中国人或西方人的小说观念也都是和“史”的观念有其分野的。西方小说、剧本的“虚构”观念似乎强二些，但无论从创作还是理论看，也都和中国的一样，最古的几乎与史难分，后来亦受史的影响。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从虚构意义上是有韵的西方古小说，而其与特洛伊战争史的关系就是作品与“本事”的关系)、英国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亨利四世》、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威弗利》《(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与“史”及史的“观念”密切联系着。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人曾说西方的“讲史”小说比中国少，这似乎没有统计的根据。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证明中、西小说“本体性质”的相异，因为中国的“讲史”小说即使多于西方，也仍然只是小说的一部分。无论西方或中国，来源于以想象虚构为特征的神话者、来源于“怪异”和寓言的虚拟故事者、来源于“姑妄言之”的谐谑传言者、来源于社会心理潮流导致的借世态“由头”而“杜撰”者，来源于“痴情”而“说梦”者等等，都在“讲史”者之外作为小说的拳型，不断产生和普遍存在。中国小说的“虚构”和中国人关于小说的虚构观念，实在是在“西方小说的‘虚构夕观念”传入之前本来就有的。中国人“史”的“观念”的确浓重，但就总体而言，也并未把小说囊括于“史”之中，倒是明辨二者之别，把“史”看得极其郑重严肃，重视“客观”性，与“妄”说、“虚”传不同，而对于小说，则大抵如《汉书· 艺文志》 那样，因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虽在《 诸子略》 里面列为“十家”之一，却认为“可观者九”，小说不在“可观”者之中。鲁迅多次论及中国人对小说的这种态度和看法，因小说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被置于“不入流”的地位而忿忿。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很古的作品本身所表现的，已本有自知或不户知的虚构；论者方面，庄子将其与“大达”对说，班氏将其与“巷议”合一：, “盲警诵传”“稗官小说”虽传事有虚而混于史，与后来小说含义不同，但已早别于“史”之“正”，如“传”之于《 春秋》 。刘知己虽于《史通》 中把“偏记小说”纳于“史流”，然而所论是从史的角度取其可“与正史相参”者而已，非无异于史也，非不知其亦有“虚”也，况且并未将神魔，、鬼怪、说梦之类列入。史书不信，杂有虚编，那是史的问题，影响及于小说，但“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钱钟书语）。据鲁迅所述，宋之《新唐书》 “史部”已无“鬼神传”；后“小说”范围虽仍“芜杂”，至明代胡应麟，就有了与今近似的“小说”观念。例将“目录”归“史之支流”，不过史家编书因袭前人“成见”而已，实已与史分开；至纪购总编“四库”小说则明明“不容”于“史部”了。“成见”最重的史家，也是至迟在明代到清之初期已无小说属史之见了，况历来“野史”“粺史”， “外史”“别传”“外传”之类名目，实在早就被作者和读者都理解为“史”之“外”而与之有别的东西呢。除了“讲史”之类的小说还被认为其中含有几分“史”之本真之外，别的小说有谁在整体上会与那么严肃的“史”混淆呢？“史”“传”字样多出现小说书名，主要是小说家在这个存在浓重“史”观念的国度，借“史”自饰而已。“自问互洁”小说的“本事”，这在中国习的确是普遍现象，然而，“本事”一语，已分明是有了虚构幻演的小说观念之后才产生的。若无虚构观念，就会直称“事”了。况且，中国小说的虚构观念也远不单指“烟幕”“障眼法”、“改名换姓，掩去年时，穿插拆借”，而早就有了与西方虚构观念大致相当的更本质的内涵，即作者通过想象，作整体性的虚拟构筑，人物、故事、环境等都象“梦幻”似的在作者心中重新融铸创造。《红楼梦》 是西方的“虚构”观念尚未引入时的作品，其开篇所说的“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等，就是中国本有的小说虚构观念的一种表述。周春《阅红楼梦随笔》 说：“究之，总是半真半假”, “贾假甄真，镜花水月”。这是读者虚构观念的表述。《 穆天子传》 《西游记》《聊斋》 之类作品，其“本事”都难讲，即使寻得，那“本事”也不过算是一丁点儿“由头”。