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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在红学史上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与胡适一起开创了“新红学”。“新红学”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和“旧红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外，同时有三个基本观点：(1)《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2)《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传；(3)后40回乃出于高鹗续作。一一换言之，后40回“高续说”是“新红学”的主要成果之一。继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后，俞先生在1923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红楼梦辨》，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分析论证了后40回非属曹雪芹原著而系出自高鹗伪续，并对后40回有较严厉的批评，认为是一种失败的续作。然而，时隔近70年，当1990年他病重临终前不久，却以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如此两句：“胡适、俞乎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①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责和忏悔之意。 俞先生的这两句话，使不少研究者为之深感困惑，不知该作何理解。例如，资深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1995年发表的《还“红学”以学》一文中即表示：“(俞平伯)他最后的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80回与后40回是一种‘犯罪’一一这和他在《梦辨》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②而另一位海外红学研究者、泰国的张硕人先生，于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干脆表示怀疑俞先生这一临终遗言的真实性：“至于说到俞平伯的遗言，老实说，截至现阶段为止，我们谁也不曾亲耳听见过，甚至也没有亲眼看见过……”③言下之意是为不可信。一一他们两位的态度，可称是代表了海内外不少红学界人士对俞先生这一遗言的大惑不解。而连红学研究者尚且如此，则广大的《红楼梦》爱好者就自然更是会难以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所在，包括俞先生何以会表达出这么一种意见了。其实，俞先生的这一临终遗言，来自于数十年来内因和外因的变化，是一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笔者曾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于涉及俞先生遗言的问题时，简略地解释了一下遗言的含义和其针对性④。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把握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时也作为对俞先生红学观演变的一种研究，现将俞先生从二十年代初直到临终前这数十年间，在有关《红楼梦》后40回问题上看法的变化过程，全面梳理介绍于下，并作相应的评议。 一 1921年，胡适发表了在红学史上具有革命性作用的《红楼梦考证》，在批驳了“旧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所作的种种猜谜式的影射比附后，他从考证作者的身世人手，提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此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同时，《考证》也谈到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断言后40回乃出自高鹗续作，胡适提出的理由有下列几点：(1)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句“艳情人自说《红楼》”，以及诗题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胡适认为，“此为最明白的证据”；(2)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曾提出：“……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但胡适对此点却表示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增诗事在乾隆二十一、二年，而那时曹雪芹尚在写作《红楼梦》，未必能证明他就不会采用而非待高鹗；(3)程甲本程伟元序言说后40回的来历，是他从藏书家等处先搜罗得到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到十余卷。胡适说，“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4)胡适认为程甲本高鹗的序言，“说得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⑤一一平心而言，胡适的这些理由是十分脆弱、武断的，这里姑置不论。但可以指出一点，除乡会试增加考五言八韵诗一事外，其余三条均属“外证”，且很不有力；而俞先生随后发表的《红楼梦辨》，则是一种从“内证”来深挖细掘，从而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非出一人之手的研究。借用胡适的“名言”是，在确定后40回非属曹雪芹原著的问题上，胡适是先做了一个“大胆假设”，然后经俞先生进行了一番细致周详的“小心求证”，才算真正把“高续说”给树立了起来。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1921年4月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同年4月一一8月，俞先生与顾颉刚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频繁通信讨论，所谈的主要即是有关后40回的问题。