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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是众所周知，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艺术要求“真”，是否意味着艺术创作就排斥“假”呢?我认为，曹雪芹对于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以假求真、假与真对立统一的新鲜经验。 我国小说是直接从史传文学发展而来的。讲求“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家，在“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揭露索隐派以“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1]等方面，确实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胡适由此所得出的结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2]，这跟索隐派把贾宝玉附会成清世祖，或康熙帝的太子胤礽，或纳兰性德，尽管所用的具体材料不同，但认定《红楼梦》是写真人真事这个出发点却是共同的，可见讲求“真”，这个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 我认为，曹雪芹之所以伟大，贾宝玉等形象塑造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曹雪芹能够打破这个传统的观念。他不只是一味地追求“真”，他懂得假与真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艺术创作可以而且必须以假求真。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他就声明他写的不是历史，不是真人真事，而是“编述”、“敷演”的故事，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第一回)。他把他的作品主人公叫做贾宝玉，就是要公然标明：贾者，假也。如在甄士隐出场时，甲戌本脂评所指出的：“真假之意，宝玉亦借此音。”梦觉主人在《(红楼梦)序》中也说：“今夫《红楼梦》之书，立意以贾氏为主，甄姓为宾明矣，真少而假多也。”曹雪芹不标榜他的作品主人公的“真”，而刻意渲染他的“假”，这该是需要多么非凡的胆识，又该是多么发人深省啊! 难道曹雪芹是忽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么?当然不是。他不但不忽视，而且在他的《红楼梦》中首先就批判了那些“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公开宣布他的创作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第一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贾宝玉是我国文学史上空前地达到了最大真实的典型形象。 既是竭力追求“真传”，为什么又公然标榜他的“假”呢?难道作者是故弄玄虚、掩人耳目么?不，曹雪芹不是个卖弄诡异怪诞的小丑，而是个毕生为《红楼梦》的创作呕尽心血的伟大作家。以假求真，我认为这反映了曹雪芹的典型观，是曹雪芹以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卓越实践，为典型化理论和典型人物塑造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二 《红楼梦》作者首先写出贾宝玉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宝玉”是假，而本属“无材补天”的“顽石”则是真。以“宝玉”是假，“顽石”是真，在封建与反封建两条人生道路的尖锐斗争巾，使贾宝玉形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这是贾宝玉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贾宝玉未正式出场之前，作者就介绍他本是女娲炼石补天之时，在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之中，单单剩下的一块无材补天的顽石。后经僧道大展幻术，将这顽石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投胎到荣国府成为贾宝玉，才被封建阶级视为挽救颓运、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如宝似玉的“命根子”。 这个序幕显然有着深刻的寓意，对于整个贾宝玉形象的塑造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它把贾宝玉的出生和他所面临的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说明封建社会已处于末世，封建统治的“天”已在崩溃，亟待修补。在这样一个没落的时代，出现贾宝玉这样一个叛逆性的小说人物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它把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和他所出身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联系起来，封建贵族阶级的子孙已经一代不如一代，而被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又是个假宝玉、真顽石，说明封建统治后继乏人，无材补天，已陷入“运终数尽”(第五回)，无法挽救的困境。