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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与日本著名古典小说《源氏物语》同为东方两部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作为两座艺术丰碑,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博得了世人的喜爱。 《源氏物语》(以下简称《源》)和《红楼梦》(以下简称《红》)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史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精品,代表着东方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 《源》不仅是日本古典的文学典范,也是世界第一部完备的章回小说。这部长达54卷、近百万字的长篇“物语”,问世于11世纪,作者以史实为基础,以日本藤原道长执政下平安王朝时期为时代背景,描写了源氏家族荣华、失意、隆盛、式微的历史,纵跨70年的时空。《红》不仅是中国文坛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部长达百二十回,洋洋百万余言的现实主义杰作诞生于18世纪,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执政时期为时代背景,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大族的兴衰史,飞跃100多年红尘。 《源》是日本著名女作家紫式部呕心沥血的杰作,《红》是中国文学大师曹雪芹“十年辛苦”的结晶。它们分别把本国的古典文学推到辉煌的高峰,并给后人留下对于人生的思考,从而激发了后世永盛不衰的探究热情。其中一个令人难解的艺术之迷是——这两部名著诞生于两个国度,相隔数百年,却何以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呢?尤其是在对于社会悲剧的揭示上,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部煌煌巨著都是从一个家族的盛衰荣枯入手的。正是这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歌舞升平中预感到统治阶级将至灭顶之灾,以令人拍案叫绝的形象体系,共同唱出了震荡乾坤的封建末世的哀歌。当我们细心品味着,比较着这两部“各有妙文,各有美景”①的艺术佳作,顿觉它们确是一衣带水的双璧联珠,共同放射出“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②的灼灼光彩,共同创造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美和悲剧美。 《源》与《红》的两位作者,都以爱情为主线,创造出“六条院”和“大观园”这样两个不同国度的“女儿国”,通过对女儿国中众多红颜薄命的女性的描写,演绎出种种令读者梦牵魂绕、悲红悼玉的警幻之曲。对照《源》、《红》两部奇书,无论光源氏的12个妻妾,还是金陵12钗,众多女子悲惨的命运实际上确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格是我们的感觉能领悟的世界中的最高的美。”③《源》和《红》集中表现了“女儿美,爱情美,人格美的毁灭。”④为女性悲剧的人生,为女性人格的独立,发出了最强烈、最深沉的呼唤,演绎出美的毁灭的悲剧。莱辛说过:“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惘的诗。”⑤这正是我们从中引起爱怜的审美心理特征的原因。在两位文坛巨匠的笔下,“女儿国”中的女子,人人都是窈窕淑女,个个都是阆苑仙葩。她们越美,那么,这种美的凋零,残落、消亡就越可悲,而越是在凋零、残落、消亡之后,这种对美的惋惜、追忆、向往就越动人、越神妙。在这里,日本川端康成式的“悲即美”的命题和曹雪芹、紫式部的“美即是悲”的命题便息息相通了。 《源》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情史”,《红》写的则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 《源》所描绘的社会面狭窄,主要写宫廷贵族,围绕源氏家族的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面貌,多带社会性。因此,《红》比《源》更具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另外,日本的文化历史远逊于中国,紫式部生活的时代,日本文学初兴,仅受唐诗影响而已;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典文学积淀丰富。两部作品相较,《红》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造诣上都远高于《源》,这是客观的,毫无疑义的。 《源》的主题是通过源、紫的爱恋与婚姻去揭示贵族精神上的没落与崩溃;《红》的主题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和批判。《源》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过程,而《红》所着力显示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毁灭的过程。