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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的红学功过，人们已写下了各种各样的总结性文字，这些文字是否公允地评价了历史，本文第一部分将从一个侧面进行讨论。关于21世纪的红学方向、红学如何摆脱困境、如何创造一个崭新的面貌，人们同样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向性文字。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对《红楼梦》进行新的诠释。我认为，不管所选择的观念、方法如何之新，不管研究者如何时刻不忘“中体西用”，倘若不能选择有效的中介，最终都无法超越模仿的层面。20世纪的中国诠释学依然处于模仿的阶段。如何从文本自身，从中国文化自身进行创造性建构，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 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身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① 在这个热衷于“回顾与前瞻”的历史时刻，这样一种愧疚的历史态度在红学界十分引人注目。这种愧疚的历史态度首先指向20世纪考证红学独领风骚的现象。由考证红学的乐而忘返，人们开始对红学的方向作冷峻的历史反思。 似乎没有见到过哪一部文学文本的研究“方向”像《红楼梦》研究这样，一直让人担忧。某些研究者就像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生怕行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甚至像俞平伯先生，走了一辈子的红学路，最终却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上了胡适之的当了。”②原来走错了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像俞先生这样具有自我批判的反省意识的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担心、怀疑、责备他人走错了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的《红楼梦》研究者就对《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深表不满与忧虑，对红学的方向深表关注。在90年代，欧阳健先生在其专著《红楼新辨》的一开篇即有“红学的出路在哪里”一节，对近百年(胡适以来)的红学道路提出严峻的质疑，欧著问道：“红学要前进，出路在哪里?”(P2)由于欧著对七十年来红学的基本材料脂批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于是，“深刻地反思新红学七十年来的路子是否走正，检讨红学研究的‘原有基础’是否牢固稳当，倒确实是当前的首要任务。”(P3)“方向错了，‘前进’得越久，离真理就越远；迷途知返，回到正确的出发点上来，看起来是‘倒退’，其实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P13)当历史走到了本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世纪回眸”成了文化界、学术界共同的姿态。于是，在古典小说研究界，在红学界，寻找“未来的研究方向”成了学界共同的期望。于是，我们看到了学者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良方妙药。在这众多的提案中，有人呼吁“回归文本”，有人提倡文化阐释。而这次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则是“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议题透露出对于20世纪红学研究格局的一种基本判断。 不少人喜欢用“索隐、考证、小说批评”或“考证、义理、辞章”来描述红学的研究格局。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但无可否认，红学的重大建树主要出现在20世纪。然而，20世纪红学的研究格局却是非常令人不满的。当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在总结“红学6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指出，70年代以前的红学主要是考证红学；20年后，今天的研究者依然抱着同样的喟叹与不满，刘梦溪先生介绍了红学史上十几次论争、热点、谜，大都属于考证红学的范围。周思源先生所介绍的90年代红学“八大热点”，大都属于考证学的范围。俞平伯在1980年说：“《红楼梦》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居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③说20世纪的红学主要是考证红学，这样的表述是极为暖昧的。从研究论著的数量上看，这种表述显然不符合事实。应该说，20世纪红学能够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包括学术对话、传媒效应、市场效应等)的主要是考证红学。而轰动效应并不等于学术水平。 对红学方向深表忧虑者大都对于20世纪红学格局持这样一种态度：20世纪的红学误人歧途(连俞平伯先生都这么说)，考证红学喧宾夺主，《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文本研究才是正途，才是红学的正确方向。 这种态度并没有把握到对于一部作品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质。20世纪的考证红学的确存在着误入歧途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证红学是红学的歧途。仿佛离开考证红学，转向文本阐释(文学的、文化的)才是走上正确的轨道。