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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楼梦》这部巨著中的宗教现象，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宣扬佛教的“色空”说，有人认为它仅与禅宗的“佛性”说有密切关系，也有人认为它与道家思想挂钩，甚至有认为它是反神权、反宗教的。这些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红楼梦》的思想主旨，但他们对这部书在宗教处理方面的认识却还停留在表层上，没有对此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观照。 《红楼梦》中既有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又有在现实的重压下不得不发出的“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哀叹，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感支配着作家向宗教靠拢。宗教观念既是作家思想不可忽视的侧面，又是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整部《红楼梦》可以看出，曹雪芹对宗教的兴趣，不在于追求某种神秘的体验，更不企望灵魂的超度，而是当他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束手无策、希望幻灭的时候，便把目光移向了宗教。如果说作家是在向宗教寻求归宿的话，他寻求的归宿仅仅是精神的解脱(并不参与宗教活动)，正是在解脱问题上，曹雪芹的观念与佛道思想发生了联系。 那么，曹雪芹是怎样把佛道思想作为自己书中的合理内核，在书中又是怎样处理佛道两教的呢?如果我们对《红楼梦》中的宗教现象进行二重观照，就会发现曹雪芹在书中设置了两个宗教世界：一个是超现实的理念化的宗教世界，包括一僧一道、太虚幻境等，它寄托着作家的宗教理想。一个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世俗宗教世界，它是作家批判和揭露的对象。分清这两个宗教世界，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宗教现象有莫大的帮助。下面分别对此作现象描述和分析。 理念化的宗教世界：一僧一道及太虚幻境 “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这一僧一道的法号道号听起来就给人以一种渺渺茫茫、飘忽不定、不可追寻的感觉。“太虚幻境”更是如此。这是超现实的幻化了的人物和世界，我们可称之为“理念化的宗教世界”。 一些人认为，曹雪芹既非佛家思想的信仰者，也非道教的崇奉者，而是反宗教主义者。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书中对世俗和尚道士描写的缘故。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创造了一个宗教世界，这是一个佛道合流又融合作家自己理想的、超现实的理念化的宗教世界。 这里有个佛道合流的问题。佛道合流始于唐朝，至清朝更是混淆不清了。士大夫们往往从佛教与道教中吸取哲理的精华，为我所用，并按自己对佛道思想的理解进行再创造，这也推动了佛道二教的发展。曹雪芹也是如此，他笔下的佛与道无严格的界限。在那个超现实的宗教世界中，作家让僧道并行去点悟世人；而那个“太虚幻境”，“太虚”是“道”，“幻境”是“佛”。诸如此类的佛道融合现象，书中还有很多。我想作家并不是分不清佛道两教，而是因为他不在乎佛道两教形式上的差别，他看中的只是两教中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用它来创造那个寄托着自己宗教理想的世界。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一僧一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一僧一道，“疯狂落拓”，“目似明星”，“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挥霍谈笑”，飘飘然有超尘出世之感，他们来去无踪，专门度脱俗世中看破红尘之人。如疯跛道人用《好了歌》点化甄士隐。在那首《好了歌》里，他嘲讽了世人俗见的荒谬可笑，指出人们所热心追求的功名、安禄、娇妻和多子多孙都不可持，不是求而不得，就是得之复失，人一闭眼，万事皆休。这体现了佛道的虚无主义思想。甄士隐解悟后，对跛足道人说了声“走罢”，“将道人的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于是他也成了飘飘然的神仙。再如第六十六回末，写柳湘莲梦见尤三姐向他告别，一觉醒来，睁眼看时，“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瘸腿道人在捕虱。