紫式部向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纲常沦夷、道德败坏的传统大厦的坍塌图,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展示了封建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震聋发聩的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 《源》以清新恬淡的质朴美,《红》以雍容华贵的古典美流传后世,形成文学史上著名的《源》学和《红》学。《源》和《红》相媲美,构成了世界文坛上令读者赏心悦目,耐人寻味的综艺大观。 《源》、《红》两位作者同遭家道中衰之变,同尝个人丧偶之苦,同怀晚景凄凉之感。病蚌成珠,这恐怕是他们的著作能够取得惊人成功的秘诀所在。 紫式部与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且都与皇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也决定了他们都有着浓厚的贵族意识,以及对末世的敏感和对贵族社会的衰落哀挽不迭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 紫式部与曹雪芹经历的又一相似之处是: “朝荣夕萎,中途逢变”。紫式部出生贵族家庭,从小过着无忧无虑的“穿奢服侈”的生活, 22岁嫁给藤原宣孝为妾,婚后不久(公元1001年)她丈夫不幸病逝,矢志自守的紫式部抚养着女儿贤子,过了5年孤苦伶仃的孀居生活。29岁入皇宫为女官,侍奉中宫彰子。《源》就是通过这种体验,在她寡居期间写成其中的前半部,到宫中做女官时完成后半部作品的。曹雪芹出身更不同于一般的达官显贵,而是作为汉人早年加入满族的旗籍,始终倍受恩宠的百年望族。 由于受到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期间斗争的牵连而导致抄家之祸,此时年仅13岁的曹雪芹便由钟鸣鼎食的贵公子一变而为罪囚的后代,再加上他家门不幸,经历人生三悲(早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最后流落北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窘生活。这种生活的剧变,使曹雪芹饱尝了人间冷暖,历尽了世态炎凉,也成为他创作《红》的真正缘起和契机。由此看来,紫式部和曹雪芹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生于繁华,卒于零落”,都有一种“世事无常叹飘零”的感慨。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悲观主义、厌世主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源》和《红》便是两位作家心患郁结之病吐出的珠玑。然而令世人遗憾的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两位伟大的作家都未能将大作写完,便积劳成疾,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标志着中日古典小说发展高峰的两部伟大作品竟是残缺的未竟之作。尽管后人将它们续完(《源》为紫式部之女贤子所续,《红》由高鹗续完),但续作又都不如原作,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两个民族无法弥补的缺憾”。⑥作家经历的异同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对生活认识的高度不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对社会的批判力度也不同。紫式部由于女子生活环境的局限,接触社会面狭窄,长期的闺阁、宫闱生活限制她的视野,故而书中反映出以爱情为重的女子心态和贵族格调;而曹雪芹则历经沧桑,生活环境由尊贵到贫贱,反差极大,他有幸接触到平民百姓,加之他朴素的民主意识,书中融进平民思想,能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看清封建社会不可挽救的历史趋势。他们都从现实的横向上写出了贵族后代的骄奢淫逸,堕落糜烂,展现了人性的衰落,光明的无望;又都从历史的纵向上,写出贵族子弟一代甚于一代的精神危机,显示出社会没落之必然。《源》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恶性延伸、代代相传,愈沉愈甚的下垂曲线,是一部贵族阶级的精神没落史。《红》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封建阶级一代不如一代的示意图。两位作家在揭示社会后继无人的危机上也是相同的,但《红》比《源》更进一步,它不仅写出了浸透了贵族阶级劣根性的垮掉的一代,而且也写出了以宝黛为代表的敢与封建正统势力相抗衡的崛起的一代。由于紫式部与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差异,二人在世界观和审美观上的差异,使得《源》更多地表现了旧制度悲剧性的历史,《红》则更多地显示了旧制度悲剧性的灭亡。 《源》中的光源氏和《红》中的贾宝玉都是作家着笔用色最多,感情倾注最深的中心人物。而且令人惊诧的是,他俩竟像一对“孪生兄弟”,否则,何以有如此大面积的重合现象呢?二人不仅都经历了混世、厌世和出世的过程,而且在出身、追求和结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出身相同。光源氏和贾宝玉同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整日过着“温柔富贵,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且都是聪慧过人,品貌出众、能诗善文、风流倜傥的“情种”,似乎都是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物。