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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第十次,也是系列专题中的最后一次问卷调查了。本次问卷调查的题目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十种:1.突出古为今用,按‘百科全书型的长篇小说’多方位多元化进行本体研究;2.按纯文学作品去研究艺术成就,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3.考证曹雪芹家世,兴起‘曹学’;4.以脂砚斋评语为准,单纯搞探佚学;5.为探讨作者的创作实际,单纯考证版本;6.从索隐到破译进行想像研究;7.彻底否定后四十回;8.高度肯定后四十回;9.着重发现并考证有关红学文物;10.以‘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为纲,去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你认为上述方向与方法,哪一种对或可行?为什么?这次问卷调查所拟的题目,实质上是关于红学学派的问题,可以说是全部系列问卷调查中难度、深度、广度最大的一次,因此,在发出问卷调查提纲的时候,特意附加了一条说明:“答卷人必须是读过《红楼梦》并关心研究的人。” (二) 本次问卷调查的特点是: 其一,由于问题的专业性、学术性很强,考虑到一般的读者是回答不来的,所以最早发放的范围极小,只是在部分文科研究生和大学青年教师中发放。不久,大约是96年上半年,先后收到两封素不相识者的来函,一封来自东北边陲黑龙江农垦师专某教师,一封来自湖北枣阳市医院某医生,接着96年下半年又陆续收到山西各地的来函约20封,其中有农民、编辑、中学教师、师范学校高年级学生等,他(她)们都一致赞扬“红学问卷调查活动有价值、有新意”,表示要积极参与,希望寄给他(她)们问卷调查提纲。例如,黑龙江省阿城市农垦师范专科学校王菊艳讲师,她在信中说,她主讲“红楼梦专题”课,模仿我的做法,向本校学生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发出180份,收回178份,合格卷为170份,答卷人分属于下列各类专业:中文62人,政史23人,外语13人,数学24人,物理13人,化学19人,生物15人,体育1人。她说:“从第一次调查问卷,到中间介绍赵老师的文章,一直到最后一次总结问卷课,学生始终情绪饱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问卷满足了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急待改革。”“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学课讲得既有深度又生动精采,一直是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感到困惑的问题。”“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古典名著仍然比较珍爱,他们喜爱传统文化。……赵老师发表在《名作欣赏》上的两篇文章(按:指我写的《红学问卷启示录》和《袭人和晴雯:你招聘哪位作保姆?》)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因而这次问卷调查提纲先后竟发放了六次,从95年1月起到97年5月止,将近两年半,延续时间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长。其二,发出问卷调查提纲的数目和收回答卷的数目之多,也是十次中最多的一次。从文化程度来看: 属于硕士研究生的发出33份,收回28份,在中间又有2人属于自动来函要求答卷的,所以实际共30份。 属于本科毕业班的学生为9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60人、师范专业的50人,共发出110份,收回65份;9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92人,共发出92份,收回92份;9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65人,新闻专业的18人,共发出83份,收回83份。 属于大学专科学生的有95级新闻专业双招班10人,发出10份,收回10份。 属于初中、高中、后师的有20人,其中包括农民10人,师范生5人、编辑2人、记者1人、中学教师2人,这20人全属自动索卷回答者,共发出20份,收回20份。 从年龄大小来看,最小的18岁,最大的43岁,其中以18岁—25岁年龄段的居绝大多数,35岁以上的仅有7人。 总计:共发出问卷328份,收回278份,加上22人自动索卷并交回者,则有效问卷为整300份。 其三,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拟写出调查的问题来,实在比读一遍《红楼梦》或者写一篇评《红》论文还要难得多,文字既不能繁琐,又不能不得要领,必须抓住某学派研究方向与方法的精髓,从倾向上主流上表述。在拟题时,尽管我力求客观、真实,希望包罗殆尽,但结果还是出现了失误,我要感谢几位答卷人的诚挚的批评与建议。比如有两份答卷(王之元、高长宝)说,这十种研究方向和方法是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纳的,怎么可以笼而统之一、二、三、四……并列呢?比如第二种和第七种、第八种方法之间并无本质冲突,某人在把《红楼梦》“按纯文学作品去研究艺术成就,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的同时,他也可以“彻底否定后四十回”,或者“高度肯定后四十回”。显然,这种提法不太合理,何况“红学”研究课题并不仅仅这十种,当代就有人在研究《红楼梦》的各种续书。 又有两份答卷(毛淑荣、白慧新)说,除了老师所归纳的十种研究方向和方法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方法即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当提出。