它把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提到“无材可去补苍天”的政治高度，脂砚斋又对这句话旁批曰：“书之本旨”[3]，可见作者有意要把贾宝玉塑造成不只是个爱情婚姻问题上的叛逆者，更重要的，他危及到整个封建统治的“苍火”，这就难怪后来贾政在毒打贾宝玉的时候说：“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第三十三回)。 可笑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尽管已经预感到有“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的潜在危险，但是他们仍要作顽强的垂死挣扎，以假为真，硬要把贾宝玉这个对封建的人生道路誓死叛逆的“顽石”，强行当作他们救命的“宝玉”。 封建神权，和封建政权、族权、夫权一样，是全部封建统治思想和宗法制度的四大支柱之一。封建统治阶级，不但需要利用封建迷信，制造种种假象，来欺骗和奴役被压迫者，而且需要利用封建迷信来欺骗和安慰他们自己。在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时期，他们危机四伏，精神颓废，更需要借此求得幻想的寄托，精神的解脱。如贾敬便“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第二回)。甲戌本脂评指出，这“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怎么办?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世不久的贾宝玉身上。据说，他“一落胎胞，嘴里便唧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这块“五彩晶莹的玉”，原是一个和尚“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头登时变成”的，玉上的字迹，也是那和尚？？？上的，为的是“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第一回)。因此贾母对他“爱如珍宝”，当作“是命根一样”(第二回)。显然，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力挽颓势，祈求神灵保佑“安身乐业”，而蓄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假象。 作者正是利用这个假象——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并寄予莫大期望的这块假“宝玉”，来烘托出贾宝玉实为真“顽石”的叛逆性格。因此，当贾宝玉一出场，他的第一个震撼人心的行动，就是“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得地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第三回)甲戌本对贾母这句话的脂批称：“如闻其声，恨极语却是疼极语。”“一字一千斤重。”可见贾宝玉那摔玉的行动和语言，对于贾母这个封建老祖宗的打击多么沉痛!贾母认为是“命根子”，贾宝玉却斥之为“劳什子”!作者用如此针锋相对的人物语言，立刻就活现了两个尖锐对立的人物性格。不只是一般地反映人物性格的大相径庭，而且深刻地揭示出新兴的进步的民主思想与腐朽的反动的封建思想的激烈拼搏。贾宝玉之所以狠命摔玉，是因为那玉“连人之高低不择”，“家里姊姊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他要求我有，人家也有；单我有，就“没趣”，就“不是个好东西”。这不是一种很幼稚的朴素的然而却是很可宝贵的民主、平等思想的萌芽么?贾母则与此相反，她是那样地专制成癖，暴虐成性，说什么“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打骂人，竟然成了他们出气的手段!可是贾母她们的“容易”，就是意味着被压迫者的人权丧尽，封建主子无须任何理由，随时都可对被压迫者任意加以迫害和摧残，把巨大的痛苦和无穷的灾难强加在无辜人民的头上。贾宝玉重人不重玉，贾母则重玉不重人。这两个有着重大时代内涵和历史意义的鲜明对立的典型性格，一经作者这般刻画，显得一个是何等虎虎有生气，光彩逼人；一个则又是多么惶惑莫名，面目可憎!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没落的命运，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总是要极其荒唐地制造种种自欺欺人的假象，耍尽一切阴谋诡计的。他们借助和尚“大展幻术”，在给贾宝玉的脖子上戴上一块通灵宝玉的同时，又通过一个“癞头和尚”，给出身于“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宝钗的颈项上套上一副金锁，并且使那金锁上錾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八个字，又与通灵．宝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字恰成一对。据说，薛宝钗是从来不喜欢戴什么首饰的，唯独这副金锁例外。有一次薛蟠和宝钗吵嘴，薛蟠吵不过薛宝钗，便使出了揭老底的绝招，说：“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第三十四回)这就透露了“从先妈和我说”的金锁的秘密，证明封建家长乃是蓄意制造“金玉良缘”的神话，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4]，挽救封建阶级没落的命运。《红楼梦》作者为此特借后人写了一首嘲诗：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第八回) 这首诗为我们揭开了笼罩在贾宝玉形象塑造上的一层迷人的纱幕。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已经够荒唐的了，又向荒唐的人间敷演出这一更加荒唐的金玉良缘， 以致使顽石失去了原居于青埂峰下那美好的境界，幻化成为封建阶级的“臭皮囊”。