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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近年来对女性主义①的关注大大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的观点基本是从对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认识上产生的。女性学是为女性服务、针对女性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观点，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世界观或是认识论。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父系社会不仅仅是男性支配女性的社会，而是整个社会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男性中心的特性是重西方、阳、科学、生产、理性、竞争、儒教观念。相反地，女性中心的特性是重东方、阴、生态主义、再生产、感性、安定与均衡、道家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是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应保持互补的关系，然而前者以人为中心，后者以男性为中心，其权力都偏重于一方，最终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女性主义观点从对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认识出发，首先发掘出在文化上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性别歧视的倾向，进而分析和研究如何正确把握这种现象，如何有效地改善这种现象，以达到实现两性关系平等的目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经历了并在继续完成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两性关系处于蒙昧的形为开放实为混乱的状态。进入对偶婚时代后，两性关系受到的某些限制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不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女性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性别岐视，除极少数男性享有特权外，两性关系的限制及于几乎所有的人，女人自然更甚。② 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女性也一直在不平等的社会构造所造成的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和束缚之下悲惨地过着自己的一生。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仍维持着封建社会体制，利用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说来强化封建社会体制。男性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把女性紧紧地束缚在狭小的圈子里。由此女性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因而只能依靠男人。再加上“三从四德”的观念紧紧束缚着她们，使得她们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红楼梦》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虽然也有不少以两性关系为题材的作品，但那些作品多数都把人类这种神圣而复杂的关系给简单化了。《红楼梦》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出了空前未有的深刻性。清代代表性的人情小说《红楼梦》可以说是古代小说艺术的高峰。它的成就，除了对古代小说艺术带有全面总结和超越开创的双重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的认识论上提出了一些值得发人深思的问题。 欣赏一部作品时，假如作品的题目就是了解作品的头绪的话，那么，《红楼梦》这部作品的题目便已十分明确地透露出了作品的主要论点。从《红楼梦》这一题目上可以感觉到这部小说必然和女性有着紧密的关系。《红楼梦》的“红楼”是指贵族女性住的所处，因而从中可以窥见《红楼梦》是描写那些贵族女性如同一场“梦”一般的小说。“梦”是愿望的表现，也是对被毁灭理想的一种惋惜和慨叹。 《红楼梦》的作者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把贾府的没落过程赤裸裸的描写出来。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正是清朝统治阶级由盛极而走向衰落的时代，书中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思想，的确具有强烈的反礼教的进步意义。《红楼梦》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亦即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清朝乾隆年间。这时仍由贵族来统治，虽然从表面上看，还呈现着兴盛、巩固的太平景象，然而实际上却是问题重重，危机四伏，必然没落崩溃的徵兆已从各方面显露出来。《红楼梦》中对贾府这个贵族家庭的解剖，主要就是从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展开的。由此进而联系到这个贵族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危机，形象地描绘出它已处于风雨飘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对贾府悲剧的描写，可以看做是当时整个皇亲显贵由盛转衰的一面镜子。作者还概括了各种危机的过程，对既存的制度和种种因袭提出批判，进一步谈到当时被迫害的女性们。作者不仅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并以热情赞扬的态度描写了他们不屈的反抗精神。