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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主要写什么，或者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还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对“旧红学”的一些观点作过高度概括：“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又说：对《红楼梦》“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谬不足辩，如谓是刺和坤(《谭瀛室笔记》)藏谶讳(《寄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一．纳兰成德家事说……。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①“新红学”也有种种臆说断论，诸如“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的风格》等)、色空观念说(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等等；1954年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封建家族兴衰史说、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说、宝黛爱情说，女性悲剧说，反封建说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观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研究者、读者的立场、态度不一，一方面也反映了这部小说内含实在太丰富，可供无数人在其中驰骋自己的想像。如果我们先不“别求深义”，只就《红楼梦》的文本作一点实事求是的分析，则这部小说所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它写出了宝玉、黛玉这一对青年男女间深沉的悲剧爱情；二是它写出了一个大家族内部各种人物间的相互扶持，相互争斗的错综纷繁的人事关系，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写出了这个家庭内一些人物的骄奢淫佚、腐败堕落；三是它写出了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变化历程。这三个方面，既是《红楼梦》思想内容的三大层次，又是构成《红楼梦》网状结构的三股主要绳索，有时还互为因果。宝、黛爱情既属于第一层次，又是贯串全书的一条主线，它伴着贾府的升沉，联结着贾府内的多种人事关系，所以又不完全属于第一层次。第二个层次则恰如贾府这张网上的若干网结，它既包容第一层次，又赖其以为联结；它既反映贾府的升沉，又与第三层次互为因果。第三层次则既包容了第一、二层次，又是第一、二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红楼梦》一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家族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写出了一个家族中的各种各样“真的人物”，“并无讳饰”。自然，《红楼梦》也写了贾府这个家族与外界社会的关系。尤其写了它与那个封建王朝的关系。表面看，是这个王朝使得它盛，也是这个王朝使得它衰，王妃元春的归省是它的极盛的标志；朝廷的抄查是它败亡的关键。但元春本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查抄也因家族的成员本身出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小说中的探春说过这样一句话：“可知咱们这样大户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实在是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应该说，那一些都不是全书最主要的．如果我们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去看它，自然也可以引申说它揭示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必然，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如果我们用哲学文化学的观点去看它，大约也可以引申出“理”对“情”的扼杀；“妇女悲剧命运的形象历史”；争取做“人”，讥刺、嘲讽“仁”，主张放纵“童心”等等，因为任何一种文学的本身，实际便是一种文化积淀的反映。 先说这宝、黛爱情。从第三回林黛玉进入荣国府，到第九十八回林黛玉魂归离恨天，宝、黛的爱情由隐而显，或隐或显，映掩于贾府的各种情事之间，融汇在贾府的各类矛盾之中，就是九十八回后的文字之中，实也有宝、黛爱情的余波。它联结着大观园内诸姐妹、诸丫环，使得黛玉与宝钗、湘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微妙关系，使得袭人、晴雯、紫鹃乃至莺儿之间或依或违。