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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的专门研究之学“红学”在当今学术界是众所周知的一门显学。“红学”之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严格讲是从本世纪20 年代胡适之先生倡导所谓考证方法的“新红学”开始的；但早在此前100 多年的清朝光绪年间，“红学”的称谓就已不胫而走，从那时屈指算来，“红学”的历史上该有200 多道年轮了。在我们的习惯上，“红学”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大约可以划分为“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三个阶段。所谓“旧红学”通常是指“五四’，运动以前的《红楼梦》 研究．所谓“新红学”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以“自传说”为其基础立论的《 红楼梦》 研究。而“当代红学”则是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 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一基本原理之上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红学。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曾涌现过相当多的研究派别，也创造出了相当多的红学论著，但是，纵览红学历史的长廊，我们却难以感受这种辉煌，因为“红学”自始至今并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究其实是“索隐”这种治学方法在《红楼梦》 研究中的实际操作，那些林林总总的派别和论著实际上也都脱不出“索隐派”的窠臼。 “红学”从它诞生之初就已陷于“索隐”的泥淖。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有人估计过，“《 红楼梦》 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升庵诗话》 ），然而这大量的评点大都是“骥未见尾，蛇虚添足”之类文字，即使是道光至光绪年间广为流传影响颇巨的“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大评点家的作品，甚至是历来颇受青睐的脂砚斋的评点，在今天看来其可取之处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脂砚斋是以一种与《红楼梦》 作者关系特殊的身份记载了《 红楼梦》 的创作及最初的流传情况，历来被视为第一手史料，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史料上的价值。从乾隆到光绪年间，杂评家的著作数量极大，举其要者，周春、裕瑞、诸联等人的评论无非是借评《红楼梦》 之名行个人伤时骂世之实，或以《 红楼梦》 为所谓“作文之法”的模范。这些评论几乎无一得其要领，只不过是在作品中寻找种种情节用以附会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正是“索隐派”所惯用的手法。 民国初年“索隐派”的兴起被视为是红学的一度繁荣，是因为那时骤然出现了一支空前庞大的《 红楼梦》索隐队伍，而且产生了数量空前的《 红楼梦》 索隐著作，这些著述几乎比自“红学”有史以来所有“红学”著作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论证都在为阐述同一个问题，即《红楼梦》 究竟在写谁家的故事，也就是探索《 红楼梦》 的“本事”。虽然这种“研究”的浩大声势是民国初年骤然而起的，但是这种“研究”早在清代就已经开始了，有人说《红楼梦》 写的是宰相明珠家事，有人说写金陵张侯家事，也有人说写和坤家事、傅恒家事等等，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然而无一不言之凿凿，只是还没有像民国初年的“索隐”作品那样花大力气论证。到了清末民初，关于《红楼梦》 “本事”的说法就更多，而且索隐家们都不遗余力长篇累牍地对自己的说法进行论证，文章便越作越长。这种索隐式研究与前此评点式研究相比，看似另僻新径，其实不然。索隐家们专注于探索《红楼梦》 的本事，以为只要搞清趁它究竟在写谁家的事情就能洞见其主旨；评点家们虽多用于作品的细部，但也无不声称自已在探索《红楼梦》 的“主旨”，二者并无本质意义上的区别，都是在用目己一厢情愿的所谓“主旨”来比附《红楼梦》 的情节，种种穿凿皆如痴人说梦，无一不是想入非非的谬见。 索隐派在民国初年最终形成，并声势浩大垄断了“红学”，一方面是由于索隐方法在《 红楼梦》 研究中被普遍采用，并因此创造出汗牛充栋般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索隐派”形成了它对《红楼梦》 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讲就是胡适所说的“猜谜”，也树立了自己的专门课题，就是探究《 红楼梦》 的“本事”，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论，红学史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了“典范”，人们正是在这一“典范”的旗帜下进行《红楼梦》 研究并蔚然成风的。任何学术派别的形成都是以其独特风格的形成为标志的，而此前100 多年的“红学”，可以说都只是“索隐派”形成的必要铺垫。而事实上，从整个红学的发展来看，这个时期只是“索隐派”的鼎盛时期，各种因素使得研究中一种若隐若现的索隐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流变很合时宜地明确起来，并从此余脉不绝。“索隐”在历代学者的“治经”实践中已成为一种传统方法，朱熹注《四书》 功力是很深的，但他通过对经书的注疏阐发的却是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说采取“索隐”方法注圣贤之书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抒发己见才是第一重要的。因而这种方法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其实质是功利主义的，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学术实践必然难免主观臆断。这种消极倾向在经学“索隐派”那里被发展到了极致。