无论作者或读者，都是把这些作品的虚构看作梦幻式整体的想象、重铸或“编造”的。要之，“小说本体性质”及人们的小说观念，中国与西方无根本的不同。 追索“本事”不是因为人们把“小说本体性质”看作“史”，而主要倒是因为有了“虚构”观念和大量“虚构”的作品。在作者，是明明在虚构，却为了让人当作真的去看，二用“史”“传”等字样标名目，二用多种手段制造“史传”似的效果，令人觉得“煞有介事”，象是“史”之所“遗”；在读者则明明知道是虚构的（至少认为其中许多是“无中生有”的）也往往觉得“真有”― 这里有小说的艺术真实所发生的作用。追索“本事”的脾气并非中国人所独有，看西方的小说、戏剧论、至诗论等，寻究“本事”亦属常见。蔡、胡论辩时都引的《 托尔斯泰传》即一例。若能追索到“本事”，也很有助于“立意”“主旨”以至构思艺术等问题的研究。总之，研索“本事”也是中、西都有的，都是因为有了虚构观念。若视小说为“史”内“支流”，视为信史，“事”即真事，哪会有“本事”之说，哪还有“手口自问互洁”的“兴趣”呢？ 周先生所讲而杜先生认同的“中国小说本体性质”论既难成立，也就自然难以解释蔡氏的“索隐”“反满”和胡氏的“考证”“自叙传”说了。蔡、胡红学研究的动因、特点和结论，均甚复杂。下面仅就周先生所说的“观念”问题略述看法。 蔡氏“观念”中，与他的红学研究关系密切者，我以为居首位的当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单节矿元老之一肪具有的单命“观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鲁迅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闹秘事”。③ 其中“革命家看见排满”一句，当是指以蔡氏为代表的读者和研究者的。蔡氏之前早有“诬我满人”说（梁恭辰《劝戒四录》 卷四所述）, 那是满清权势者的看法；也早有“思明”说（唐易庵等），那是汉人出于受压迫而思“复明”者的“观念”。蔡氏等革命者则一面受前说启示，一面以其革命的政治观念解释《红楼梦》 ，判断为“政治小说”的、性质。蔡氏的“本事”之“阐证”，认为此书虽然表层“谈家政”“斥风怀”“尊妇德”，中层“言情”，但其底层则是以“曲笔”影射“明、清”, “满、汉”，乃“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关于“本事”的结论正确与否，当别论；研索中所本革命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观念”及其将“阐证”引向那结论的作用，则是极明显的。他“疏证《石头记》 ”的工作约开始于上世纪最后几年任职翰林院和做“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期间。当时他已有革命意识，痛恶“顽旧”的封建统治，在中西学堂支持“对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的新派，当旧势力妄干校政时，“愤而辞去监督之职”。至本世纪初，更逐渐走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中。④ 蔡氏于红学研究中言“贾”（假）射“伪朝”，言这“伪朝”之“失”― 污秽昏妄、“特权”、“坐食”也在“失”之中；讲臣服清室者得“安富尊荣”为一时“侥幸”，讲汉“名士”所“受种种之侮辱”；讲焦大骂语、“护官符”之与某些反映封建腐败的歌谣、对联的相关；释“爱红”为“爱汉族文化”；还以“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一句话作总括。这些皆显系蔡氏自己有关“观念”所引成。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尽管蔡氏“书中的许多论断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他是在同时代的革命、进步“思想主流”中，受自己那种进步观念驱使而那样研究的，“不是孤立”的现象．⑤ 与传统异趋的革命文化观，新的文艺观念，小说观念，是蔡治《石头记索隐》 之学的又一方面的重要“观念”。蔡先生在《索隐》 中就说过，中国传统观念在文化上是“薄文艺”的，尤其薄小说，而偏重经史、旧伦理和仕途经济。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大有变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一反传统而重视文艺，重视小说。改良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就认为“此类之书（指新小说。