宋淇先生说：“事实上，这些问题(指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月，脂砚斋，续书者的考证——引者)的解决与否并不足以影响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对文学史和作者生平有好奇心之士固然极饶趣味，并不能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欣赏《红楼梦》。我们必须承认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赵冈等对《红楼梦》的考证的确澄清了不少有关的问题。我们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敬意。可是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我们同时应该保持一个理智而清楚的态度：考据虽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仍不过是手段，最终极的目标仍应该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④ 宋淇的这段话是极具代表性的。我更倾向于把这段话理解为宋淇的策略性话语。如果说，相对于以上引文中所说的“最终极的目标”，考据是手段，那么，我认为，相对于这个目标，文本阐释同样“不过是手段”，哲学阐释、文化阐释同样是手段。但是，与其把考据当成是文本阐释的手段，认为离开它，也不足以影响到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欣赏，倒不如说考据是文本阐释的第一阶段。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特点之一。 正因为宋淇把考证当成红学的“外置”部件，所以他为红学指出的方向“就是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红楼梦》”⑤。而余英时先生正是在宋淇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新典范”的。他采用了宋淇式的宣传策略。他认为百余年来红学的主流都是把《红楼梦》当做历史文件去读，这种性质的阅读仰赖于《红楼梦》以外的历史材料。但新材料的发现具有高度的偶然性，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余英时指出，这就是考证派红学的技术崩溃的原因之一。 按我的理解，余英时的意思是，考证作者、版本等与《红楼梦》相关的问题，无疑是必要的，但在红学中毕竟处于辅助的、次要的地位，红学的主体应该是对小说《红楼梦》本身的文学性研究，探寻《红楼梦》的文学魅力。但是百余年来的红学却以历史旨趣为主流，把关注的热点聚集在与《红楼梦》相关的历史考证上，为历史考证的逻辑魅力所炫惑，这是本末倒置。于是，他认为必须实现红学的转向。为了强调转向的必要性，他借用了库恩的“典范”(或译“范式”)理论。通过引入库恩的典范理论，余英时以进化论的时间向度去描述学术旨趣、阅读旨趣的非线性嬗变。可以说，典范理论的引入，使余英时的表述在红学界独树一帜，而且为红学界所普遍推崇；但同时，这种理论的引入，也导致了余英时对于考证派、对于历史旨趣的不公允态度，从而也使余英时的“理想世界论”最终不能成为红学的新范式。 作为学术话语，考证、辞章、义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空间的并存关系，而不是呈时间性递进的线性关系。有人说，余英时在宣称考证红学面临技术上的崩溃之后，提交国际红学会的论文却是一篇考证文章，这说明余英时作为一位学者，同样需要运用考证的学术话语。而余英时自己也一再表示考证话语对于学术研究的必不可少。这种自我消解正意味着，通过引入库恩范式理论去论证红学必须转向的策略是不成功的。 库恩典范理论有一种递进的、进化的、时间性的基本观念。新的科学事实的出现，使原有典范在解决难题的方法上失灵，从而导致“技术上的崩溃”；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应运而生。这一新陈代谢的生物学观念显然不能说明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学术旨趣的嬗变。这种嬗变有其更为深刻的时代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根源。余英时说，考证派红学蜕变为“曹学”，也就表明自传说的功效已发挥得极边尽限，“可以说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诚然，《红楼梦》的很多难题是自传说所无法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传说应该功成身退。即使自传说应该功成身退，也并不意味着考证方法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应该功成身退。实际上，自传说的无法解决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胡适之后的一大批从事《红楼梦》考证的学者所考证出来的。考证派红学远未到达功成身退的地步，相反，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证。作为一种学术话语，考证方法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把考证排除在红学之外或把考证放在红学里的不显眼的角落，显然与这项工作的难度及其重要性不相适应。 当然，余英时等对考证红学的策略性评价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就是六七十年代一些为迎合考证红学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伪材料，以及一些新材料刚出现，还来不及进行科学的考证就被当作真实的历史材料去进行大量推论，导致了“走火入魔”现象的出现。俞乎伯指出的红学方向与宋、余同出一辙：“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⑥。可见，20世纪的红学让考证红学一枝独秀，占尽风头。等到大家都“世纪回眸”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文、哲两方”被冷落了一个世纪。 