在《红楼梦》 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一种主观片面性倾向，即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不惜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摘取书中的个别情节或只言片语作为自己的论据，只引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而无视那些不利的材料，一切都只为证实自己一个臆想出来的念头。这种倾向实际上正是“索隐派”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思想倾向。 索隐大家王梦阮、沈瓶庵作《 红楼梦索隐》 就是正值心闲时的“戏笔”。他们自称是“以注经之法注《红楼梦》 ，敢云后来居上”（《 红楼梦索隐· 例言》 ）。他们认为《 红楼梦》 的“本事”就是清世祖与董小宛的故事，《 红楼梦》 的“正谛”就在于世祖的忏悔之意，并以此作为《红楼梦索隐》 一书的立论基础。顺治与董小宛虽是历史人物，但是史料中全无诸如此类的记载，王、沈的观点完全是由“京师故老”的传言推测得来的，并无客观依据，只因为他们自己对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深感兴味，便把《红楼梦》 当作一部野史来“研究”。为了处处附会这样一个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故事，他们不惜把《 红楼梦》 撕成一堆支离破碎的情节，断章取义地用以证明自己的说法，甚而为了附会书中的情节，又自欺欺人地编造历史事实，实在是处处存了一段“为我所用”的心思。另一个索隐大家蔡元培索隐《红楼梦》 的意图更为明确，他要借助“研究”《 红楼梦》 来宣传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他明确地把《 红楼梦》 研究作为一种手段，《 红楼梦》 在他手中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活动的一项工具。由于蔡元培在当时是一位名望颇高的学者，因而他也来搞《红楼梦》 的索隐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无形中对“索隐派”声威的壮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 石头记索隐》 初版于民国6 年，到民国19 年时便已印行第10 版，几乎每年都要重印一次，拥有广泛的读者，于是蔡氏的民族主义思想便随着人们对《石头记索隐》 的关注广泛地传播开来。《 红楼梦》 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厚爱，而且《 红楼梦》 本身的写实笔法自然而然地也会带来“揭清之失”的社会效果，所以选择《红楼梦》 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对这些索隐家来说，不失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 胡适所大力倡导的考证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由于掌握了大量确凿的新材料：使得“索隐派”经不起事实推敲的基本假定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以胡适的研究为代表的这种考证方法的红学历来被视为红学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进步．是一个从思想到方法都彻底革新了的红学流派，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红学”，因为它开创了一个迥然有别于“索隐派”红学的崭新局面，开创了一个红学的新传统。佘英时就说胡适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① 的观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遗憾的是这新“典范”并未独领风骚若许年，而是很快地便从内部产生了分化。“考证派”红学的主将俞平伯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原因在于他发现了“考证派”从产生之始就存在的严重失误，这促使他对自己早年持之甚挚的考证方法的红学研究进行了深入检讨，并放弃了“考证派”的基本观点；而“考证派”忠实的捍卫者们则力图将其发展到登峰造极，不料却将“考证派”送上了绝路，使其彻底蜕变为一种历史学― “曹学”，这种历史考证的“曹学”无疑已与“索隐派”殊途同归，从而去“红学”甚远了。“考证派”新红学是作为“索隐派”旧红学的否定者出现的，但它无以自拔地又回到“索隐派”的老路上去，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究其实，“考证派”红学的蜕变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它的蜕变有其潜在的必然性。胡适对自己的考证方法是非常自负的，他视自己这一方法是对《红楼梦》 研究的一大贡献，并且非常自信地要以此将《 红楼梦》 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从而“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出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② 胡适一向非常重视研究问题的方法，他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象很杂乱，― 从《 墨子〈小取〉篇》 到《 红楼梦》 ― 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的思想方法。故这些文章，… … 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③ 。众所周知，胡适所奉行的方法论并不是他自己在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地道的舶来品，他把这种方法论贯彻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就变成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方针。不可否认，在《红楼梦考证》 中，胡适对《 红楼梦》 的作者生平及其家世、版本等诸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工作，这些工作也算得上扎扎实实，正符合他所鼓吹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 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胡适本人作《 红楼梦考证》 的目的并不在此，他的真实意图在于宣传他的所谓“方法论”，所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并不是他最为在意的。