它导致了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三人联合起来采用掉包计，强使宝玉与宝钗结合，甚至王夫人导演的抄查大观园，逐晴雯、责金钏，逼得她们走上死亡之路，从某种意义说，也是对宝、黛爱情的一种防范措施。它的终结，不仅使得大观园内的那个女儿国彻底体解，它的终结甚至也是贾府，最少是荣国府彻底衰亡的最根本的表征之一。因为它导致了宝玉离家出走，皈依佛祖，贾家真正地“空”了，那“兰桂齐芳”云云，毕竟只是渺茫的事情。 大观园的女儿国中有许许多多美丽多才的女子，别的不说，宝钗、湘云、宝琴都是倾国倾城，才胜须眉。但宝玉却选择了黛玉。这当中有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黛玉初进荣国府，一见了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黛玉，也说道：“这姊妹我曾见过的。”当贾母指出这事的不可能，他又说：“虽然未曾见过他，然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相认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而且一听说黛玉无玉，便要狠命地摔那劳什子——那块与生俱来的性命也似的通灵宝玉。这时，宝黛二人之间虽也许还说不上“情”，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却分明是有“缘”，这大约便是作者所谓神瑛侍者、绛珠仙草间的特殊的果报缘分吧。尔后两人又青梅竹马、耳鬓厮磨地过了几年，中间免不得才、色相授。黛玉确有令人销魂之色：“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天下真”少“有这样标致人物”!黛玉确有令人欣慕之才，她“能一目十行”，学也富五车，那一曲《葬花词》便可叫千古才人叹羡，姐妹们吟诗联句，夺魁的也常常有她。这使得两人之间的“缘”渐渐地上升到了“情”。但若单说那才、色，则宝钗、湘云，并不让黛玉多少。你看那宝钗“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既鲜艳妩媚，又雍容端庄。而那湘云，则浑如天真未凿，毫不忸怩作态，具有的是一种倜傥洒脱、空明澄彻的天然美。她醉眠芍药圃，满身的落花，已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之中。香菱就曾盛赞宝钗的学问，说是“连咱们姨老爷常时还夸的呢!”而且，她确实是经史子集博通、琴棋书画皆会，大观园中开诗社，她每每名列第一；湘云的诗才也每每有如泉涌，特别是那次考鹿肉饮酒联句，她简直是才压群芳。宝钗、湘云才色皆堪与黛玉匹敌，而宝钗甚且有强于黛玉处。且这湘云和宝玉也是一块儿玩惯了的，她甚至“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带子也系上”，“活脱儿就像是宝兄弟”，而宝玉洗脸，也每每用湘云用过的剩水，似也可称“两小无猜”；那宝钗虽是后至，却也住进了大观园中：两人与宝玉的接触都不算少。宝钗的那种宽容态度，她的朴素雅静的君子之风，湘云的那种豪放旷达，天真无邪的个性，也每有比黛玉的小性儿、爱恼爱哭的个性更可爱的地方。若说那缘份，则宝钗有“金锁”、湘云有“麒麟”，与那“通灵宝玉”分明也是天成的“对子”。可宝玉虽有时也会见了姐姐忘了妹妹，但真正情之所钟，却只在黛玉的身上。月老赤绳系脚之类的“缘”，是中国古老民间传统文化的反映，因才色而生情则是才子佳人书所常叙述的。如果《红楼梦》的描写只停在这一层面上，则它便也只能是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水平，宝玉、黛玉也不过一般的才子、佳人，顶多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杜丽娘。宝黛的爱情之大异于才子佳人小说戏剧中的才子、佳人爱情，一个至关紧要的地方在他们之间的情是建立在对人格、人性的相互尊重、对于传统礼法的共同憎恶，对于个性解放的一致追求之上。这是一种思想感情，人生道路完全一致基础上的叛逆爱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情恋而更具有一种进步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贾宝玉确是有点“呆”、“狂”、“怪”、“顽”、“痴”的。在那样一个充满“男尊女卑”道德观念的社会中，贾宝玉却偏要说“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子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统治者正利用儒家那“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伦理观念去严森这封建的等级制度，他却“没上没下”，既在那丫环队中鬼混，又与琪官、柳湘连那样的戏子结交。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有限度的平等。他的那个怡红院颇似个平等的国度，丫环们既服侍他，他也“每每甘心为诸丫环充役”。夜宴怡红院，只是围桌儿团坐，席也不安；喝醉吃饱，主子、丫环横七竖八东歪西倒，“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那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总希望读书人“皓首穷经”，走那条“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仕宦之路，以入我毂中，绝大多数读书人也都热衷于举业功名，他却鄙弃功名利禄把那科举称为“饵名钓禄之阶”，称那些热中此道的人为“惑于功名二字”的“国贼禄鬼”。