在20世纪，《红楼梦》的文本、文化研究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影响较大的论著，只不过在考证红学的辉煌面前相形见绌罢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典范意义已备受关注，它的典范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评点、丛话模式，而以哲学体系框架支撑起其小说评论。然而，王国维并不是通过对《红楼梦》的解构去形成其理论体系，而是相反，用西方的理论体系去解构《红楼梦》，所以，它的后继无人或后继乏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海外的关于《红楼梦》理想性的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的《红楼梦》价值学阐释(精神态文化阐释)，基本上走王国维的模式，而其弊病当然也就步其后尘。 正是出于对20世纪红学格局向考证学一边倒的情形的不满，对“走火入魔”现象的不满，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之间才有一场“什么是红学”的论争。自从余英时先生对考证学(自传说、曹学)发难以来，一种对于20世纪红学格局的基本评价便悄然形成。关于《红楼梦》的社会历史研究尚且被称为“红外线”，《红楼梦》的考证，当然也就成了“外线”之“外线”了，而《红楼梦》的小说学研究则被视为“红内线”。这“外”与“内”的称呼已蕴含着价值倾向。这种对于20世纪红学格局的基本评价是：20世纪的红学悲剧性地误入歧途、本末倒置。 基于这种对历史的基本评价，红学的出路就被认为在于由考证转向小说研究，摆脱考证学的梦魇，重新回到《红楼梦》的小说本体上。 俞平伯说：“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⑦俞平伯认为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到80年代中期的红学方向主要是考证红学，这一方向是胡适开拓的。而这期间的红学跟着胡适的方向走，是上了胡适的当。俞先生令人震惊地如此这般评价自胡适以来60年的考证红学：“‘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⑧大有一笔抹煞、全盘否定之意。这对于胡适、对于考证红学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不负责任的。胡适有“考证癖”，为了考证《水经注》的著作权，他可以花二十年的时间，然而这完全是他的个人“癖好”。尽管在当时他是一个典范性的人物，但是，追随者不能把误入歧途的责任全部推卸在胡适身上。胡适本来就无意于在文学视界上解读《红楼梦》，而追随者之所以满腔热情地、满怀信仰地追随胡适，并不是追随者缺乏对于《红楼梦》的艺术上的感受，而是因为“考证”、“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等话语在胡适那个时代是“权力话语”，在专制时代则是“安全话语”，至于“主题”、“思想”、“人物”、“语言”等概念(即周汝昌先生深为诟病的“十六字真言”)则要等到20世纪50、60、70年代才成为评论界的权力话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没有理由责备胡适的追随者：你为什么不走自己的路? 这些对《红楼梦》考证、评论，对红学格局的基本评价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红学界对考证学过分依赖，而在小说批评方面实在拿不出典范意义的成果时的一种意气用事(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譬如当庸俗社会学泛滥的时候，严谨的学者自然更愿意致力于《红楼梦》考证)。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主宰着研究者对考证红学或阐释红学的选择。实际上，这样的主宰者是不存在的，尤其在新时期以来的宽松政治环境中，如何选择红学方向，这完全是研究者个人的权利与责任。 《红楼梦》考证与《红楼梦》小说批评之间虽然存在着声息呼应的关系，但我们仍应注意到它们之间不同的学科性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对独立性和影响的非即时性。有人说，考证不能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是为理解主题思想服务。我不以为然。我认为考证就是考证。对于考证来说，考证的目的就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至于考证的结论支持或反驳了某种阐释、诱发了什么新的阐释，这与考证的学科性质无关。“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必须进行科学的考证”，这样的提法无懈可击。但在客观上往往会使考证者违背考证学的科学原则。譬如，胡适等学者为了更好地支持“自传说”，结果其考证排除了不利于“自传说”的历史材料。并不是说胡适没有掌握这些不利的材料，也不是胡适不懂得任何一个考证结论必须能涵盖所有材料，而是那个“自传说”的阐释在向他频频招手。20世纪的一次次的红学纷争在这方面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教训。 二 对20世纪红学格局的这种评判(如前所述)，很自然地衍生出另一命题：“回归文本”。 就我所知，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长期呼吁且致力于“回归文本”的是宁宗一教授。宁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一再申明自己关于“回归文本”的动机与策略，尤其是宁先生的《反思与取向：中国文学史研究四十年》⑨的大文(下简称“宁文”)，让我们看到，宁先生关于“回归文本”的策略实际上是他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系统思考的一部分。关于“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我只是觉得，宁文让我们明白了“回归文本”的呼吁是诞生于怎样的历史语境之中的，也让我们明白“回归文本”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宁先生关于“回归文本”的探讨的深度与涉及的问题，在当今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是具有代表性的，不妨把他的观点作为我们探讨红学方向的一个重要参照。 