― 引者注。）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⑥ ；又作《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等文，认为“小说为文字之最上乘”，有“熏”“浸”“刺”“提”四种力，“足以移人”, “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风俗、学艺、人心、人格，“必新小说”。于是大力提倡并亲自动手创作小说。黄遵宪曾提出：创作小说一要有“阅历”, “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二要向“《 水浒》 《 石头记）) ( （醒世姻缘》 ”等及“泰西小说”学习。⑦ 同时代的革派中，黄小配于1898 年就写了具有革命鼓动意图的小说《 洪秀全演义》 ，其后陈天华、秋谨、苏曼殊等也有些小说发表。蔡氏早年就倾向“新学”，颇受西方科学和人文观念影响；具有革命观之后，他们的新文化观、新文艺观更有加深。他是革命家中最早注意研究西方人文新学，注重艺文美术的人之一，读其《杂记》 《自写年谱》 ，看他读梁启超、马建忠等人著作的心得和评议即可知。就在黄小配写《 洪秀全演义》 时，蔡先生考证《 石头记》 的工作也已开始，当非偶然巧合。1903 年陈天华于《 民报》 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小说《 狮子吼》 ，蔡先生于1904 年2 月也发表了创作小说《 新年梦》 。蔡氏《 索隐》 的主要工作是在欧洲游学期间做的，当时在那西方文化环境中，又“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无不致力，且尤重“心理学及美学”，曾专请，讲师“讲授德国文学”，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57 页）。验之其后的著述，其文明观、文艺观、小说美学的“观念”皆明显更新而大异于传统观念。他是把《 石头记》作为高境界“悲剧美”的代表来看待的，认为“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才那么“动人”，才令人受震憾而醒悟。⑧ 他对于小说“虚构”的观念，其实早已含在他的悲剧美论之中了。而且，他又明确地说过：“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⑨ 蔡氏在“虚构”观念上与西方大致相同是显然的。去研索“本事”不过是为解释和发挥《 石头记》 这部悲剧小说的社会性和文化的、“美术”的作用，推动文化新潮。 作品“内容”第一的观念，和关于“考证”的特殊观念，是蔡氏红学特点的又一成因。他说：“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⑩ 他强调“内容”“情节”的“考证之价值”，在“阐证”中又特别重视有关思想、政治性之重大者，更注意《 石头记》 “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的特点，而力图解释其以“曲笔”作“隐”的关节。他在反驳胡适对他的批评时，举王逸考证《楚辞》 之例，举外国文学研究中对歌德《 浮士德》 里甘泪卿( Gretchen ）影射谁的考证，“海伦”一节“为文化交流间题”的研索等例子，说明这类“内容”“情节”的考证是中国和西方都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必要的。[11] 应该说，蔡氏的“索隐”也是一种“考证”，也是于中国传统的― 尤其是清代学术的考证传统有所秉承的。俞平伯先生说：“既曰有‘隐’，何不可‘索’？索而有得，未尝无益也。”(《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蔡氏用了那么大气力，搜求得那么多的材料，在“品性”的类似、“轶事”之有征和“姓名”的相关等方面取证。尽管有许多难说合乎《红楼梦》 作者本意，或亦远于事实，然而，他证得的各种人物、事件及其“品性”、社会历史内涵，在相当的数量上也与《 红楼梦》 所写所函的有相通或一致之处。这就提供了值得思考的问题：《红楼梦》 何以使那么多人以致蔡先生那样的大学问家联想到那么多人物、“品性”“轶事”呢？这部小说对“人”和“社会”的描写，对人情事理、世风时势的呈映，及这些所涵盖的幅面和深度该如何探究呢？蔡氏所讲的“明之亡”“清之失”、仕清“名士”之悲剧，从别的角度看与《红楼梦》 有何联系？可否由此伸展到对该书社会文化价值的探讨呢？周汝昌先生讲的“学”中那“中华大文化”几个字，也许可以在这些问题的研讨中寻得些具体内容的。 