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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为什么要以《石头记》为“本名”?甲戌本《凡例》说：“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索隐派红学家蔡元培说：“书中序事托为石头所记，故名《石头记》，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石头记索隐》)笔者认为，这些仅指出了其外表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作品的主人公贾宝玉就是“顽石幻相”，脂批一再称他为“石兄”，他所钟爱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即因“西方有石名黛”而得名，所谓“宝玉”、“黛玉”的“玉”，也就是“石之美者”(《说文》)之意，何况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矛盾，还是贯串全书的一条故事情节的主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人作更加深入的思考：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突出地写“石头”?写“石头”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由此我们对《红楼梦》又可获得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一、作者为什么要突出地写“石头” 首先，它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土壤之中。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拜石头的文化传统，石头不但可以补苍天，堙洪水，而且还具有母体的生殖功能。《淮南子·修务训》即称：“禹生于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又称禹的儿子启也生于石。 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 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 对此，清代马骗《绎史》卷11引《遁甲开山图》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水，尧知其功，如古人禹知水源，乃赐号禹。 这里说大禹的后代禹乃女狄吞石子怀孕而生，跟贾宝玉衔玉而生，说大禹是“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三千六百岁”又生禹，跟贾宝玉是女娲炼石补天所遗弃的一块顽石为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这其间不仿佛有着某种相似相承的联系么?无论是女娲的补天石或由石而生的禹，都一直被我们民族视为人类苦难的拯救者，幸福生活的创业者，美好未来的开拓者。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当然跟补天石和由石而生的禹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作者有意赋予这个艺术形象以民族文化的基因，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其次，在传统文化的薰陶下，我们民族还形成了一种喜爱以石头为象征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宣称：“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我国宋代著名画家米芾也以癖性好石著称。《宋史》卷444本传，说他知无为军，入州廨，见立石甚奇，即命袍笏拜之，呼为“石兄”。宋《高僧传》卷九《唐南岳石头山希迁禅师》称，唐高僧希迁，师事六祖慧能高弟行思。天宝初，居衡山南寺，寺东有石，其状如台，乃结庵其上，时号“石头和尚”。石头成了他们表现自身桀傲不驯，刚强不屈的思想品格的化身。这跟作者以“顽石幻相”来突出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岂不是一脉相承的么? 石头还意味着情深意坚。如《文选》晋代潘安仁《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唐代杜牧《樊川集》卷2《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镇全蜀》诗：“同心真石友，写恨蔑河梁”。我国民间不少地方都有“望夫石”的传说，那“望夫石”便是夫妇情谊的结晶。宝黛爱情的坚贞不渝，不也如“同心真石友”一般么? 石头既能补天救世，当然更可消灾镇邪。我国民间旧时人家正门，正对桥梁、巷口，常立一小石碑，上刻“石敢当”三字，以为可禁压不祥。颜师古对《急就篇》“石敢当”注称：“敢当，所向无敌也”。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性格，虽不能说“所向无敌，”但是其勇于压邪的精神却是封建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石头还有镜子的功能，可以帮助国人治病。如《述异记》卷下称；“日林国有神药数千种。其西南有石镜，方数百里，光明朗彻，可鉴五藏六府，亦名仙人镜。国中人若有疾，辄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药饵之，无不愈。其国人寿三千岁，亦有长生者。”《石头记》之所以又称《风月宝鉴》，显然也有给国人“可鉴五藏六府”，知病治病之意。 