尤其是他们都生得美貌超群,俊俏无比。两位作家在主人公的塑造上所取得的共识,无非是为他们笔下的男主角在生活中充满粉腻脂浓、花娇月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其次,追求相似。源氏和宝玉这两位公子哥,虽然生活在“朱门绣户”,但却都不热衷仕途经济。源氏与宝玉的共同追求是对女色的迷恋。好色、荒淫是贵族们追求享受的一个重要方面。混迹闺阁、追逐女性是历代封建贵公子的劣根性,但宝玉对女性的倾慕与光源氏对女性的追逐和占有,有着本质的不同。 贾宝玉追求的是“情”,他重情胜欲,是美。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姊妹中过一辈子。他爱黛玉、喜宝钗、亲晴雯、近金钏,读《南华经》、作《芙蓉诔》,都贯穿一个“情”字。 就是这个“情”字,反映了贾宝玉对封建道德的背叛和对新生活的追求。尤其是在宝黛爱情中,就更鲜明地显示出这个“情”字在反叛传统的道德中的力量和作用。 光源氏追求的是“欲”,他重欲轻情,是淫乱,是丑。源氏对女性也有情,但他用情不专,朝三暮四,逢场作戏;宝玉专爱黛玉,至情至深,痴情不改。源氏情场忏悔是假,玩弄女性是真;而宝玉是尊重女性,平等人道。可见,宝玉对女性的“深爱”,是有其民主思想基础的。 再次,结局一样。源氏和宝玉均逢爱侣早丧的痛楚,精神变得一蹶不振,最终悲观厌世,遁入空门。源氏最宠爱的紫姬病逝后,精神颓废不堪,又一次感到“世间一切都可厌”,使得他贪恋女色的癖好也像朝霞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最终只好隐居嵯峨佛堂,悄逝而终。同样,贾宝玉自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林黛玉病逝后,“连个说知心话的人也没有了”,变得精神萎靡,疯疯癫癫,感到荣枯无定,世事无常,于是万念俱寂,终于脱离污浊尘世,离家出走,隐遁佛门。 总之,在紫式部和曹雪芹的笔下,他们的主人公光源氏和贾宝玉都是封建贵族圈里“善”的化身。然而,表面的相似并不等于本质的相同和思想内涵的一致。光源氏的“善”使他向着封建规范越靠越近;贾宝玉的“善”则使他在叛离封建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正是两位同怀改变不合理现实的作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求善上呈现出的分道扬镳的证据所在。 以东方传统道德而论,紫姬与宝钗都堪称“贤淑女子”的楷模,“四德皆备”的典范,都是封建社会倍加推崇的“最可爱”、“最理想”的女性。同样,她俩在才貌、品德和命运等方面亦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才貌相同。紫姬和宝钗在《源》和《红》中皆处于女主人公的位置,且都以标准的淑女姿态出现。从外表看,二人均呈现一种符合封建时尚的典雅美,既拥有令人倾倒的花容月貌,又不乏大家闺秀的淑仪美态。从才艺上看,紫姬和宝钗均备上品女子的才华禀赋和文化修养。紫姬琴棋书画,赋诗赠答无所不能;宝钗品诗论画,针黹女红无所不精。紫式部和曹雪芹都是通过这两个美丽的女性形象,暴露了歧视、埋没妇女的男权社会的极端不合理,也为处于社会卑微地位的女性鸣不平。 其次,品德相同。紫姬和宝钗同被封建社会奉为“楷模”,其原因不仅因为他们在才貌上可博得封建家长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品格上能博取封建家长的欢心。紫姬被作者塑造成“众善兼备的完人”,“不可多得的理想人物”;宝钗被作者描写成封建家长“喜爱不尽”的“品貌超群”的上品女子。前者把源氏放荡不羁所激起的怨恨深埋心底而“绝不形于色”,后者则为规劝“宝二爷”的前程,苦口婆心,不遗余力。二人均以恬静稳重,温柔敦厚、谦恭宽仁,忍耐顺从为主导性格,这也正是封建社会标准女性的“美德”。所以“紫姬之淑”与“宝钗之贤”媲美,确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下。不过他们都是用封建礼教的模子刻出来的“完美女性”。 再次,命运相同。封建礼教是残酷无情的,其本质就是“吃人”。作为它的信奉者和追随者的紫姬和宝钗同样难逃罗网,最终都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紫姬表面上看,似乎比源氏一族的其他女性“幸运”得多,不仅居于源氏正夫人之尊位,又深得源氏的宠爱,可这一时的“幸运”,片刻的“荣耀”,却是以无止境的痛苦和难言的辛酸为代价的。最后终因忧思抑郁,凄楚苦闷,悲痛难挨,年纪轻轻竟先于源氏诸妻妾而去。宝钗命运似乎比紫姬好一些。她察颜观色,极有心计,含而不露,坐待时机。最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⑦终于当上了尊贵的宝二奶奶。 但是宝钗虽赢得了宝玉的婚姻,却没有获得宝玉的爱情,最终难免被宝玉抛弃。心如死灰的宝钗,只得在孤灯下独守空房。从某种意义上说,紫姬与宝钗的结局较其她女性更为悲惨,因为她们都尽力做到那个社会为女人所规定的一切,而正是这些规定埋葬了她们的青春。两个苦命人儿的生命轨迹寄托着两位作家的悠悠哀思。 当然,由于两位作家不同的审美标准,紫姬与宝钗在性格和感情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纯真未泯,透过心灵的面纱可感到几缕情愫的颤动;后者则城府极深,揭开灵魂的帷幕几乎是一片冷寂的荒原。紫式部笔下的紫姬,性格比较单纯,缺乏个性,属“扁型人物”,多偏重于“善”的方面,作者以欣赏的态度美化她,对她寄予深切的爱怜与同情。而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则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型人物”。