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厌恶“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以为“文死谏”、“武死战”、“皆非正死”。他正是个“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叛逆。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家庭中，有谁理解他?因了和戏子琪官交结，他被父亲打得死去活来；因了瞧不起举业，不愿读八股文章，他被视作不务正业的孽子，常常被贾政斥为“畜生”、“孽障”，因了有一点平等思想，待丫环们稍稍亲热，母亲王夫人便时时提防，为此害死了一个金钏儿、逼走了一个晴雯。宝姐姐既劝他留意经济仕途，史妹妹也说：“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谈谈讲讲那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庶务。”因为琪官的事，他被打得丢了半条命，许多人都曾为此流泪，但大家又都责备他。袭人说：“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得这步田地!”宝钗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又暗想：“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并且不无责备地说：“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理解他的只有个林黛玉，她从不像宝钗那样说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的话，贾宝玉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活不曾?若她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表明了他把黛玉引为知已的原因。她在宝玉挨打之后，哭得“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好像也在劝戒，但又明显的不与宝钗、袭人同，在她面前，宝玉便敢“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甘心情愿的。’”可见平日两人正有情同、理同的地方。对于袭人、宝钗的劝戒看视，他可是只有感激，绝不会说出这番话来。宝玉怕看八股文，却喜那小说传奇，被黛玉发现： 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真正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将十六出俱已看完，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内心还默默记诵。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宝玉的一举一动全在黛玉的心中，了解实在是深，所以虽尚未见，已经知道这书决非《中庸》、《大学》那样的儒家经典；“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宝玉也确是深知黛玉，所以说“你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先前的藏，乃是怕的“别人”。果然黛玉看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他们之所以喜欢那《西厢记》，文词固然是个重要原因，戏中鼓吹的个性解放应该说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所以黛玉看了“只管出神”。他们看后的相互逗趣，黛玉和宝玉分别后听到梨香院女孩子唱《牡丹亭》的叹惜：“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便是证明。他们在追求个性解放方面实在是早已心心相映。 这个家庭确实有点怪，袭人与宝玉有过那样苟且的事，她却受到上至王夫人，下至宝钗这样一些颇有点道学味的人敬重。王夫人说：“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宝钗也说：“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她说话倒有些见识。”她们一个是在听袭人讲“君子防未然”，“已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后说这番话的；一个是在听袭人讲“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有黑夜白日闹的”之后有这种想法的。晴雯与宝玉干干净净，只是因为她“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又且不愿看人眉眼高低，便被“一口死咬定了”“是个狐狸精”，被撵出贾府，“担了虚名”而死。不为这个家庭见容的其实不是淫乱而是真情，这个家庭的当权者喜欢的不是诚实而是虚伪。