但是它不局限在女性的范围内。它包含着更本质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它超越女性问题的范围，并投射出当时男性面临的种种矛盾。 作者的那些观点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包括贾宝玉等人的言行呈现出来。他们的生存方式让我们窥见作者对两性关系，感情和欲望，爱情和婚姻的认识。《红楼梦》是一部男性作家所创造的作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可以揭露在各种不平等的压抑仍加于女性身上的封建末期，作为男性的作者真正想要勾划出来的世界是如何一幅景象?笔者基于当时男性和女性的生存处境和作者对他们的认识，从女性主义观点加以探讨。 2 对“情”的观点 儒教以礼节情，无论任何情况，礼法思想应当比人的个人价值优先。道教则往往否定现实的情，主张“齐万物，一死生”。如果说老子用五千言《道德经》说破他的“天道观”，孔子用《论语》说明“人世观”的话，曹雪芹则是用《红楼梦》来揭示出“情欲观”的。他曾经用“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等14个字来概括“情”。曹雪芹发现了感情的宇宙，感情的天地，感情的海洋，化生出感情的肉体来。感情是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意志、权力，相互支配、相互接受、相互了解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因金钱，商品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到处都充满着人情世故，人际关系超过了其他一切关系，在这样没有止境无可排遣的交往中，人们便以情感的内耗和人性的失落作为支付的代价。③《红楼梦》第1回里的确有这样的一段话。 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曹雪芹在传统的佛教色空观念中间以“情”为媒介，把原来的色空观念改变成“空→色→情→色→空”的连锁关系④。“情”摆在“空”和“色”中间，而强调情的重要性。如果把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当成是人生的过程。此时“色”是人生的出发点，“空”就是人生的终点，而“情”才是人类的人生过程中最实际的内涵。因为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在生命过程当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时间不是人生的出发点或是归宿点，而是整个过程。所以不可能有把“情”排除在外的人生历程。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中把“情”排除在外，仅仅归结为“色空”二字，是不合理的⑤。 小说通过交代石头的来历和甄士隐的梦中所闻所见，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把人世间的一切都看做是一种“幻缘”。同时像神瑛侍者和绛珠草等本也是空界中的人物，却偏也有一段风流情孽，“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可见即便在空界，也是弥满着“情”，而且正是空界之“情”引发出色界之“情”。从大荒山青埂峰下之顽石，到温柔富贵乡里的通灵宝玉；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所萌发的木石前盟，到现实世界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期间虽然发生了从空界到色界之变化，但“情”却一以贯之。⑥曹雪芹在“色空”间引进了“情”的观念，因为他的“色空”观念和“情”观绝不同于佛家思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达的“情”观，尽管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三家，特别是佛、道两家的影响，但在总体上，他以自己对于人生的独特理解，构建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情”的体系。因为佛教从根本上弃绝情感；道家也主无情，主张“有人无形，无人之情”。⑦儒家虽不讲无情，但注重对情的引导和节制，以符合道德原则为情之上品⑧。 所谓“由色生情”是指由外部事物而产生种种情感，“传情人色”是指将情感主动地移人对象万物。前者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后者是一种主动的注入。因此“情”都因人而异，呈现出不同的层面和内涵。例如“由色生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情”“色”因缘形态，“传情人色”则是“情”“色”因缘的高级形态⑨。作者在第1回借“石头”之言叙述人欲。 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 正因如此，“情”的内容千差万别。作者着重追崇的“情”，主要表现在以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代表的“情痴”、“情种”身上。通过他们的言述和行态，体现出作者对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的认识。特别是在贾宝玉身上赋予了一个最基本的人格基元，即所谓“意淫”。这是作者赋予宝玉的人格结构的核心。警幻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有关“淫”的话语：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窓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第5回) 她又进一步把宝玉的一段痴情推之为“意淫”。 ……惟“意淫”二字可意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去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第5回) 在这里曹雪芹借警幻之口表明，对“色”即异性的兴趣，作为人的本性从根本上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思想观念。有一些只好肉欲，故被称为“皮肤淫滥之蠢物”。