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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红楼梦》有“负效应”，并不是说《红楼梦》本身写得不好。恰恰相反，正因为它写得出色地好，造成人们无法抗拒的仰视感，使它的思想能量和艺术能量惯性地和久远地释放着，超时代地征服着读者，征服着社会，也模式地束缚了读者． 《红楼梦》最大的成就之一是营造了中国古典文化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也最为绚丽多彩的“女性文化”王国，或日“女性美”大观园。于是，它的最大负效应之一便是在此后的文学史上牵动出一种性别感极强的“雌性文学”，即一种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以女性意志要求社会．以女性趣味构筑社会，以女性文采表现社会的文学类别。 《红楼梦》对女性的关注、同情以及它对女性人格尊严的维护，并在超于对男性尊重的高取线上对女性美的特殊彪炳，绝对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最高悟性，简直可以称为奇迹。 在《红楼梦》之前、之旁、之后产生的“写女人”作品或“涉及女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没有达到《红楼梦》对女人的人格尊重高度。第一次那么虔诚恭敬地写女人，且由衷地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在人格上高贵于“泥做的骨肉”的男人，并质感地抚摸到和表现出“女性美”的便是《红楼梦》。单是这个“第一次”，它就不朽。 它像柏拉图设计“理想国”那样，像老子设计“无为世界”、孔子设计“仁政世界”那样，设计了一个“女性美王国”，这就是大观园。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为女性虚拟幸福，反倒不掩饰她们的不幸命运。但它更高明地强化了她们的人格闪光，强化了她们在“女性美王国”中的当然主人地位。“主子”级女人中的黛玉之聪，宝钗之慧，熙凤之才，探春之敏，史湘云之率真，尤三姐之刚烈，都好像是有意针对着男人的不中用而写的。“丫头”级人物中的“勇晴雯”、“慧紫鹃”、“贤袭人”、“金鸳鸯”，以及司棋、金钊、小红，每个人几乎都有很醒目的闪光点。 但《红楼梦》所推出的“女性美”，实际上是带有很重的历史偏见和历史陋见的。这集中表现在：作者对“女性美”的观察和认定，所取的视角和认同方式，基本上没有跳出“男本位”习惯。也就是说，无论是作者曹雪芹，还是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对“女人”的审美都用的是两种“眼睛”：一、男人式的；二、主子式的。在这样的眼睛中所感知的美，也只能是“异性美”兼“奴性美”，不具有更高的标格。假如后世的男人很陶醉于这种“对女人的尊重和同情”，实际上并未摆脱男尊女卑的深层陋见；假如后世的女人很迷恋这样的“大观园女性生存状态”，实际上也仍在迷恋不同形式的“丫头”人格。遗憾的是这种心理惯性，恰恰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大群女性围在一个男人身边，向他提供理解，提供欢乐，提供柔情；这男人很陶醉，宣称“我一见了女人就清爽”, “一见了男人就糊涂”。这样的“尊重女性”能做为“女性解放”的蓝图么？ 书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她对男主人公贾宝玉的爱在质量上具有空前高度，已进人了“纯”感情境界。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她又是作者写得最失败的人物，因为她除了高质量地爱着“一个”男人，因之也被这“一个”男人所爱之外，其他的优质品格已经很少，因之也很难使别人（包括男读者和女读者）都从心里爱她。她时时耍小性，出言刻薄，缺乏同情心，即使得知袭人为了她而被贾宝玉踢了一脚，也只是很不心疼地说：“你屋里的丫头也真该好好管一管了！”这都说明此人的品质中含“善”量太低，一点厚道心思也没有。 作者觉得她可爱，源于作者的审美视角是“一个男人”式的，而不是社会式的。