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人们对《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中贾宝玉《姽婳词》的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姽婳词》的思想内容非常反动，是曹雪芹政治观点的严重缺陷。其证据是：在《姽婳词》中，贾宝玉歌颂了林四娘镇压农民起义的“英雄事迹”，从而断定贾宝玉及其作者曹雪芹痛恨农民起义。对于《姽婳词》在小说中的作用及此段情节与小说整个情节的联系，他们又认为是“强行插入的，给人以仿佛游离的感觉”，在作品的艺术结构中是一个大赘笔[1]。言外之意即曹雪芹根本不应该安排《姽婳词》这段情节。 另外，也有同志认为《姽婳词》“是贾府被抄的导火线”的，因为《姽婳词》里有骂天子的话，跌入了“文字狱”的深渊，从而导致贾府被抄[2]。以上这两种意见，我都不敢苟同。下面略呈鄙见，希望能得到专家们的教正。 一 要正确理解《姽婳词》的思想内容和在小说艺术结构中的作用，应首先弄清楚贾宝玉作《姽婳词》的前后背景。 由于绣春囊事件，王夫人亲自操纵抄检大观园，最后无端地把病危的晴雯逐出园外，致使她含冤惨死。宝玉目睹这一切，悲愤已极，正想作一篇祭文哀悼她，却被王夫人的丫头叫去到了贾政处。此时贾政正“奉恩旨，着察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奏请各项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至礼部，备请恩奖”。贾政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林四娘为报效主子而疯狂镇压黄巾、赤眉起义军余部，结果被杀这样一件所谓“风流事迹”来。应该说，宝玉这时被叫去作《姽婳词》，是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的。宝玉正为晴雯屈死而悲，忽被叫去作《姽婳词》，是偶然的。但在第七十八回的回目里有“老学士闲征姽婳娩词”，这一个“闲”字，就说明贾政每天都是悠闲无事，每天只想着如何才能得到皇上的恩宠，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官儿做大。既然皇上下了这道“恩旨”，那贾政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晋升机会的。然而他无能诗善赋之才，这任务自然落到了儿子身上；而且贾政知道宝玉不喜八股举业，却有诗赋“偏才”，因此他希望宝玉能沿着吟诗献赋这条终南捷径走下去，不进科场，也能平步青云。因此，自皇帝下旨之后，不论宝玉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随时都有被叫去应试的可能。所以说，宝玉这时被叫去作《姽婳词》，又是必然的。由此看来，认为作者不该安排《姽婳词》这段情节的观点便成问题了。现实生活从来是复杂多变的。试想：宝玉正悲，此时他当然不会想去作《姽婳词》，但贾政并非如此!假如贾政来叫他去应试，宝玉能不去吗?假如作者为了照顾宝玉的悲哀，就顺顺当当地为之安排一个躲避这一差事的环境，而不考虑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复杂多变性，这不违背了作者在开卷时说的“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主张了吗？但是，宝玉对晴雯的惨死是悲哀的，他要为这位美蓉花神一祭，是无疑的。因此，他作了《姽婳娩词》后，便急忙去作《芙蓉女儿诔》，祭奠晴雯。这便是宝玉作《姽婳词》的前后背景。 据贾政所说：出镇青州的恒王有一个宠姬叫林四娘，因她貌美武艺精，人们称她“姽婳将军”。第二年，黄巾赤眉余党“抢掠”山左一带，恒王轻骑进剿，被杀，于是青州城内文武百官皆有献城之举。林四娘听了，遂召众女将，为报君恩，连夜杀至“贼营”。后战死，“倒作成了林四娘的一片忠义之志”。贾政极称这事为“最是千古佳谈，‘风流隽逸，忠义感慨’八字皆备”，便命宝玉、贾环和贾兰各作一首《姽婳词》挽一挽林四娘，作成之后，汇送礼部，“备请恩奖”。 按理，宝玉正处极度悲痛之中，是无心作什么《姽婳词》的。环、兰二人作后，他“尚自出神”。出什么神呢?从下面一段话就可看出，宝玉是在认认真真地思考应如何作《姽婳词》的： “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方能恳切。” 从宝玉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要用古体，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才能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倾泻而出。然而，他的心里话是什么呢? 二 宝玉自小就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而已。”这就是他衡量人的标准，也是他与人交往的指导思想。因此，他在《姽婳词》中，对林四娘倾注了满腔热情。 “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恒王得意数谁行，姽婳将军林四娘。号令秦姬驱赵女，艳李????桃临战场……誓盟生死报前王”，极力赞颂她威风凛凛的英雄气概和义重情深的性格。宝玉用强烈的对比手法，表示了对男子浊物的极端蔑视。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恒壬好色，终不堪一击。在“纷纷将士只保身”之际，林四娘却能率领众女将奔赴疆场。相比之下，恒王及将士是何等怕死，无能，林四娘是何等英雄。对于林四娘的死，表达了自己的悲伤之情：“柳折花残实可伤”，“谁家儿女不伤悲”。 宝玉在《姽婳词》中，不只是停留在对一般男子的蔑视上，并且把批判的锋茫直接对准了满朝文武及最高统治者——天子，尽情地揭露和讽刺了他们昏庸腐朽及外强中干的本质。 只有“黄巾、赤眉一干余党”就引起“王率天兵思剿灭”，却“一战再战不成功”，在宝玉看来，假如是“大部”而不是“余党”，则早把政府推翻了。林四娘死的消息驰报京师，天子及文武百官各皆束手无策。“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朝庭的威风安在哉!