是的,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把《红楼梦》放在宏观背景上,打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去与别国别族的文学以至于与哲学、历史、宗教、艺术诸门类去比较研究,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它能够扩大文学视野;促进文化交流;开拓文学研究领域。事实上,近十多年来我就开设了“中外小说戏剧比较研究”课程,也在《山西大学学报》和《名作欣赏》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的比较论文,而在起草第十次《红楼梦》问卷调查提纲时,竟忘记了这一招,真是千思百虑,或有一失,愧哉愧哉! (三) 综合分析300份有效问卷,发现各种观点态度者有十种: (1)完全赞扬第一种方向和方法的有158人,占总人数的52.6%。此类答卷中包括有硕士研究生24人,大学本科生119人,大专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15人。 持此观点的绝大多数都是全面而认真地把十种方向与方法加以比较之后,确认第一种才是最趋于科学、合理、有用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其中有六份答卷最具有代表性,写的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周密,语言也条理流畅。答卷人分别为:现在上海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副教授许并生,现为山西沂州地委办公室主任、本科程度的原晋平,现为黑龙江农垦师专女讲师的王菊艳,现为山西大学中文系93级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班的柴杰良、郎勇、张祺同学。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因为同其他的几种方法相比,此方法既全面又有所侧重,基本上囊括了其他几种方法;既是多元化多方位的整体性研究,同时又突出了古为今用的特点和重点,而其他的研究方向与方法,难免以偏概全,捉襟见肘,尤其是第七种和第八种,彻底否定和高度肯定后四十回都是不可取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续书不仅续写的成功,而且其中还蕴涵了原书的某些信息。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老百姓接触的是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其产生影响的深入和广度相当大,这种文化现象决不能忽视。 从价值和社会意义来看,《红楼梦》代表了封建社会小说的最高水平,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确实是一部“百科全书型”的小说,它所涉及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大到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小到琴棋书画、风土人情等等,真可以说作者对封建社会末世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全景式的展示。是的,正象王蒙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作者未明确声明但实际给自己提供的任务中,似还有求全与炫己两项。求全即搞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所谓‘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其实不仅这些,作者不放过机会细写园林、烹调、医药、戏曲、僧尼、巫祝、典制、礼教、服装、首饰、陈设、工艺、书画,以至红白喜事种种,不但求真求味求精而且求全。炫己则是既炫耀自己的才学知识包括杂学知识,又炫耀自己有而别人难有的封建上层生活经历体验。”(《红楼梦启示录》第57页)总之,曹雪芹的创作选择是多向的多元的,从第一回声明中便一目了然,既要“怀旧”、“纪实”又要“解闷”、“警世”,一眼之间把整个世界看尽。正是由于这一“百科全书型”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对《红楼梦》应当进行多方位多元化的本体研究,研究它的思想、艺术和社会的种种价值,而且又强调了古为今用,这就必然使《红楼梦》的研究,具有了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否则耗费心血去研究《红楼梦》有何价值? 从作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来看,《红楼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绝不是孤岛独存的自生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社会实践,同社会肌体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它必然反映了象多棱镜一样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单从某一个层面去研究《红楼梦》,其成果必然是狭窄的偏颇的甚至走入误区。笔者整理到此处,颇有感想,突然想起了著名的法国史学家兼艺术理论家丹纳的名言,他在《艺术哲学》的“第一章”中阐述道:“我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这个艺术家家族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不谋而合,第一种研究方法正符合丹纳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拥有一批数量庞大的读者群,每位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都总是要受到个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和兴趣爱好的影响。