蔡氏“索隐”之失，在与“观念”的联系上，或者可以说有两方面：一、也许正由于他当时的革命政治观念、“民族主义”观念之强，别方面就有所弱，“阐证”的方法论观念发生了间题，在有系统的科学性上显得薄弱。例如把猜测的作者为“明遗民”说作为结论了；据“名士”等与书中人物某方面的类似就说是作者以某影某。在缺乏有关作者详明材料的情况下，作出这种结论，自然难免“一附会”之嫌。二是作《石头记索隐》 时没有想到对作者史料的搜集考究之于作品“内容”考证的重要，而单在作品本文内容上追索“本事”，这也许正因为关于小说虚构、以“曲笔”隐“真事”的观念过强，重视作品本身“情节”的意识过强，而恰恰在有关“史”的观念上有一个方面弱了，即在作者之“史”、版本之“史”、作品中人物事件原型的具体环境及相互联系之“史”的方面没有较强的意识。小说考证，尤其象《红楼梦》 这样十分复杂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必须把著作本文内容、艺术形式等等的探讨考证和时代、作者、版本等等的研索考证这两个方面结合，方可望得到逼近实际的结论。这不单需要进步的“观念”，思想意识，还需要切实的、科学的方法和系统工程式的材料准备、操作程序的合理有效性。胡适承认蔡先生的方法适合“有几种小说”的研究，如《 孽海花》《儒林外史》 等“写时事的”写实在人物的" ，但“不能适用”于《 红楼梦》 。[12]他向蔡先生指出：对于《 红楼》“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13] 胡适的话，有其一方面收道理。但也不全对，他似乎是要把“内容”考证全都推到考证作者之后。蔡、胡都认为两方面的考证均属必要（蔡氏说过作者、时代、版本材料“固当搜求”，这种考证“诚有功于《石头记》 ”的话），但又都各在观念和实际研究工作上偏重于某一方面。对于胡适，下文再说，这里先就蔡氏方面总说几句：对于蔡的被称为“旧红学”的“索隐”及有关论说，也有个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问题。他在方法论观念上及其在研究中的贯彻上确有受局限而不那么“科学”的一面，“明遗民”说、以某“影”某说的许多断语确有猜谜、“附会”之失。然而，他治红学所贯彻的革命政治意识，革命“民族主义”，新的文化观、文艺观、美学观，以及作品本文第一、内容第一的观念，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文化、文艺新潮有积极作用，对发掘《红楼梦》 这部杰作的社会意义、文化和小说美学价值有功，而且至今也继续给我们以启示。虽被归入“旧红学”，在一些方面却难说得旧；后来的“新红学”家，有一些反西在“观念”上未必及得这位先贤。 对于胡适的红学，周汝昌先生着重讲了“不无遗憾”的四点缺失及其“观念”“意识”根因；杜景华先生激烈驳周，周说仍属“一般性”考证，初无建立“专科学术”的“动机与观念”；杜说假设“大胆”, 求证“很‘小心’”，用“系统的治学方法“ 观点”构成了“体系”。周说是“单层的直线的”推理；杜说“顺理成章”。周说胡适“放弃”搜集材料的机会，杜说是“到处搜集”而“不懈”。周说胡适对曹雪芹“为人”、《红楼梦》 “性质”没有“探讨兴趣”；杜说是已经有“忏悔”说和“自叙传说”。周认为“空虚浮泛”，杜认为成果“可观”，是当时“别人没有达到的”。细看周文，应该发现：周说“够得上学术的“红学”, , 胡适“为始”，就等于说胡适创始红“学”；他说提出“自叙传说”是属于“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研究的贡献，又说“肯定”胡适的考证表现了作为“大师”的鲁迅之“笔力千钧”，那么，“为始”的胡适“用当时阶段所能达到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 “从作者家世生平和书之版本入手，搜集可靠文献资料，证明了作者是曹雪芹”“提出自叙传”、“证明”后40 回为“伪续”、收得“价值极高的… … 甲戌本”, “贡献巨大”，就至少与鲁迅一样是“大师”。如果把周文看作红学的“显学危言”，直率而临文不讳，着重吐露对百年红学（尤其是当代红学）存在问题的看法，引起反省，提出主张，应该说其主要精神是很好的。其红学“悲剧性”论，自有其提出问题的价值。别的红学家们大可不必因其有些带情绪的过头话而也动火气。倒该象杜景华先生文中也谈对胡适、鲁迅等人红学研究的看法、也谈该以怎样的标准论“学”那样，展开讨论。不过，周、杜二文，周着重于缺失，杜重贡献；周以“意识”、“学”的“体系”和“中华文化之学”的标准，得出极不满意的衡量结果，杜说不该“苛刻”“玄虚”，该用“历史的发展”观，要“平实”“具体”。