归纳起来，宁先生的“回归文本”有两层意思：一，以往的一些文学史研究者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一字之辩”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重大的文学现象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脑后”，如《金瓶梅》作者和曹雪芹的祖籍的考证和争辨，宁先生认为，这一类考证“几乎都没有和小说文本挂上钩”⑩。这样的研究游离于文本之外，所以应该“回归”。二，回归还不仅仅是从考证回到文本，而且是“回归心灵文本”。宁先生认为，以往的文本研究多关注文本构成的形式和作家的世界观，而忽略了作家的个性、气质、性灵、心态和审美体验方式。但文本本质上是作家的心灵写照，所以文本，在本质上就是“心灵文本”，回归文本，实质上也就是指回归心灵文本。 红学界的“回归文本”论大都近似于宁先生的第一层次上的“回归文本”。蔡义江先生曾在《红楼梦学刊》五十辑纪念及编委会上隐隐约约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回归文本”观：“我始终主张红学研究要明确主攻方向，要加强主力攻坚，不应把太多的人吸引去打‘外围战’。所谓‘外围’，就是与作家、作品本身关系较远的研究对象。……当然，我并不赞成那些题目堂皇而缺乏新意的大块文章。僵化的、学究气十足的东西令人生厌，靠西方一些理论术语、时髦名词堆彻起来的东西，我也读不下去。”⑪ 对于“回归文本”的提法，不管是上述两个层次中哪一个层次上的“回归文本”，我一直认为是一个不妥的提法。先看看第一个层次上的“回归文本”。考证的问题往往是因文本或文本的作者而产生的，譬如版本、作者、评点本中的评点者，说这些问题与小说文本没有挂上钩，当然是说不过去的。至于作家的家世、祖籍等问题的考证究竟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这与研究者对小说文本的理解以及研究者的学术观念相关。譬如关于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即所谓的“曹学”)，究竟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曹学与小说文本《红楼梦》的关系之亲疏远近并不能根据曹雪芹的亲属关系的远近来确定。相对于理解小说文本《红楼梦》来说，关于曹頫的考证是否比关于曹寅的考证更有价值，更趋近文本?这样的发问事实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又如，《红楼梦》里关于秦可卿、妙玉的出身的问题对于读者理解《红楼梦》的精神价值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关于这两个人物的出身，作者的叙述迷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两个人物的出身其实是很高贵的，她们的进入贾府，很可能是出于最高层统治集团中的政治原因的。于是，考证曹雪芹的祖辈、父辈与康、雍、乾等朝代的政治的关系，对理解小说文本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对康、雍、乾等朝代的政治一无所知的读者，其对《红楼梦》的理解可以把握到这部小说真正的精神价值。诚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红楼梦》仅仅是清代历史的记录，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曹雪芹是用20世纪的西方的或现代的小说观念去创作《红楼梦》的。据我所知，考证者仅仅对那些与小说文本不能挂上钩的问题感兴趣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对作家生平进行考证。至于曹雪芹家世的考证之演成曹学，这与考证材料的特点有关。我们不能因为材料的局限而要求考证者放弃考证工作，“回归文本”。这次会议之提出三合一，可见出当今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任何文本阐释(无论是把文本理解成历史学、社会学文本，还是理解成“心灵文本”)，都首先必须确定文本的可信度如何。因为在不同的文本中，阐释者会理解到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心灵、不同的精神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研究者由考证“回归文本”，那也只是一种无可奈何、姑且存疑的权宜之计。至于有的考证者愿意为某一牛角尖的问题而皓首穷经，那实在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就像某些阐释者只关心灵性的自由发挥而对考证学一无所知一样。 再看看第二个层次上的“回归文本”。就我的理解，宁先生所要重点呼吁的是这一层次上的回归文本，即回归心灵文本。宁先生这一问题是针对1949年以来的几部文学史的存在问题而提出的。其实宁先生这里是在强调，应该把文学文本当作“作家的个性、气质、性灵、心态和审美体验方式”等的写照的文本去理解，而不应该把文学文本理解成作家的世界观或社会历史的记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勃兰兑斯对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又一次历史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以何种观念去理解、阐释文本的问题，而不是“回归”的问题。而且“回归”一词似乎有点历史忏悔的意味。 历史上的一切的文本阐释现象都应该在其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除了诸如“帮派红学”之类的别有用心的胡搅蛮缠之外，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以“今是而昨非”去对待以往的文本阐释现象。另一方面，这个“心灵文本”并不就是文本理解、阐释的唯一的终极的归宿。