l922年初，蔡元培发表了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答辩，即《<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一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此事激发了俞先生的写作欲望，便在原来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的基础上，很快写出《红楼梦辨》书稿，经誊抄校订，于1923年出版． 《红楼梦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基本分析和后40回有关的问题，中卷主要论曹雪芹的著书态度和《红楼梦》的思想、风格，下卷则是一些附录式的杂论。由此即可见出，对后40回的批评在《红楼梦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俞先生有一个确定的前提，即后40回是出于高鹗续作。在《梦辨》上卷第二篇“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中，他说： 《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的上、下册《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页。为节篇幅，以下引文凡用自该书的，只标明页数。) 在这个明确的前提下，俞先生从四个方面入手：(1)论续书底不可能；(2)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3)高鹗续书底依据；(4)后四十回底批评…一一层层地深入展开了对后40回的分析研究，把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作了详尽的阐述。 在第一部分“论续书底不可能”中，俞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其理由是：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续他人底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表现了你底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需要尊重作者底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底个性所长，而侥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见第89—90页) 这是一段很精辟的议论，表现了青年俞平伯在文学鉴赏上的出众才华，也为他鉴别后40回是否出自原作的问题打下了基础。接着，在第二篇“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中，俞先生针对程甲本程伟元序言所称：“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祗八十卷，殊非全本……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胡适在初稿《红楼梦考证》中，曾表示相信程伟元此话)断然表示这是“鬼话”： 我告诉诸君，程伟元所说的全是鬼话，和高鹗一鼻孔出气，如要作《红楼梦》研究，万万相信不得的。程氏所以这样说，他并不是有所见而云然，实在是想“冒名顶替”，想把后四十回抬得和前八十回一样地高，想使后人相信四十回确是原作，不是兰墅先生底大笔……(见第93—94页) 这里，俞先生之所以要坚决否定程序之言，理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未辨正四十回底本文以先，即要在回目上面下功夫，因为回目和本文是相连贯的，若把回目推翻了，本文也就有些立脚不住。”(见第95—96页)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俞先生举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是： 我们从做文章底经验，也可以断定回目系补作的……一篇文字未落笔之先，自然有一个纲要，但这个大抵是不成文的，即使是成文，也是草率的。真正妥当的节目底编制，总在文字写定之后。雪芹既无后四十回之文，决不会先有粲若列眉，对仗工整的后四十回之目……(见第96页) 这用俞先生自己归纳的话来说，是“本文未成，回目先具，不合作文时底程序。”第二个理由，其实也是他当时的主要看法，则是后40回的回目，诸如119回“宝玉中乡魁”，107回“复世职政老沐天恩”，119回“沐皇恩贾家延世泽”，l03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等，与后40回的本文描写一样，俞先生均认为是与前80回的暗示此后贾家应一败涂地、宝玉应贫困潦倒、香菱应被夏金桂折磨致死之类不合。因此，他既要否定后40回的本文系曹雪芹的原作之说，则对这后40回的回目也就连带着必须予以全面的否定掉。 第三篇“高鹗续书底依据”和第四篇“后四十回底批评”，是《红楼梦辨》上卷评论后40回问题的主体部分。俞先生之所写第三篇“依据”，乃是基于“从偏好上，我对于高作是极不满意的，但却也不愿因此过于贬损他底应得的地位。我不满意于高作底地方，在下篇详论。现在先从较好的方面着笔，就是论高氏底审慎，他续书底依据所在。”(见第101页)同时在这一点上，他也属接受了顾颉刚的一定影响。如前所述，从1921年4月一8月，他与顾颉刚频繁通信讨论后40回的问题，当时，两人的看法有着很大差异。俞先生主要是站在对后40回“挑刺”的角度，认为是一种失败的续作；而顾颉刚则是想替后40回“辩护”，“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我的结论是：高氏续作之先，曾经对于本文用过一番功夫，因误会而弄错固是不免，但他决不敢自出主张，把曹雪芹意思变换”(见第76页，顾颉刚为《红楼梦辨》所写的序言)。而讨论的结果，是顾颉刚基本接受了俞先生认为的后40回是属于续作失败的看法，而俞先生也接受了顾颉刚提出的高鹗在续作后40回时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意见。因此，在《红楼梦辨》中就有了这么一篇“续书底依据”，从正面来肯定高鹗的续书态度。在这一篇中，俞先生就后40回所描写到的一系列情节，包括： (1)宝玉出家；(2)宝玉中举，(3)贾氏抄家；(4)贾氏复兴；(5)黛玉早死；(6)宝玉与宝钗成婚；(7)宝钗守寡一一宝玉弃她而出家；(8)黛死钗嫁在同时；(9)元春早卒；(10)探春远嫁；(11)迎春被蹭蹋死；(12)惜春为尼；(13)湘云守寡；(14)妙玉被污；(15)凤姐之死；(16)巧姐寄养于刘姥姥；(17)李纨因贾兰而贵；(18)秦可卿自缢(引者按：秦可卿自缢事发生在前80回，但原书写得太晦，而后40回中特借鸳鸯的死前所见，补叙了此点)；(19)袭人嫁蒋玉菡；(20)鸳鸯殉主；等等，从前80回中一一给后40回的这些描写找到了暗示或伏线。尽管对其中的某些情节，如宝玉中举、贾氏复兴、湘云守寡等，俞先生认为高鹗目前的描写乃是误会了前80回的暗示所致，但至少表明高鹗亦有他的依据而非纯出杜撰；故从总体看，就不能不承认后40回的续作是非常审慎的。