那么与此相对的贾宝玉由于天性的“痴情”，自然绝不是“皮肤淫滥”者。警幻仙子对这个“意淫”的态度是推崇，则贾宝玉对女性的“意淫”显然应当理解为一种思想感情方面的贪色。即是对女性特别喜欢，却又绝非出于肉欲之想，而是一种特殊的情感需求。不仅如此，这种对异性的情感需求又不局限于一人，所以说他“古今第一”和“独得此二字”。⑩ 第二，《红楼梦》的情又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宝玉和黛玉把自然万物看做是有生命的对象，并与之进行平等交流。有一次宝玉担心行路人践踏了落花，便把落花抖在池里，黛玉嫌这样还不能尽意，“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进而提出了葬花的办法。不仅如此，她还一边葬花，一边吟唱着。 花和鸟被赋予了情感和生命。宝玉对自然和万物的痴情更甚： 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36回) 他的痴情不分人和物，身分高低，生与死。这都说明宝玉的痴情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特别是他常常用多情的眼光看万物，如： 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这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撕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第31回)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宝玉的“痴情”和“意淫”可以说已升华为一种纯洁而玄妙的精神寄托，不是一般男女的恋情所能涵括的了。宝玉的痴情超出凡人的范围，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所以作品末回“情榜”中宝玉名列榜首，并被评为“情不情”。⑪假如宝玉以“情不情”与自然万物交流，黛玉则坚持“情情”。“情情”指对世间之有知有识的存在以知己看待，与宝玉的“情不情”正好互为对照与补充，从狭义的意味来看，则是专指情人和恋人，即宝玉，这体现了黛玉情有独钟的特点。⑫对黛玉来说，宝玉是唯一的知己，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如果黛玉忠贞于宝玉一人，宝玉是在更广的意味上实践泛情的人物。最后宝玉遁入空门也许是情极之所致。正如脂批所说：“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又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⑬尽管最后出家做了和尚，他仍不能忘怀于情，就像“情僧”的名字所预示的。可见“情”字为其生命之形象基础，且贯穿其生命成为主流。 综上所述，曹雪芹所精心建构的“情”不仅包括了男女之情，而且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更高更广的层面，因此这个“情”已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窄范围，而具有一种哲学的意义。《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精神世界与作家精神成了正比。贾宝玉从道德与理性、男性与女性、理与气的二项对立的思考体系摆脱出来，强调自然的人性。这种全新的观念，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将为自己基本权利的实现而奋斗。尤其是大胆打破男性对女性的特权，感情对理性的特权。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开拓新的历程。他想要从男性社会的框子里摆脱出来，这是一个走向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始发点。而且他的思想观点基于人文主义，表现了爱博而心劳⑭的观点，从这一点来看，《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某种条件，可以加入女性主义文学的队伍。 3 对“女性”与“男性”的观点 《红楼梦》中婢女们悲惨的命运，贵族少女们也不例外。贾元春入选凤藻宫，年纪轻轻的就忧郁地死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贾迎春嫁给一个中山狼式的人物孙绍祖，只有一年光景，就被折磨摧残致死。贾探春“才自清明志自高”，却被迫远嫁，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去不复返。贾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便削发为尼，与青灯古佛为伴。妙玉走入空门，想要寻个清净，却还是跳脱不了被海盗勒掠的悲惨命运。李纨守寡一生，望子成龙，而结果仍是一场空。巧姐在败家后被舅、兄骗卖，下场可悲。这些人和婢女们的苦痛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悲惨命运却大略相同。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是在最低层。“三从四德”使得女性始终从属于男性。政权、族权、神权、父权等一切都是抑压和拘束女性的手段。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薰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⑮可是《红楼梦》里却反对以男性价值标准为代表的男尊女卑思想，而追求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 首先，《红楼梦》的作者否定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具体表现在宝玉对女子的尊重上。 作者宣扬：“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这本是民间的说法。民间的说话说地是靠水在载浮着，地球就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驼着。有气的地方就有水在，生命由水化生。⑯既然参酌民间留传下来的说法，宝玉的见解似乎还是带有主观和感想的色彩。第2回的一段话也可窥见宝玉对女性的看法： 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第2回) 他把女性看成如同自然神一般的尊贵和清净，而且无微不至地体贴他们。