说胡适开创了“新红学”是相对于索隐派“旧红学”而言的，但是通读他的《红楼梦考证》 ，我们却不难发现，他的方法与观念都不能算是新鲜的创举。梁启超在其《 清代学术概论》 一书中指出，考证学乃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考证，考证是当时的“时代思想”。在清代初年，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朝之亡应归咎于儒生的空谈学风，在学人心目中便存在痛恨空疏学风的心思，力倡经世致用，批判晚明学风，他们想为华夏正统的匡复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便潜心钻研古籍。然而要真正读懂古书的真意，就必得借助于训话、考证，但是到了乾嘉学派把持文坛时，学者们却专门致力于训话校勘和古籍整理工作了。胡适所做的工作正是使《红楼梦》 的考证与近代中国学术主流汇合。从对《 红楼梦》 的基本认识来讲，胡适提出“自叙传”说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在寻求《 红楼梦》 “本事”的诸多说法中，这一种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就他所采用的考证方法来看，也并不新鲜，他先提出“自叙传”这一假定，然后才回过头来在《红楼梦》 中寻找佐证用以支持他的假定，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他的这种方法正是旧红学索隐家们所惯用的。俞平伯在1925 年所作的《红楼梦辨的修正》 一文中便深入地检讨了这一点，他说： 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玉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异乎影射？何异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我们夸我们比他们讲得较对、或者可以说公们比他们聪明却实在不见得，即使说我们聪明，至多亦可说我们的资质聪明，万不可说我们用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和他们用的实在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 这一段深刻的反省之词正切中肯綮。从《 红楼梦考证》 中也可以看出，胡适所谓“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之说并未在书中得以贯彻，只是新的确凿的历史材料的不断涌现动摇了“索隐派”红学家们的基本假定而支持了胡适的基本假定，正如俞平伯所说，他用以解决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思想方法与途径仍然是“索隐派”红学家们所奉行的，这实在连“资质的聪明”也无从谈起了。胡适之所以树立了“新红学”的典范，只是因为他是从考证《红楼梦》 的著者曹雪芹的生平身世来解说《 红楼梦》 的主题和情节，而不是像那些“索隐派”红学家们那样考证那些与《 红楼梦》 毫不相干的人和事。鲁迅先生是比较赞成“自传说”的，但他也敏锐地洞见到了“自传说”的思想根源，所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中论及《 红楼梦》 时，他便把“自传说”与“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故事说”、“纳兰成德家事说”以及“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几位“索隐派”大家的代表学说相提并论。正因为“考证派”红学在胡适这里便潜在着隐患，所以，尽管胡先生的忠实的追随者们亦步亦趋地贯彻了他的考证原则，进行了艰苦的考证工作，但最终仍不免与“索隐派”一样面临厄运，走上了乾嘉学派末流所走的钻牛角之路的“考证派”并未像胡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引导红学走上“正当的轨道”，而恰恰是把红学引上了歧途引上了绝路。 到本世纪50年代，由于“自传说”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先天不足，即使是当初坚持“自传说”甚挚的俞平伯先生也表示要放弃这一论点了，“自传说”遂不得不让位于新崛起的“封建阶级斗争论’，。这一新崛起的派别在以50 年代为起点的当代红学中占据了正统地位。然而它的“新”只是相对于“考证派”而言的，从表面上看，这一派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面孔，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在古典文学的研究实践中，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原理是以社会历史的分析为前提的，因而，学术实践便成为一种社会史的分析实践。如果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来引申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以进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这种方法是切实有效的；但是，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理论思想和方法便会导致对作品最起码的客观认识上的偏向：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红楼梦》 中的社会历史内容，即18 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大观园中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主张与“索隐派”主张《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状况史，以及“考证派”主张《 红楼梦》 是一部曹雪芹家族史在根本上并无二致，三者的主要分歧仅在于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容量，“索隐派”、“考证派”坚持《红楼梦》 创作在个别事件个别人物方面的意义，而“新”学说则坚持《 红楼梦》 创作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这一学说之所以强调《 红楼梦》 是一部“小说”，并不是强调《红楼梦》 的文学性，而是旨在强调“意识形态反映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应性，因为小说本身只描写了一个荣国府，一个大观园，院墙外面的世界也只能通过这“一个”“反映”出来，因此，他们对《红楼梦》 的兴趣绝不在于了解曹雪芹在作品中的创造和寄托，而全在于寻找《 红楼梦》 “深广的社会历史意义”。