因此，俞先生在总结此篇文字时，便说： 本篇底大意，只是要证实颉刚这句话：“后四十回的事情，在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见第127页) 第四篇“后四十回底批评”，是俞先生《红楼梦辨>>上卷的点睛之笔，表达了他当时对后40回的基本看法，即“上篇所叙高氏依据什么补什么，至多只可以称赞他下笔时如何审慎，对于作者如何尊重，却并不能因此颂扬四十回有文学底声价”(见第128页)；而认为后40回与前80回相比，是“面目虽似，神情全非”，是一种失败的续作。俞先生的目的，就是“想努力去显明高作底真相，使读者恍然于这决是另一人底笔墨了”(见第128页)。而在展开具体的分析时，他用于批评的标准，有下列三个： 我在未说正文以前，先提出我底标准是什么?高作四十回书既是一种小说，就得受两种拘束：(I)所叙述的，有情理吗?(2)所叙述的，能深切的感动我们吗?……高作是续《红楼梦》而作的，并非独立的小说；所以又得另受一种拘束，就是“和八十回底风格相类似吗?所叙述的前后应合吗”这个标准……(见第129页) 当俞先生用这些标准来鉴别后40回时，认为其中写得较有精采、可以仿佛原作的，有第8l回四美钓鱼一节；第87回双玉听琴一节；第89回宝玉作词祭晴雯，及见黛玉一节；第90回、91回，宝蟾送酒一节；第109回五儿承错爱一节；第113回宝玉和紫鹃谈话一节等。俞先生提出：这些较有精采的部分，是以前80回中的有关情节做张本，所以能写得较好。因此，他给下了一句断语：“凡高作较有精采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做蓝本的。”(见第130页)换言之，高鹗只是一个模仿的高手罢了。 而在指斥后40回是续作失败时，俞先生的上述断语还有一半，是“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采”。在这方面，他认为后40回最大的毛病是：(1)写宝玉修举业，中第七名举人；(2)宝玉仙去，封文妙真人；(3)贾政袭荣府世职，后来孙辈兰桂齐芳；贾珍仍袭宁府三等世职；所抄的家产全发还；贾赦亦遇赦而归；(4)怡红院海棠在冬天开花，通灵玉不见了；(5)凤姐夜到大观园，见秦可卿之魂；(6)风姐在散花寺拈签，得“衣锦还乡”之签；(7)贾雨村再遇甄士隐。茅庵火烧了，士隐不见；(8)宝玉到潇湘馆听见鬼哭；(9)鸳鸯上吊时，又见秦氏之魂；(10)赵姨娘临死时，鬼附其身，死赴阴司受罪；(11)凤姐临死时，要船要轿，说要上金陵归入册子去；(12)和尚送玉，宝玉重游太虚幻境；(13)宝玉跟着僧道成仙去；(14)宝钗以手段笼络宝玉，始成夫妇之好；(15)黛玉赞美八股文字；(16)黛玉的心事，写得过于显露；(17)贾府诸人后来对黛玉似太嫌冷酷，尤以贾母为甚；(18)写凤姐不识字，与前80回不合；(19)凤姐得“衣锦还乡”之签，后来病死；(20)巧姐年纪忽大忽小。(见第131页一146页)俞先生认为，“上列二十条，是四十回中最显著的毛病”，此外，“还有许多不重要的脱枝失节、情理可笑之处”。而之所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认为首先是因高鹗与曹雪芹的思想、才情不同；其次是前80回所写俱“因为雪芹是亲见亲闻，自然娓娓言之，不嫌其多……红楼梦全书若照雪芹做法，至少亦不止一百二十回，兰墅补了四十回是最少之数了，所以有些潦草了结的地方”(见第147页)，加上高鹗“胸中没有活现的贾宝玉、十二钗，所以不容得他不草率仓忙”，了结全书。故以俞先生的眼光看，提出后40回是只写了主要的三件事：(工)黛玉死，宝玉做和尚；(2)宝玉中举人；(3)诸人底结局，很草率的结局。一一且认为其中的第三项是零零碎碎的，而第二项是完全错了的，与全书首回所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风尘碌碌”、“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等语不合，亦与前80回描写宝玉屡骂好谈仕途经济之人是为“禄蠹”之意不合，是大违反了曹雪芹的原意。因此，以上举来估定后40回的价值，俞先生认为是反映了高鹗思想上的三点信仰： ‘ 我们读高本四十回，也真可以想见高氏底为人了。他所信仰的，归纳起来有这三点：(1)功名富贵的偶象，所以写“中举人”，“复世职”，“发还家产”，“后嗣昌盛”。(2)神鬼仙佛的偶象，所以四十回中布满这些妖气。(3)名教底偶象，所以宝玉临行时必哭拜王夫人，既出家后，必在雪地中拜贾政。况且他在序言上批评《红楼梦》，不说什么别的，只因“尚不谬于名教”，所以“欣然拜诺”，……(见第136页)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虽提出后40回非曹雪芹原著，而是出于高鹗伪续，但对后40回尚持基本正面肯定的态度。他于《考证》结尾部分这样说： ……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那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相比之下，俞先生对后40回的批评就显得十分严厉了．而之所以这样做，在他自有一个目的： 我在下文，所以每作严切的指斥，并不是不原谅他，是因为一百二十回本通行太久了，不如此，不能打破这因袭的笼统空气。所攻击的目标，却不在高氏个人……(见第91页) 换言之，乃是由于针对当时的因袭观点，不得不采用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来起到震聋发喷的作用，把后40回从120回这个整体上切割下来。《梦辨》一出，“高续说”确乎得到了全面的确立。因此，尽管他对高鹗和后40回的批评是严厉的，但这种严厉是有前提和分寸的，而不是抹倒一切的否定。故俞先生在总结后40回的失败时，特意以如下一段文字来作为“后四十回底批评”一篇的“总评”，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真实态度： 高鹗以审慎的心思，正当的态度来续《红楼梦》；他宁失之于拘泥，不敢失之于杜撰。其所以失败：一则因《红楼梦》本非可以续补的书，二则因高鹗与曹雪芹个性相差太远，便不自觉的相违远了。处处去追寻作者，而始终赶他不上，以致迷途；这是他失败时底光景．至于混四十回于八十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一一失败了，光荣地失败了!这是我对于高作底赞扬和指斥!(见第154页) 此中的“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一语，乃是指后40回“假传圣旨”，写了宝黛爱情悲剧，在打破传统观念上的功绩： 前八十回全是纷华靡丽的文字，若没有煞尾，恐怕不免引起一般无识读者底误会……当他们豪兴勃发的时候必定要来续狗尾，也必定要假传圣旨依附前人．《红楼梦》给他们这一续，那糟糕就百倍于现在了……幸而高氏假传圣旨，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见第152页) 那就更是对后40回的一种肯定。