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人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哪里去了。”甄士隐与柳湘莲，一个是由于失去了爱女又遭火灾、家产荡尽等一连串不幸事件，从而看破红尘中的世态炎凉，悟出人生空虚；一个是由于尤三姐之死，“痴情眷恋”，在心灵上遭到一次沉痛的打击，从而看破红尘中的男女之情，两人都经跛足道人冷语点化，以禅宗的“顿悟”方式，遁人空门，走向解脱之途。甄士隐的遭遇加上柳湘莲的遭遇，可以说正好是贾宝玉的遭遇。关于贾宝玉的出家过程，人们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及累述了。 一僧一道还曾辗转凡间，为人行医治病。如第十二回，跛足道人想用“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鉴来“照”好贾瑞的相思病，无奈贾瑞陷得太深不能自拨，不照反面，却一股劲地照正面，把虚幻的红粉认作了真实的存在，执迷到底，终究被情欲断送了性命。从这里看出，曹雪芹所提倡的解脱，是通过人自身内部的觉醒、而非强借外部力量来实现的，这与禅宗的佛性说挂上了钩。又如第二十五回，在王熙凤、贾宝玉被马道婆魔法搞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一僧一道就来援救了，他们并不大展法术，只是说那通灵宝玉由于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所谓的“灵验”，其实就是要通灵宝玉的本性发挥作用。禅宗佛性说宣称人人具有先天觉悟了的主观信念，只是世俗之人的心性被外界的“客尘”暂时污染障蔽了，因此人的觉悟和解脱必然是内在心性的恢复。于是那僧接过宝玉后擎在掌上，经一番“疯话”点化后，把它悬于卧室的上槛，过三十三日，即身安病退，复旧如初。 这一僧一道，不但自己看破红尘。逍遥自在，来去无踪，而且还帮助看破红尘的世俗之人脱离红尘俗世。他们还转悠凡间给人治病祛邪。对这两人曹雪芹无疑是持赞赏态度的，他们身上有作家理想的影子。 关于这一僧一道的来历，书中似乎没有明确交代过，第二十五回只说到跛足道人家住“蓬莱弱水西”，那个和尚即茫茫大士则茫茫然不知是何方人家了。但从书中第一回可以看出，这一僧一道与太虚幻境有密切的关系。有的论者指出，太虚幻境体现着作家的社会理想，这话不无道理，可我们心须进一步看到，这个所谓理想的天国，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质，同时体现了作家的宗教理想。 众所周知的总括太虚幻境的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单就命意来说已够费解的了，其中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意蕴，同时又透露了精遼的辩证法，它是打开太虚幻境这座迷宫的钥匙。从认识论角度看，佛道两家都把“有形”的现实世界追踪到“无形”的精神彼岸中去，曹雪芹无疑接受了这一思想，从而精心设制了“太虚幻境”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精神福地。在这一对联中，我们以不同的透视角度可以找到很多突破点，而最容易领悟到的，首先还是其中蕴藏着深刻的辩证关系原理。毋庸讳言，无论是佛家的“色空”，还是道家的“有无”，都包含着这种精髓。“色”(物质世界)纵横经纬，横贯时空，这种有形世界的归宿是“无形”。“无”不是消弭，而是一个程序，是关系过程的一种状态，它同时又是新的物质世界的孕育。老子有妙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有”的开始，“有”的最大值却是“无”。事实上，《好了歌》也是一样的道理，凡是“好”便是“了”了，“了”却又是“好”的肇始。世界也就在这种不断交替的过程中行进。如从《红楼梦》总体结构的更深层次去发掘，透过扑朔迷离的佛道雾罩，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并非完全沉湎于佛道的消极冥索，“太虚幻境。是他自我意识的美好憧憬，是历经红尘的归依，这种“解脱”以期达到的虚无之境不仅是宗教的也是哲学的(说到底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 从对整个太虚幻境描述看，处于其中的警幻仙姑并不是作为爱神来“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她的职责主要是使那些沉溺于情爱之中的痴男怨女从中警醒，悟出情之虚幻。癞头和尚、跛足道士则是幻境的使者，他们穿行于世间，把凡尘与幻境联系起来：娲皇炼顽石，由他们携到警幻仙姑宫中交割清楚，然后“造劫历世”；警幻仙子所制的“风月宝鉴。则由他们带入红尘，去“治冤孽之症”，他们来到尘世的任务就是要度脱几个看破红尘之凡人。 以上都表明这个以太虚幻境为中心的超现实世界完全可以视之为一个宗教世界。对于这种宗教思想，不能简单地用“消极”、“唯心主义”等加以评价。