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宝玉、黛玉的纯真爱情，更是从一开始便与这个家庭的奇怪道德逻辑，当然更与这个家庭最根本的利益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还在黛玉刚跨进荣国府的门槛之时，王夫人便告诫她别和宝玉亲近，说那宝玉 “若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了一句话，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许多事，所以嘱咐你莫睬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 王夫人一见黛玉，似乎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这对表兄妹若是亲近，定会发生她所不愿意让其发生的事情。而这种预感的产生，一则是出于维护贾府的利益；一则也是为巩固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权益——王熙凤到荣国府管家，实际便是王夫人维护这种权益的有力措施；而林家最先虽也曾封候，至林如海则只是一般的科第出身，已不再是大家庭，且黛玉的母亲又已过世。再加上林黛玉的那“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所传达出来的多情善感，轻灵秀慧的光彩，这种光彩在那个道德逻辑错乱的家庭中，很容易被视作一种不端庄稳重的表征。作者写宝钗时便特意突出她外表的“稳重和平”与之相对相形，就像写袭人的外表端庄以形出晴雯“狐媚”一样。 宝、黛果然相爱了，而且是建立在那样一种基础上的爱情!一个宝玉已经是“无法无天”，弄得贾府家沸宅腾，再加一个与宝玉同声相应的黛玉，又倘或黛玉再成了宝二奶奶，那还了得，更要离经叛道——用贾政的话说：“明日酿到他杀父杀君”了!她实在是不合贾府的择媳标准。而且，她又是那样地对自己的爱情不加掩饰，尽管她在其它方面“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在这方面却似乎怎么也掩饰不了，或者说越掩饰越外露：她和宝玉一起读《西厢》，读过后宝玉念了张生的一句道白：“我便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先是恼，说要“告诉舅舅舅母去”，但当宝玉告饶，她却“嗤的一声笑了”，并回了宝玉一句：“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这正是《西厢》红娘的道白。她显然不真恼，岂只是不恼，简直是在鼓励宝玉更进一步大胆表白。以后她又在潇湘馆中咏叹着：“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借《西厢》中莺莺思念张生时所念台词来表明自己对宝玉情恋热烈而出现的烦躁不安，甚至在酒宴上也失于检点地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唱词来行酒令(第四十回)。她的这种流露，当然是会被人发现的，宝钗就曾说她：“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而且，她对宝玉的多次探试考验，她和宝玉三日好两日恼的那种不正常表现，她对宝钗、湘云因妒意而起的公然讥讽，更一一地落在人们的眼中耳里。湘云在宝玉面前盛赞宝钗，宝玉道：“罢，罢，罢!不用提起这话了。” 史湘云道：“提这话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可是为这个不是?”袭人在旁“嗤”的一声，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口快了。” 湘云分明知道，袭人更是清楚，宝钗也不会不知。再加上那“疯疯颠颠”的宝玉有时更会忘情：有一次，宝玉正向林黛玉明白表露心事，林黛玉走了，他还站在那里出神，袭人突然来了，他竟 一把拉住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日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又有一次，紫鹃故意说林姑娘要回苏州来试探宝玉，宝玉竟因此“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已死了大半个了!”后见了紫鹃，拉住“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带了去!”一听说林之孝家的来瞧他，他“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罢!’”这事便已闹得全府上下无人不知了。在这样一个道德逻辑错乱的家庭中，暗地里男盗女娼的勾当不知凡几，而这种颇有点自由恋爱意味的正当举动却完全被视为有悖圣教，有辱家声的叛逆行为，是万万不能见容的。于是寄人篱下的黛玉时时感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她的那种多愁善感，无端流泪伤心，她的那种多疑多忌小心眼儿的性格，实际都与此有关。本就多病的身子在刀剑的相逼之中一天天地垮下去了。最后贾母、王夫人等一起，趁着宝玉糊涂的当儿，使用“掉包”之计，让宝玉与宝钗成婚，黛玉彻底地失望，终于含恨死去。美好的人性、纯洁的爱情终于被残酷的扼杀了。 再说那第二个内容层次。一座贾府，就像是一个社会，其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既有联合扶持，又有矛盾斗争，既有和平欢乐，又有因争斗带来的忧愁苦痛。而联合扶持实际是斗争的某种需要，和平欢乐则更形出悲苦忧恨。探春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算是洞悉贾府内情人对贾府人事关系的极其形象而又高度概括的说明。