确实，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自程高本120回于乾隆末年刊行后，从嘉庆年间即开始有人不断出来续作，翻宝黛爱情悲剧的案，“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鲁迅语)，就可以感觉到，程高本使《红楼梦》保持了这么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二百多年来产生了如此广大的社会影响，是多么地可贵和值得珍惜。俞先生称之为是“兰墅底大功绩”，实非谬奖。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后40回具有的另一层效果： (接上引第152页文字)即我们现在约略能揣测雪芹底原意，恐怕也不能说和高作后四十回全无关系。如没有四十回续书，而全凭我们底揣测，事倍功半是难免的。且高氏不续，而被妄人续了下去，又把前后混为一谈，我们能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与否，也未始不是疑问…… 俞先生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而这两点都与《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及红学研究的正常发展有关：(1)如果没有后40回，《红楼梦》始终只以80回本传世；或者，(2)前80回被装上另外一种很糟糕的续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一那么到今天，我们对《红楼梦》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红学研究在涉及此书的人物结局和情节发展上的观点会呈现出一种何等混乱的状况(八十年代以来，众多各别的“探佚”猜想之说，在这一问题上至少已经给我们提供丁一面镜子)，对此只要客观地想象一下，其结果只能会是令人丧气的．故无论怎样说，120回程高本对《红楼梦》的传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完整文本，且一经流传，即很快就淘汰了80回抄本，并广泛地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一不争的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它的巨大价值。况且，后40回究竟是否纯是高鹗续作，这本身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程高本可称是为我们今后深入研究后40回的作者问题，保持了一种最直接的资料。 综上所举，《红楼梦辨》对后40回的批评，是在一定客观背景下作出的，俞先生主要是针对当时“新红学”确立之前，人们长期把120回本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的看法，故而责之较切，批评也很严厉，认为是一个失败的续作。但我们也已看到，俞先生对后40回的这种“失败”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指出有先天性的因素，即任何续作都难以取得与原著相一致的成就，“况且哎红楼梦》本非可以续补的书”；同时，又肯定了高鹗在续后40回时，是怀着“审慎的心思，正当的态度”，只是因为他的思想、才情都不及曹雪芹，才导致续书失败。故俞先生赞之为是“失败了，光荣地失败了”，以一种同情而不是轻薄的态度来批评后40回。而且，他并没有全面否定后40回，例如对宝黛的爱情悲剧结局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进而提出了看待后40回的三种角度，“至于混四十回于八十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就更值得今人咀嚼。应该说，俞先生当时所做的主要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挑刺”研究，目的是为了确立“高续说”；而此后他在这…问题上看法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和对角度的某种调整有关。 二 俞先生对后40回评价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红楼梦辨》起，他对《红楼梦》的看法曾有过两次变化，并影响到了对后40回的评价问题。当俞先生在写《红楼梦辨》时，可称是完全接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所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这一观点。在《梦辨》中卷“《红楼梦》底风格”一篇中，俞先生说： 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梦楼》是作者底自传。从这一个根本观念，对于《红楼梦》风格底批评却有很大的影响。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底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实事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唯一手段是写生……(见第190页) “自叙传”观点对《梦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卷即对前80回的思想、风格所作的分析上；但在对后40回的批评上，同样受有此一观点的很大影响。如《梦辨》上卷“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一篇中，俞先生引其1921年与顾颉刚的通信之语，说： 我研究《红楼梦》，最初便怀疑后四十回之目……后来颉刚来问我断论底依据，我回他一封信上举了三项：(工)后四十回中写宝玉结局，和回目上所标明的，都不合第一回中自叙底话。而《红楼梦》确是一部自传的书……(见第96页) 此中所谓“确是一部自传的书”之意，在与顾颉刚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1921年4月27日的第一封信中说： 我想《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见第2页) 同年5月4日的信中又说： 我们既相信《红楼梦》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虽不必处处相符，(因为是做小说不是做行状)但也决不能大不相符。如果真大相违远，我们就不能把宝玉当做作者底化身……(见第3页) 这样，尽管俞先生在写《红楼梦辨》批评后40回时，主要是“用八十回来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无可调和，不能两立”(见第96页)，但我们却时时可以感觉到，“自叙传”观点的影响在其中起了相当作用。例如对后40回中的宝玉中举一节，是俞先生批评的最力之处，认为是“大违反作者底原意”，而认高鹗如此写的谬误之一，便是： ……我最不懂，高氏补书离雪芹之死，只有二十七年，何以一点不知道发红楼梦》是一部作者自传，且一点不知道曹雪芹底身世……但既是如此，他又为什么很小心地去续《红楼梦》?