由于封建统治已面临“运败”、“时乖”的末世，没落的封建腐朽力量，同代表民主思想萌芽的新生力量之间的殊死搏斗，必然落得个“金无彩”、“玉不光”的悲剧结局。这样的悲剧，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成千上万。“白骨如山”，这是对封建阶级蓄意制造的“假”终究不能战胜天然的“真”的生动写照，也是对“运败”、“时乖”的封建末世的血泪控诉。 情节是“某种性格、典型成长和构成的历史”[5]。作者利用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金玉良缘”这个荒唐的假象，揭穿其给宝、黛、钗整个一代贵族青年男女造成巨大精神痛苦乃至人生悲剧的真象，从而使贾宝玉那顽石般的叛逆性格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和发展。贾宝玉是个不甘于受封建思想的束缚、热烈向往自由爱情的人，他一再向林黛玉发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第二十八回)可是林黛玉心中总是消除不了这个疑团。有一次宝黛又为这事怄气，宝玉“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玉来，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劳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回身找东西来砸。”(第二十九回)贾宝玉由第一次与林黛玉见面时摔玉，到这一次当着黛玉的面砸玉，由怀疑“这不是个好东西”，到决心“我砸了你完事”，作者通过对这块“宝玉”前后如此不同的行动和语言的映照，把贾宝玉性格的发展表现得非常情真意切，饶有天趣。这种发展，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推动。贾宝玉深受“金玉姻缘”邪说之害，“心中更比往日烦恼加了百倍”(第二十九回)。从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中，使贾宝玉进一步认清了“金玉姻缘”之说的虚假、荒谬和邪恶。它确实如梦魇一样，给贾宝玉以浸透血泪的精神折磨，以致他竟当着薛宝钗的面，“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第三十六回)这不仅把贾宝玉被缠扰不休、忧愤郁结的内心痛苦，表现得情感炽烈，令人瞠目，而且把贾宝玉那不信假，不服邪，矢志叛逆，如顽石一般的性格刻画得毫光四射，神酣意足。 以后又发展到丢玉。封建势力把贾宝玉折磨得病了，续书写凤姐施展掉包计，让薛宝钗假冒林黛玉，骗取贾宝玉成婚。续作者说贾宝玉至此“方信金石姻缘有定”(第九十八回)，这显然是违背曹雪芹的原意，也不符合贾宝玉始终跟“假”作斗争的顽石般的叛逆性格的。他既已“信金石姻缘有定”，后来为什么又丢开薛宝钗出家去了呢?这不自相矛盾吗? 在贾府抄家势败之后，那癞头和尚又把通灵宝玉送还，要求得一万两赏银。贾宝玉要把玉还他，王夫人、薛宝钗等宁肯让贾宝玉跟那和尚走，也不愿还玉。贾宝玉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你们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第一百十七回)贾宝玉果真出家走了，林黛玉被逼死了，薛宝钗守了活寡；宝黛钗的思想倾向尽管有别，但他们遭到悲剧结局则同。这不只是一般的爱情、婚姻悲剧，同时也是那贵族男女青年一代的人生悲剧，那整个封建没落时代的社会悲剧。 曹雪芹及续作者通过写贾宝玉由摔玉、砸玉到丢玉、还玉，鲜明地贯穿了一条线，这就是“宝玉”是假，“顽石”是真。“宝玉”是假，其假则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重玉不重人，死抱住他们心造的幻影、自欺欺人的假象——“宝玉”，作为他们挽救本阶级没落的命根子；“顽石”是真，其真则说明贾宝玉绝不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宝玉，执意要做跟封建统治思想相对抗的“顽石”，因此，他强烈地要求尊重人的权利、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理想、人的意志、人的感情。作者如此以假求真，则更加璀璨夺目地反衬出贾宝玉以人为本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清新可喜，顽石般不屈不挠的叛逆性格的真挚可贵，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种种假象的荒唐可笑，以金玉良缘造成宝黛钗整个一代贵族男女青年人生悲剧的暴虐可憎，使贾宝玉与封建家长的激烈冲突，实质上反映了新生与腐朽、进步与反动、封建与反封建两种社会力量的尖锐对立，使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不是如普通的镜子那样直截了当地如实反映，而是如凸透镜那样，反射出阳光内在的彩色缤纷，把贾宝玉那细微的心灵颤动、深沉的感情波澜和顽强搏斗的顽石精神，都悱恻动人地跃然纸上，同时又如聚光镜中的焦点那样，在他身上集中了那么醒人耳目的时代特征，反射出那么启人心扉的新思想的闪光。 三 《红楼梦》原题《风月宝鉴》。作者在第十二回曾经写有个道人送给贾瑞一面“风月宝鉴”的镜子，嘱咐他：“千万不可照正面。”贾瑞在病床上拿起这镜子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又将正面一照，只见美人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迷恋于对凤姐的淫欲，结果一命呜呼。他的祖父贾代儒要架火烧那镜子，此时“只听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在“千万不可照正面”这句话旁边，脂批曰：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正面是假，反面是真，从正反两面以假求真，这也正是 曹雪芹塑造贾宝玉形象的一个重要特色。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未见其人，先闻其言。