这种斗争，也和社会一样，方方面面，都集中到权与利的角逐这一点上。“老祖宗”贾母，是贾府表面上最高权利的所有者，实际大权却掌握在王夫人、王熙凤手中。于是便出现了邢夫人与王夫人的妯娌间的矛盾、邢夫人与王熙凤之间的婆媳矛盾。矛盾激化，邢夫人利用绣春囊事件向王氏家族利益的代表者发难，终于引发了抄检大观园的轩然大波。赵姨娘与王夫人之间关系尤为紧张，这表面上虽也是妻、妾矛盾，却与《金瓶梅》中所写的固宠吃醋之争全然不同，为的仍然是权益。这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贾环告状，宝玉埃打；贾环故作失手，将一盏油汪汪的蜡烛推向宝玉脸上，烧得宝玉左脸上一溜燎泡；赵姨娘请马道婆行魇魔法，使得王熙凤、贾宝玉“叔嫂逢五鬼”。贾环的“告状”“推烛”也许还是兄弟间的一时呕气。赵姨娘之所以要害宝玉同时又要害王熙凤，则明是因了财产的继承权和荣国府的掌管权。主子们分门别户，奴才也分派分系：“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时调唆着邢夫人生气”；周瑞家的、吴兴家的等却是王夫人、王熙凤的“贴近”人。借着那抄检大观园，矛盾便也来了个总暴露。王善保家的先告了晴雯；周瑞家的则借机搜查了司棋。晴雯是宝玉房中的丫环，司棋却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自然，主子间争斗，受害的却是奴隶。单单那次抄检，便撵走了晴雯，逼死了司棋，又牵连及四儿、芳官、藕官、蕊官等。形形色色，矛盾重重。只有那大观园的女儿国，尚相对的欢乐与和平。诗社中吟诗联句，酒席上猜拳行令，颇见出一片升平景象。但这种欢乐与和平恰与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局形成反照，更形出这悲剧气氛的浓烈。实际，就是这欢乐国度，也不无联合斗争。宝玉、黛玉、宝钗、湘云，晴雯、袭人、紫鹃，便既联合又斗争，当然，这不构成贾府矛盾的主要面。 矛盾的日益加剧是这个家族衰败的重要原因，家族内“一代不如一代”的儿孙的骄奢淫佚，是这个家族败落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贾府中有个曾在战场上救过主子命的老奴焦大，就曾哭骂过：“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柳湘连也对贾宝玉说过：“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宁国府中贾敬死了，贾珍贾蓉父子到铁槛寺奔丧，“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哭哑了方住”，确乎孝子贤孙一般。可稍一有空，贾蓉使跑去和两个姨娘打情骂俏，又当着姨娘的面抱着丫头亲嘴，丫头“恨得骂”他，他却笑着说：“从古到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叫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婶子那样刚强，瑞大叔还想他的帐：那一件瞒了我?”贾珍也乘空去与“他小姨子们厮混。”而那个被贾蓉称为二叔的贾琏，则趁着凤姐做寿，也不管女儿出痘子不洁，便和仆人鲍二的妻子百般淫乐，后来见贾珍的小姨子尤二姐漂亮，又逼着尤二姐的未婚夫退亲，瞒着凤姐娶了尤二姐作妾；“胡子苍白了”的贾赦，竟让老婆去母亲“老祖宗”跟前讨要丫环鸳鸯为妾。可以说，在这个外表庄严的勋戚世家，充满了淫乱和罪恶。作者正是借焦大、柳湘连的话对这种荒淫无耻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抨击。贾府的糜费奢侈，则更是令人吃惊，府内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日常穿金戴银且不说，府内筵宴上的山珍海错、美味佳肴也不说，单说那秦可卿的丧事，贾妃省亲的耗费奢华：秦可卿的棺材，一千两银子也买不到；出殡之时，一百八个和尚拜忏，九十九个道士打醮，一百二十人打杂，为了风光体面，还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为贾蓉捐了“御前侍卫龙禁卫”；元春省亲，光一座省亲别院，占地便是三里半，这一次省亲总共耗资多少，作者没写，只“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支银便是三万两，“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帘帜帐幔的使用”，又是二万两，连元妃也说是“太奢华过费了”；于是，钟鸣鼎食的贾府从“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终到“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彻底地败落了。 最后说那第三内容层次。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冷子兴对荣国府的介绍：“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看，《红楼梦》一开书，那贾府便已开始了衰败。早先的贾府是个什么情形，书中没详写，只第四回的“护官符”能让人看出个大概：“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它是那样富有的四大家庭之首，自然是火红鼎盛了。