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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红学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红学是什么”？对红学有不同的理解和观念，也就会有不同的回答。 红学是什么？有研究者认为，“红学”以曹学为核心，包括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它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成为汉学的三大显学。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能叫红学，应该叫“小说学”，属于“小说学“范围。 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说法的，于是就有了一篇我与持以上看法的周汝昌先生讨论的文章。周汝昌先生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是红学》，我的文章的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这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现在我也把它收在这个集子里。后来，文艺报还发表了周汝昌先生的答辩文章和赵齐平先生的文章《我看红学》。之后，由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涵盖了整个《红楼梦》的研究，所以讨论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几乎没有间断过，参加讨论的文章也很多，而且在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时间内还会继续下去。比如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一文就是用运用自己的红学观念去观察红楼梦研究历史写成的一篇文章。这样的讨论，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一件大好事。 周汝昌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把他所说的“红学”，也就是他所说的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比作一个是耘麦，一个是植桑；一个修路，一个盖房。周先生文章的题目叫作：“‘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他始终把“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看成是两回事。 在我看来，“红学”就是“《红楼梦》研究”，“红学”就是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欣赏、解读、认识和研究，“红学”的历史，也就是人们欣赏、解读、认识和研究《红楼梦》的历史。“红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材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比如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版本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等；二是“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周汝昌先生所说“耘麦”和“植桑”，“修路”和“盖房”那样的关系，而是统一的“红学”内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红学”材料、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可以推动和深化我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研究，而《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对材料、文献的研究起规范和指向的作用。“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不断推进和深化、提高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因此，在“红学”的范围内，红学材料和文献的发掘、考证和研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当然，以上是我们只就红学的观念和研究的对象、范围来说的，至于研究者个人，根据自身的志趣和条件，选择哪些方面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周汝昌先生常常说甲骨文学、敦煌学和红学是三大显学，又说“红学”的“学”，就是甲骨学、敦煌学那个“学”，他说的那个“学”指的就是对材料文献的发现、考证和研究。很明显，在这里文献的发现、考证、研究的共性掩盖了甲骨、敦煌之学与红学的不同性质。相对于甲骨文文献、敦煌学文献的不是曹家史料之类的文献，而是《红楼梦》的文本。相对于曹家史料等文献的也不是甲骨学和敦煌学的文献，而是与甲骨、敦煌文献相关的文献资料的考证和研究。曹学等材料文献离开《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具备甲骨文文献和敦煌文献那样的价值和意义。周汝昌先生说的甲骨学、敦煌学与红学（当然是周汝昌先生所说的“红学”）三学并立为显学的说法是建立在学科本体性质混淆的基础上的。 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人的精神创造，《红楼梦》是曹雪芹创造的，没有曹雪芹，也就没有《红楼梦》；但是，《红楼梦》又成就了曹雪芹，使曹雪芹成为现在的曹雪芹，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最卓越的小说家。如果没有《红楼梦》，曹雪芹也就不是现在的曹雪芹了，他不过是许许多多没落官僚贵族子弟中的一个，早已为历史的尘埃所掩没，没有人会知道他，更没有人会研究他。曹雪芹因《红楼梦》而“显”，什么时候“红学”这个显学变得与《红楼梦》本身研究无关呢，我无法相信这种没有《红楼梦》的红学会成为显学。 为什么“红学”成为显学呢？这首先是由于“红楼梦”的伟大的艺术成就和永恒不朽的价值，就像甲骨、敦煌文献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一样。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我们不乏历史文献资料和有关文艺作品的文献发现，为什么对它们的研究并没有成为显学？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像甲骨文献和敦煌文献那样的历史价值，没有像《红楼梦》那样高的审美的历史的价值。难以设想脱离《红楼梦》本身价值研究的“红学”会成为“显学”。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就不重视曹家史料等材料、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呢？