与此相反，自己反被贬为“粪泥浊物”。这样的心态，见到灵秀人物和清净女儿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一观点表明世俗的权力和财富并不能成为划分“尊卑贵贱”的标准。对于尊贵或卑贱，他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标准，绝不是由财富名利地位出身这些客观条件来分辩，而是由生命的真假来判别。宝玉斥责“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浊臭逼人”，但对同为“情种”的男性，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他却引为知己，不以富贵贫贱限人，表现出了可贵的平等精神。通过他对虽属女性却冷酷无情的周瑞家的连声责骂，就知道，他之眷恋女性厌恶男性并非绝对，关键仍要看他们是否有情，是否让人感受到一种情感的双向交流。⑰ 他的这种独特的思想与他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他所处的大观园是他接触的全部世界。大观园是元妃省亲时筑成的别墅，其规模庞大，山水景物也十分美丽。这儿是《红楼梦》的作者所创造的理想世界，作者把大观园的内在世界投影在这个语言的言述构造所建盖的理想世界。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大观园是太虚幻境投影在人间世界的空间，对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来说是与现实世界所区别的空间。所谓大观园外面的世界是现实世界，是丑恶而堕落的空间。与此不同，大观园是纯洁而干净的理想乡。贾宝玉以还没有正式走进社会的贵族少爷身分，不能随便往外跑，他只能留在大观园内，大观园可以说是他所接触的最具体而最实际的社会环境。主人翁贾宝玉正是通过这世界和外边世界的对比觉醒起来，他对世界的认识表现在大观园里的生活和人物上，大观园里居住的人物除了贾宝玉以外，都是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地位的奴婢、侍女们或是受到礼教束缚的贵族少女们，宝玉对男性与女性具有这样独特的想法，是因为大观园内女性们与贵族子弟们的浪荡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从中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大观园外边的世界是被作为一个对立面来描写的。宝玉眼里的男性大部分都是过着放荡的生活，相反地，女性无论身分地位高低，大部分都处于不幸的处境。宝玉亲眼目睹了有不少女性尽管有才能，处在男尊女卑之社会之偏见和疾视之下，她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他对此觉得无限的悲哀。贾宝玉竟然觉悟到这都是为男性所造成的。他认为男性中心的宗法社会之下的权力和道德伦理实际上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名分抹杀人性，束缚个人的自我。他似乎是以替所有男性向女性赎罪的心情而关怀女性。因此他把有支配身分的男性和被压抑的女性各自比喻为“泥土”与“水”，这不仅是对时代女性们的纯粹性的赞美，而且是对父权社会涵藏的各种矛盾与界限的痛烈反讽。他虽然没有逻辑的体系，但在当时“男尊女卑”思想所支配下的社会里，他所提出的观点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家长制规定为不合理的权力和支配的一种形态。不过他主要批判这种权力和支配的不合理，而不是批判不合理的两性关系。女性主义则以不合理的两性关系为中心概念，可以对它的本质与起源进行分析。在宗法社会里在任何方面男性比女性都占有有利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巩固男性特权的努力不断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力量也不断地上升着，相反地，女性仍然停留在家庭的范畴内。可是这样的构造给男性或女性都带来不幸的结果，男性必须迎合世俗价值，才能生存。这表示男性社会内部也按照各种复杂因素和条件分成各种身分，进而形成另一种压迫关系。宗法制度不论是对女性，还是对男性都是一口陷阱。家庭或社会对男性要求很高，家长们特别优待他们，期待他们能够立身扬名。贾宝玉则是贾府名实相符的继承人，被赋予莫重的责任和使命，为世所用，第一要齐家理国治本，第二要成为读书明理的士才。对于传统中国男性而言，一旦生于世，只能以“功成名就”来作为做人的目标，否则将遭世人冷眼轻视，这是一种宿命的悲哀。如何得到功名利禄?读书举业一途是为正路，经由此道而得富贵最为荣耀。宝玉身为荣府世家公子，似乎更没有选择的余地，表面上他以“不喜读书”来逃避这种压力，但未尝没有批判世人所谓读书的涵意。贾府的家长们希望贾宝玉能够沿着读书做人的道路前进，进而光宗耀祖，成为可靠继承人。然而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宝玉并没有按他们的指示去做。他认为八股文只是“饵名钓禄”的工具。因而贾宝玉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作为贵族、士大夫所必需的正规的学问极为轻视，反而只是读小说、戏曲作品，这在当时也是异常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国，那怕是兄弟姊妹，一起成长，男女的居所也有区别，这是常有之事。但是，贾宝玉在具有绝对权力的祖母史太君的溺爱和庇护之下，成天和美丽的姊妹、女仆们玩耍度日。这样的生活环境在封建的礼教社会中，已属于异常之事。尤其在中国，小说家原为杂家末流，写虚构的文章自不用谈，即使阅读，也绝不会受尊敬，甚至被视为卑下之事。这是传统社会的一般观念。贾宝玉对那些“文死谏，武死战”，“君子杀身成仁”(第36回)的观念表示怀疑。“文死谏，武死战”是大丈夫的名节，但宝玉认为他们的死，不是为了“忠”，而多数是沽名钓誉的行为，他早就看破了这一点，这可以理解为对“忠”的批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为忤，所以弟兄间亦不过尽其大概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第20回)这可以视为对孝的批判。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对男性与女性的认识上也坚持与传统观念正对立的立场。因此，敢于这样做，便被视为是对社会一般观念的叛逆者。 