她表面上温柔宽厚,豁达开朗,实则感情虚假,笑里藏奸。作者把她塑造成一个“美丑兼备”、“贤愚并存”的活生生的人物,从而曲折地反映出对她褒贬相杂,毁誉参半的审美评价。 紫式部的《源》和曹雪芹的《红》,都是东方文化艺园中绽开的奇妙臻美、色泽绚丽的销魂之花。两位艺术大师,以其睿智的“艺术眼”和巧夺天工的造化之功,为人类创造出思想美和艺术美相统一的优秀文学作品,形成“一衣带水,双璧联珠”的艺术奇观。 《源》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单线发展的串珠式的艺术结构,是纵向的延伸;《红》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多线发展的网状式的艺术结构,是横向的拓展。《源》作者紫式部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以源氏的年谱为线索写成的。全书主干突出,主线裸露,不枝不蔓,简洁明晰,显示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美;《红》的作者基本上是以四大家庭的兴衰为总纲,以宝黛的爱情为主线写成的。全书错综变幻,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枝不乱,显现出一种复杂、绚丽的美。 《源》以源氏公子的奢华风流、宦海沉浮、情场得失、婚恋成败、亲朋交往等诸多方面为主线进行描述。其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各贴的相对独立性与全书的统一完整性相结合,短篇与长篇相结合,散文与韵文相结合,正可谓“诗文合璧,相映生辉”,而且每贴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为另一条主线进行描述,它与另一条线索(宝黛爱情)互成经纬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艺术结构的整体。同时,还交织着许多各有起迄,自成一面,但又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天才的作家曹雪芹凭藉着高超的大匠运斤、斧凿无痕的艺术造诣,以金针暗度之笔,移花接木之文巧妙地将数百个人物的频繁活动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矛盾纠葛,此起彼伏而又主次分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红》按照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传统,每回题目都用对仗工整、寓意深刻的骈体,词藻华丽,美不胜收。通过一出家庭盛衰的悲剧舒卷自如地展示出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其构思的特点是:曹雪芹运用艺术辩证法,在小说中特意安排了“真”与“假”两个方面(如甄家和贾家;甄宝玉和贾宝玉;甄士隐和贾雨村;林黛玉之“真”和薛宝钗之“假”等等),这个极为奇特的艺术构思和极为巧妙的结构设计,常使人感到“眼花缭乱,扑朔迷离”,而这种文心和手法,不仅贯穿全书,而且它本身就“构成”全书,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⑧曹雪芹用隐“真”而存“假”的辩证手法,完全是为了达到借假存真的目的。这种精巧而缜密的整体建构和布局,编织出一幅繁花闪烁的封建社会的百景图,创造了世界文坛上罕见的绚丽多姿的艺术美。 《源》的结构也有独特的设计:书中第41贴只有题名《云隐》,仅仅用一个暗示交待了光照全书的主人公源氏之死,而正文空无一字。笔者的理解是:书中已描述了许多人的死,其中主要人物紫姬夫人之死描写得尤为沉痛。倘再续写主人公源氏之死,这位青年女作者恐不堪其悲,因此只标题目而不写正文,向读者暗示此结局。这留下的空白,是一片不见任何悲哀和眼泪但又显见其悲哀和眼泪的空白。如此奇特的构思,在长篇小说史中亦属罕见,这也正是《源》结构中朴中见奇之美。 《红》结构的另一特点是,以宝黛钗的婚姻悲剧为主要发展线索,时断时连地贯穿全书,其间旁岔勾连,牵出众多事件。曹雪芹以“一线两描法”的结构方式,一笔描写以宝黛为代表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一笔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两种描写都具有主题意义。全书采用“一树千枝,一源万派”⑨的笔法,使大观园中发生的一切,成为社会之树的一枝,生活之源的一派。同时这大观园的一枝一派又与社会之树,生活之源及其余千万枝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儿女之真情”的充分披露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基本矛盾交织在一起。而这一效果正是用“枝枝相连,叶叶相交”的结构方式,使全书情节结构横向发展,这样使人物来回穿梭,事件互相牵制,形成放射性网状式的艺术框架,从而创造出文坛稀有的结构美。 由此看来,《红》的结构设计较《源》更为复杂,更为生动,更为高级,更为绚丽,《红》比《源》更具表现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美学功能。 《源》之所以被公认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典范,《红》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就在于两部伟大的作品,不仅创造出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而且还创造出许许多多极富诗情画意的美的意境。 《源》以诗的意境见长;《红》以画的意境为上。 