上述事实说明，我国以石头为象征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其内涵是颇为丰富的，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石头”还突出地体现了作者所处的那个“天崩地解”时代的新思潮和曹雪芹的文化个性。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已经对代表封建制度之“天”的君主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揭露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指出古今之君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明夷待访录·原君》)正因为今天的君主，已经成“为天下之大害”，成为“寇仇”、“独夫”，为“天下之人”所共“怨恶”，所以他们所代表的“天”已经无法可“补”。这一点已成为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他们纷纷认为“昔日女娲炼石补青天”，如今那补天石却只能被“吹汝墮入尘埃间”。如跟曹雪芹处于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9)在他的《题罗生画石扇面为张矴山》中写道： 罗生十日画一石，嶙峋不异千仞山。似从昨夜姑臧至，二十八宿森斓斑。此时七月苦炎热，漫肤多汗行路难。张君特此动摇微风发，石气随风生薄寒，使我凛烈自顾忽觉衣裳单。我闻昔日女娲炼石补青天，余此一握苍且坚。一朝大风从北来，吹汝堕入尘埃间。溪旁久卧胡不起?视彼后者加之鞭，直使驾桥渡海去，东看日出扶桑边，石乎胡不含滋吐润惠四海，空存大骨硗硗囗囗然?我今斋戒发取视，应得金简玉书九疑东南宛委篇!不然缇巾什袭空见怜，无殊瓦甓何足观! 在他的《重九后五日同人䜩集分韵得佳字》中，更明确地指出： ……青天破碎不可补，谁能炼石烦女娲。噫吁嘻!丈夫不得嘘气贯赤日，文华纵好无根荄。群生万物一无济，漫自矜饰云吾侪。良夜风流偶翕聚，明晨日出当分乖。髀肉易生时易迈，泪痕霑湿难磨揩。这跟曹雪芹以“一把辛酸泪”，写“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顽石，岂不是互为呼应的么?须知，曹雪芹的所谓“无材补天”并不是指石头自身不具备补天之材，它本身跟为补天而炼成的“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毫无二致，祇因“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将它“弃在此山青埂峰下”“未用”，才使它“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可见责任不在顽石自身，而在娲皇氏对它的弃而不用。这不就是说，是“天”，本身“破碎不可补”么? 敦敏兄弟的诗证明，爱石、画石，酒酣以石击节作歌，这恰恰是曹雪芹的文化特质和个性特色。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有一首《題芹圃画石》的诗：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岣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魂礧时。 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下，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不但没有压倒他，相反却造就了他那一副如顽石般的傲骨。他用石头的嶙峋支离，来表现他那为人的刚直不阿、锋芒毕露；用如椽的大笔，通过画出石头的高低不平，来发泄其对现实不满的种种不平之气。把他的这种画石，用来说明他写的《石头记》，岂不也很恰当么? 他在《石头记》第一回还写道：石头“不得已，便口吐人言。”清代陈其泰批曰：“石竟能言，可发一笑。石言本《左氏》”。查《左传》昭公八年，记载所谓“石言”，乃指统治者“作事不时，怨囗言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的意思。后人用“石能言”典，都是为了对世事表示揭露和愤慨。如李商隐的《明神》诗：“莫为无人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白居易《青石》诗“青石出自蓝田山，兼车运载来长安。工人琢磨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赵翼《闻心余京邸病风却寄》诗：“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语果为灾。”由此亦可见曹雪芹由爱石、画石而写石头“口吐人言”，绝非偶然，是有其文化背景，并反映了他的创作心态的。 以上说明，曹雪芹的《红楼梦》突出地写石头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时代思潮、作家个性爱好的关系，就象母子关系一样亲密无间，只有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之中，才有助于我们认清问题的真相。但是，《红楼梦》对历史文化又毕竟不只是因袭和继承，更重要的是创造和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它如何通过对石头的描写，打破种种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寓广泛深刻的哲理于真实生动的小说艺术之中。从而使我们民族文化获得了崭新的创造和重大的发展。 二、 通过写“石头”所揭示的哲理意蕴 顽石与宝玉 据书中所写，贾宝玉既是本来同样可用而终于未用作“补天”的“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中的一块，又是“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的宝玉。作为顽石，本属“补天”之材，只因被娲皇弃置未用，才落得“无材不堪入选”的可悲下场；所谓“宝玉”，不过是“顽石幻相”罢了。何谓“顽”?