当时男性表面上读四书颇有道德君子之气慨，实际上吃酒赌博、斗鸡走狗、纵欲行乐的反而更多。他要求摆脱功名利禄，反对程朱理学，争取个性自由与洒脱不羁。他关怀女性、欣赏有情人为了回复真的自我，也是寻找真的人性的。在当时社会里贾宝玉的那些疯、傻、痴、呆的个性很难被人接受。他除了黛玉外，再不可能被任何人理解，他对妇女的关怀，包括对于妇女们的同情，主要是从人性论出发，因而不顾一切，大胆地反对男尊女卑，主张女尊男卑。 女性主义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是平等的两性关系。女性主义观点指向社会时，人的性再也不能做为社会不平等的因素，“feminist”这个字眼来自于女性、女性指向的、女性尊重意识。与此相反的概念是家长制社会关系，例如男性中心的、男性指向的，男性尊重意识。有史以来，这世界一直为男性所支配、主导，在漫长的时间里，女性的活动与生命被封闭、歪曲。从这样的脉络来看，可以知道女性主义观点的兴起是为了使女性的活动从历史的背后全面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而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在曹雪芹的心目中，女人远在男人之上，不论才、貌、见解、能力、性能都胜过男人，男人根本是低级动物。这是一个极大胆的反传统的见解，并且是说中国社会之所不敢说，即使在比较尊重女性的西方社会中也是闻所未闻的。除此以外，曹雪芹还注意到男性在两性关系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完满。近代以降，在两性关系中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女性的受压迫，而实际上直到迄今为止的社会，由于历史或文化上的原因，男性在心理上也有沉重的负担。因此，《红楼梦》里对两性关系的认识的确有深远的意义。 4 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绝少看到那种对于爱情的自由的、饱满的、酣畅的描写，绝少看到对于爱情，对于女性的赞美与推崇。当然，有伤春、单恋、相思或一时的感情之波的描写，诸如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晏殊的“油壁香车不再逢……山高水远一般同”……都是很深挚感人的悼亡诗。《诗经》《乐府》中有一些比较健康的爱情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毕竟失之于简单。《牡丹亭》中的爱情能够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强烈则够强烈了，内涵却并不丰满，无非是伤春怀春的相当原始的情爱情欲。《西厢记》写得文字极微，却亦轻薄，流露着艳趣，与其说它对爱情的态度是审美的不如说是游戏的。他们的爱情十分大胆，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只是他们的爱情大多建立在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基础之上，对于爱情的发展过程，则大大地简化或省略了。古典小说的爱情描写更差，《三国演义》里的人物不谈爱情，《西游记》里的爱情则是妖精与猪八戒的专利，《水浒传》里的爱情与淫妇是同义语，而英雄豪杰中的许多人——武松、杨雄、宋江——都是有手刃淫妇的光辉记录的，只有林冲，似乎对自己的妻子颇有感情。其他一些话本、戏曲作品中，则把爱情题材纳入道德伦理范畴，特别是女性的即女儿经的道德范畴。《金瓶梅》中写了众多被污辱的女性，但大多缺乏独立的人格，甘心沦为男性的奴隶和玩物。并且《金瓶梅》的性描写不论如何放肆大胆，那种把爱情特别是把性爱视为一种淫荡的恶德的基本的否定倾向，与“三言”“二拍”之类并无差别。 从这方面看，《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爱情观就会更引人注目。《红楼梦》里涉及到贾府内无数的悲剧命运和人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宝、黛的爱情悲剧。从第1回“还泪说”到第120回“情榜”部分，他们的爱情故事贯穿始终。这说明在《红楼梦》庞大的叙事构造里他们的爱情故事占着非常重要的部分。《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与过去作品中才子佳人的爱情大不相同。例如，《莺莺传》、《李娃传》、《西厢记》、《牡丹亭》里也谈到男女爱情，但他们的爱情模式都千篇一律，无论思想上或艺术上与《红楼梦》不能相提并论。不仅如此，《红楼梦》也超越了《金瓶梅》等小说渲染色欲的自然主义层次，进入到弘扬真情的审美境界。《金瓶梅》对人物的性活动仅仅当作一种“行为”来看待，尽管摆脱了对性的偏见和忌讳，但性描写成了游离子该小说的社会批判之外的存在。《红楼梦》则把它所崇尚的爱情和所憎恶的色情完全结合在人生评价之中。 《红楼梦》的言情模式大大超越了“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从“不能不涉于淫滥”的才子佳人小说，突破了其“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阶段。当时男女成婚必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定终身是要不得的，但对家庭内部的公然淫乱却极为“宽容”、“大度”。在当时的现实规范看来，宁肯允许公然淫乱，也不允许追求正当、纯洁的爱情。宝、黛爱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培养起来的。 凡是年轻人的爱情，即以最终双方彼此完全占有对方为主要特征。而“情”则是属于精神性范畴，故可广被多人，具有“泛”而非“专”的特点。贾宝玉在和除林黛玉之外的少女交往时都很注意分寸，即使有一次对薛宝钗的手臂动了心，也为它没有长在林黛玉身上而深感惋惜。他的“吃胭脂”是小时候由于特殊环境与个性养成的习惯，后来已经有所改变。贾宝玉这种看来似乎“淫”的言语行为内里的不淫，其实质是一种表现特别个性化的“情”。因此贾宝玉的“意淫”实质就是痴情，是对林黛玉爱的专一和对众少女情的普遍的统一。⑱ 他们的爱情与一般才子佳人的爱情最大的不同点是两人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宝玉思想上与黛玉一致，与宝钗反而分岐，这就是宝玉之所以深爱黛玉而与宝钗在感情上有着一定距离的根本原因。对当时严密的礼教规范来说，那种互怜互爱的行为难免有私情相爱的嫌疑。