今天某些男作家笔下的“女现代派”、“女解放派”、“女新潮派”，读者、观众只觉得她“新奇”，而不觉得她可爱，根子也在于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是社会的，而是“一个男人”的。 丫头们的“女性美”中，饱和了“奴性美”。晴雯的“野性美”无非是“奴性美”的个性化，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吞主子之宠，想做“大丫头”。而贾宝玉一旦，承认了她的“出色”, 她就立刻大示其忠带着病为主子补了通宵“孔雀裘”。 那位最“刚烈”的姑娘，敢于犯上犯到“大老爷”头上，但灵魂深处却是被“主子”牢牢占领了的，她的人生宣言只是“伺候老太太一辈子！" 《红楼梦》开创了“丫头文化”的先河，使古今“丫头”们的“丫头心思”——不痛恨自己的奴才地位，只希望在为奴中寻觅到理解者、同情者——获得了美学标格。眼下某些文学作品或影视片中，那些围拢在男“改革家”身边，安于为其解颐、解闷、解难的女人，很可能都染上了不同程度的“丫头心思”。《红楼梦》在悬拟了“女性美大观园”的同时，还以神往的心态，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文化极境”，即“女性化了的文化王国”。应当正视，这个“王国”至今也没有变成废墟，很多人都在参与着再建。 在大观园中，实际上是有个文坛（或文联）存在的．一群才子才女们三日一作诗，五日一研文，桃花开便结“桃花社”，海棠放便结“海棠社”，笔会频频不断。 “大观园文坛”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作家的男女比例极为失调，一大群“女作家”之外，仅有一个“男作家”，而且还是女性化色彩极重的“男作家”。 二、作家在生存形态上所依附的是“官养体制”（古代的供给制），每个作家都有公费衣食、月银，连纸墨笔砚都取自“官中”，无须参与社会的任何竞争，写出的东西只要有“圈”内的自娱价值、互娱价值，以及“圈”内的轰动效应就可以了。 三、写作趣味近乎彻底女性化，“女作家”写的是“自我”的闲愁、闺怨、幽情、悲绪，“男作家”则代女人抒愤懑、鸣不平。 四、没有读者。莫说拿到府外没有出版价值，就是在府内，在贾府“合族上下五六百口”中，也很难有什么读者。 不能苛责历史，更不能贬低《 红楼梦》 作者虚拟这个“理想文坛”的特殊意义。这和后世的文化界对“雌性文化”的一元崇拜、一元修建是两回事。 文学的女性化有两个含义：一、纯粹的女性题材、女性趣味，连男作家的精神品格、才气品格也急剧向“女性化”皈依；二、女性不满足于男作家基于“男本位”意识而写出的“女性世界”，主动地、纷纷地冲上文坛，“由我们女作家自己来写我们女人自己”。 女性无论做为作品中的主体形象，还是做为作家群的主体成员，对历史进步，对社会发展，对文学本身的更加贴进“人学”，都有不容低估的作用。但是，这种文学上的“女性神圣”若是成为失控的惯性运动，造成女性一元优势，也会将文学拖进一个同样可忧的误区，这就是： 一、使文学只用女性的性别视角观察社会，只用女性的性别意志去营造社会，只用女性的性别趣味去浸润社会。文学即使追求“人性文学”，也不能与这种“性别文学”同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这是不须否认的美好比喻；但世界毕竟不能仅仅由“水”构成，在很多时候，“泥”也是具有很高美学标格的。 二、女人的一元神圣，也立不住脚。贾宝玉只看到了“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泥”的浑浊，他忽略了“水”在长期的历史污染中，本身并不一定具有高于“泥”的品格质地。古今“大观园女作家”写出的作品，除去确有的优质品格，除去由于“新奇”而被社会、市场特殊的猎奇欲所格外叫卖出的人为提价词令之外，实际上的品格弱质也是存在的。诸如在生活趣味上的小空间性、小视野性、小追求性、小功利性、小快感性、小责任性、小满足性等等。即使这些可以作为女人的“性别优质个性”，也不能移用来作为社会的心理楷模和行为楷模。性别文学无论如何也不是人类需要的“最佳文学”，无论它表现为极端“雄性文学”，还是表现为极端“雌性文学”。即使女性所神往的“女性解放”，其本义也不应是把女人解放成“女人本身”，而只能是把女人解放成“人本身”。 《红楼梦》是伟大的，但它营造的女性一元文化的“大观园”，我们还是应该走出它。 原载：《文艺杂谈》 原载：《文艺杂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