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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清代红学研究专著的发现及其意义 ——《读红楼梦随笔》浅探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胡邦炜 参加讨论

    去年,在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新发现了一部题为《读红楼梦随笔》(以下有时或简称《随笔》)的抄本,为我们了解清代红学研究的状况及《红楼梦》一书在清代流传的情况、社会影响等提供了一件崭新的资料。现特将此抄本的情况作一概略的介绍,并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一些粗略的分析。
    一 《读红楼梦随笔》的概貌
    《读红楼梦随笔》计八册,全系用毛笔精抄在墨栏十行纸上,全文约二十余万字。辨其字迹,抄者当为二人(或三人),字迹工整秀丽,绝少涂改之处,偶有修改订正的文字,其墨色与字迹均与抄本原文有极太的差别,一望而知为后人所为。整个抄本均无任何题署和钤记。
     抄本书页发黄,虫蛀之处亦复不少,但整个说来,保存相当完好,书页平展,字迹全部清晰可辨,这无疑应当感谢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的同志们。
     抄本的第一册,系对《红楼梦》全书的总的评价,这一部分约二万余字,作者在“总评”中说:
    《红楼梦》是天下传奇第一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
    以下便围绕上列各点,逐一进行阐发。其余七册,系分别从第一回至第六十九回每一回的详细批评和分析,但没有过录《红楼梦》一书的原文,只是作者的评论文字。估计是作者先在自己阅读的《红楼梦》原书上逐回加批加评,然后再将这些文字整理修改后专门誊录在这个本子上的。因此,这一抄本给予我们的印象,便似乎是目前这样一部研究红学的专著的形式。
     《随笔》的作者所用以批评的底本,似乎属程高本系统,但其中所引文字,与程高本之相比勘,又有较大的出入,因此关于这个底本的问题,还希望有关专家共同来研究,以便作最后的判定。
     此书系国内订次发现,不见于一粟的《红楼梦卷》,亦不见于任何红学资料的辑录,无疑是一件湮没多年的重要资料。在清代还有象这样完备详密而且篇幅浩繁的红学专著,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二 《读红楼梦随笔》内容举要
    《读红楼梦随笔》洋洋洒洒,十万余言,涉及《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人物以及当时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因是读书札记的性质,似不成体系,显得有些驳杂。但细加梳理,仍能发现此书一些不同于清代其他红学论著的特点,最突出的便是:作者几乎没有搞一点索隐考证,完全是就《红楼梦》谈《红楼梦》,其分析论述,都没有脱离原著的思想艺术,这一点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现在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随笔》的内容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
     (1)《随笔》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评论。
    《读红楼梦随笔》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反封建倾向,是有一定认识的,在不少回的评论文字中,都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独到认识。
     例如在第三十二回的评语中,针对史湘云劝贾宝玉学习“仕途经济”之类的话,作者有这样一段论述: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妙妙!此相知之所以贵相知也。宝玉何等人物?岂是看高头讲章,侈读庶务经济之人也!湘云劝其与为官作宰者亲近,何识见之陋也! (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宝钗亦然,陋与云埒,唯黛玉不慕宠荣,不希利样,无齐妻之瑕,有莱妇之贤,宝玉安得不引为同调,愿与唱随毕世哉!
    看来作者对宝黛爱情的思想基础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十分赞许林黛玉“不慕宠荣,不希利样”的高尚人格,指出宝玉之所以把她“引为同调”,是因为他们对封建社会中的这些庸俗的传统价值观念同样采取蔑视的态度。这一认识在今天来说当然已经不新鲜了,然而在当时能达到这样深刻的认识,却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随笔》的作者不仅对于《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持肯定态度,而且对于中国其他具有反封建倾向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五十回的批语中他这样写道:
    宝钗以《西厢记》、《牡丹亭》为淫词,故佯为不懂。岂知二书皆天下大文章,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哉!……
    公开把被封建统治阶级斥之为“淫词艳曲”的《西厢记》、《牡丹亭》称之为“天下大文章”,并指出薛宝钗这个封建卫道士虚伪的嘴脸是“淫者见之谓之淫”,这一见解也是非常大胆的。
     更为可贵的是,《随笔》的作者在分析阐述《红楼梦》的思想蕴涵时,能够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加以发挥,在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对当时那黑暗腐朽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表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勇气。例如在第四回关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的描写中,《随笔》这样写道:
    贾雨村因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薛、冯之案,不忍因私枉法,门子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读至此令人废书三叹!