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绝对不能与其他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同等看待。《红楼梦》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基础就是志趣的一致。林黛玉在性格上显得孤僻、小性子，但贾宝玉宁可选择林黛玉。贾宝玉的选择是高一层次的心灵的选择。《红楼梦》因此在爱情观和人学的价值上远远超过了才子佳人小说。 在《红楼梦》中，爱情不再是单纯的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吸引、戏弄或家庭伦理义务，爱情也不再只是邪恶的同义语，在这本书里，详细地描绘了宝黛的爱情发生、发展以至毁灭的全过程。爱情是这样地充满了生活的具体内容，爱情弥满在生活中，生活充溢在爱情里，爱情拥抱着整个的生活，而生活又主宰着爱情的形式、内容、走向与最终结局。这样，爱情是爱情，是性。《红楼梦》似乎不回避这一点，当然，从其对贾琏贾珍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此书对于单纯的肉欲的厌恶嫌弃。整个说来，作者对于男女之间的灵与肉的交往，写得相当客观。实际上他是跳出了封建的道德评价或男性自我中心的以女性为玩物的传统观念的框子来写爱情的。《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相比，卓然不群，无比地更自然、更真实、更不受拘束，既不流于陈腐，又不流于轻薄，端的是独一无二的奇书也。 恋爱可分析为“性爱”与“情爱”两个方面。“性爱”主要指人的动物性本能，“情爱”是基于性上的爱，但却是两性关系的人的形式。这不仅是单纯的生理行为，而是渗入了思想和情感、志趣和理想这类社会因素和价值因素。所以，尽管性关系和性冲动是情爱的前提和生理基础，但如果缺乏历史文化的渗透和赋形，爱就仍不成其为爱，而只能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情爱”总是有性爱的爱，“性爱”却不一定是有情爱的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对两性关系的处理方式，简言之即是：有性而无爱，有婚姻而无情意。并且，两性关系的历史形式是夫妇。 在传统社会里，家庭与社会对婚姻有几个要求，例如传种接代的考虑、门第的考虑、德性的考虑等。婚姻必须以自由的爱情为基础，这是现代人公认的合理观念，虽然直到今天为止，由于爱情当事人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外加于求偶者的客观原因，未必人人能实现有爱情的结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往往只有以悲剧结局，封建礼教不允许他们超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常规而自行其事。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但传统中最早的爱情价值观是门当户对，这是考虑社会条件更重于男女双方的个人条件。 《红楼梦》的作者批判传统社会的不合理的婚姻观，提倡自主性的爱情与婚姻。他的看法如实地表现在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上。他们三人的关系可以用“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来说明。林黛玉是宝玉姑妈的儿女，母亲去世以后，只靠父亲、后来投靠外祖母家，才开始与宝玉一起生活。他们初次见面就已那么心与心相通相撞，电光石火进发，灵魂深处闻惊雷。宝玉只是初见黛玉却有似曾相识，心神相通之感。他们有如此的亲密之感，他们之间存在着仙缘。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太虚幻境的神瑛侍者与绛珠草，这就是所谓“木石前盟”。黛玉的前身是绛珠草，宝玉的本质是顽石，所以二玉的感情是一种本质之爱，二人皆以原本面目相见相惜，没有任何矫饰遮掩。黛玉原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赤霞宫中的神瑛侍者因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十分娇娜可爱，便日以甘露灌溉，使这仙草始得久延岁月，受天地精华，脱得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修得女神。因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这是宝、黛之间的一段宿缘。他们来到人间恋爱，自是必然的事。因而他们的爱全以生命浇灌，毫无保留，也不带任何条件。除了前生的宿缘以外，他们还有共通的志愿。因此他们的爱情比任何人之间的爱情更宝贵而真挚。可是宝钗和湘云等人随时劝宝玉专心于仕途经济。宝玉很难接受他们的劝勉话：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第32回) 宝钗最常见机劝宝玉读书，独有黛玉从未劝他去立身扬名。难道黛玉不知现实的利害?只是她护卫宝玉本来性情的心更切而已。所谓爱情不应是改变对方以合自己所需，而是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宝、黛在情感和理智上都得到相当的和谐，但可叹金玉之论仍无法解决，更可悲的是无人为黛玉主张。黛玉个性孤僻，“懒与人共，原不肯多语”(第22回)所以她的人际关系相对来说比宝钗的宽广而显得窄狭，知心者一二人而已。她不会去刻意讨好长辈，也不似宝钗大方。平常喜欢在人群之外，难免会惹来类似“过洁世同嫌，太高人愈妒”(第5回妙玉的曲文)。 至于薛宝钗，因为到贾府的时间略迟，也比不得宝、黛的前世有约，最多只是今世有缘。宝钗虽不是补天之石，也不是灵河仙草，却也是在太虚幻境有案的“金陵十二钗”之一。宝钗和宝玉没有宿缘，好不似黛玉下世为人是为了以泪水代甘露，还奉宝玉。薛家是“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大富豪财主，贾府则是有权有势的皇亲国戚，两家门当户对，财与势的结合，就是人人称美的幸福婚姻“金玉良缘”。薛宝钗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确实比黛玉有利得多。 在特别强调伦理规范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作为宗法社会的核心的“家”被强调到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儒教文化特别强调夫妇家国人伦中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到礼法之中。