作者在第二回贾宝玉还未出场的时候，就首先 通过冷子兴介绍了贾宝玉这两句名言。据此，当时冷子兴、贾政断定他：“将来色鬼无疑了。”今天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贾宝玉主张女尊男卑，跟男尊女卑同样不可取。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只看到了正面，而没有看到反面。须知，贾宝玉说这话的时候，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既不会懂得好色，更不可能具有男女平等的科学思想。所谓“水作”、“泥作”，那不过是个比喻，目的在于说明他那强烈的爱憎感情：前者使他感到“清爽”，后者则使他“便觉浊臭逼人”。这段话实质上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大胆挑战和猛烈抨击，同时也是 对贾宝玉全部生活和思想性格的一个预示。 正如作者后来所介绍的：“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干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事实上贾府中的“须眉男子”，也确实都是些“渣滓浊沫”。如贾赦“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要“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第四十六回)；贾琏则象“馋嘴猫儿似的”，不仅与鲍二家的私通，害她上吊自杀，而且不顾热孝在身，停妻私娶尤二姐；唯有贾政摆出一副“假正经”的道学面孔，但其人庸碌无能，活像一具封建政治僵尸。处于封建统治中心的这些男子，都是这般“混沌浊物”，贾宝玉感到他们“浊臭逼人”，这岂不是很合理而又很自然的吗? 什么“水作的骨肉”，“泥作的骨肉”，什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这些话从正面看，确实显得有点荒谬、奇特、怪僻。但我们正是从这种荒谬、奇特、怪僻之中，受到了贾宝玉那强烈爱憎感情的感染和震动，从而进一步看到了它的反面。原来是极其污浊的封建统治把他压弯曲了，使他只能用他那弯曲、怪僻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丑恶现实的满腔憎恨和对女孩子们纯洁无瑕的赞美和向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不可能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只有用他那弯曲、怪僻的语言，才能尽情地表达出他的心曲，才能使他那字字句句仿佛都化成了一串串爱和憎的音符，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说，作家应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6]。曹雪芹正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从假与真的对立统一来塑造人物，才使贾宝玉的形象显得无比丰富和复杂，使人们对他总不能一眼看透，必须正反对照，由表入里，由此及彼，联贯起来深入思索，才能有所领悟；若只看正面，则难免堕入五里雾中，真假莫辨，甚至以假当真。如作者曾经写到贾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三回)又说贾宝玉“除《四书》外，竞将别的书焚了”(第三十六回)。有的同志就据此断定，贾宝玉对《四书》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其实，这就是只看正面，未看反面。如果贾宝玉真的是肯定《四书》的，那么作者为什么又写王夫人说他“极恶读书”(第三回)呢?脂评为什么又说贾宝玉“是极恶每日诗云子日的读书”[7]呢?那时的科举考八股文，就是以《四书》为唯一的经典。因此贾政要跟宝玉上学的小厮李贵转告学里太爷：“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可是贾宝玉对“读书上进的人”，“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第十九回)；对于“时文八股”，则“平素深恶此道”，斥之为那“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这不是他对《四书》的实际否定么?在另一处，作者写他“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明明德”是《四书》之一《大学》里的一句话。这里他把同属《四书》的《中庸》《论语》《孟子》又公然否定了，只有《大学》除外。那么，他对《大学》是否真的肯定呢?也不见得。你看，他有一次坐在沁芳闸桥边一块石头上津津有味地阅读《会真记》，不期被林黛玉遇见了，问他看的什么书，他“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林黛玉不信，说：‘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第二十三回)这说明，他肯定《大学》《中庸》等《四书》，只不过是在人“跟前弄鬼”，而实际上他早已认定《会真记》这类文学作品，才“真真是好文章”。《会真记》成了他的《大学》《中庸》，而真正的《大学》《中庸》则早已被他弃如敝屣。这个事实岂不说明贾宝玉在对《四书》表面尊崇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鄙弃么? 如此说来，难道贾宝玉说的“除《四书》外”是假话么?如果仅仅这样看，未免把这个人物又简单化了。作者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以假与真对立统一的手法来塑造他的，我们也必须作如是观，才能对他得出正确的认识。须知，那个时代是尊儒崇道占统治地位，不只是思想上的统治，更盛行“文字狱”的暴力统治。朱熹注的《四书》是钦定的教科书，亵渎圣贤，罪莫大焉。