大家知道，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急骤衰败的时代，“昏惨惨似灯将尽，忽喇喇似大厦倾”，他“无材”去“补苍天”，更何况在那文网森严的情况下，更显得无所适从，而当他从佛道那里重新认识了一个天地——“色空”的虚无世界后，就很自然地将世界(色)和理念福地(空)加以“参照”和融汇，创造了一个成于中而形于外的新境界，体现了作家的宗教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一主体思想，全书就缺乏结构上的统领作用，也就没有《红楼梦》。 现实中的世俗宗教世界 《红楼梦》里除了那个超现实的理念化的宗教世界以外，还存在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世俗宗教世界，它包容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画面。举凡佛道两教的活动，诸如炼丹、打坐、设坛、诵经、和尚化缘、檀越布施、念血盆真经、死丧殡葬、作水陆道场等等，靡不叙及；两教中的人物，诸如道士、尼姑、长老、沙弥，无不毕肖。这些都是作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世俗宗教的生动而真切的反映。从总体上看，作家对世俗宗教世界是持否定态度的，它是作家批判和揭露的对象。书中描写世俗宗教的地方很多，下面就择要说明之。 名列金陵十二钗的佛门弟子妙玉，表面上是那样清高雅洁，但曹雪芹在判词中对她的评价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十个字道尽了妙玉的矫情虚饰。她以“槛外人”自诩，却偏在大观园这么多人中只记住宝玉一个人的生日，并用写着“恭肃遥叩芳辰”的粉红笺送来表示祝贺(第六十三回)。栊翠庵的红梅，能折来的，亦只有宝玉一人。贾母来到栊翠庵喝茶，妙玉连茶杯也要分出等级，本来给贾母用的成窑玉彩小盖钟，只因被乡下人刘姥姥用过，就给扔掉(第四十一回)。这就说明，这所外表极端清净雅致的栊翠庵，其实笼罩着封建等级的森严黑影，而孤高自赏的妙玉也不过是一只“飞来飞去宰相家”的“云中鹤”罢了，借用《世说新语》里的一句话，叫做“游蓬户于朱门”。但妙玉毕竟是出身于破落官宦之家的女子，是被迫遁迹空门，曹雪芹对这样一个具有绝代姿容、出色才华的少女，却被剥夺了人的恋爱婚姻的权利似乎还是寄予些许同情的。 这是作家对现实中佛门的真实反映，他认为只要是凡人(和尚也是凡人)，不管你想如何如何地显出清高雅洁，也难免摆脱不了俗气的影响，只有神仙，才能真正的做到超凡脱俗，无所欲求。但做神仙又是现实中(包括和尚庙、尼姑庵)不可能有的事情，大多人是上了佛教徒的当。佛教徒一方面把他们的教义说得很玄妙，使一般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另一方面，又把学佛的方法搞得很简单，使一般人都会做。有些和尚说，连经典也不用看，只消凭空冥想一阵即可成佛。提倡这种简易的学佛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诓骗更多的人去信佛。有的教派是叫人打坐，有的叫人闭目冥想，有的只要你念念佛。发愿往生净土就行了，那个地方就是所谓“西方极乐世界”。《红楼梦》第五回关于惜春的那首诗里说：“似这般生死关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文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贾府里上下人等几乎每天都有念佛的，就是受这种欺骗的影响。 妙玉、惜春也是基于这种欺骗遁入空门的，而芳官、蕊官、藕官三人受这种欺骗更深一层。在抄检大观园后，她们因遭到迫害，走投无路，要求出家，这是受上面所说的那种欺骗的影响。而进一步的欺骗更令人对世俗佛门咬牙切齿。智通和圆信两个尼姑，听了她们要求出家，赶忙找王夫人活动，大讲什么“佛法平等”、“我佛立愿，愿度一切众生”等等，真是妙舌生花，而实际上他们是想拐两个女孩去做活供使唤的“拐子”(第七十七回)，什么“佛法”“善缘”，原来只是拐人的伎俩而已! 第十五回，“王熙凤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害死两条人命，“扯篷打纤”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名“静虚”，实则既不静也不虚的老尼，正是她出入豪门，勾结官府，包揽词讼，为非作歹。她善于揣摩人意，一顿连捧带激，连那位“少说也有一万个心眼”的凤辣子也被她激得“发了兴头”，两人谈笑间就断送了金哥未婚夫妇的性命，这个老尼竟然是王熙凤杀人的帮凶。 以上是世俗佛教佛门的不合理性、欺骗性及教徒的丑恶行径。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对世俗道教活动和几个道士的描写。 第一百零二画，尤氏生病，贾蓉请毛半仙(道士)占卦。大观园不宁，贾政请道士到园中作法驱邪逐妖，这番法事好不热闹，为者虚张声势，观者将信将疑。作家以“不敢稍加穿凿”的客观描述反映了道教的打醮、画符驱妖等仪式，主观上并不相信这些仪式的作用，只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投以冷眼。如大观园驱鬼，事实上连“鬼”都没闹过，只不过是一只公鸡飞过去罢了。那么道士所谓“收妖于瓶罐，加封书符”这一套自然是骗人的幌子了。 《红楼梦》中的几个道士，更是作者批判和揭露的对象。