这种以礼法为准绳以结成夫妇为目的的婚姻，难免要排除男女双方个人的情感和喜好，而首先考虑的家族传宗接代的需要，并成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因此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两性关系除受礼法肯定的婚姻关系，便是为礼法所不容的色、欲，而男女爱情却无立足之地，往往被归人色、欲之中去了。儒家文化对情、欲之态度是“以道制欲”，“发乎情，止乎礼”到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走向了禁欲的极端。与禁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上纵欲之风盛行不衰。 由于宝黛二人的爱情并不局限在爱情问题上，而且还反映贾府内部整体的矛盾和纠葛。宝玉的婚姻直接关系到贾府的未来，他们之间的对立因而更加激烈。以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为首的贾府家长们甚至利用掉包诡计阻止宝玉和黛玉的结合。因而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由不能两立的两个势力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黛玉无意中听到傻大姐说二宝将联姻之事，凄然咯血，就在焚诗烧帕，惨死断魂不久，宝玉及第以后，离家出走，辜负了父母的期待。总之，宝钗取代黛玉，即是婚姻取代爱情。宝钗赢得了婚姻，却输掉了爱情。她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性灵已失的空心。黛玉失败了，但她却同时带走了宝玉对她的真情挚意。 5 结论 《红楼梦》一书的最大价值，除了它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外，主要是在思想上有着显著的叛逆倾向。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人物类型，是《红楼梦》问世以后才出现的。以他们为代表的大观园内外一些青年男女的“叛逆”性，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向封建宗法制度的反人性“天理”发起了挑战。《红楼梦》的叛逆意识与历来表现爱情的小说、戏曲的一大不同就在于，他特别突出了人的这一普遍的本体需求和当时社会的严重冲突，从而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宗法社会。它必定会有力地动摇陈旧的封建宗法制度与道德体系大厦的深层基础和整体结构，这样的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贾宝玉的生命既从“顽”石与“灵”玉而来。《红楼梦》的作者通过贾宝玉等几个人物把封建社会的阴暗面活生生地显露出来。首先《红楼梦》里彻底否定“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称“贾宝玉为天下第一淫人”是反语的表现。这里的“淫”不是“淫乱”的淫，而是“意淫”。“意淫”是超越封建伦理规范的概念。贾宝玉大力提倡人欲，即所谓人性的自由。再者，《红楼梦》里一贯主张天下万物都是平等的，因而在男与女，赤子与庶子，贫者与富者，人与事物之间没有高低。作者在《红楼梦》里试图以情来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开创一个温暖、亲切、和谐的情的世界。《红楼梦》的作者是从人性的、文化的高扬上使它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红楼梦》的指向点的确是很接近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这样的认识具体反映在贾宝玉的实际行动上。虽然没有正式谈到什么是妇女利益、什么是妇女解放，但在对于男性与女性的认识上，提出了十分进步的观念。在一夫多妻制为普遍通行的形式的传统社会里，《红楼梦》的作者所主张的女性尊重意识确实不是古代爱情小说所能看到的。第三，《红楼梦》的作者在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观点上，也提出了新的观念。《红楼梦》的爱情观，十分贴近于心灵的爱情标准，爱情除才貌相当以外，要以男女双方志趣的契合为基础，不要以门当户对为条件，这是前此所未有，今天也不曾过时的标准。更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十八世纪就提出了如此现代化的爱情观。《红楼梦》中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深刻思考，能够扩散到更广的范畴上。在《红楼梦》中作者显然想通过贾宝玉这个形象表达这样的愿望：一个男子除了一个配偶或准备使其成为配偶的女子外，还可以有许多作为朋友的女子。反过来说女人也一样。总之，一个女人尽管只能有一个男性作为终身伴侣，但应当可以有多个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所以“痴情”可以说是曹雪芹对整个人类建立平等、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思考。这样的关系即使在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和人群中也还远远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因此建立这种既能尊重与保护具有真正爱情的婚姻家庭又能与众多异性保持健康密切友谊的两性关系，应当是社会高度发展，人类文明达到很高层次的标志之一。⑲早在十八世纪中就提出了这一观念，反映了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深刻思考和美好理想。这种超前意识直到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今天依然十分先进并难以实现。因为这种美好的理想在现实生活里反而会引起人们的争论，除非达成完全平等的两性关系，否则，就很难被接受。 总之《红楼梦》的作者通过贾宝玉等几个主要人物深刻地表现了人的本质，进而提出了对女性与男性的新的认识。清代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对女性仍然恣行不平等。