每个人读《红楼梦》时都会有着独特的感受,甚至同一个人每次读的感受都有差别,因此,从多元化、多层面、多视角来研究《红楼梦》,也是一种读者群的需求。这个观点又是丹纳早已揭示无遗,他生动地阐释道:“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同上)丹纳的这段话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又一次证明了第一种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优越性。 持此类观点的答卷人,有的是批评了其他九种,而惟独赞成第一种;有的是完全否定了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例如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种)之后,而赞扬第一种的。有的答卷人则以尖锐警拔的语言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这是挂在人们口边的常话,我们搞一切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应用。只有研究方向是为应用的红学家,才称得起是真正的称职的红学家,那些穷索于旁门左道的所谓红学家,一辈子寻章摘句主观臆断,即使有所进展,于社会又有何益!岂不是害人误己!有的答卷人则以平和的口吻辩证地指出:研究学问,注意古为今用,毫无疑问这是绝对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准则,但是又不能把古为今用变为功利性十足的实用主义。如何划清“古为今用”和“实用主义”的界限,固然很难,但如果红学研究能够避免这种倾向,才不会走上歧路。 (2)完全赞扬第二种方向与方法的有30人,占总人数的10%。其中包括硕士研究生5人,大学本科生24人,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1人。 持这种观点的答卷人,也大多数是把十种方法加以比较分析后,确认为“从纯文学作品去研究艺术成就,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方向与方法。山西大学中文系92级本科生赵有合写的最为全面认真,他在尖锐地批评了其他九种方法后,表了自己的态。他说: 研究学术问题,切忌放下门帘,关上窗户,把自己束缚在一方尺牍之内。历史上有出息、有成就的学人都是学以致用,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以考据著名的乾嘉学派为例,其成果是大大的,然不能面向现实,一心皓首穷经却无济于人类社会。有人说过三种作学问的典型:一是象一只沙漏,一面装一面漏,一点也不留;二是象海绵,挤出来的东西比吸进去的少了,也脏了;三是验金石,沙子留下,闪光的金子拣起来。我们研究学问就应当是做验金石,红学家也不能例外。所以一个有责任感正义感的作家或评论家都应考虑,研究成果是荫庇后世,还是遗害无穷。根据以上三种典型三种方法,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十种红学研究方向和方法: 第一种貌似公允,其实是很难作到的,个人的能力有限,多方位、多元化地按百科全书型的方法研究是不切实际的。第三种考证曹雪芹家世,兴起“曹学”,我简直想笑。不用说众人,我想,就是曹姓也不会因此就感激他们。据说有的红学家把曹雪芹的先祖,考到了宋朝的曹彬,甚至三国时的曹操,即使弄得很是清楚,又有何用?这些人在这人生苦短的旅途中,耗费精力,实在可悲! 第四种以脂砚斋的批语为准,单纯搞探佚学。这本是想让重新“探”出来的《红楼梦》更接近曹氏原著,但我想,这怕是永远不可能的。鲁迅先生曾因看了梅兰芳博士的“黛玉葬花”而“想不到林妹妹的嘴唇竟这么厚”,同理,很多人也会因看了重新“探”出来的《红楼梦》而“想不到……”。据了解,许多看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观众,正是如此呐喊着。这种方向与方法,于现实生活实在无益。 第五种、第六种更是“无事忙”。由于太多的好事者,使得“单纯考证版本”有困难,退一步真的考出来了,也不好办,曹雪芹早已仙逝了,死不能言,无从对质,这样探讨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实际,就很难令人信服。说到“想象研究”,自己尽可以想象,错了亦不至于坑害别人,不幸他偏又要写给大家看,贻害无穷,真是罪莫大焉。 第七种、第八种一个是要一脚把后四十回踩进地下,一个是要双手把后四十回托到天上。一眼看出这是形而上学的偏激观点。我们看事物要用辩证的眼光,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 第九种本来是有利于深入发掘作家作品底蕴的一种作法,然而在红学界却存在一种不正之风,不少红学家在伪造文物,或者强词夺理为我所用,甚至闹得沸沸扬扬,相互诋毁。我觉得这种红学家是最危险的,最可怕的。 第十种呢,处在阶级社会里,自然需要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方法去看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不宜提倡的,这是一种“极左”的错误观点。 排除其他,我们回头看看第二种观点才是正确的,也是现实的。首先,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文坛需要一种新的艺术。文艺在等待,文艺将在等待中爆发。其次,作家们在一番摸索之后,一定会重返古典文化,从中吸取精华,这时,从事这个方向与方法的红学家们应当帮助他们,使他们少走些弯路,多收些效益。第三,这种工作可能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见效,但是功德无量,红学家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认为十种观点中的第二条最有效,最直接,也最有价值。 (3)赞成把第一种、第二种的方向与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红楼梦》。持此观点的有29人,占总人数的9.6%,其中28人为大学本科生,1人为师范中专生。持此类观点的答卷者,大部分都是在否定了第四和第六种的研究方法之后,确立了第一、二种的结合观。例如,答卷人王亚虎(山西大学中文系93级应届毕业生)说: “我的观点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一个原则,两个方向。一个原则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的研究态度,我们搞研究必须要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前看,从新的角度审视《红楼梦》;另一个是向下挖,让它的精华服务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坦率地说,我非常反感文学研究中那种过于琐细的考证。‘红学’研究也需要在方向、方法上有所革新。”因为这第一第二两种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因此两种方法可以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答卷人赵丽彬(山西大学中文系92级应届毕业生)这样回答:“研究事物的方向与方法是由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然后才有它作为文学载体所反映的历史、社会、人文、地理、风俗等内容。《红楼梦》留给历史和社会最多最辉煌的也在文学方面,真正彻底地发掘其艺术成就,加以学习借鉴,这将促进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红楼梦》毕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文学著作,它是一部涵盖量十分丰富的‘百科全书型’的小说,因此如果只从文学去研究文学,就显得远远不够了。这样,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小说的各个方位、各个角度,多层次、多元化地进行本体研究,循着《红楼梦》中所提到的各种线索,真正挖掘这部小说具有的‘百科全书型’特点的深刻涵义,从而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服务。” 因此,他们批评说,诸如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单纯搞探佚学,单纯考证版本以及从索隐到破译进行想象研究,除能为读者理解《红楼梦》或多或少提供有限的帮助外,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再说,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文学本体,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介入太多,让人觉得脱离实际,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即便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对这些研究成果也很少关心,没有几个读者在读《红楼梦》前后去吸收这些成果,可见这些研究又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经院式的。所以,他们认为这类研究,可由少数学者去做,没有必要投入太多精力,有关红学研究机构及权威,更不必故意导向。 (4)赞成第三种方向与方法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5%。其中有五人论证的最为典型,这五人均为山西大学中文系92、93级本科应届毕业生,他们是韩建英、岳燕林、刘春宇、刘红霞、段融。这五份答卷都写的比较好,他们不详论其他九种研究方向与方法之优劣,开门见山便表态:“我赞同第三种研究方向与方法。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艺术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一切描叙都与作者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分不开,因此要想更深层地研究《红楼梦》,必须首先对作者及其家世有一个深入透彻的了解,只有对此进行充分的了解,才能帮助我们解开书中的许多不解之谜,更全面地更深层次地理解《红楼梦》。对于作者曹雪芹本人,有据可查的资料实在很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曹雪芹身世之谜,正是曹学家们待以解决的课题。因此,我认为曹学不仅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红学发展的必要前提,读《红楼梦》,就应知道曹雪芹,研究《红楼梦》,就需要探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总之一句话,红学离不开曹学。” (5)完全赞扬第四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只有2人,占总人数的0.6%。答卷人(梁江华,李晓东,山西大学中文系93级)均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他们对探佚学评价极高。他们认为:由于脂砚斋和曹雪芹是关系异常密切的亲戚朋友,在曹雪芹还在世时,脂批就和《红楼梦》一同流传了,某些脂批也得到了曹雪芹的肯定。所以脂砚斋评语可以说是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手资料,它不仅为探佚《红楼梦》的全璧提供了依据,而且在艺术鉴赏和美学思想上也给人们以启示,帮助人们认识作者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如谐音法、影射法、谶语法等,都在脂批中一一道破。