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倒近乎一致，对“自叙传说”的提出、价值、影响的着法即一例。杜说胡适“果然以他所能搜集到的材料，考证出了小说……作者是曹雪芹”，并强调“自叙传说”等前人未达到的成果对“后来红学的影响”之大，这同前引周文之说几乎完全相同；杜说胡适“是固执地鼓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因此… … 不能要求他用社会的或阶级的观点”，这和周说的胡镇有“意障”等也似乎很有共同处，况且杜认为胡“对小说内容的分析是十分错误的”，似比周的有关断语更严厉．些；杜认为胡适自叙传说的提出，可用“中国小说本体性质”观念解释，更明显是认同周的有关分析。在周、杜近乎一致或相同处，我们倒以为还有再讨论的必要。 一、胡适尽管自称有“历史癖”，尽管有自叙传说，却没有“癖”得不辨历史与小说。他是明明在作“小说考证”，他的“自叙传”说，有时是用“带一点自传性质的小说”来表述的。[14] 中、西大致相同的小说虚构观念，在他心中明显存在着。《 红楼梦考证》 引钱静方的话，表示赞同并作为驳蔡的论据，钱的话正是讲虚构：“要之，《红楼》 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似而神非也。”（着重号是胡适引用时加的。― 引者注）胡又有《 红楼梦》 是“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的说法。这在表述上，在“自叙传”概念使用上确有所不通。但看这句话，人们大抵会明白他说的是这小说是曹以自身及亲历亲闻之事为主要原料加为以虚构幻演的。他并不是由于视小说为历史而提出“自叙传说”的，研索“本事”也和蔡氏一样是因为有了虚构观念，在“类似”“若即若离”上着意。杜先生说：“……胡适，他就是按周先生所讲的以‘史传’传统的眼光来读《 红楼梦》 这部小说的。”胡适生在历史观念浓重的中国，自已又有“历史癖”，确有“‘史传’传统的眼光”。但是他这种眼光，在其红学研究中，主要是用在考索曹氏家世生平及版本史等方面，而对于《红楼梦》 一书则只是觉得这“空中楼阁”里仍“隐”含着些“真事”，并不是作为“史传”看的。 二、胡适为什么会认为小说《 红楼梦》 这“空中楼阁”里会含有作者“自传”的真实呢？因为：一方面他看到“红楼梦开端时，明明的说着：‘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 … 说此石头记一书，… … 将已往，…… 锦衣纨绔之时… … 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撩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于是说是“‘将真事隐去”的“自叙”；另一方面则与文学创作的“观念”有关，即文学作品― 包括虚构的― 总含着作者“自传的性质”。中国和西方在这种观念上也是基本一致的。中国早有不少基于此念的研究，如考《 离骚》 中游天宇、多奇遇与屈原阅历、思想、性格的关系，追索《儒林外史》 中吴敬梓之事的迹象等。袁枚等谈红楼亦含此念。西人以此种观念研究文学的更多。蔡元培引作论据的萨罗里（Salolea ) 《托尔斯泰传》 的一段话，胡适也重新节引，表示认同，也作为论据― 这段话就说托尔斯泰的著作之所举例皆小说）都“含”着“自传之性质”, “莫不与己身有直接之关系”。[15] 此外，如巴尔扎克谈司各特《 爱丁堡监狱》里对董毕琪斯的描写时说“要不是他自己（指作者司各特。― 引者）吝音，就是暂时体验了这种心情”；谈拜仑的《 莱拉》 时说：“或者他自己就是罪犯，…… 或者教唆和亲见过犯罪。”[16] 歌德说：“只有描写的对象与作家的个性相似时，预想才有可能。”[17] 胡适所注意介绍的易卜生说得更明白：“艺术家所能够创造的人物，只有在他自己身上可以找到模特儿的那丫种，虽然只是一部分而且时间未必长。”[18] 胡适、鲁迅都用这种观念看待《 红楼梦》 。鲁迅说：“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的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 … 只求没有破绽… … 活该幻灭。而且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 红楼梦》 者相同。”[19]上列之论虽各有异，却共同含着反映创作规律的观念：虚构的文学创作如小说等，无论表面写什么，都“含”或“带”着作者“自传”性，“莫不与己身有直接之关系”；同时又皆真“假”融一，成其艺术真实。《红楼梦》 开端的“自云”和胡适的上述观念正相符合，这便把他引向“自叙传说”。 