就是《红楼梦》开书，贾家已开始衰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些”，所以，还是“烈火烹油”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上面写到的秦可卿出殡的排场，元妃省亲的铺张，大观园女儿国吟诗联句的欢乐，还有尚未叙及的贾母“两宴大观园”、“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王熙凤效戏彩斑衣”等，都显出了这一点。作为贾府鼎盛标志的，自然是元妃省亲。借着那浩荡皇恩，本以为贾府会因此而中兴起来，却不料贾元春选了凤藻宫两年，虽也“按时按节”赏些“彩缎、古董、顽意儿”，但贾府每年赔出的却有“几千两银子”，头一年省亲盖花园还不算。所以贾蓉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再如儿孙不肖，糜费无已，贾府终逃不脱盛极而衰的规律。省亲的终结，实也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贾府的许多人尚在迷迷糊糊的梦中，有识如探春者已是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掌家的凤姐当然更是清楚：“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若不趁早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于是探春思量并实施着改革省俭，希望能够回天，却终于无回天之力。元妃死后，政治靠山倒了，亏空再也无法弥补，又逢了抄查，贾府“一败涂地”了；若说元妃省亲是贾府的鼎盛标志，则她的死便是贾府真正衰败的标志。元妃薨逝、大变迭起，紧接下来便是宝玉疯癫，黛玉魂归，宝、黛爱情在无限凄惨的浓重悲剧气氛中结束；不多久探春远嫁，凤姐遇鬼，大观园闹妖，宁国府遭抄，迎春故世，贾母逝去，鸳鸯自尽，恶奴招盗，妙玉遭劫，赵姨娘中邪，王熙凤死去，惜春出家，最后宝玉也离家出走，做了和尚，真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此，作者也完成了对“一个真实的家庭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的“并无讳饰”的描述。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以世情小说这个系列而言，同是写男女爱情，就思想说，才子佳人小说在孔孟之道的一心一性之中楔进了一个情字，主张择偶要重才重色重情，要求才色相当而非门当户对，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才子佳人产生爱情，只讲才色，离传统的婚恋观念并不很远；《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却是一种全新的，在过去的小说中从来没有表现过的对人性解放、传统礼法的理解感受完全一致、思想感情、人生道路完全相同的爱情，是一种对旧的婚恋双实行背逆的爱情，决不只是守“常”达“变”、尊“经”从“权”。宝黛的爱情所闪耀的火花，比起才子佳人小说来，自然更其耀眼。而且，才子佳人小说作家过重现想，这就难免违背生活真实，它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便很有点构筑空中楼阁、粉饰生活之嫌。《红楼梦》不同，它遵循生活的逻辑规律，“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所重是现实，是理想现实中的破灭，是美好在丑恶压迫下的败亡，因而“转成新鲜”，(1)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还以世情小说这个系统而言，同是写家庭生活，《金瓶梅》的作者固然看到了社会的腐败，感到了前途的无光，因之，他写了个充满丑恶、淫荡，充满着各种坏人、恶人的家庭的霉变、败亡；《金瓶梅》的作者认为，西门府的败亡，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恶死，正是他们作恶的结果。吴月娘积善便得善终，这便是他的一线之光。因此，究其实质，仍未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哲学范畴。可《红楼梦》却不同，一座贾府，善善恶恶，各色人纷呈并现，最终也落了片白茫茫大地，颇有点“金石俱焚”的意味，这就决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哲学命题所能涵括：想一想宝、黛的爱情悲剧，想一想宝钗的悲剧婚姻，想一想大观园中那群天真可爱的女孩子的离散、变故、乃至死亡，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曹雪芹虽也未必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不是靠几个人物的行善、或者说不是靠一些善良人所能挽救得了，他实也不过“是贾府的屈原”，他的那部《红楼梦》就是“篇《离骚》”——无韵的《离骚》，他的写贾府也“并非要打倒贾府”，不过对贾府感到深深地失望，感到“补天”“无才”；但我们又不能不说，他的认识比《金瓶梅》的作者更为深刻，同是对那个丑恶现实充满失望，而他的失望也更见深沉，他的那部《红楼梦》也更具艺术感染力。 注 ① 分见鲁迅《集外集拾遗·<绛花洞主>小引》、《中国小说史略》。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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