辞书上注称；钝也(《玉篇》)，愚也(《广韵》)，痴也(《韵会》)。作品也写贾宝玉“自恨粗蠢”，自称“蠢物”，写茫茫大士嘲笑他，“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还引用后人以《西江月》二词说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在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答挞”中，他的父亲贾政认为，听任其性格发展下去，有“明日酿到他弒君杀父”的危险，因此他要下狠心“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这即表明，贾宝玉那顽石般的思想性格，跟封建统治阶级是处于对抗性矛盾的地位，尽管这种对抗还是潜在的，有待于“将来”的发展，但是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经确凿无疑。你看即使贾宝玉已经被打得“由臂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他也依然昂首挺立，毫无认错或悔过的表示，真有点宁死不屈、“死不改悔”的精神，表现了新生力量不可战胜的顽强生命力。可见他这种顽石般的性格，只不过在封建世俗之见看来，是傻，是蠢，是痴，是所谓“假宝玉，真顽石也”，而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又恰恰正是他坚持不走封建阶级为他安排的读书中举、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不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向封建势力低头认错，不跟封建世俗同流合污，顽强不屈地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宁为“顽石”不作“宝玉”的叛逆性格的生动写照。或者说，他对于封建阶级来说，是真“顽石”，而封建家长如贾母却又把他当作如宝似玉的“命根子”；对于林黛玉等进步倾向的人来说，他的可爱又确实“是美玉无瑕”。顽石与宝玉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之中，他引人思索，他耐人咀嚼，他发人深省：究竟该做“顽石”还是该当“宝玉”?做谁的“顽石”?谁的“宝玉”?贾宝玉的选择，不只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抉择。 真 与 假 作者在《红楼梦》中塑造了贾宝玉与甄宝玉两个人物形象，这“贾”“甄”二字，显然是“假”“真”二字的谐音，有其哲理意蕴。那甄宝玉与贾宝玉，原来不仅名字一样，长的“模样是一样”，“淘气也一样”，“天天逃学”，“顽劣憨痴，种种异常”，极喜跟女孩儿在一起，把“女儿这两个字”，视为“极尊贵、极清静的”，要那些“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只是后来经过一场大病。甄宝玉“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顽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如今渐渐地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以致贾宝玉视甄宝玉为“禄蠹”，说：“只可惜他也生了这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续作者为什么要把甄、贾两个宝玉塑造成思想性格如此冰炭不投呢?清代陈其泰于第93回回末的批语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好好一块真宝玉，一为世情所移，便成了俗物。而世之好俗物者，无不以此为真宝玉，反以不雕不凿，全其天真者为无用之物，而讪笑之，唾骂之，且瓦砾视之，则以为贾宝玉云耳。作者憨焉。故特设此两人，以见世之所谓真者反假，而所谓假者实真也。茫茫宇宙，舍林黛玉其谁识之哉”。 真与假，还表现在对其它一些人物和事情的描写上。如黛玉按照自己的个性好恶，处处讲真话，追求真情，待人以真诚。而得到的却是忌恨、厌恶和中伤；宝钗则按照封建势力和世俗的需要，到处逢迎讨好，使乖弄巧，裝愚守拙，假情假意，却博得贾府上下的一片称颂夸赞。贾瑞之所以上了凤姐“毒设相思局”的当，就是因为他以假为真，上了当还不吸取教训，“拿起‘风月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入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结果一命呜呼。直气得贾代儒夫妇大骂妖镜，“遂命架火来烧，只听镜内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庚辰本脂批指出：“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正面是假，反面是真，而世俗则往往喜假不喜真，爱瞧正面不爱瞧反面。这种真假、正反里面，又该是寄寓着多少发人深省的哲理意蕴呀! 自然与人工 宝黛的“木石前盟”，是由知己之情、生死之交自然形成的，而所谓“金玉姻缘”，即薛宝钗的金锁和由顽石变成的假宝玉，则是和尚按照封建家长的旨意故弄玄虚地人工捏成。对此，作品交代得很清楚。如作者在第28回写“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这里即点明，金玉姻缘实即是薛宝钗母亲和贾府的最高权威元妃的旨意。陈其泰的批语也指出：“宝钗有金锁，何以自其来时至今许久，始出现耶?金玉姻缘，明是人力造作矣。黛玉见宝玉问有玉否?即答曰：我没有。何其光明正大也。后文黛玉恶金玉之说，正为金锁来历不正耳。” 所谓“自然”，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它如同自然界一样，意味着具有不容抹煞的客观性，不庸置疑的合理性，不可改变的规律性，不能抗拒的必然性。诚如成之的《小说丛话》所指出的：“女娲氏乃开辟以来之代表，曰女娲氏所造石，言人性原于自然，与有生以俱来也。”