    书中描写贾雨村被朝廷重新起用后,本想装装假正经,用一种较为公正的态度来处理薛蟠打死冯渊一案。但经不住门子晓以利害,告之以“护官符”之秘密,顷刻间便以私废公,草菅人命了事,“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一句,对当时满清统治阶级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法律的形同儿戏和社会风气的溃烂,作了一个维妙维肖的总结。《随笔》的作者说他读到此时“废书三叹”,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官场的窳败情况与曹雪芹完全有相同的认识,这样慨叹的后面说明作者确有相当深刻的切肤体验。
     又如在第六十一回的批语中,作者针对凤姐用体罚丫头的方式追寻失物的酷虐行为,这样写道:
    凤姐又道:“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出来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挞楚之下,何求不得!酷吏心肠,泼妇伎俩,由来一辙!
    由王熙凤这种刻毒奴隶的行为,作者立刻联系到社会上的“酷吏”,其批判的锋芒所向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不仅如此,《随笔》的作者还进而写道:
    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吾固不得为凤姐贷,然今之诸侯,公道黔然,是非倒置,刚愎自用,不纳谏言,以此衡世,又转得为凤姐宽。某甲署湘抚,措施乖谬,秽德彰闻,庸劣列之。剡章阳城居以下,考语嗥然,无一中???。湘人呼为庞吠,而不名以为庞德之后也。
    这一段话,骂得何等的痛快!作者认为凤姐那些狠毒酷虐的行为与“今之诸侯”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认为这些“诸侯”们更比凤姐坏得多。这种激烈的言词,表现了作者对当时上层统治者的强烈愤懑和敌视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他对“红楼梦》一书不是当作一般言情小说来阅读的,他已经发现了《红楼梦》本身所蕴涵着对封建社会的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批判精神。因而他才在这部研究《红楼梦》的“随笔”中联系着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而引申和发挥这种批判精神。
     《随笔》的作者这种态度是较为全面的、一贯的,即使是对封建迷信意识,他也不放过。在第十七回关于妙玉的描写中,他针对妙玉的师父这样写道:
    
     妙玉师父精演先天神数,遗嘱妙玉不宜回乡,在此静候,自有结果。后来妙玉果有结果,好个先天神数!
    请看,在这里作者对“先天神数”一类骗人的鬼话,简直是极尽嘲讽挖苦,充分地揭示其欺骗的本质,没有一点含糊。
     清代的红学著述,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一般说来,质量和水平都不是很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读郭豫适同志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中的有关论述,便可得知。郭豫适同志将乾隆年间至民国初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论文字分为四类,其他三类我们姑且不谈,仅就评论《红楼梦》的专书而论,除索隐派的文字,便是以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为嚆矢的随笔式评论,其中虽偶有涉及曹雪芹的资料,但大多数却“多系平庸的说教”。(《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第4页)真达到象我们所介绍这部专著这种思想水平的,特别是能从反封建这一高度来评论《红楼梦》思想意义的作品,就我个人的管见所及,可以说一部也没有。
     (2)《随笔》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探讨。