处于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一方面曹雪芹不能不让他的主人公贾宝玉的“批驳诮谤”绕过《四书》；另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水平也未必达到了自觉地公开地否定《四书》的程度，他主要的只是从实际感受中对封建的思想文化十分厌恶。因此，只有通过表面尊崇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鄙弃，如此正反两面兼备、假中求真的手法，才能使贾宝玉形象的塑造达到如此依境造形，因形传神，形神互映，纤毫毕真的情味。 四 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绍贾宝玉是个“疯疯傻傻”的人物(第三回)。在作品中我们也多次看到众人议论贾宝玉：“可是又疯了，别和他说话才好。若和他说话，不是呆话，就是疯话。”(第七十一回)作者借用后人的《西江月》词，说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第三回)。贾宝玉这令人真的疯傻么?从这“诽谤”，二字以及曹雪芹对贾宝玉的整个形象塑造证明，贾宝玉疯傻是假，异端是真。由于他的异端思想和言行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许，为封建世俗之见所不理解，因此他必然遭到“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第五回)，被称之为“疯傻”。作者不是直接地正面地颂扬贾宝玉的异端思想和言行，而是“徇世俗之论以立言，所谓假语也”[8]。采用贬是假，褒是真，寓褒于贬，如此以假求真的手法，这是作者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又一重要特色。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堕落，因此贾宝玉对他们感到十分厌恶，不愿再跟他们走封建的人生道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第五回)薛宝钗等见机劝导，贾宝玉便痛加驳斥，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喊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锺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第三十六回)作者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他是把贾宝玉这个叛逆者的“疯颠”，作为与封建卫道者的“正经话”相对立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这里所谓“疯颠”，实际上就是指他痛斥“国贼禄鬼之流”，焚毁封建经书等离经叛道的异端言行。 对被压迫者一片痴情地关怀、爱护，这也是贾宝玉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的叛逆性格的一个非常可爱之处。可是在那个等级森严，不把被压迫者当人看待的封建社会，世俗之见却认为这是“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如在宝玉被贾政毒打后，卧床养伤，玉钏儿奉命给他送莲羹汤，自己被烫伤反而问玉钏儿烫着了没有的故事；看龄官画蔷，自己被雨淋漏而不觉，却催促龄官避雨的故事，都使我们就象看到了贾宝玉那关心他人甚过关心自己的美好心灵搏动的波纹，仿佛有一种甜蜜美妙的东西也象那清澈的波纹一样在我们心里荡漾着、扩散着，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按理，作者写到这里，应对贾宝玉的痴情美德大大颂扬一番，然而曹雪芹对他不但无一句褒语，相反却写通判傅试家的两个婆子把他贬为这是“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第三十五回) 这真是说热反冷逾坚冰，说冷反热到沸腾。如此冰炭不投，它使我们在感情激动之余，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贾宝玉的这些异端思想和言行，明明是他关怀人、体贴人、爱护人，以人为本的民主思想的正气，为什么在那个社会反而被人讥笑为“呆气”呢?封建传统思想所形成的世俗之见是如此根深蒂固，违理悖情，它使我们不能不义愤填膺，扼腕长叹，痛斥这是一个多么是非颠倒，公理丧尽，可悲可憎的黑暗时代啊!作者把贾宝玉放在这样一个封建压迫再加世俗之见的重重包围之中，让他不但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得不到赞扬，反而蒙受委屈，遭到贬谤，被人讥笑，受尽精神折磨，而他终究要在叛逆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这就使他的叛逆性格显得更加超凡出众，异彩闪烁，令人感到更加难能可贵。如果这里作者对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不是采用呆气是假，异端是真，寓褒于贬的手法，而是直接地正面地一味歌颂贾宝玉的异端言行，那就使贾宝玉离开了他所处的典型社会环境，不仅不能使其收到如此真挚、深沉、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如此别出机杼，弦外有音，韵外有味，发人深省的典型意义。 五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关系，无疑地是贾宝玉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关系，作者不是把他们径直写成你恩我爱，卿卿我我，亲密无间，而是着力写他们之间经常猜疑、误会、吵嘴、怄气，矛盾重重，痛苦不堪。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显得很疏远，然而实际上作者正是采用疏远是假，亲密是真的手法，才把宝黛之间的爱情刻画成为人世间最真挚、最高尚、最亲密的爱情。