陈蜕的《红楼梦石头记泛论》也指出：“青埂峰者，情根也。宝玉之玉，粹然无瑕，倚于情根，与有生俱来，人皆有之，人皆失之，转合未失者摔且砸，幸其坚耳，几于毁矣。黛玉有而不自夸，史太君之言(指贾母说，林黛玉的玉因其母死舍不得她，遂将她的玉带去了——引者注)非微旨欤!宝钗金锁，全出人功，虽镌字相符，为世所珍，非人所信。”可见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冲突，实质上也是自然与人工的矛盾的反映。 崇尚自然，是反对人工扭曲自然，而并非一概排斥人工。如作者写贾宝玉谈到大观园布局时所说：“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尽管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但由于他们竭力追求人的个性的自然发展，就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薛宝钗的性格可憎可悲之处，就在于她总是耍扼杀自己的个性爱好，使之服从于、适应于封建势力的需要。如贾母叫她点菜点戏，她不按自己的爱好来点，而以贾母的爱好来代替自己的爱好。她还帮助封建家长劝说贾宝玉追求功名利禄，成了被宝玉斥之为“讲混帐话”的禄蠹式人物，但她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屈从于封建统治压力的结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小时候“也是个淘气的”，“够个人缠的”，跟姊妹弟兄们一样，“都怕看正经书”，而偷看诸如《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等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作品，“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她以扼杀自身个性的自然发展为代价，赢得了与贾宝玉的婚姻，却因为没有赢得贾宝玉的爱情，而年纪轻轻就成了活寡妇，落了个“运败金无彩”、“金簪雪里埋”的下场。这就不只是她个人的婚姻悲剧，也是她的人生悲剧，更是那整个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作者从自然与人工矛盾的角度，使《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人物的社会典型意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升华。 有情与无情 胡寿萱《论红楼小启》指出：“开卷即以神瑛侍者灌溉仙草，绛珠今生还泪发端，明明示人以趋炎拊势者流不念故候，尚不如草木之有情，犹思图报也。……可以人而不如草乎7故为之歌曰：‘绛珠还泪日消魂，草木犹思灌溉恩。愧煞趋炎多热客，秋风冷落故候门’。”所谓“不念故候”、“冷落故候门”，这固属借题发挥，但以木石尚且有情，人岂能无情，来突出地强调有情的重要和无情的荒唐，则无疑地是说明了《红楼梦》作者创作意图的一个方面。 情与理的对立，是封建社会面临没落时期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即指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为什么会出现人反而不如草有情呢?这就是由于封建理学扼杀人的正当情欲的结果。 有情，不惜以自己的整个身心乃至生命，去追求人生正当的情欲。这也是贾宝玉、林黛玉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庚辰本第九回的批语称：“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所谓“情不情”，据甲戌本第八回眉批，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所以他对一花一草皆充满着情意，对奴婢也不乏关怀、体贴之情。所谓“情情”，即对有情者皆报之以情。她对贾宝玉那生死不渝的爱情，固不用说，即使对她的情敌薛宝钗，一旦她对自己表示一点关怀之意，她即以无比真摯深厚的感激之情，对她坦陈：“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不但宝黛二人有情之至，即使连宝钗有时也不免流露有真情。无情的只是封建势力，最突出的如他们制造的金玉姻缘的邪说，给宝黛二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以致贾宝玉连在睡梦中都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黛之间的反复争吵，乃至宝玉拚命砸玉，其根本原因，无不由于是封建家长制造的金玉姻缘邪说在作祟。如同陈其泰在第29回回末的批语所指出的：“总之因有金玉之说，而黛玉之忧疑起，亦因黛玉心中有金玉之说，而宝玉之烦恼生。”以无情的金玉之说，来折磨和扼杀生死相爱的有情人，在这种有情与无情的尖锐冲突和强烈反衬之中，就不仅使宝黛等人物形象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统治那整个社会的封建势力，既然如此残酷无情、腐朽荒唐，那还有什么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可言! 富贵与贫贱 大某山民姚燮于《红楼梦》第一回回末评曰：“神瑛与绛珠，一草一石，所谓木石缘也。人皆重金玉而贱木石，岂天意亦与为转移耶?”“天意”之说，虽毫不足据，但以“金玉”代表富贵而为人所“重”，以“木石”代表贫贱而为人所“贱”，这倒确实是道出了作品所寄寓的一个重要意蕴。有作者的描写为证：当贾宝玉把元春送给他和宝钗同样的端午节礼，分送给黛玉拣她喜爱的留下时，却遭到了黛玉的拒绝，后来宝玉笑问她：“我的东西叫你拣，你怎么不拣?”这时作者写黛玉答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她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动疑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誓?