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反对索隐派主观比附的方法，在红学历史上开创了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发现和揭示了《红楼梦》的创作与曹雪芹家世生平之间的真实联系，从而推进了对《红楼梦》价值的认识和研究。有这些材料文献的发现研究，和没有这些材料文献发现研究是不同的。但是，胡适对《红楼梦》价值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他除了提出自传说外，认为《红楼梦》是一本未成熟的著作，思想上不如《儒林外史》，艺术上不如《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试想，按照胡适的看法，这样一本思想艺术低下，毫无价值的文艺作品的作家家世和版本文献材料的研究能成为“显学”吗？如果一部作品是低劣的没有价值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家，不管对这个作家有怎样文献资料的发现和研究，都不能一分一毫弥补作品的根本缺陷，遑论显学。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的、历史的意义，即使它的作者我们知道得很少，文献资料也很少，对它仍然有研究的价值，也有可能成为显学。而且据胡适自己说他的考证研究也不是去认识《红楼梦》的价值，他时而说为考证而考证，时而说教人一个研究的方法。可见，有关对《红楼梦》文献、材料的研究也有可能漠视甚至歪曲否定《红楼梦》的价值。俞平伯先生说：“《红楼》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矣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之湮晦如故。”也是指的这种情形。事实上今天我们对胡适《红楼梦》文献考证成果的认识和评价，比胡适自己更充分。不仅认识更充分，而且给予准确的科学的定位，纠正他的“自传说”的偏颇，使文献材料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这是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学人长期努力的结果，首先是对《红楼梦》审美的、文化的、历史的价值研究、认识的结果，而曹雪芹家世生平与脂评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对这种认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这个认识、研究提供必要的材料文献基础。人们扬弃新红学派，超越新红学派把“红学”研究局限于曹雪芹家世和版本范围的偏颇，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价值，这是《红楼梦》成为显学的前提，从时间上说，到解放后，《红楼梦》显学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二 收在本书的《关于〈石头记〉己卯本和己卯本的影印》和《论石头记庚辰本》，对冯其庸先生的《论庚辰本》《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等文章、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冯其庸先生写了文章提出反批评，但我一直没有回应，现在有机会重印这两种旧作，使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一书的主要论旨是：通过对过录己卯本和过录庚辰本关系的分析，揭示这两个本子的真实面貌，论证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过程。他认为：1)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并从六个方面证明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2)庚辰本是己卯本的重定本。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怎么过录的结果变成庚辰重定本了呢？冯其庸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我分析《己卯本》和《庚辰本》两书的抄录过程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步，怡亲王府弘晓或其他人借到了经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己卯冬月定本》，便组织人力抄写，参加抄写的共有九人，抄写的方法是流水作业法，即每人挨次抄下去，……。第二步，在此本抄成后的若干时间里，又借到了《庚辰秋月定本》，抄藏此书的主人（弘晓或其他人）便据《庚辰本》进行校改，校改的方式大体分三种：一是径改，……二是贴改，……三是夹条改，……《己卯本》在经过上面这三种方式校补后，它的正文实质上己同于《庚辰本》，这就是说《己卯本》在形式上是原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己卯本》被过录下来时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已经是《庚辰秋月定本》的内容了…… 按照冯其庸先生所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存己卯本上，除了陶洙等人后来据现存甲戌本庚辰本校改的文字外，还存在一个所谓“原有的朱笔旁改文字”，所以他在《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中说，比较现存《己卯本》和现存《庚辰本》，“其中稍稍的差别是，在怡府过录《己卯本》上为朱笔旁添或旁改文字，在《庚辰本》上己悉数转化为墨抄正文了。”如果属实，这些文字就反映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修改过程，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冯其庸先生的这两个基本观点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第一个观点能够成立，才能确立过录庚辰本是过录己卯本的重定本，反之也一样。由于实际上《己卯本》和《庚辰本》的文字存在许多差异，只有认定有一个《庚辰本》对《己卯本》的秋定，即认定《己卯本》上有一个“原有的朱笔旁改文字”，才能最终确立第一个观点，即认定《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否定了前者也就否定了后者；否定了后者也就否定了前者。 我的文章和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证《论庚辰本》提出的两个基本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庚辰本》不是《己卯本》的过录本，也不存在冯其庸先生分析的《石头记》的创作从己卯到庚辰秋定的过程，即不存在一个《己卯本》的抄藏者据《庚辰本》校改《己卯本》的过程，当然也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己卯本》的“原有的朱笔旁改文字”。