三、旧说继承心态和急于出新之念的作用，及论证中的“大胆”。早有《 红楼梦》 为曹雪芹所作说，亦有提及其家世等情况者。程本序虽云“作者相传不一”，却特别地说“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于是胡适觉得曹雪芹最有可能就是原作者，认为：“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是“作者”心情，把“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大概”地估猜为“都是曹雪芹假托”，因而说“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 … ”。[20] 早有前说，这里仍用“若”字述为“假设”，而许多一般读者也如此看的，所以胡适算不得“大胆”。他自己就说是“小胆的假设”。[21]把曹雪芹与曹寅联系起来，也早有说法，去考曹寅家事亦有所承。发掘出曹寅家许多新材料才是他的新功劳。治学的出新之念，又引他找到敦诚兄弟的诗，丰富了“曹雪芹”的材料。他的“大胆”不在假设，倒在论证中表现得独特而突出。如从敦诚兄弟的诗得出“曹雪芹”的三条“历史”- “( 1 ）他是做过繁华旧梦的人；( 2 ) 他是有美术和文学的天才，能做诗，能绘画；( 3 ）他晚年的境况非常贫穷潦倒”― 之后，就很大胆地说：“这不是贾宝玉的历史吗？”说他大胆，是因为靠这三条就说是贾宝玉的历史飞那会有不少人选可来填充的。这里仍然该说是“可能”性。胡适常说不可把“可能”断为“就是”，他却在这里离开了自己的原则。即使再加上他所分析的曹玺以来曹家“三个要点”，也只能说：敦诚兄弟笔下的曹雪芹（馨）很可能是《红楼梦》 书中所记的曹雪芹。胡适所据《 雪桥诗话续集》 也只说曹碧“平生为诗”“坎坷以终”，而无写小说的记载；《 枣窗闲笔》《春柳堂诗稿》 等，胡适起初并未见到。然而，他大胆地作出了《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说两宝玉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是“曹家的影子”；坐实了原作者就是敦诚之友曹寅之孙的曹雪芹。这正是至今还有异议的问题。有人说原著者另有其人，曹惟“增删而已”。其说虽被认为“旧红学观点”，却也是用文献和小说本文“考证”的。较多的学者据《枣窗闲笔》《春柳堂诗稿》 及“脂批”等，沿着胡适的道儿考证下去；同时也有因《 枣窗闲笔》 “很晚”才出、作年“不可考”、述曹家掌故“望风扑影”及字体“拙”多“笔误”等而“疑”之者，因《春柳堂诗稿》 亦晚出又有著者“宜泉”“兴廉”异同和年时问题而疑之者，因“脂本”流传史不详明，批语多有矛盾和背事理而疑之者。实在说，正不必为“旧红学”观点持续而烦恼，亦不必为“有些人”总爱“翻案”而忿忿。应该看到胡适创始的“新红学”确有隙漏：所承旧说如同“迷帐”，急于出新而不待理清就大胆“定”论；把重“内容之考证”的，如蔡氏的研究等和作整体性“理论批评”的，如王国维式的研究等，均归入“旧红学”之后，唯以“自传”、家世、年时、版本考证为“新”，却终于难同小说本文极丰富的内容对证；“自叙传”说在其影响的扩大中，在观念上发生了更大偏颇― 胡适在《 治学方法》 文中讲“假设”时说了“贾母就是曹母”“丫头们也都是真实人物”的话，有些人，有时候惑于“自叙”三字，而欲处处坐实却终于无奈小说“满纸荒唐言”、“记叙纷歧，言辞倘恍”。于是如俞平伯先生所说：“胶柱刻舟以求之，庸有当乎？" (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同时，他们也忘了书中在提到曹雪芹的同时所讲的创作、转手、修改再创作以及题名等等的过程里是否就如胡适说的“都是曹雪芹假托”，此说是否经“可靠材料”证实了，胡适后来说过的“《红楼梦》 是经过不少大的修改而成的”话[22] 是否可以继续考索，是否有一个不同时的《 红楼梦》 “作者”系列存在，书中是否也“隐”含其他作者“真事”。单在曹学、月旨批上着眼，甚至视小说为“史”的自叙传，“学”上就有了问题。本没有与大观园一样的真园，却非要去坐实不可，能不尴尬？胡适曾给予蔡著的“附会”“猜笨谜”等评语，难说不会落到“新红学’，某些后辈们头上。这倒或许一真是一种“观念”错位的后果呢。 四、胡适为什么注重《 红楼梦》 研究，急于“论定”其’ 自叙传”性质呢？这确与他的“观念”“意识”之总倾向有关。 胡适治红学是为“建设的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致力。白话文言之争，后人或已不觉其重大，当时却是“革命”与否的问题。白话运动实与新文化的民众观念、民主意识相系。胡适的观念亦如此。