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可见在宝黛心里既不信金玉之说，更不信什么“天意”，林黛玉真正的“心病”，是自己出身于破落家庭，父母早逝，过着寄入篱下的生活。所谓“草木之人”，不只如甲戌本脂批所说：“自道本是绛珠草也。”在艺术上有前呼后应的作用，更重要的还反映了她的家庭确实已破落到一无所有的贫贱地位。尽管她在贾府依仗外祖母仍然过着小姐生活，但这种破落家庭出身使她不能不时刻小心留神，生怕人家瞧不起她。贾宝玉的阶级地位虽然是公子哥儿，但他尚未当家，用他的话来说，他“一点儿做不得主。”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倾向跟他所依附的封建阶级格格不入，被他们视为“孽根祸胎”，而对被压迫者则寄于热烈的同情，因而被藕官等下层人民视为跟“自己一流人物”。作者的艺术描写表明：宝黛的叛逆思想以及他俩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自由爱情，是属于贫贱者——“草木之人”的，他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富贵，而是精神上的自由和愉快；至于金玉姻缘，则是属于富贵者的封建婚姻，如同恩格斯所说：“婚姻都是由两方面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种由阶级地位决定的婚姻，即使如富贵至极的皇妃——贾元春的婚姻，其在精神上也痛苦不堪，等而下之，贾赦与邢夫人、贾政与王夫人、贾琏与凤姐、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也统统都是物质上富有，而在精神上则毫无幸福可言。可见《红楼梦》作者是着意对“世皆重金玉而贱木石”要反其道而行之：重木石而贱金玉，亦即重贫贱而贱富贵。作品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不只局限于爱情婚姻问题，而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政治哲理意蘊。 重物与重人 所谓“金玉姻缘”，实际上是以“金”与“玉”为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模式，起决定作用的是男女双方家庭的阶级地位，而不是男女自身基于思想和性格、才能和品貌的性爱。也就是说，重物不重人。不只在婚姻问题上是如此，漠视人权也可谓是整个封建专制普遍性的特点。以人为本，重人而不是重物，则是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 《红楼梦》作者把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斗争，上升到了重物还是重人——封建专制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民主思想——两种思想尖锐斗争的高度，使之具有深广的哲理意蕴。如当林黛玉刚进贾府，与贾宝玉初次相会时，便写宝玉因听说黛玉没有玉，就“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得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这里写贾宝玉与贾母对待“玉”的不同态度：一个斥为令人厌恶的“劳什子”，一个则贵重得视为“命根子”；一个认为“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就“没趣”，一个则认为“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而那块宝玉却摔不得。这就形象地反映重人与重物、民主平等与封建专制两种思想的矛盾冲突。我有，就要家里姐姐妹妹都有，这不是含有民主平等的思想么?主子生气，就可用打骂人来出气，这不是封建专制思想么? 重玉还是重人，这是作者贯穿《红楼梦》全书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如第29回写宝黛因金玉之说而发生口角后，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这邪说不重我”下有着重号）。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而宝玉内心想的却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可见重人而不重金玉邪说，这是宝黛爱情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一。 续书第117回写贾宝玉要把那块玉还给和尚，宝钗、袭人拦住不肯，宝钗夺了玉，就叫放了宝玉，这时宝玉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你们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这显然是继承了前八十回反对重玉不重人的思想，而揭露和嘲笑了封建主义思想的专制性和荒谬性。 荒唐与真实 女娲炼石补天，以及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故事，本来都是荒唐无稽的，所以作者特地写了有诗嘲曰：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作者不仅直言他所写的故事是“已荒唐”、“又向荒唐”，而且在全书开头的标题诗中，干脆说他写的是“满纸荒唐言”。这就是说不仅书中的神话故事是荒唐无稽的，并且连书中所写的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书中主要人物性格“金无彩”、“玉不光”的悲惨遭遇，乃至“白骨如山”、“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妇女命运等等，也统统都是那个“荒唐”的社会造成的。 