     《随笔》的较大部分文字,还是对《红楼梦》艺术价值及艺术表现手法的探讨,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比较芜杂支离,故我们只能列举数条略加评论:
     首先,是《随笔》的作者对曹雪芹的艺术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第一回的评语中说:
    此书经曹雪芹先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后成全璧,可知传世之文真不知呕出才人心肝几许也!……
    肯定《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并肯定是经雪芹之手而“成全璧”,不知有何根据。但他肯定《红楼梦》是“传世之文”,肯定曹雪芹是“才人”,则是完全正确的。
     前面我们谈及《随笔》的作者几乎没有搞什么素隐和考证,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原来他对文学创作的规律,特别是对典型和虚构以及艺术形象与生活的关系,还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对五十六回的批语中,他这样写道:
    甄宝玉人以为真宝玉,贾宝玉人以为假宝玉,不知甄宝玉乃假宝玉,贾宝玉乃真宝玉也。太虚幻境对联曰:“假作真时真亦假”,早已表明。然则贾宝玉因有而甄宝玉自无耶?亦不尽然。对联又早表明“无为有处有还无”,是并贾宝玉亦无之矣!盖真事既隐,真名亦隐,所谓宝玉无论真假,皆在无何有之乡矣!然非空中楼阁,平空结撰也;宝玉虽无其人,有一性情、相貌、际遇、事迹如宝玉而非以宝玉名者在也。
    这种见解,不仅是在清代,甚至就是在民国初年来说,都可说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关于贾宝玉这个人物究竟是写的谁,旧红学家们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鲁迅先生综合各家旧说,“而著其世所广传者”计四条:即一,纳兰成德家事说,认为贾宝玉影纳兰侍御,“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 (《中国小说史略》)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认为贾宝玉影清世祖;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此说中认为贾宝玉就是康熙皇帝的太子胤扔;四,自传说,认为贾宝玉即曹雪芹自己的夫子自道。
     上述不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贾宝玉确有所指、确有影射,确有一个具体的人为其模特儿。比较之下, 《随笔》的作者就要比他们高明得多了,首先他认为“假作真时真亦假”,即贾宝玉和《红楼梦》中的人和事,都不能当作“真”,即真实的存在, “是并贾宝玉亦无之矣”。然而这种“假”,又不是“空中楼阁,平空结撰”,而是有一定的生活真实为其描写的依据。贾宝玉这个人虽然不存在,但是却“有一性情、相貌、际遇、事迹如宝玉而非以宝玉名者在也”。这就是说,贾宝玉这个人虽不存在,但是却有一个生活原型,其性情、相貌特别是际遇、事迹都与他相似的人存在。这一看法固有其局限性,如贾宝玉这个人,也许并非只有一个生活原型,而有两个、三个……曹雪芹塑造这一形象时,也许从好几个不同的人身上汲取了素材。但是这一说法却比与他之前、同时和之后一段时间的人们的看法更符合事实。这说明《随笔》的作者已经了解到某一文学形象的塑造并非单照某一确实存在的具体的人物摹写,而是按照生活中某一人物的性情、相貌,特别是际遇、事迹来表现的·。他对贾宝玉这一形象的“真”与“假”的论述,是颇有辩证观点的。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它塑造了众多的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人物绝不雷同,各有特点。《随笔》对这一点看来也注意到了:’
    红楼妙处又莫妙乎描摹之肖,一人有一人性情,一人有一人身份,彼此移置不得。至声吻尤为肖妙,不啻若自其口出。佛家为菩萨现身说法,欲说何法,即现何身,作者其如菩萨乎?