(见第132页) 俞先生的意思是：曹雪芹中年生活贫困潦倒，且从无中举之事，故《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亦不应有中举的描写。诸如此类的例子尚多，从中都可看出“自叙传”观点对俞先生在批评后40回上的影响。 《梦辨》发表后不久，俞先生对“自叙传”的看法有了变化。在原载1925年1月20日《京报副刊》第42号上的《关于〈红楼梦〉一一答王南岳君》一信中，他不无幽默地说：“我恭恭敬敬地说，我新近发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见第333页)而在发表于同年2月7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上的《V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俞先生就他的这一“发见”作了说明： 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在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现在所应当仔细考虑的，是自叙生平的分子在全书究有若干?(我想，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见342页) 接着，俞先生坦然自承，他在写《红楼梦辨》时，“有一点难辦解的胡涂”： ． ……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白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见第343页) 确实，俞先生研究《红楼梦》是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而在具体研究上又着重于后40回问题和《红楼梦》的艺术风格等，便多少有点忽略了深入思考一下把《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自叙传”来看待是否科学。而从1925年起，俞先生便开始反省这一点，到五十年代初修订《红楼梦辨》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时，不仅删去了原《梦辨》中卷内的一篇将曹家历史与《红楼梦》的描写混合组成的“《红楼梦》底年表”，而且对其他篇章的文字也作了相应的改写。此时俞先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可说是从“是作者的自叙传”向前迈出了一步，过渡到了“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虽然仍认为曹雪芹是“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但已经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不能“当它作信史似的看”。因此，对于《红楼梦》的思想主旨，在修订后的《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底态度”一篇中，俞先生归结为两点：(1)《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2)《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见第46l一462页)这与他早年写《红楼梦辨》时的看法：“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有所差异，但并不很大，因此在涉及对后40回的评价上，《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辨》相去无几，没有明显的变化。这里，分析就从略了。 《红楼梦研究》虽发表于1952年，但其实修订完成于1950年(见《红楼梦研究》“自序”)，且其中的有些篇章，是在四十年代就于报刊上单独发表过的。因此《红楼梦研究》总体的认识水平，直接渊源于1925年时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可说是代表了俞先生在五十年代前一段时期内对《红楼梦》(也包括对后40回)的基本看法。而从五十年代初期起，俞先生的看法又有了变化，认识真正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详加申说。 相比1925年后到1952年前这段长达20多年的时间內却很少发表有谈《红楼梦》文章的“沉寂”时期而言(造成此点的原因之一，是俞先生自1925年“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后，即悔其初作《红楼梦辨》为大半不可取，进而检讨当时造成失误的根源，是在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新红学”考证派，在研究上虽比“旧红学”索隐派之为“较平实，鲜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然有一病每易犯之，即过于认真”⑥，求深反惑，处处拘滞于以曹家旧事来看待小说，同样形成了对《红楼梦》的误读，故俞先生久久有一种“为之惘然”之感，研究的兴趣也为之大减。)，在建国初期的一段短短时期内，却是俞先生写作红学文章的一个“高产”时期。1950年修汀旧作《红楼梦辨》到]952年以新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后，似又重新唤起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从1953年到1954年秋末“批胡批俞”运动发生前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俞先生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说》、《读〈红楼梦〉随笔》、《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红楼梦〉简论》、《〈红楼梦〉评介》等9篇(组)文章，其篇幅加起来超过了一部《红楼梦辨》或《红楼梦研究》。——此后，则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俞先生的研《红》似又回复到了]952年前的那朴“沉寂”时期。 而且，俞先生在这段时间内所发表的论《红》文章，在他长达近70年的红学观的演变过程巾，具有特殊重要的认识意义(遗憾的是，笔者尚未发现以前有研究者注意到此点)。他对于后40回问题看法的真正变化，也直接产生于此段时期，和他对《红楼梦》认识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一特殊重要的认识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1952年前，俞先生主要是以一部《红楼梦辨》和据《梦辨》修订的《红楼梦研究》，完成了从“自叙传”到“自叙传的文学”的过渡。