而他大胆批判男性社会不合理的一面，这对当时勉励妇德，要求贞节的时代情况来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以前的文学里虽提到过对女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作品深入探讨两性关系。尤其对女性问题几乎都一带而过。《红楼梦》里所提出的新观点正标志着中国从封闭的封建意识里摆脱出来，成为一个触发人们反省的契机。 注 释： ① 女性主义有两大派别，一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二是马克思女性主义、社会的女性主义、急进的女性主义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论点，每个妇女应该有与男子一样多的自由，能够决定她自己的社会作用。尽管女性现在有选举权，但自由主义者认为，女性仍然受到许多强制。她们认为，女性解放就是消除这些强制，实现公民权利平等。因而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指出女性不平等是由教育、各种机会、法律上的不平等因素导致的。马克思女性主义指出女性不平等的原因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构造。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接近于机能论的观点，从现象的层面着手，与人间解放、社会变革的层次有很大的距离，最近不太受注目。马克思女性主义、社会的女性主义、急进的女性主义都认为社会不平等，等同于阶级间的不平等。马克思女性主义研究重点在于性不平等如何被利用到阶级间的利害关系上。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妇女受压迫在历史上和当前都是私有制的直接结果，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终止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女性主义应当被看成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广泛斗争的组成部分。相反地，急进主义女性主义把性不平等看做社会不平等中最核心的不平等。激进女性主义否定了自由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缺少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观点；同样，它也不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生活在阶级社会的观点。因而他们的着重点是解决性不平等，不是消灭阶级间的不平等。女性主义为了说明性不平等的起源，设定一个“封建家长制”概念。急进主义女性主义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过激的急进主义，拥护同性恋并通过科学的发达，使女性从生物学的再生产机能中解放出来。另一类是本质的急进主义，要透过分析女性性和突出女性性来改变社会。社会的女性主义是收容马克思女性主义和急进的女性主义，肯定阶级和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两大轴。从1910年以后，女性主义在两个主要方向——女性同性恋分离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上推进。 ② 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199页参照。 ③ 端木蕻良，《说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上海书店，1993)，92－93页。 ④ 俞平伯曾经将“色空观念”看做是《红楼梦》的核心思想，而受到学者们的批判。但是当时学者们也不完全否定“色空观念”，这表示他们也不可否认《红楼梦》里毕竟有“色空观念”的成分。 ⑤ 孙逊，《红楼梦探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57－59页 ⑥ 同上。 ⑦ 《庄子》，《德充符》第五《庄子集释》，台北：世界书局，1978)，99页。 ⑧ 《荀子》，《性恶》：“人生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703－ 704页)韩愈，《原性》：“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日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日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韩昌黎文集校注》，台北：世界书局，11－12页) ⑨ 孙逊，《红楼梦研究》62－63页，参照。 ⑩ 宝玉的“痴情”和“意淫”，与作者曹雪芹也似乎有很密切的关系。曹雪芹自号“梦阮”，阮就是阮籍。像孔子梦见周公一样。曹雪芹也可以说是“从阮”了。阮籍，这人与众不同，人家有个女孩死了，她生时很漂亮，和阮籍既没有说过话，也没有什么过从，但阮籍却为她送葬。他去吃酒的酒馆掌柜的妻子很美，阮籍酒后常常卧在她身边睡着，掌柜暗中考查，什么事也没有。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也要为她送行。阮籍这种心理行为可以认为“意淫”的滥觞。阮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苍白的五陵少年，他更不是一个逐酒寻乐的浪荡公子。他是一个充满理想有着远大抱负的人，阮籍为我们提供了与曹雪芹同调的历史人物。《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存在就是作者的精神世界所投影的结果。 ⑪ 甲戌本，第1回脂批。 ⑫ 孙逊，67－68页，参照。 ⑬ 庚辰本，第21回脂批。 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9页，参照。 ⑮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41页，参照。 ⑯ 端木蕻良，《说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上海书店，1993)，92页。 ⑰ 孙逊，39页，参照。 ⑱ 周思源，197页，参照。 ⑲ 周思源，198页。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