“原有的朱笔旁改文字”实际上多数都是陶洙根据《庚辰本》校改到《己卯本》上的文字，也就是说，冯其庸先生把陶洙校改的文字也当作《己卯本》原有的文字，当作《己卯本》的原貌了。 1993年，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重论庚辰本——〈校订庚辰本脂评汇校〉序》，重提这次讨论，他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他表示接受批评意见，改正原来的观点，他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质疑和研究，看来现存庚辰本并不是从现存己卯本直接过录这一点，可以取得共识。 还有一点也可以取得一致的认识，就是己卯本上部分朱笔校改文字，实际上是陶洙据庚辰本回校添加在墨书正文之旁的，并不是作者庚辰秋定文字的过录，而我却误把这些文字当作是作者庚辰秋定文字的过录，又误以为现有庚辰本的正文是据这些己卯本的朱笔旁改文字和正文一起清抄成庚辰本的正文的，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 至此，我和冯其庸先生的意见可以说取得了一致。第二点，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第三点意见是针对我的，他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现今影印的己卯本，是我“用主观看法去改变己卯本的本来面貌”……我认为是一种误解，我已经在《关于己卯本的影印问题》一文里作了详细说明，在影印己卯本上清除陶洙从甲戌本和庚辰本上过录到己卯本上的文字，是为了恢复己卯本的原貌，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己卯本上的文字，陶洙有明文交待，“凡庚辰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朱笔依样过录”，甲戌本“所有异同处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非常明显，这些文字本不属己卯本，清除它只不过是为了尽量恢复己卯本的原貌，如果连这些文字都算作是己卯本的原貌了，则这样的理论实在不敢闻教！ 看到这一段话，我感到非常吃惊。现存过录《石头记》己卯本的版本面貌与《石头记》己卯本的本来面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我在文中强调影印现存过录己卯本最好能保存它的版本面貌，（当然也包括陶洙用蓝笔从甲戌本和用红笔从庚辰本过录到己卯本上的文字，因为它是构成现存过录己卯本版本面貌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为了研究和认识《石头记》己卯本的本来面貌。我想这一点是不难分辨清楚的。关于《己卯本》的本来面貌，我在发表的文章中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必要来重复分析和讨论。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说过陶洙从庚辰本上过录到己卯本上的文字也是己卯本的原貌，事实正好相反，我的文章的要点正是要证明，根本不存在一个冯其庸先生所说的所谓“原有朱笔旁改文字”。所谓“原有的朱笔旁改文字”，实际上都是包括陶洙在内的后人据庚辰本等添改上去的文字，并非“原有”，并非己卯本的原貌，这才是争论的症结所在。不仅我这样认为，而且我看到的与冯其庸先生讨论的文章，也没有一个作者认为陶洙从甲戌本、庚辰本过录到己卯本上去的文字，是己卯本的原貌。那么是谁认为它是己卯本的原貌呢？如果要说有，那就是冯其庸先生自己。正是冯其庸先生自己把陶洙从庚辰本过录到己卯本上的部分文字当作庚辰对己卯的秋定，当作己卯本上“原有朱笔旁改文字”，当作己卯本的原貌。所以，他在《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中明确地说：“凡是属于可以确认是《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笔旁改文字，则全部保留，以存此本的原始面貌。”而今，冯其庸先生反说别人把陶洙从庚辰本过录到己卯本上的文字当作己卯本原有的文字，是己卯本的原貌，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重评庚辰本——〈校订庚辰本脂评汇校〉序》一文，总的来说，冯其庸先生修正了原来的观点，说自己“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而文中对我的批评，尽管不符合事实，但相对讨论问题的本身来说，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我心里打算，作为这一讨论的参加者，如再写《红楼梦》版本研究一类文章，在回答冯其庸先生反批评的同时，一定要对冯其庸先生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严肃负责的学术精神表示我的敬意。但不久，事情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十分犹豫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形下，还要不要表示这样的敬意。 2000年，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我与红楼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冯其庸先生回顾了自己与《红楼梦》的关系，总结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又提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本过录的”，并强调“这个过录的庚辰本在过录的时候，是据一个完整的（内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过录的己卯本过录的”“庚辰本是忠实地过录过录的己卯本的”的观点，否定了他在《重评庚辰本——〈校订庚辰本脂评汇校〉序》一文中对自己观点的修正，重又回到《论庚辰本》一书的观点上来。当然，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今天这样看，明天那样说，最后又回到原来的看法上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发生这样的变化，通常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研究者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改变，对原有材料有了新的解释，或者认为回到原来的观点上来更加符合实际。冯其庸先生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关系问题又是经过学界多年反复讨论的，特别是冯其庸先生否定了原来的观点以后，又重新回到自己否定了的观点上来，我想绝不是轻率的，而应该是反复研究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我希望他对新的研究有详细的论述，我们期待着。如果论述符合事实，真有道理，我将非常愉快地修正自己的看法，接受冯其庸先生的观点。 三 《红楼梦》第一回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常常萦回在我的脑际。