在《红楼梦》中，作者有大量的正面描写。例如宝黛爱情，分明是真挚、纯洁、美好的，作者的态度也显然是对其热烈赞美和由衷讴歌的。这类正面描写又怎么能算“荒唐言”呢?如果我们不是把这种正面描写从全书中割裂出来，而是把它放在全书的整体架构中来看，宝黛的美好爱情之所以遭到人为的毁灭，竭力按照封建传统观念行事的薛宝钗，之所以也只能落得可悲的下场，作者之所以采取“悲金悼玉”的态度，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造成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任何个人的罪孽，而在于那整个封建社会实在太荒唐了。可见所谓“满纸荒唐言”，是指《红楼梦》的整体架构，亦即指《红楼梦》所描写的那个社会整体而言的。 这也就是说，构成“荒唐”的，并不是由于个人命定的缘份，而是由于人为的社会。为此，续作者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成婚，特地写成是在贾宝玉失玉之时，还写林黛玉“心里说道：‘和尚道士的话真个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缘，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而在丢了玉的情况下，贾母却仍然执意要娶薛宝钗为孙媳妇，说：“我们两家愿意，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再者姨太太曾说，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宝丫头过来，不因金锁倒招出他那块玉来，也定不得。”贾宝玉明明是为爱林黛玉而得了相思病，封建家长却要通过娶薛宝钗来给宝玉“冲喜”，说“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只怕就好了。”连袭人都预感到，这是“一害三个人”，“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续书这样写，显然更加突出了封建家长坚持金玉姻缘的荒唐和愚昧，可笑和可悲，跟原作者所要求的“满纸荒唐言”，是大体上吻合的，只不过比前八十回显得较为浅露罢了。原作者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则在于他把封建社会写得愈是真实，而愈显得封建社会的荒唐和不合情理。这就足以使人们对于整个封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引发怀疑和思考。 以上说明，《红楼梦》中对“石头”的描写，不是局限于所写的故事题材本身，而是如同聚光镜中的焦点一样，集中了顽石与宝玉、真与假、自然与人工、有情与无情、富贵与贫贱、重物与重人、荒唐与真实等多方面的哲理意蘊，具有永久引人思索、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的巨大张力和丰富内涵。 三、 通过写“石头”所体现的艺术功能 首先，它具有使小说艺术与真实生活拉开距离、增加朦胧美的功能。《红楼梦》当然首先具有生活的真实，如同作者所说，它“追踪躡迹，不敢稍加穿凿”，但在此基础上，它又通过顽石补天、绛珠草还泪、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等象征手法，使小说艺术又跟真实的生活拉开了距离，这就使读者感到既如日常生活一样真实可信，又如雾里看花，别具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同时由于明知顽石补天、木石前盟等等纯属作者的艺术虚构，是实际生活中所不可能发生的“荒唐言”，从而又由此及彼地反衬出作者所写的一切，尽管是道道地地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却仍然具有荒唐性，所谓“满纸荒唐言”也。至于顽石与宝玉孰真孰假，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谁胜谁败，则更增加了令人深思猛省、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若是删去了这些纯属艺术想象的象征性描写，而完全采用严格、纯粹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那就很难设想会收到现在这般美妙神奇的艺术效果。 其次，它在时间与空间上，把有限延伸到无限，具有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的广阔余地的功能。如在时间上，宝黛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且一个是女娲补天时遗留下来的一块顽石，一个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在空间上，作者重点写的是他们今生的现实世界，但同时又扩展到了他们前生的神仙世界和来生的理想世界。它不是宣扬宿命论，而是借用佛家的“三生”说，来揭露、批判和憎恨丑恶的社会现实，赞美和向往回归自然的纯净理想。如写宝玉的“三生”是：顽石——宝玉——顽石。黛玉的“三生”是：绛珠草——黛玉——绛珠草。他俩的结局，不是停留于人间社会的出家和死亡，而是来自大自然，仍旧回归大自然。用续书结尾的话来说，这叫顽石复原，仙草归真。作者把人间社会的一切，都归结为违背自然的“荒唐言”，而把回归自然则当成人类的最佳理想。这就使读者不只是把注意力完全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宝黛，而是必然在时间上延伸到女娲补天以来人类遭遇的命运是荒唐还是合理，在空间上扩展到人类的前生和来生，究竟应该向往和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通过这种诱发读者作充分的想象和深入的思考。就使作家的艺术描写具有更加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内涵。 