    用“菩萨现身说法”来打比方,固然是有些不伦,但《随笔》的作者已经注意到《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特色,彼此不能移易,这却是很具慧眼的。这里所探讨的,实际上正是人物性格描写的问题。它使我们联想到金圣叹评论《水浒》时所说的那一段很著名的话:“《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序三》)《随笔》的作者所使用的词句都与金圣叹很一致,这说明他们都已注意到人物的性格同这一人物的性情、气质、身份、声吻……密切相关,性格的刻画离不开对这些与性格相联系的各个方面的描写。
     《随笔》的作者还注意到《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的稳定性问题。一个优秀的理想性格不仅应当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应当具有坚定的整一性与稳定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合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示的力量的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美学》第一卷第307页)《随笔》的作者虽然不能象黑格尔那样深刻透辟的阐述这一原理,但他却用十分朴实形象的说法探讨了这一道理:
    ……莲仙女史曰:妙玉不孤僻不成妙玉;凤姐不泼辣不成凤蛆;宝玉不糊涂不成宝玉;宝钗不奸诈不成宝钗;黛玉、晴雯不夭亡,不成黛玉晴雯;袭人不嫁蒋琪官不成袭人……。
    “莲仙女史”是作者的一位“红楼读友”,关于此人我们将 另作探讨。这里借“莲仙女史”之口谈的一番道理,作者是很 赞同的,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 之所以很有个性,是因为他(她)们确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性格 特点,并以此构成其形象的坚定的整一性与稳定性,从而成为“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诸如“孤僻”、“泼辣”、“糊 涂”、“奸诈”……之类的性格特点,正是“在这种具有定性 的状况里”所“具有”的“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示的力量的坚定性”。在清代的评红著作中能看出这一点并指出这一点,也是很不简单的。
     此外,作者对《红楼梦》中一些具体技巧方面的分析,都能言之中鹄、鞭辟入里。如在第五十回的批语中,作者说:
     文章忌雷同,而有时亦喜雷同;如宝玉作诗,每社落第,此以雷同见妙也!若有心蹉????,反减趣味,无定格之如此。
    这里所论,其实正是探讨艺术辩证法中的一个问题,“变”与“不变”的关系。文章应有变化,但有时不变比变好,那么就不应当强求其变,而这种不变(雷同)反而会“见妙也”,就是因为看似未变(雷同)而实际有变的原故。
     再如第六回,在论及曹雪芹安排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用意时,《随笔》的作者认为:
    蓬莱阆苑,天上人见之不奇,凡人见之则奇;高堂华庑,富贵人见之不奇,贫人见之则奇。故红楼必于千里之外,芥子之微,从一刘姥姥叙起,方显得贾家富贵气象,原所以借客形主也。
    “借客形主”这个说法就非常准确,我认为是完全符合曹雪芹的主观艺术构思的。记得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一篇分析《红楼梦》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时,对这一情节安排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
     总之,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随笔》的作者那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犀利的眼光,这些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加以借鉴的。
     (3)《随笔》中其他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读红楼梦随笔》除广泛论及《红楼梦》一书的思想艺术之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红学研究也是有所裨益的。作者有时抓住书中的某一情节,借题发挥,常能于小中见大,于人情世态有所针砭,颇能发人深思。如在第十四回的评语中,作者这样写道:
    宝玉与秦钟在、郊外看见庄家耕织各物,不知何名、何用,俱以为奇,人皆以纨袴目之。然世固有埋头窗下,不辨耕织,不达世情,出身临民,格格不入者,则纨袴又不足怪矣!凤姐受静虚嘱托,贪贿弄权,人皆恶之,然世固有读书明理,身为民上,贪人小赂,陷人数命者,则凤姐又何足责也!
    这又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阶级的,贾宝玉的纨祷气、凤姐的贪贿弄权,《随笔》的作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推而广之,更及那些“出身临民”的书呆子,“身为民上”的大坏蛋,这议论的锋芒便很有点犀利,很有点份量了。作者就是这样在读《红楼梦》的!