他说，民间故事和“伟大的小说”几百年“销行很广”, “把白话写定”了。此乃中国“文学复兴”的重要方面；“假如没有这些伟大的故事和小说，现代的文学革命绝不会在短短几年里就得到胜利”。[23] 又说，要通过白话文学让下层民众有接受文化的机会― 他比喻为“吃肉”，而旧观念旧做法是以为“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是“抛块骨头给他们”，他认为“这种态度是不行的”。[24]基于此种观念把《 红楼》 《水浒》 等小说及民间其他俗文学“一视同仁”地提到正宗地位，实在比周先生所说的建立红学“专科”更属当务之急，更有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多把胡适当成全盘西化的首要代表。他实际上不是全盘西化主义者。他是“洋博士”，后又保持着与西方文化的密切联系，自然很有“西方意识”，加上立足点、生活圈子局限，他甚至有迷信美国文明的表现，说过中国“百事不如人”[26] “主张全盘西化”[25] 的话。然而其文化心理（特别是深层）和文化实践（尤其在治学上）主要为中国式。一则自幼受传统熏陶极深，后来也主要处在中国环境，做中国文化工作；二则作为信奉实验主义（他的老师杜威直称之为“工具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家，他使用“工具”时必然要正视“声中国的’文化”在持续这个事实并有其“历史的看法”。[27]他对“全盘西化”的解释是“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打掉“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28] 发现“全盘西化”口号不能准确表达他的主张时，他曾说“数量上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改为“充分世界化”。[29] 同时，他对中国文化史作具体分析，讲上古“高度进步的文明”，老、孔、墨等“伟大遗产”，汉初的“尊重自由”，佛教传来的“大进化”，八、九世纪开始的文化“复兴”等。他总存在“建设一个在世的文化，一个基本上是‘中国的’文化”观念。“重新估价”中国文明时，旨在“发动改革”, “构成一个可以算是民主而又可取的文化变动的型态”, “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辉光大”，其“再生的结晶品”虽“似乎… … 带着西方的色彩”，却“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这根底就是“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30] 他的红学贯彻着上述文化观念，并非周先生说的“‘西方意识’在指导一切”; 其中国文化意识也远不单在杜先生所说的“延续清代学者的治学的重要手段”。他是把《红楼梦》 同许多“伟大”小说及优秀民间文学. 一起看作具有“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根底的“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方面，看作现代“建设的文学革命”的历史基础和伟力助缘。相对来说，“作者是谁”等方面的具体结论，在胡适并不十分重要（即使错了，还有后人矫正），重要的是在前述意义上看待《红楼梦》 ，即以科学、民主精神，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意识，使红学开生面，图发展。 胡适的“西方意识”有迷误；也有明敏、符实、进步的，例如他始终努力向西方取科学民主精神等。治红学时，其“西方意识”的“指导”起了进步作用，而非徒“魔道”。他说“考证”中，“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而“这不过是郝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31]他的实证精神、考据方法，也有来自中国考据传统的成分，运用了治经、史之法（参阅《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第377 页），但不能否认西方“赫、杜”的显著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其科学、进步性。周先生承认的胡适考证“够得上‘学’的“科学性”，正是与胡的“西方意识”的“指导”相联系的。几乎全属“西方意识”的新文学观念是胡适治红学的思想基础之一面。传统以“诗古文辞”为正宗，[32]小说为“小道”。