《源》全书共引入近800首和歌,其中一小部分来自日本的《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还有一部分为作者自己所创作。作者对白居易的诗歌情有独钟,仅引用的“白诗”即多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贴《桐壶》,其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成为源氏三代人爱情故事的主旋律。 《源》书中的800首凝结着美的意境的和歌像镶在精美项链中颗颗夺目的宝石,使得体裁为小说的《源氏物语》处处闪烁着诗的意境之美。 和《源》相比,《红》中融有120首诗,8首词, 23首赋,诔1篇,韵文数量虽不及《源》多,但质量品位极高。如《葬花词》、《桃花行》、《五美吟》、《代别离·秋窗风雨夕》、《芙蓉女儿诔》、《柳絮词》等等,都堪称绝妙的诗词,且大多出自曹雪芹之手。因此,《红》在意境美方面可谓更胜一筹。 曹雪芹写景的最大创造,就在于曹雪芹凭借他卓越的诗画才能,在《红》中创造出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美丽画卷,使人看出曹公确实深通丹青之妙。他运用鬼斧神工之笔,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具有画的意境美的大观园。作者把一个“金辉兽面,彩焕螭头”的大观园写得美而真实,常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以致后人到处寻找大观园遗址,以大观园描绘的美景作画的更绵延不绝。 “黛玉葬花”是《红》书中最精彩的一段文字。作者同样用彤缕重彩的画笔,采用化无情为有情的艺术笔法,赋予林黛玉以“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无比优美动人的高洁品格。曹雪芹把这种丰富的诗情画意创造性地熔铸到了自己的小说中,使读者感到是醇厚的诗情,优美的画意。 曹雪芹的另一幅以画境著称于世的是抄检大观园后(第76回),林黛玉随贾母等人在凸碧堂品笛赏月:那呜呜咽咽,悲怨悠扬的笛声;那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的凄冷月色,构成一幅“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凄清奇谲”的画面,又饱含着颓废悲凉的诗情,创造出一种对景感怀,发为悲音的氛围,达到妙合无垠,难于分解的艺术境地。 曹雪芹“工诗善画”的艺术修养,使得他能把我国诗画的传统艺术手法,非常娴熟巧妙地运用于小说《红》中,幻造出一幅又一幅如“宝玉寻梅”、“黛玉春眠”、“宝钗扑蝶”、“湘云眠石”、“妙玉听琴”、“晴文补裘”……情意绵绵又婀娜多姿的美人图。 总之,《源》和《红》虽然都是散文与韵文完美的结合,都可谓“诗文合璧”的典范,但相比之下,《源》中的诗文内容通俗、寓意短浅,似田间道边的野菊花一般,散发着阵阵清香,显示出种种诗的意境美;而《红》的诗词赋诔,寓意高远,好像百花园中的牡丹一样,雍容华贵,国色天香,显示出种种画的意境美。 《源》和《红》的总体艺术风格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源》以其清丽、幽雅的境界,通过华美、婉转的语言和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人间的离愁别恨写得淋漓尽致。全书基调清新恬淡、温柔委婉,显示出一种柔婉之美。 《红》以其绚丽、含蓄的意境,通过华美、哀怨的语言和大量精致的性格刻画,把人间色彩斑斓的悲剧写得雄浑悲凉。全书基调缠绵哀婉、悲慨苍凉,显示出一种悲怆之美。 如果说源氏为众多妻妾兴建的“六条院”是《源》的艺术风格的一种反映的话,那么,贾府为元妃省亲修建的“大观园”则是“红”艺术风格的典型体现。 凡读过《源》书的人都会对那个终日笙箫歌笛、管弦游宴的“六条院”记忆犹新吧,这所由源氏亲自设计筹建的宫邸花园,就充分反映出《源》的率直柔婉的艺术风格。作者紫式部以她那高妙独运的匠心,集春夏秋冬四时风貌于一体,使园内建筑和陈设因源氏妻妾的不同爱好而各异。 曹雪芹比紫式部更为高明的是,他把大观园中春夏秋冬四景的描绘同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全书的结构都巧妙地结合起来,开世界小说之奇,令读者拍案叫绝。《红》第5回中描写的“太虚幻境”,实际上是作者在全书中描写的大观园的一个幻影。在这节文字中,曹雪芹直接将春夏秋冬等表示节气的字眼用在人物的判词、判曲中,预示着“金陵十二钗”未来的命运和结局。 更具匠心的是曹雪芹把四季之景与《红楼梦》情节结构的设计都融进他的审美追求中,创造出“梦中之梦”的意境来。《源》的艺术风格最终是由它所表现的内容决定的——“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历程,从人的精神史的角度来描写贵族社会的矛盾及其没落的历史。”10《源》的基本精神是“幽情”,因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即一切不如愿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可见,这种以优雅的气质为基础,最初产生于贵族的心灵体验的“物之哀”的审美感觉亦即对“人生无常”的慨叹,是《源》中一个最显著的美学特征。在《源》中,自然之悲的艺术情调主要体现为同春夏秋冬四时风物相联系的幽怨的感伤与宁静的哀愁,犹如薄暮的山中一层空的迷雾,这种纤细而恬淡的愁绪笼罩着整部小说并奠定了它的审美基调,反映出优雅婉丽的艺术风格。 《红》的艺术风格是悲怆,这也是由《红》的内容和结局决定的——它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它由宝黛爱情婚姻的悲剧,以十二钗为中心的众女儿命运的悲剧和以凤姐理家为中心线索的整个贾府衰败的悲剧所组成,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悲”的基调。