以“心灵写照”(宁先生的“心灵”更强调其非理性因素，这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哲学思潮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去理解文本，并不等于找到了文本阐释的最终的或最中心的阅读空间。正如宁先生在该文中所说的：“以当代意识重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有一个研究者思维空间的拓展问题，有一个重建阅读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提高精神思维境界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的唯一的阅读空间，阅读空间永远处于期待拓展的状态之中。阅读空间是要求读者去拓展的，而不是去回归的。 中国大陆很多曾经在20世纪50、60、70年代前期从事过学术研究的研究者对那27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学术研究臣服于政治意识形态、艺术标准臣服于政治标准的现象深为不满，“回归文本”的呼声似乎还有这样一层隐衷。 在“回归文本”的呼声中，有人提出“文本”不只指《红楼梦》文本，而且指中国历史大文本，文化大文本。按我的理解，这有一点类似于西方现代的互文性理论。所谓“互文性”，也即“互为文本性”，是研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阐释理论。当然，西方现代的互文性理论的具体操作规则有一些是我们的“回归文本”提倡者所没有的。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把“回归文本”理解为回归到《红楼梦》文本与传统文本的关系研究观念却是对回归《红楼梦》文本的超越。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红楼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这种文本论更强调《红楼梦》文本与传统文本的精神价值联系。关于《红楼梦》的文化研究工作实际上贯穿了整个20世纪。 如果把文化分为物质态文化、制度态文化和精神态(或叫“价值态”)文化三个层面，那么，20世纪的考证派红学以及一些索隐派红学已经从物质态文化和制度态文化的层面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在精神态文化的层面上，尤其是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被视为开山之作。而20世纪90年代一次全国红学会上，王蒙先生更提出厚望：希望有人研究“《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精神”的课题。如此看来，这样的文本研究也不存在回归的问题，而存在如何深化问题。 三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摆脱简单粗暴对待考证红学的态度，开始辩证地理解考证与文学批评(或文献、文本与文化；或考证、义理与辞章)的关系。 早在1992年，陈诏先生就开始感受到红学的降温，他说：“最近几年来，《红楼梦》研究结束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种空前的畸形的繁荣期，开始降温，开始走向低潮，主要表现为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不多见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不如以前那样频仍了。很多红学家转移目标从事其他行业或改变研究课题，社会上对红学的关注和热忱也有所消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陈诏没有预见到即将出现的振聋发聩的“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热点过去之后，不少学人重又发出了与陈诏相同的感慨。 在认为红学界的一些“新说”属于浮躁现象之后，陈诏提出了一种实现红学的发展与突破的途径：“所以我认为红学要有发展和突破，特别需要红学界同仁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登，五年十年沉下去，做艰苦的研究工作。……所以红学界自身的理论文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博览群书，通读熟读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著作，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思想理论水平。要精通史学，并向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进军，建立与红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还要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各个艺术门类，以期打开思路，触类旁通，加深对《红楼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积累，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包括校勘、考证、笺注，实地调查、挖掘资料等等，尽可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多更深的发现。……正本清源，厚积薄发，是我们应有的学风和态度。”陈诏的观点已经包含了“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合一”的研究意向，只不过这种三合一旨在强调研究者的学识的积累。 文本研究再也不是离开考证依然可以进行的，文本研究有赖于相关问题的考证工作，不同的考证结论将引发出不同的文本阐释。这也是这次会议议题的意义所在。 在文本研究如何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点，当今的红学界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了。 