脂砚斋做为曹雪芹的长辈和全书的首阅者,对前80回所作的大量而且精当的评语,更可使我们解开“红楼”之谜,还其庐山真面目,把80回以后的人物故事发展趋势作出考辨、推断、想象,将原著的大体轮廓完整地勾勒出来。 但在300份有效答卷中,竟有一半以上是明确地批评、否定探佚学的,尤其是在肯定第一种或第二种方法的答卷中,特别尖锐地批评了第四研究方向与方法。持此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刘纪昌(33岁,大学讲师兼律师)、刘媛媛(31岁,研究生班)、李军(24岁,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赵海香(21岁,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等人。他们有的说: 单纯搞探佚学,未免有写科幻小说之嫌。书说到底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于生产斗争,也可以用于养性移情。目的就是有用。书没有用,失去了流传的价值;研究没有用,也失去了存在的权利。因而突出古为今用,多方位、多元化进行本体研究,才可以找出红楼真谛,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服务,为今天经济大潮中的人找一块用武之地。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最需要这种“硬件”,否则,那些色情凶杀低劣之作又怎能不充斥大街小巷?他们有的说: 探佚学曾经盛行一时,一开始,作为一种新方法我觉得挺新鲜,挺佩服,但后来研究者却越走越远,自以为是,主观臆测,如证明薛宝钗嫁给贾雨村就因为贾有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便探佚出如此情节,荒唐之极。至于有些立论,纯粹是“皇帝的新衣”,好象天下人都没有读懂《红楼梦》,只有搞探佚学的那么一两个人读懂了,自封为王,目空一切。有些立论更是胡说八道,自相矛盾,如用娥皇、女英的典故证明黛玉、湘云都和宝玉有爱情关系,但我也同样可以用这个典故证明二人同时嫁给宝玉,或者同时自杀云云,不会象他们考证的那样黛玉早死,湘云后来与宝玉结合。 (6)在300份答卷中,有18人承认第六种研究方向与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外,竟有282人完全否定,但也有3人高度赞扬第六种的,占总人数的1%。其中本科程度的2人(辛文斌、侯立),大专程度的1人(95级新闻专业吕慧),以山西沂州师专讲师辛文斌写的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红楼梦》本身是一座复杂的谜宫,具有立体的思想(儒道佛,天地人)和圆形的艺术(草蛇灰线,魔幻变形),文本自身的‘无穷性’和‘测不准’,必然会带来研究的‘无穷性’和‘永远性’,因此永远存在‘索隐’和‘破译’的必要,而且每次‘索隐’和‘破译’,都是对《红楼梦》世界的一次发掘和开拓。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读者或研究者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红楼梦》,都已进行了不同时空点和不同心理状态下的二度、三度……创作,都加进了想象的因素,这种想象就是再创造,再理解,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相遇,这无疑会把《红楼梦》研究带进一个新的境界。” (7)在300份有效答卷中,绝大部分答卷人认为“第七种彻底否定后四十回”和“第八种高度肯定后四十回”的观点,都失之偏颇,形而上学,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出一分为二的结论。但也出现了15份答卷,完全赞成第八种方向与方法的,占总人数的5%。 其中以硕士研究生薛娅玲和大学本科生李登凯写的最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不论是哪一位,却是一位求真意、抒真情、写真景而毫不矫揉造作的语言大师,多少年来连同前八十回合成百二十回本流传于世,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却是铁的事实。作为文学阅读与小说赏析,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后四十回呢? 首先,前八十回之伟大,自然使读者为后四十回之佚散而长叹!反过来,如果没有高鹗的后四十回,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残本,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达到今天这种妇孺皆知的效果,它的伟大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小说的最大底蕴也正是小说本身,古今中外,杰出的长篇小说的结局部分,写得成功的何其少也!《水浒传》《西游记》《红与黑》都是如此。对于《红楼梦》,我们也不能排除作者收笔困难的问题,前八十回叙写得越是感人、可信,环境与人物越独特越生动,就越会先入为主,既成事实,难以再翻出新景新意,而后四十回的续写,却翻出了令人满意的新景新意。 其次,某些红学家指责后四十回改变了原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成为“兰桂齐芳”、“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俗套。实际上,高鹗的续作还是基本上遵循了曹雪芹的创作思路,例如“十二钗”的不幸命运,贾府的抄家败落,宝玉的出家,贾母的殡仪冷清等,都是和原作思路相符的。同时,也没有把“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正是高作的妙处。贾府虽有“金玉其外”的外表,却是“败絮其中”,所有的人都已“心死”,这不正是最大的悲哀吗? 