对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关系，作者也不是直接地把他们写成唇枪舌剑，冰炭不投，而是写他们常来常往，欢声笑语。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不可谓不亲密，然而实际上作者采用的却是亲密是假，疏远是真的手法，把宝玉与宝钗的婚姻写成完全是封建家长一手导演的人世间最卑鄙、最无情、最残忍的婚姻悲剧。在黛玉、宝钗这两个人物之间，作者写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态度，疏是假，亲是真，而对薛宝钗的态度则亲是假，疏是真；对两者的态度虽迥然有别，但作者采取以假求真的艺术手法，来为刻画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服务，则情畅意美，难分轩轾。 贾宝玉亲黛而疏钗的态度，在他的思想上始终是很明确的。对此作者曾毫不含糊地作了明确的交待。他写道，有一次贾宝玉悄悄地对林黛玉说：“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姊姊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可是林黛玉却“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这就需要把宝玉亲黛疏钗的关系，写成不是“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而是完全出于“儿女之真情”(第一回)。 但是，由于封建家长制造的金玉姻缘的邪说，构成了对宝黛爱情的严重威胁，宝黛本人又不能完全挣脱封建思想的羁绊，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就必然充满着无穷的猜疑和口角，试探和误会，矛盾和痛苦。作者只有以疏中见亲，以假求真的手法，才能把他们的爱情表现得极为曲折复杂，撼人心灵。如宝玉和黛玉一起在沁芳闸读完《会真记》后，宝玉问：“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这时宝玉便忘情地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不料林黛玉当场生气地“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忙，向前拦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事实上这是宝玉真情的流露和露骨的试探，黛玉何尝听不出来，可是由于受封建思想的桎梏，她却不能不表现得那样气忿，以致吓得宝玉又是申辩又是发誓地说：“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他“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吓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苗儿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宝玉听了，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林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第二十三回)这里黛玉的生气，要“告诉舅舅舅母去”，责怪宝玉“欺负”她，显然是她与宝玉“疏”的表现，其根源则是由于封建思想在作怪。可是正是这个“疏”，才突出了宝玉对黛玉的“亲”，“亲”到过于袒露和忘情，以致触犯了黛玉作为封建贵族小姐的自尊心，引起她的生气；可是这种生气却又衬托了黛玉接着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同样也用《会真记》中的话来打趣宝玉的一片真情之可贵。如果作者不是采用这种疏中见亲的写法，而是径直写林黛玉当即跟贾宝玉一唱一和，那就不仅不符合他们所处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且势必把原作这段曲折有致，情韵醇厚，引人溯本穷源，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艺术情味，化为穷形尽相，一览无余，轻佻浅薄，肉麻无聊的市俗调情。 曹雪芹运用疏是假，亲是真，以假求真的手法，来描写宝黛之间的关系是很自觉的。作者曾明确交待，他们“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因你既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第二十九回)宝玉的烦恼生，是因黛玉口中有金玉之说，而黛玉的忧疑起，又总因封建家长制造的“金玉良缘”。“所谓亲极反疏，非此一疏，终不能互证此心也”。[9]疏和亲，相反相成；假和真，对立统一。疏和假，则揭示了封建思想和“金玉良缘”是造成宝黛精神痛苦的罪魁祸根；亲和真，则不仅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深入骨髓，洞彻肺腑，给人以曲尽其情，锥心泣血之感，而且衬托出宝玉对黛玉的亲，是建立在共同反对走封建的人生道路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只因“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这就使贾宝玉的形象，从爱情上的反封建上升到在整个人生道路上的反封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典型意义。 跟宝玉与黛玉的关系相反，宝玉与宝钗的关系则亲是假，疏是真，作者通过以假求真的手法，说明人生道路上的对立在他们的关系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更加突出了贾宝玉不只是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人生道路问题上反封建的性格特色。 