而1954年秋发起的“批胡批俞”运动以及此后国内越来越“左”的政治空气，使俞先生很少再能有浓厚的研《红》兴趣，从五十年代中期直到“文革”结束，他发表的红学文章屈指可数，且基本都属是考证性质的文字，鲜见有评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一一即他在尽量与可能会有的政治麻烦保持一个较远的距离。而到1986年为他彻底平反后，俞先生已是垂垂老矣，虽有重新研《红》的想法，却已是力不从心，难以如愿了。但在1953--1954年那段时间，他密集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多数涉及到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重新认识，其思想观点显得十分成熟，在俞先生漫长的红学生涯中，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时间虽短、但却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时期。二是，这期间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开始自觉运用了新的思想观念，并跳出纯书斋式的狭隘范围，故而使他的认识有了重大变化。有关这方面最早和十分重要的体现，是发表于]953年的《〈红楼梦〉简说》。《〈红楼梦〉简说》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大不同于之前的《红楼梦研究》。《简说》非常恰切地引用了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的话来“简括”《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它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末，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作者没有明显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混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俞先生说：“这原则应用于《红楼梦》，是很恰当的。”(见第621页)一一请不要误认为这是俞先生在赶时髦，套用一、两段领袖的话来“装饰”自己的文章；认真读一读《〈红楼梦〉简说》和他随后发表的多篇文章，就可以发现俞先生确是在用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来代替原有看问题的方法，是一种自觉的根本性的转变。 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认识，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归结为是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但现在不同，俞先生强调要从“全面的和本质上”看问题，得出的认识也就与前截然有别： 现在我们必须全面的和从本质上看问题，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红楼梦》。啊，原来它里面写的是：一一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见第612页) 此中，所谓“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指的是贾府依靠地租剥削而维持着腐朽奢侈的生活，而且还“交通官府，包揽词讼，仗势欺人，虐害百姓”，是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现实关系。俞先生认为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提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问题一一土地问题，和一系列的宗法问题、奴隶问题、家族问题……”(见第615页)这样的看法在他之前的红学著述中是难以找到的，可见他确实是在用新的思想方法来重新审视《红楼梦》这部作品。同时，俞先生指出《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一婚姻不自由”(见第615页)，即体现在宝黛等一系列男女青年身上的爱情、婚姻悲剧，这样的提法也和他之前的认识有着相当的差别。在《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中，他对宝黛悲剧的看法认为只是打破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式的团圆结局，使全书从头至尾“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但也仅此而已。而现在他则把以宝黛为代表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提到了封建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确乎其看问题的高度大大超过了之前。因此，他认为《红楼梦》“忠实的描写了现实”，充分揭露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的种种罪恶，且指出“这才是真正的写实，艺术的写实，正确的写实”(见第617页)一一而这种“全面的和从本质上看问题”的对《红楼梦》的重新认识，成为了这段时期内俞先生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基调。笔者在重读这些文章时，总有一种沉重的感慨：此时的俞先生已完全抛弃了“自叙传”观点(包括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之说)，而自觉运用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进步思想来认识《红楼梦》，并且走在了当时红学研究者的最前列；然而他的这一努力却被很多人视而不见，仍把俞先生与胡适拴在一起，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胡批俞”运动。这既是一个悲剧，又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颇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不知该说什么好。(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细读一下此段时期内俞先生的文章) 此一时期由于上述俞先生对《红楼梦》的整体看法较之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已有很大改变，因此对后40回的评价也就相应有了变化。