这几句惊心动魄、引人深思的诗句，隐隐地透露出曹雪芹担心他的作品不能被理解的深刻的忧虑和痛苦。《红楼梦》所经历的历史命运也证明作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红学”的历史上，索隐探微者有之，玩弄陈腐笔墨者有之，侈谈色空者有之，借以发挥某种哲学思想者有之。或爱其繁华富丽，铺写盛衰兴替，或谓其一肚牢骚，奇苦极郁，或爱其写人状物，惟妙惟肖，或爱其诗歌词采，才华横溢；或谓其因色悟空，回头见道。就如鲁迅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逞辩逞才，一个个自认是独得“红楼”真谛，自谓是“解味”的大士真人。俞平伯先生晚年有感于红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乐知儿女说红楼》一文中写道：“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又进一步说：“赞曰：以世法读《红楼梦》，则不知《红楼梦》，以《红楼梦》观世法，则知世法。” 俞平伯说的是：如果用索隐方法去看《红楼梦》，或者把《红楼梦》看成生活实录的形形色色的自传说，都是“反《红楼梦》的”，都不能正确认识《红楼梦》。“以世法读《红楼梦》，则不知《红楼梦》”。斗转星移，时移势转，新红学派代表胡适当年指明“走错了路”的索隐派，研究者如今又自认是“一丘之貉”，以便用索隐的方法去论证生活实录的自传说。学术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如果我们不是亲历这一场红学的悲喜剧，恐怕是难以置信的。 如何去蔽，使湮晦的《红楼梦》重新敝亮，使充满灵性、生动鲜活、妙趣横生的《红楼梦》重现它的思想和艺术之光，我以为第一步就是不以世法读《红楼梦》，而是直面《红楼梦》，走进《红楼梦》，直接去感受曹雪芹伟大的艺木创造，直接体验《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的形形色色的自传说，他们对曹雪芹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都不感兴趣，他们主张曹雪芹描写艺术形象是假，实际描写的是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或是仕清名士的故事，或是曹雪芹的自传，曹家的故事，如此等等。其共同的特点是撇开曹雪芹的艺术创造，撇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去建构另一个故事，从中去探索与《红楼梦》无关的新故事的内容和意义。前不久编出的故事是曹雪芹伙同恋人竺香兰谋杀雍正。最新的故事是：曹家因卷进宫廷的夺权斗争，一度中兴，最终归于失败衰落。在这个故事里，秦可卿成了废太子胤祁藏匿在曹府的女儿，公主暗通其兄，意图谋反。曹雪芹的姐姐成了乾隆的爱妃，他们是这个宫闱和曹家秘史的关键人物。有趣的是，这样的故事仿佛可以不断编下去，无有穷时。 “真事隐去，必欲实之”，我们不赞成离开《红楼梦》的艺术形象去索隐红楼梦的内容和意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停留在形象的直观，就能把握到《红楼梦》内容和意义。“红楼梦”之所以有巨大的历史内容，深刻的思想和无穷的意味，就是由于在直观形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世界，这世界不是与我们直观的形象相脱离，而是与直观的形象相关联的隐藏的不出场的世界，它与整个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封建制度、皇朝更迭、思潮起伏、宗法礼教、教育道德、历史人物相关联；它包含着曹雪芹对人生的感悟，对历史的深沉的思索，对人性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思考，以及对人生、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们只有深入把握形象背后不出场世界与直观形象的关联，把握形象背后作家对历史、人生的思考，那么我们才能走上读懂读通《红楼梦》之路，才能或多或少领会和感悟到隐藏在直观具体形象中的意味，这大概就是曹雪芹所说的“谁解其中味”的“味”了。 我们虽然不认同王国维对《红楼梦》及其悲剧的解读，但他的解读却依然给我们启发，这就是：他是从生活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出发阐释《红楼梦》及其悲剧，去领会“红楼”之味，领会“红楼”人生的意义的。而这一点正好是我们解读、研究“红楼”不足的地方。曹雪芹这个在生活舞台上“翻过筋斗”的人，他对人生有深刻的了解和体认，对历史有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好和了、色和空、正与反、真与假、兴与衰、聚与散等等都是他从生活中体认得来，包含着很深刻的生活哲理。《红楼梦》展示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和人物的命运就体现着这些生活的哲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目的又是什么？“浮生着甚苦奔忙？”这是很深层次的思考，这是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好了歌”，好就是了，否定对世俗对人生及人生意义的追求；而贾宝玉则体现着另一种人生追求，他鄙视世俗的功名利禄，他渴望能从束缚他的环境下解放出来，使人性、个性和情感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是曹雪芹所创造的具体直观形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人生境界。 人的创造物，只有消费才能实现其价值，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不同之处就在于，物质产品被消费，也就是价值实现的同时，它就被消耗了。而作为文学艺术的精神产品，只有被欣赏、解读、阐释、研究的时候，它才实现其价值，它不仅不会被消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只会使自身获得更加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一部作品，如果没有人欣赏、解读、阐释、研究，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红楼梦》由于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以及它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意义世界，为读者提供了无比开阔的欣赏阐释的空间，不仅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欣赏阐释《红楼梦》，而且每一个方面都难以穷尽，《红楼梦》也就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研究者的欣赏、解读、阐释、研究中实现其价值。说不完的曹雪芹，说不完的红楼梦！《红楼梦》也因此获得愈来愈充实、愈来愈久远的艺术生命。 原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7/03 原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