所以他们花费相当大的气力对曹雪芹在世界观方面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进行了不可谓不深入的研究和批判，诚然，20 世纪的研究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先进的理论武器之后，并不难发现18世纪作品的种种局限，也不难发现荣、宁府大院内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但是，如果议曹雪芹创造大观园的主旨就在于揭露这一残酷的历史事实也未免过于抬举了这个穷困潦倒且在世界观上有着那么多局限的落魄书生，作者本人恐怕也是难以理牌和按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新”理论也是一种牵强附会借题发挥的学说。 众所周知，此说的产主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也承认，“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搜集有关资料是最困难的”，但是他们由于反击俞平伯唯心论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便越过这一困难，仅凭手头一部日本出版的《红楼梦》 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研究》 便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他们这种凭借自己的政治热情进行“学术研究”的做法对70 年代轰轰烈烈的“全民评红运动”起到了一种典范的作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出现了许多回顾建国后30 年间红学发展状况的文章，关于30 年红学的进展，概括起来有几点共识：一是以俞平伯为代表由周汝昌发展到极限的“自传说”；二是1954 年批俞之役后取得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三是“新时期发展了的红学”以及“曹学”。我们认为，“曹学”是一种历史学，是“自传说”发展至极的产物，对《红楼梦》 的研究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严格讲不应归入红学；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逐渐放弃“自传说”寻找红学新途径的实践，并不能与周汝昌的“考证”红学混为一谈，而这种实践由于遭受挫折，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新时期发展了的红学”与早期评点派的情形相类，形散且神亦散，研究成果并不可观，早期评点家们在《红楼梦》 中寻求“作文之法”以及各种闲情，新时期的红学家们则在《 红楼梦》 中检索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外贸、外交、宗教等等完全有理由从史料中查寻的史实，追究起来，完全可以说他们是在作《红楼梦》 广泛的背景索隐，而非《 红楼梦》 研究。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正因为在研究中能够不约而同地贯彻那种实用主义精神原则，以“索隐方法进行《 红楼梦》研究，红学家们对《 红楼梦》 的理解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以《 红楼梦》 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自打《 红楼梦》问世以来，把它看成是寄寓着某种深义的观点就一直存在着，因而对其文字之外所隐藏的“真义”便从未停止过挖掘。旧索隐派的基本特征在于不是从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完整而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出发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意义，而是随意阉割和肢解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生搬硬套地用以比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达到为其既定政治意图服务的目的，因而旧红学索隐派也被称为“政治索隐派”。新红学考证派把《红楼梦》 当成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与旧索隐派过分强调其政治内容看似有别，实则同出一辄。胡适自己讲：“我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 … ，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④ 。他曾说自己有“历史癖”与“考证癖”，然而这一席话却暗示出他作《 红楼梦》 考证绝非出于单纯的学术癖好，他也是有意于《 红楼梦》 的政治内容的。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很久的时期内，在《红楼梦》 的研究领域，“政治历史小说”一词曾相当风靡，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 红楼梦》 研究中一种普遍观念在此时的明确。实际上，“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正反映出红学长期以来举步维艰的思想根源，这也正是我们所讲的红学的“索隐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红学误入歧途，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学的误区。 ① 《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载《海外红学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见《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8 页。 ③ 《 胡适文存· 序例》 ，上海亚东出版社1926 年版，第1- 2 页。 ④ 《 胡适论学近著》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45 页。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95 第1 期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95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