此时他批评后40回的，主要集中在宝玉中举和贾家复兴上，而不是象《红楼梦辨》或《红楼梦研究》那样对很多细节方面都进行挑剔。1953年l2月发表的《〈红楼梦〉简说》，即称： 《红楼梦》最大的缺陷是高鹗给的本书的结局一一“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高鹗续写的宝黛爱情的悲剧使《红楼梦》有了更深刻的反封建的意义，但由于他的功名富贵思想而给本书的这种结局也相当地减少了他对《红楼梦》的功劳，削弱了《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见第620页) 在原载1954年2月号《东北文学》上的《〈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中，俞先生在指出后40回的不足时，分析说： 高鹗是个科举中人，中过举人进士，所以他的续书中流露了他的功名富贵思想……(见第835页) 在原载1954年5月《人民中国》第10期上的《(红楼梦)评介》中，他说： 很显然，高鹗的续书并不完全符合曹雪芹的原意，而是流露了他自己的思想。他描写了贾家因作恶而遭破败，叙述了宝玉和宝钗婚后的不幸，但因为高鹗对于当时已濒没落的整个封建社会还存有很多幻想，不象原作者对它那样憎恶，所以他写宝玉出家以前中了举，并隐示将来家道可以复初……(见第867页) 以上几例代表了俞先生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都是从反封建的角度提出的，完全不同于他之前批评后40回韵观点。相反的一面是他对后40回的肯定，同样，这种肯定也是已绝不同于《红楼梦辨》或《红楼梦研究》中所认为的高鹗只是以审慎的态度来续书，并在宝黛爱情上“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而是着眼于从两个大的方面的肯定：(1)使《红楼梦》具有一种完整的故事性；(2)通过宝黛爱情悲剧暴露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的反封建意义。 先谈此时俞先生对后40回肯定的第一个方面。1953年I2月发表的《〈红楼梦〉简说》中，说：“……但从要求《红楼梦》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八十回故事并没有完)……高鹗的续书是可以流传的。”(见第611页)在原载l954年1月]日一一4月23日香港《大公报》的系列文章《读〈红楼梦〉随笔》的第35篇《记吴藏残本(二)》中，说：“……程高整理《红楼梦》，虽非原稿之真，却从此有了一个比较可读的本子，二百年来使本书不失其为伟大，功绩是很大的．即有过失，亦功多于罪。”(见第775页)在原载I954年1月25日《文汇报》的《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中，又说： 《红楼梦》原作者曹雪芹，只写成了书的前八十回，于一七六三年就死去了(根据脂批与敦诚挽诗)。其后二十多年，高鹗续成了书的后四十回，说曹雪芹的原稿，于一七九一年排印流行，于是《红楼梦》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见第812页) 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再一一列举。这里，俞先生反复强调故事性的完整，笔者认为是具有两个层面的针对意义：第一，《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残缺不全必然会影响它的流传价值和被广大群众的接受程度，这是毋庸赘言的。自程高本120回刊印问世后，很快就淘汰了80回抄本，对这一现象，过去论者多强调认为原因在于刻本相比抄本而言是价格低廉和能大量复制之故。但笔者却认为此种论点忽视了问题的另…重要方面．即80回抄本是残缺不全的，从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上来说势必会产生障碍。因此，80回抄本之所以会被120回刻本淘汰，就不单单是价格和复制数量这种外在的因素，它自身缺乏…种完整的故事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民国初期，上海有正书局曾将80回本《石头记》刻石印行，尽管冠之于“国初抄本”的名义来标榜，但却很少能被普通读者所接受，且此后至今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再去仿效有正书局的榜样单单出版前80回给广大读者购买，就有力地说明了具有完整的故事性对于即使是象《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广大的一般读者而言就更是如此。因此，现在俞先生之所特别强调这。点，和其早年相比，就是一种将思考问题的角度从个人书斋中走出而移向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的转变，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自觉行为。第二，从版本流传的角度说，具有完整故事性的120回程高本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阅读文本．关于这一点，俞先生在《梦辨》上卷的“后四十回底批评”一篇中即有分析(见第152页)，而本文第…节在谈及俞先生的《梦辨》时已作过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其次，谈谈俞先生此时肯定后40回的第二个方面，即揭露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的反封建意义。 宝黛爱情悲剧既是小说的主线，又是《红楼梦》所要表现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而这一悲剧正是通过后40回才得以真正完成的。而且完成得十分成功、精彩。尽管俞先生在《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中也肯定了后40回的此一描写，指为是高鹗的“大功绩”，但明显仅是就事论事，只是针对后40回中的宝走黛死这两个人物的情节结局而言，而并未把这一意义对全书的作用提升到很高的位置。但在1953一1 954年的此时不同，由于俞先生对《红楼梦》主旨的认识已从之前认为的是作者自叙身世而转向认为是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包括贾府其他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问题就被俞先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赋予了深刻的反封建意义，也因此对后40回给予了更高的评价。1953年]2月发表的《<红楼梦>简说》中，说： ……但从要求《红楼梦》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八十回故事并没有完)，并且要求《红楼梦》除了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之外有更深一层的反封建的意义一一暴露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使《红楼梦》在读者中发生更巨大的反封建的作用两点看来，高鹗的续书是可以流传的。