     又如在《红楼梦》一书的开首处,先写了两位女性,一个是英莲(即香菱),一个是娇杏(即后来成为贾雨村的妾)。英莲是甄士隐的女儿,娇杏是他家的丫头。这两个人物在全书结构中有何意义?《随笔》的作者认为:
    未叙黛玉、宝钗以前,先叙一英莲,继叙一娇杏,人以为英莲、娇杏之阁文也。而不知为黛玉宝钗之小影:英莲者应怜也,谓香菱境遇种种堪怜,此为黛玉先声;娇杏者侥幸也,谓婢作夫人实乃为万幸,此为宝钗前马。如月将霁而星先明,雨将来而风先到,此精心作意之文,非随笔泛写之语。
    英莲与娇杏是否真如作者所论,在书中起神托黛钗之作用,我们不敢肯定,不过《随笔》的作者能象这样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也是很能给人以启发的。
     又如《随笔》论及《红楼梦》中人物的姓名,亦有一些颇为独到的看法。例如在总评中有这样的文字:
    薛,雪也,有阴冷之象,林遇雪则无欣欣向荣之兆,而有萧萧就萎之忧。然雪虽虐林,而有晴雯小照于林间,犹有和煦之景,故晴雯为黛玉小照。袭人者,能袭人婚姻以与人者也,宝玉正配本属黛玉,袭人能袭取以予宝钗……故为宝钗小照。
    由姓名入手来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势难免圆凿方枘,牵强附会。但指出晴雯为黛玉小照、袭人为宝钗小照,这一点却无疑是很正确的。
     由于人物的言行总是受制于他(她)们的思想,故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同样的言行。在关于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的评语中,作者就很准确地指出宝钗与袭人在思想言行方面的一致之处:
    袭人见宝玉挞伤甚重,咬牙说道: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这地步。未几,宝钗走来,亦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两人所言,如出一口……
    这些评语,都显示出作者的慧眼、慧心和他对《红楼梦》一书思想内涵的深刻认识。而且,他不仅认识到书中那些消极反而的东西,对于积极正面的东西,也能从中发现并加以阐述,试看这同一回中对黛玉的批语:
    黛玉正在悲泣,听了宝玉一番宽慰之语,心中虽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吧!只八字抵得万句言词,较为宝钗,以责为劝,何啻天渊!
    从一个具体的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黛玉与宝钗这两个人物在思想观念上的根本对立,并进而指出她们之间的差别“何啻天渊”,除反映了《随笔》作者敏锐的艺术分析能力,更重要的还是反映出他本身所具有的进步的反封建思想倾向。
     关于《读红楼梦随笔》的内容,因限于篇幅,我想就介绍到这里。
    三 《读红楼梦随笔》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由于这部《读红楼梦随笔》上既无署名亦无任何钤记,故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在该书的内容中,却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资寻绎,由此深入追踪下去,要找到作者还是大有希望的。其中,能够帮助我们查清作者的资料,有七、八条之多,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如下三条:
     第一条:
     小儿周岁,内子范氏设汤饼之筵,极钗裙之盛。座间因抓周之说而及宝玉,并及钗黛,无不怜黛而恶钗者,均可谓善读书矣。有某如君更警悟,议论风生,悉具至理,论黛钗曰:人为黛玉丧生为金锁所害,我为绛珠仙去实宝钗所成,若非宝钗善于夤缘夺其婚媾,则广寒仙子几何不堕落尘寰?人世结一俗缘,天上削一仙籍,得失孰多?……
    由此,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红楼梦》在清代虽然反复遭到查禁,但仍然深入到闺阁之中,得到大量妇女读者的衷心喜爱,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得知:此书作者的夫人姓范。
     第二条:
     红楼梦曲十四支都是绝妙好辞,曲文最难起句,红楼曲起句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何等???邈! 吾友息柯居士初不谙崑山曲,会余与友人唱《长生殿·絮阁闻铃》二阕,息柯曰: “美哉!”……按息柯居士为杨海琴观察,以名进士出守永州,继擢辰沅道,专以礼乐行教化,边苗敛迹,民乐。雍熙忽为大府奏开缺,时论惜之!有责其故于大府者,大府曰:“ 无他,吾闻其嗜好音乐,轿后常曳琵琶。”而息柯无是物也,余因戏作“琵琶行”附录于后。
    这无疑是了解作者线索的一条最重要的资料。这作者有一位密友名杨息柯,是“名进士”出身,又曾在湖南做过地方官,则这个杨息柯的事迹应当说是不难查找的。事实上,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位杨息柯是同光时代的人,晚年曾寓居成都,尚有数种著述存世。因此,我们只要仔细查阅杨息柯的全部著述和生牢记载,找到在他的删友中哪一位的夫人姓范,这个作者的身分也就会水落石出了。
    第三条:
     设宝玉之心殷殷于宝钗而泛泛于黛玉,则云儿亦将以憎黛者憎钗,爱钗者爱黛矣!故其爱憎视宝玉为转移,非于钗黛者有轩轾也……门人王孝廉曰:“夫子读书推勘入微,具此慧眼,以察狱宜,狡诈者之无所施其伎,冤抑者之无不平其情,吾邑人天诚可告,民不敢欺之,颂岂虚语哉?”余曰:“则吾岂敢!”