文人做小说不敢署真名。西方，小说地位很高，也不鄙视民间瘾、戏剧等。胡适“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认“施耐庵，曹雪芹，吴跃人，为文学正宗”每，正是其西方意识起了积极作用的。从“易卜生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想来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在胡适那里很显著。他主张“实写… … 社会之情状”[33]写“贫民社会”的“一切痛苦情形”[34]。他用“易卜生主义”的观念，象鲁迅一样针砭传统的“不肯睁眼”看真实而只为“圣贤礼义之邦”去“歌功颂德”的弊病[35] 。因而，他强调文学家的“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36] 。他还痛感传统里“缺乏悲剧观”，极不满那种“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的老套，于是大力宣说西方“悲剧”意识，提倡悲剧文学。在“工具主义”者的胡适看来，考证《红楼梦》 正是证明和推行其上述观念和主张的“工具”。其中自找有迷误，然而，若证明了《 红楼梦》 是作者“实地观察”、“个人经验”、是“自叙传”，那就是对上述观念、主张的证明和推行。证明《红楼梦》 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自然趋势”，就是证明他的写实主义的，合理性。他赞扬后40 ：回“悲剧的眼光”，说“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37] 就是讲他的“悲剧观念”。所以，他治红学，提“自叙传”说等，也有其文学新观念的根因。这些观念，虽与“西方意识”相联属，却主要是进步的，明敏而符实的，不可一概谓之“障”。 注 [1]《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5 年第4 期。 [2]《 求是学刊》 1996 年第1 期。 [3]《 集外集拾遗补编〈蜂洞花主〉引》 。 [4]参阅蔡氏《 我在教育界的经脸》 ，台北华欣1979 年版廿世纪学人丛书《 蔡元培》 卷第30 页；高平叔编《 蔡元培年谱》 第10 一16 页。 ⑤ 《 近代进步忍怒与红学》 ，见刘梦溪编《 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下，第692 一697 页。 ⑥ 《 新中国未来记》 绪言。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4 页。 ⑦ 《 与饮冰室主人书》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第301 页。 ⑧ 《 蔡元培美育论集》 第47 页． ⑨ ⑩ [11]《 石头记索隐》 第六版序．' [12][13][14][15][21][22][31]《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第137 一138 页，139 页；259 页；第139 页；第233 页，第373 页；第192 页。 [16]《 驴皮记》 初版序言。 [17]《 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 ． [18] 《 论写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年第1 版第281 页。 [19] 《 三闲集·怎么写》 。 [20][23][27][30][33][34][36][37]台北，华欣1979 年版，廿世纪学人丛书《胡适》 卷第110 一122 页，第219 页；第222 页．第6页；第28 页，第29 页；第140 页。 [24]《 胡适文存二集》 亚东，1929 、第六版卷二，第193页。 [25]《 胡适文存三集》 ，亚东，1931 ，第三版卷一，第47页。 [26]《 独立评论》 142 号编后记。 [28][29]《 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1935，第556页。 [32][35]《 胡适文存》 亚东、1926 、第九版，卷一，第22页第207页。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 1996/03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