(见第611页) 在工954年1月25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中，又说： 高鹗续成了书的后四十回……并且在续书中写出了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使《红楼梦》除了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外，又有暴露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的进一层的反封建的意义(前八十回中也写了贾迎春、尤三姐等婚姻不自由，但较少)。这是高鹗对《红楼梦》的贡献。宝黛爱情悲剧打破了历来小说中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的大团圆的结局，正式指出了封建社会的婚姻问题，发生了非常广泛的作用。因为这是一般小说所不敢说或不敢尽说的问题，而恰是封建社会青年男女最严重的问题……(见第812页) 我们不必再多举例子，单从上弓[两则即可看出，俞先生把后40回描写完成的宝黛爱情悲剧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意义是评价得何等高，同时连带着对后40回的整体认识也比之前有所调整，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不管各个时代的红学家对后40回的评价如何，二百多年来的广大读者在读完《红楼梦》后，他们感受最深刻的恐怕还是两点：一是贾府的腐朽奢侈及其不可挽还的没落颓败；二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突出代表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的毫无自由及备受摧折。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当年，电影越剧《红楼梦》仅仅抽取了宝黛爱情悲剧这一条线来改编拍摄，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好评如潮，这也恰恰表明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巨大思想感染力或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这一悲剧，尽管在前80回中已有众多暗示，但如何发展成型并描写得深刻感人，却是另一个问题。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几种从80回后写起的新的续书，例如《红楼梦新补》等，对这一悲剧的发展完成演绎了完全不同于后40回样式的结局，但在广大群众包括不少红学研究者中却是反应冷落且很快就被遗忘，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因此，要谈宝黛爱情悲剧，就必须联系后40回一起来谈；而想充分肯定这一悲剧的深刻反封建意义，这功绩恐怕也必须分给后40回至少一半。这两者在客观上已是不可分割的了。俞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就已开始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他不能不调整对后40回的总体评价，这显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故而，综上所述，俞先生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文章中，由于他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认识，已从“自叙传”继过渡为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即“自叙传的文学”)之后，转向了“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故在后40回的作者问题上虽乃持“高续说”，但对后40回的评价却和早年有了很大不同。此时他对后40回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宝玉中举这一点上，连带着还有对贾家复兴的某种不满；但已不是象早年的《红楼梦辨》那样到处挑出后40回的不是，径认续作为完全失败。同时，他充分肯定了120回程高本使《红楼梦》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性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完整阅读文本，尤其是，他从反封建的高度极高地评价了后40回所成功描写完成的宝黛爱情悲剧，认为“这是高鹗对《红楼梦》的贡献”，这些，无不表明他对后40回的研究已突破书斋的局限。他的一些红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八十年代他对120回程高本所发表的意见，其实正奠基于此时，只是一向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已。(待续) 注 释： ① 见韦柰的文章《俞平伯的晚年生活》，载1990年第4辑《新文学史料》。 ② 见周汝昌先生《还“红学”以学一一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一文的第4节。周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⑧ 见张硕人文章《大陆红学笔墨官司最近打得不可开交》，载《红楼》杂志1996年第4期。 ④ 见拙作《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一一驳议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一文的第3节。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4辑。 ⑤ 所引胡适的观点，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15页 1]6页。 ⑥ 见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讨论集〉序》，原载1941年1月《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21期，现收入《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59页一36l页。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