续作者高鹗又设计出“钗嫁黛死”的悲剧情节,特意将林黛玉的死安排在浓烈的悲剧氛围中:一边是“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的喜庆之日,一边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魂归之时,令人魂悸魄动,哀彻痛极。林黛玉之死的悲剧效应使读者全身心受到震动,从而产生一种荡气回肠的美感,鲜明地体现出《红》悲怆的艺术风格。相比之下,人们觉得,《源》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每每写到性,只是为暴露贵族阶级骄奢淫逸的积习,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写,点到为止,使全书充满诗情雅趣,且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丰富,如涓涓流水,使读者有“润物细无声”之感,又如“杏花春雨江南”,体现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红》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容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全书梦幻叠出,诗话一体,如巍峨之山岳,若澎湃之江河,使读者有无限华艳哀婉之感,又如“骏马西风塞北”,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 纵观《源》全书,作家多用直笔,敢于直面社会与人生,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比如,好色、淫乱是封建统治阶级追求享乐的重要方面,也是紫式部在书中重点描述的对象。作者在《源》中直笔写出封建贵族荒淫无耻的劣根性,大胆揭露了从天皇起就养成好色的颓风。 紫式部还大量运用心理的描写艺术手法,揭示人物性格,使我们不仅能看到这些人的音容笑貌,而且也能接触到他们的灵魂。如:藤壶继母与光源氏发生“乱伦”关系后的内心痛苦;紫姬对光源氏的表面“忍让”而背后的伤感;六条妃子由于对光源氏的爱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强烈妒恨;空禅对光源氏的无理强求的反抗而又爱恋源氏的年青美貌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等等,都用直笔写出以展示每个人物的性格。 从宏观上看,《红》全书,作者多用曲笔。正如戚蓼生所云:《红》“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11曹雪芹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使其创作的《红》真假互藏,隐显互见。一方面以淋漓尽致的笔墨描绘封建社会大家族生活以呈现兴衰之史,一方面又把亲身经历的所谓“真实”伏隐于其中,还要不断提醒读者注意“真”之所在,于是就采取了真真假假,真假互藏的艺术手法,这正是《红》区别于《源》的一个特别之处。 《源》和《红》即使在创作方法上也是同中有异的。《源》可以说是用纯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而《红》则是在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中,采用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神瑛侍者与绛珠还泪的故事;宝玉口衔美玉之异事;补天之石的演化;贾宝玉游太虚幻境等等。这些情节都无疑使全书更加瑰丽多彩,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当然,《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这两部伟大作品的美学比较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挂一漏万”地从作品、作家、男主人公、女主人公、结构、意境、风格和手法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简单地审美比较,通过露出的“一鳞半爪”以达到“隐现全龙”的目的。 注释: ①② 刘玉溪:《红楼梦艺境探奇》,重庆出版社, 1978年版,第98页、99页。 ③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9页。 ④ 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⑤ 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社,第602页, 1963年版。 ⑥ 温祖荫:《东方文学鉴赏》,福建教育出版社,下卷1988年版,第79页。 ⑦⑧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97、9页。 ⑨ 滕云:《小说审美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10 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第72页。 11 戚蓼生:《石头记序》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 1999年第2期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