其三，它通过写宝玉来自无材补天的顽石和黛玉来自绛珠仙草，还具有从石性与玉性、泥性与水性、草性与仙性，等等，多层面地展示和丰富人物性格刻画的功能。如贾宝玉形象，从其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追求个性自由和对自由爱情的坚定、执着来看，他具有顽石般刚强不屈的叛逆性格；从他那公子哥儿的地位身份来说，他养尊处优，被贾母等封建家长视为如宝似玉的命根子，又具有娇生惯养、高贵无比的所谓“玉性”，这种“玉性”既有其娇贵、美好的一面，同时又必然使他沾染上了好吃女孩儿嘴上的胭脂，强使袭人跟他偷试云雨之事，踢丫环，摔东西，动辄耍公子哥儿的脾气，具有作为“泥做的骨肉”——臭男人所特有的“泥性”的一面。而林黛玉作为女孩儿则是“水做的骨肉”，有如水一般纯洁美好的“水性”；她“癖性喜洁”，坚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如污淖陷渠沟”的人生道路，有作为绛珠仙草所特有的那种充满灵气、超凡脱俗的“仙性”，同时又有整天多愁善感，爱哭鼻子，象草一样柔弱的“草性”；好在她并非一味地柔弱，而是柔中有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着草所特有的韧性；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对于来自封建家长和世俗的种种压力，她是坚定执着、宁折不弯的、具有顽固不化的“石性”；而在宝玉眼中，她是“真香玉”，又有可敬可爱的“玉性”。可见这一切都对宝黛等主要人物的性格起到了多层面地展示和丰富的作用，使他们的典型性格具有无比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典型意义远远超越其自身阶级的属性而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广延性。 由于作者在题材内容上把真实与荒唐相结合，在人物活动的时间与空间上把有限与无限相结合，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把石性与玉性、泥性与水性、仙性与草性相结合，这就使《红楼梦》既具有艺术的真实美，又有着想象的独创美，既具有生活的诗意美，又有着耐人寻味的哲理美，既具有复杂的人物性格美，又有着自然的人生理想美。它所发挥的艺术功能，就象火一样炽热，象水一样纯净，象彩霞一样绚丽，象太阳一样光辉，象泰山一样崇高，象大海一样深沉，使读者不能不为之动情，不能不为之陶醉，不能不为之深思，不能不为之称奇道妙。乃至不禁拍案叫绝! 四、 由此可使我们获得哪些新的认识 首先，它使我们认识到曹雪芹颇具有辩证法的思想。他对于顽石与宝玉、真与假、自然与人工、有情与无情、富贵与贫贱、重物与重人、荒唐与真实等一系列问题，皆有着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因而他能透过现象揭示其本质，使人们能够清醒地看到，那种喜宝玉而厌顽石，以假当真，人为地扭曲自然，用无情来扼杀有情，爱富贵憎贫贱，重物轻人，视真实为合理而无视其本身的荒唐性，如此种种世俗的谬误，在作者看来统统是历史的颠倒，必须把它们重新颠倒过来，从而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足以“令世人换新眼目”的非凡的艺术效应。 其次，它使我们认识到曹雪芹的爱石、画石、酒酣以石击节作歌，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既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具有顽石般刚强不屈的傲骨，又有“石能言”的愤世嫉俗、勇于抗争的精神。他所写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等等，实质上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甚荒唐”的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对人类真正的故乡——自然本性的积极肯定和向往。 第三，它有助于使我们认清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要充分肯定他们对于封建的人生道路和封建世俗，具有顽石般的反抗性和叛逆性，又要看到他们身上必然具有的“泥性”和“草性”。作者在他们身上不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而且把他们写得极其真实，符合他们所处的环境、地位和身份。作者是多层面地展开人物性格刻画的，我们也必须从多层面来认识《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 最后，它还使我们认识到《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有三个个不可分割的层面：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其表层；揭露所有悲剧之源——整个现实社会“甚荒唐”的社会悲剧，是其深层，而刻画“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丧失“自我”，背离人的自然本性的整个人生的悲剧，这才是其核心层。回归自然，恢复“自我”，《红楼梦》作者所追求的这个人生理想，虽然还很朦胧，但它却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 总之，整个社会和人生，过去和未来，从《红楼梦》的写“石头”，皆可由“一斑”而窥“全豹”。作者所选择的“石头”这个独特的视角和象征物，其所以如此神通广大，就在于它如同一滴水可以映照大千世界、一脔味可知脍炙之美一样，是切合由特殊到普遍的创作规律和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律的；它不愧为作者打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和写法的伟大创造。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