    从这一条记叙中,我们可以得知:这部《读红楼梦随笔》的作者肯定做过官,而且至少是知县以上的官,他还有一位姓王的学生是孝廉。这样,查找的范围又缩小了一层,就是说,只要是杨息柯的朋友,夫人姓范,又做过官,而且在此人的诗集或其他著述中能找到与一王姓“孝廉”唱和的文字。又流露出师长口气者,则必是《读红楼梦随笔》的作者。在这样几个相当具体的前提条件的限制之下,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要找到这位作者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很大的。
     由此,就联系到《读红楼梦随笔》一书的成书时间。杨息柯既然是同光时代的人,则他的这位朋友也肯定是同光时代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书中找出一条相当有力的内证,在该书第六十一回的批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癸未,再权剧邑恁一巨痞,构怨于甲之嬖佞,诬以事而谮之,一时雷霆之震,几于屋瓦皆飞……
    这里记叙的是光绪癸未的事情,那么便说明了《随笔》的成书至少是在光绪癸未之后,查光绪癸未为1883年,则此时距《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已一百年左右了。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光绪九年前后。系属晚清时代研究红学的一部较为详备的著作,虽大大晚于周春、“二知道人”、裕瑞、诸联、江顺怡……以及王雪香的红学著述,但却要早于“太平闲人”张新之和“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评论,这一点应当在以后的红学研究史上补入,并应将其收入《红楼梦卷》之类的资料辑录中去。
    四 缀 语
    在学术研究中,新材料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红学研究自不例外。而红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对于红学史的研究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希望这个《读红楼梦随笔》的发现,能对红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有所帮助。事实上,这个新发现的资料给予我们最突出的一点感受,便是在晚清时期,《红楼梦》确已渗透到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妇女)的思想和生活之中,他们不仅仅只是喜爱《红楼梦》,而的的确确把它作为了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从中汲取一些立身处世、待人交友乃至察狱判案的道理,它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红楼梦》在清代巨大的社会影响。
     《读红楼梦随笔》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件研究《红楼梦》在清代流传情况的新资料,我认为除这部红学著述本身的价值之外,还有如下问题是值得我们引起充分重视的:第一,这部《随笔》据以批评的底本,究竟是什么本子?前面谈到,因《随笔》所引文字,看似属程高本系统,但与程高本相比勘,出入之大令人惊异。如能细加研究,将全部引文摘出,或可寻出规律,若是一新抄本,则当是意外收获。第二,这部《随笔》涉及了大量晚清人士阅读《红楼梦》的情况及他们对此书评论、看法以及对其中一些内容的争论,这一部分内容为 我们研究《红楼梦》在清代的流传提供了相当具体、翔实的材料,亦应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第三,此书有大量材料反映《红楼梦》一书在妇女中的流传情况,如前面提到的“莲仙女史”,她简直可以说是一位清代的“女红学家”,此书中还一再出现“红楼读友”的名词,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清代红学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以及《红楼梦》的研究在清代所达到的水平,都是极其有用的资料。
     由于此一抄本刚发现不久,笔者亦未能来得及对其细加研究,且由于学识浅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亦未见得正确。我的意图只是想向红学界介绍和公布这一资料,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而共同来探讨研究,以促进红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已。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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