一个是静虚观的张法官，他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曾御封“大幻仙人”，掌管道篆司印，后封“终了真人”，王公贵族称他为“神仙”子，是个有职有权的官方道教上层代表人物。这个人深受朝廷器重，与贵族家庭关系甚密，能说会道，惯于阿谀逢迎，曾将手下众道士的金玉法器敛收了三五十件，用来孝敬贾母，又会保媒拉纤，这哪里是出家之人，分明是披着法衣、俗气十足的政客。一个是天齐庙里的道士王一帖，他比起张法官来是等而下之的人物，除了香火钱外，还靠卖药为生，故不甚富足。此人油嘴滑舌，江湖术士气味很重，自己也承认。不仅妒妇方是胡诌的，“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这是靠宗教混饭吃的道士，占道士中的大多数。一个蝇营狗苟、心术不正、专用魇魔邪术干一些骗钱害人勾当的马道婆，她整天走家串户，讨些小惠小利过活，根本不懂得道经玄机，却满口菩萨因果。这样的道姑与巫婆神汉一类迷信职业者绝无两样，令人痛恨。还有一个是宁府的贾敬，是贵族中好道修行的典型，可以说是世俗道士中高一层次的人。此人一味好道，抛弃官职不袭，只爱烧丹炼汞。想作神仙。他常年住在城外玄真观修炼，下有一批道士服侍。贾敬可谓是道教的忠实信徒，但终因吞金服砂烧胀而死。这是一个修炼外丹的牺牲品，为了长生却得速死，被大家当作笑料。 在这里我为了方便起见，把世俗佛门与道士分开叙述，事实上，清朝时民间佛道是混融不清的。如第二十九回，张道士向贾母请安时，竟“哈哈笑道：无量寿佛”。而第十二回中，贾瑞拉住跛足道士时，却大叫：“菩萨救我!”最有意思的是第十三回写秦可卿出殡，既有一班和尚，又有一班道士，榜上还大书：“……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篆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三一教门道篆司正堂叶生，敬谨修离，朝天叩佛。”两教不仅和平共处，而且还一起出榜，一起“叩佛”，一起装神弄鬼，一起骗取大量钱财，真可谓沆瀣一气。 通过以上对世俗社会佛道二教的现象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世俗宗教世界是持否定态度的，它是作家批判和揭露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作家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的批判方式也有所不同。对真诚的出家在批判的同时又寄予某种程度的同情，而对出俗入俗的庸俗和虚伪则完全持反对态度，进而揭露其丑恶行径。另外，作家对世俗宗教的揭露和批判仅局限于具体教徒的具体行为，很少有哲理性的升华，如对佛教的色空和道教的虚无清静等并未触及，因此这种批判并不是对作为唯心主义神学体系的宗教自身的否定，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曹雪芹是反神权、反宗教的。 正是由于曹雪芹批判的是世俗宗教世界中具体教徒的具体行为，并指出其不合理性。所以试图在《红楼梦》中通过自己幻想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理念化的宗教世界。而这种幻想和创造却又基于作者对宗教部分哲理的接受和吸收，反映了作家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和探求，贾宝玉的一生正是从世俗宗教世界(平时参禅作偈)走向超现实的理念化宗教世界的过程，这是作家设想的理想解脱之途。 当然，作家仅仅是设想，并不迷信彼岸天国的存在。如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癞僧跛道等超现实的形象，都是作家独出机杼虚构出来的，他自然不会迷信自己亲手所造的东西。太虚幻境不像“西方世界”和“三清世界”在佛、道眼里那样，既是超尘脱世的又是真实存在的，作品已经指明：那是个幻化的、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作家虚构的太虚幻境，目的是表现他的宗教理想。因此，曹雪芹自己并没有出家，而是坐在悼红轩中奋力著书，他通过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切体验，用《红楼梦》去警醒世俗之人，也包括世俗社会中的出家之人。他认为，出家、在家一样是凡人，而一切凡人的人生都是空幻的，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这显然是佛教大乘空观的影响)，只有在那个超现实的神仙世界，才能真正的长生不死，逍遥自在。作家把这个浪漫的想法寄托于自己的艺术作品里，让人们在艺术欣赏中得到解脱。诚然。曹雪芹对解脱的追求，不过是无奈的精神麻醉，但是这也反映他对人生所作的严肃认真的思考，袒露出他痛苦的历经磨难的灵魂。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宗教内容作为点缀，而唯独曹雪芹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 原载：《台州学院学报》1997年 第01期 原载：《台州学院学报》1997年第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