这里的“文化”应该是指“精神态文化”、“价值态文化”。对于文本《红楼梦》的物质态和制度态文化的研究，20世纪的考证红学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硕硕成果。那么，如何对《红楼梦》文本进行价值文化研究呢?纵观20世纪，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王国维开创的阐释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①阐释者一直最为关注的是自己的价值思考。②在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都具有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阐释方法也被当成先进的“批判的武器”而引进中国，成为中国的阐释者的价值阐释的武器。③阐释需要话题，需要中国听众(读者)熟悉的话题，以便他的价值阐释在中国听众(读者)那里能够“入耳消融”。于是，阐释者在中国古典文本中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④对古典文本进行解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攻的一点是与阐释者的价值思考相关者，而不及的其余可能就不能支持其价值阐释。其结果是，随着其阐释的展开，新意叠出，异彩纷呈；而同时由于这些阐释是外在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的，因而这些阐释也就未能真正切入《红楼梦》的民族脉搏；由于这些阐释未能切入《红楼梦》与它所植根的时代的价值文化的内在联系，因而这些阐释也就未能真正把握到《红楼梦》的价值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种由王国维模式变形而来的，非常流行的研究模式：①选择一种西方理论模式。②按其所选择的西方理论的基本原理、原则、操作方式，将《红楼梦》或红学现象进行归类、排列。③按西方理论的价值标准和原理对已被归类、已被重新排列的《红楼梦》或红学现象进行评说。被选择的西方理论有：接受美学、叙事学、神话理论等。这一模式给人以“科学性”的印象，而它与王国维模式相同的弊端就在于它们的“用西方理论解剖中国文本”的操作过于直接，导致了中国古典文本向西方现代理论的趋近、倾斜。 可以说，王国维模式(包括其变形模式)是《红楼梦》价值文化研究的模仿阶段的产物（“模仿阶段”下有着重号），在“文本一文化”研究模式中，它实质上是由文化而文本，所以，建设性的、独创性的《红楼梦》“文本一文化”研究的操作程序应该是反王国维模式之道而行之，由文本而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我倒是要提倡“回归文本”。西方理论是由解析西方文本而提炼、抽象的，把它们直接运用到《红楼梦》文本研究上，往往会隔靴搔痒、削足适履。真正的融通应该是，首先对阐释的文本进行一番考证、辨析。一种或多种阐释应该能够覆盖所有的版本。所谓的《红楼梦》文本研究主要应该是揭示《红楼梦》文本所蕴含的中国文章叙述成规和中国小说自身的叙事规则，所谓的《红楼梦》文化(精神文化)研究主要应该是旨在揭示《红楼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及其精神文化价值。所以，我认为，所谓的文献、文本和文化的汇通，其突破性的一点在于，我们能否从《红楼梦》文本(乃至全部中国古代文本)本身归纳、概括、抽象出一套规则、范畴，这些规则、范畴本身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揭示着中华文化精神。在价值阐释方面，把握《红楼梦》文本与清代文化文本、中华文化文本的关系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谓的文献”至“焦点”下有着重号）。《红楼梦》有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以及由此血脉、土壤铸就的文化个性。《红楼梦》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吸吮着中华文化的乳汁，流贯着中华文化的血液，因而在价值体验形式乃至具体的叙述程式方面，同样为其血脉和土壤所铸造。而作为文本研究的崭新起点的应该是对《红楼梦》文本(乃至全部中国古典叙事文本)进行的语言哲学研究。 “文献、文本和文化的融通与创新”呼唤着新的综合，它意味着对《红楼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新的要求，这就是，作为21世纪的《红楼梦》研究者，他(她)在考证学、文艺学、美学和价值学等方面都必须具有丰富的修养与实践。20世纪人类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理论应该成为《红楼梦》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融汇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之中。 21世纪的红学将超越模仿阶段而进入富于独创性的建设性的新纪元。 注 释： ① 陶渊明《归去来辞》 ② 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③ 引自王湜华《略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 ④⑤ 宋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见台湾《曹雪芹与<红楼梦>》一书 ⑥ 王湜华《略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 ⑦⑧ 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 ⑨ 刊于《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 ⑩ 以上引文见《关于“回归文本”的断想》，刊于《文史知识》1998年第7期 ⑪ 《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二辑 原载：《红楼梦学》2000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