再次,从语言艺术来看,后四十回显示了卓越的真实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雕塑般的浮雕美,意趣横生的诗情画意美,以及文字的简洁、谐趣、含蓄等,特别是“黛玉焚稿”、“宝玉哭灵”、“黛死钗婚”的重要情节,都续写的毫不逊色。 ( 8)赞成第十种研究方向与方法的有4人,占总人数的1.3%,其中属于太原师范中专生1人(庞俊萍),太原师范大专生1人(李艳华),山西大学中文系92级本科生2人(柴文军、赵丽慧),年龄段为18岁—21岁之间。无可否认,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当时的“评红运动”,然而这四位答卷人都是“文革”以后才出生的,当他们懂事的时候,已经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时代了,那么为什么还会坚持赞成“以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为纲,去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呢?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受了老一辈亲友的影响;二是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影响;三是课外阅读有关著作的影响;还有其他等等。由此看来,想要完全抹煞这种观点是绝对不可能的,作为一家之说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科学性的。这四份答卷一致认为: 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色彩充满了整部小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小说中许许多多生动、活泼、可爱的人物,都变成了封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是我们在小说中体会最深刻的。曹雪芹以一个目睹者和经历者的身份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残酷和实质。人性和亲情在此时被金钱、权力、私欲所代替,成为封建阶级的附属品。贵族家庭内部的明争暗斗,奴婢之间的斗争,贵族与奴婢之间的斗争,还有在生活上他们穷奢极侈,挥霍无度,衣食住行都非常讲究,浪费惊人,所有这些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 从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阶级性,就是指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一定阶级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理想,这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文学的一种普遍倾向。在所有的艺术中,文学是最不纯粹的艺术。因此研究《红楼梦》时,就应该以“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为纲来加以剖析。 (9)此外,还有赞成1+3的(即主张把第一、三种方向与方法相结合),1+6的(即主张把第一、六种方向与方法相结合),1+10的(即主张把第一、十种方向与方法相结合),持此类观点的答卷各4份,共12人,占总人数的4%。具体理由,前边已大略谈过,故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300份答卷中惟独没有一人赞成第九种研究方向与方法的,即“着重发现并考证有关红学文物”的。究其原因恐怕与下列情形有关:一是答卷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二是红学界屡屡出现假文物,或者证据不足便草率做出主观臆测的结论,使人产生逆反心理,于是答卷人置若罔闻。 (10)认为十种研究方向与方法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任何一种方法具体到每个研究者面前都是很艰难且神圣的选择。问题的关键不是选择或淘汰某种研究方法,而是如何把握各种研究方向与方法的科学性,不要让它流向冷僻、古怪、烦琐、无用的地步。持此观点的有32人,占总人数的10.6%。在32人中具有硕士学位的有9人,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有23人,其中以刘达科(硕士学位,山西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写的比较明确、深刻,兹摘录如下: 代替,成为封建阶级的附属品。贵族家庭内部的明争暗斗,奴婢之间的斗争,贵族与奴婢之间的斗争,还有在生活上他们穷奢极侈,挥霍无度,衣食住行都非常讲究,浪费惊人,所有这些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 从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阶级性,就是指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一定阶级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理想,这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文学的一种普遍倾向。在所有的艺术中,文学是最不纯粹的艺术。因此研究《红楼梦》时,就应该以“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为纲来加以剖析。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九年第一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九年第一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