本来薛宝钗作为一个女孩子，贾宝玉对她同样是抱着亲近之感的。他听说宝钗在家养病，为避免“遇见别事缠绕，再或可巧遇见他父亲，更为不妥，宁可绕远路”(第八回)去看望她。其亲热稠密之情，溢于言表。他作诗，宝钗帮他改了一个字，他当即尊称宝钗为“一字师”，说：“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第十七、十八回)当宝钗伸出手腕褪红麝串子时，“宝玉在傍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第二十八回)不少同志据此断定贾宝玉早期对爱情不专一。我看这是由于不了解作者写他们假亲而真疏，以假求真的艺术手法所致。实际上书中写得很清楚，当贾宝玉羡慕宝钗那雪白的膀子时，作者写他当即“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自恨没福得摸。”(第二十八回)对于林黛玉说他“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也当场指出：“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第二十八回)我看作者的目的不是要说明宝玉的爱情不专一，而是以他对宝钗的“亲”，来反衬他对宝钗的“疏”，来突出说明宝钗虽具有才能、学问、美貌、金玉之说等等一切优越的条件，却终究不能赢得宝玉爱黛玉那颗从不说“混帐话”的金子般闪光的心。这正是宝黛爱情最为纯洁崇高，幽深秀美，撩人心绪，益人神智，令人肃然起敬之处。 当宝玉被贾政毒打致伤后，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最早来看望他，并“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第三十四回)这时候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已经发展到赠帕定情的前夕，根本不存在对宅钗还有什么爱慕之心。可是作者仍把宝玉与宝钗之间的感情写得“亲切稠密”，这说明宝玉对宝钗个人并无恶感，问题在于她受了封建思想的毒害，一再要宝玉听封建阶级的话，即所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而宝玉的态度是誓死走自己的反封建的人生道路，“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这就决定了宝玉与宝钗的关系只能是假亲而真疏。当宝钗劝他走仕途经济道路时，“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得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第三十二回)他不仅当场使宝姑娘下不了台，而且就因为她爱说这些“混帐话”而“同他生分了”。这说明宝玉与宝钗的疏远，不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因为两条人生道路的对立。如果按照封建观点来看，不论是论门第，论贤惠，论相貌，论才干，宝玉与宝钗结婚，都确属美满的金玉良缘。然而贾宝玉恰恰对这种封建的金玉良缘恨之入骨，直到结婚之后，还要弃妻出家。 由此可见，作者写宝玉与宝钗的“亲”是假，以此来突出宝玉以坚持走叛逆的人生道路高于一切的性格才是真。作者通过如此以假求真的手法来描写宝玉与宝钗的关系，就使贾宝玉的形象塑造闪烁着新的时代、新的人生理想之光；尽管这种理想之光还是相当朦胧的、渺茫的，但它毕竟突破了爱情婚姻问题的范围，而使贾宝玉形象具有代表未来的新的人生理想的崭新的典型意义。 与宝玉和钗黛的亲疏关系相对应，宝玉与丫环袭人的关系，也是先亲而后疏，亲是假，疏是真，与晴雯的关系则先疏而后亲，疏是假，亲是真。宝玉与袭人很小就发生了两性关系，这种“亲”难道也是“假”么?作者写宝玉是“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第六回)这一个“强”字，一个“不为越礼”，说明这种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主奴阶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难道这还不是假亲而真疏么?不错，袭人服侍宝玉十分尽心尽责，宝玉也确曾为袭人的殷勤与柔媚所迷惑，甚至连在梦中都要叫袭人(第五十一回)。可是作者写他们的“亲”是假，写宝玉不听袭人的柔情规劝，以此来突出他走叛逆道路的坚定性才是真。 晴雯由于心直口快，宝玉起初对她的率直和锐利感到厌恶，说：“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第二十回)甚至要回太太把晴雯撵出去(第三十一回)。尽管宝玉与晴雯的关系疏远到如此地步，但是晴雯并未放弃她对宝玉公子少爷脾气的斗争，她敢于当面批评宝玉：“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第三十一回)对于宝玉的叛逆行为，晴雯则全力支持。有一次小鹊来报信，明儿老爷要问宝玉读的书。“宝玉听了这话，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儿咒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策，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脱此难”，忽闻有人喊：“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晴雯“便生计向宝玉道：‘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只说吓着了’”，这个主意“正中宝玉心怀”。由于在叛逆的人生道路上，袭人和宝钗同为宝玉的反对派，晴雯和黛玉则同为宝玉的知音，因此在宝玉挨贾政毒打，更坚定了走叛逆的道路之后，作者写他“因心下记挂着黛玉，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便设一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袭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替他送两条半新不旧的手帕子给黛玉(第三十四回)。后来他在睡梦中也不再叫袭人，而改叫晴雯了(第七十七回)。最后晴雯被迫害致死，他更是“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写下了哀彻痛极的《芙蓉女儿诔》(第七十八回)。 作者通过描写贾宝玉对袭人、晴雯态度的转变，对袭人是由亲到疏，写亲是假，由此突出宝玉因叛逆思想与奴才性格的矛盾而跟她疏才是真；对晴雯则由疏到亲，写疏是假，由此突出宝玉因叛逆性格相投而跟她亲才是真。这不仅鲜明地表现了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与成熟，而且也开掘了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意义，使贾宝玉的斗争显得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代表了反抗封建势力的一种社会力量，反映了历史韵必然。因此，他得到了晴雯等被压迫者的热烈支持，地位比下三等奴才还要低的唱戏的藕官，甚至说：“他是己一流的人物。” (第五十八回)他自己也宣称：“我便为这些人(指唱戏的蒋玉菡、奴婢金钏等被压迫者——引者按)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这一切都说明作者对贾宝玉形象的塑造，远远不只是着眼于爱情婚姻问题，而主要是代表了一种反封建的人生道路，或者说“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10]。 六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说明了以假求真的艺术手法在贾宝玉形象塑造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作者对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当然不可能只用这一种手法，在我们以上的论述中就涉及到烘云托月、互相对比、前后映照、此呼彼应、反复皴染等多种艺术手法，但我认为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以假求真。 以假求真，这是曹雪芹对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重大发展。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都只强调写真实，以假为病，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仅仅如此，则未免绝对化，缺乏辩证法。曹雪芹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经验证明，假与真是可以统一的，以假为病，也不能绝对化。俗话说：“蚌病成珠。”那晶莹透明、光彩烁人的珍珠，尚且是由蚌病而成的呢。如果说真实是艺术的灵魂，那么利用假象来虚构、独创、理想化、典型化，等等，也同样是艺术不可缺少的养料、血液和空气。正象德国伟大作家歌德所说的：“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更高真实的假象。”[11]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菲尔丁引用被他称为“头等的天才”蒲伯的话说：“一切诗歌的艺术，其上乘是能使真假掺杂，目的在于既能令人相信，又能令人惊奇。”[12]因此我认为采用以假求真的艺术手法，不但跟现实主义的原则毫不抵触，而且它表现了曹雪芹对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有着独到的深刻的辩证的理解，是曹雪芹对贾宝玉形象塑造和典型化理论的卓越贡献。 以假求真，这个“假”，绝非人为地弄虚作假，撒谎骗人，而是指体现本质的假象。如列宁所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13]因此这种“假”是建立在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人物性格的生动性和多面性，有深切的了解和独特的把握的基础上的，是作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14]的反映。这种“假”本身，实质上是“真”的表现形式，是假而不失其情，不失其理，不失其性；这种“真”，则是性格的真，情理的真，典型的真，本质的真，而非真人真事的实录。以假求真，唯其假，才更其真；唯其真从假出，才更加生动活泼，曲尽其情，出奇制胜，使真而不失其板，不失其浅，不失其露。它本身既深透着生活的辩证法，又充满着艺术的辩证法。我们对“假”和“真”的概念也必须作如是观，而绝不能作形而上学的和简单化的曲解。 注 释 [1][2]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 影印本第175、206、220页。 [3]见甲戌本第一回。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和青年作家谈话》。 [6]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 [7]见甲戌本第三回． [8]陈其泰批语。见《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第42页． [9]见《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第120页。 [10]恩格斯：《给斐·拉萨尔的信》．着重号为原有． [11]歌德：《诗与真》，见《西方文论选》上册第446页． [12]菲尔丁：《汤姆·琼斯》卷八第一章第216页． [13]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137．134贾。着重号为原有。 [14]王国维：《人间词话》。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