朝庭腐败到了什么程度，不言而喻。于是，宝玉向那些当朝统治者提出了严厉的责问：“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就嘲笑了统治者，诋毁了朝庭。 还请注意，宝玉所写《姽婳词》的主题与贾政所规定的主题是大相径庭的。贾政是要宝玉颂其镇压“反贼”的英雄事迹，而宝玉却有意大声斥责天子及文武百官的无能。这完全是 宝玉撇开贾政旨意而有意“杜撰”的，这说明宝玉是有意唐突朝庭的，只是政老爷在众清客的捧场声中喜昏了头脑没觉察而已。 有的同志说：清朝许多作品“对腐败无能的官员之骂，比《姽婳词》还要骂得凶”，“《姽婳娩词》中儿句遣责腐败无能的文武官员的话，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胆’和‘积极意义’呢”?因此他们认为不要对《姽婳词》“作过誉的评价”[3]。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只知其一，而忽视其二。在分析《姽婳词》的思想内容时，我们不要忽视了《红楼梦》产生时的社会背景。清政府为了巩固中央政权，镇压人民的反抗，大搞“文字狱”。雍正、乾隆时期已达顶峰，动辄以“大逆”之罪凌迟处死。一篇文章或一句话，有半个错处或意思暖昧的地方，作者就有丢命的危险。所以与《红楼梦》同时产生的作品，几乎没有敢骂朝雇、天子的。如长篇小说《歧路灯》，便没有《红楼梦》具有的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叛逆思想，甚至连《儒林外史》中的对科举制度不满的思想也没有。更没有也不敢有把批判的锋茫对准封建朝庭及天子的。而《红楼梦》中尤其是《姽婳词》就敢诅咒朝庭，指责天子及文武百官。当然，在那严峻的时代，作者为了保住其书得以流传，保住自己的性命，也为了自圆其“不敢干涉朝庭”之说，文辞就显得含蓄一些。但是，《姽婳词》这一情节，是宝玉，也是整部《红楼梦》对皇帝及封建朝 庭的批判态度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如这还不值得肯定，那贾宝玉还有什么进步思想，《红楼梦》还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呢? 在宝玉作《姽婳词》之前，作者对宝玉做诗作文持什么态度，作了一番交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之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误失之处，拘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纵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长篇大论，胡板乱扯，敷演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读者一看便知，作者在说反语，实乃赞宝玉做诗作文无所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在《姽婳词》里，不管面前站的是他威严的父亲，也不掩盖自己的心里话。他既赞扬了林四娘的英雄气概和义重情深的性格，又毫不掩饰对林四娘的厌恶，甚至还批判她“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封建士大夫历来把“文死谏”，“武死战”看成大丈夫的名节，而宝玉则看法独特。他认为：“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有刀兵方有死战之人”。臣对君死谏，不能说明臣“忠”，只能说明君昏。将士死战不能说明其“义”，只能说明君没有治理好国家，致使有刀兵之事发生，归根到底也是君昏。那些“文死谏”、“武死战”之人都是“邀忠烈之名，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林四娘为了成全自己的“忠义”之志，报效主子，自取灭亡，这是宝玉最可恨，也是最心疼之事。他的《姽婳词》最后两句写道：“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馀意尚傍徨。”宝玉为何“太息”，为何“傍徨”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一看便清楚：既然林四娘为邀忠烈之名，去镇压农民起义。“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女儿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不值得叹息吗?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从《红楼梦》一开始，就提到农民起义、农民抗租等事，宝玉也听过多次，但始终看不出宝玉有什么怨恨情绪。他的心只停留在“风月诗酒”上面。而在《姽婳词》里却突然痛恨起来，不显得太突兀了吗?果真如此，他就可以按照贾政旨意，加上自己“无风作有”，在《娩姬词》里大吹特吹林四娘是怎样杀“敌”的。然而，妙得很，在长达四十六句的诗里，竞无只字提起，而写成林四娘一上战场就死了，足可见宝玉虽然说不上赞扬农民起义，但至少可以说他不痛恨农民起义。 三 过去，许多红学家、红学研究工作者对《姽婳词》思想内容的研究，往往是从表面上下结论的，疏忽了任何一个作家提供典型环境安排人物的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刻划人物的典型性格这样一条文学基本原理。他们没有通过《姽婳词》来分析宝玉现在的性格与以前相比较有何变化，没有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宝玉性格的发展。 《姽婳词》的作成，是贾宝玉性格的进一步发展，是宝玉叛逆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是宝玉叛逆性格从软弱转向坚强的重要转折点。 《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不象《三国演义》等小说那样，人物一出场，其性格就定型了，永远不变了。而是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贾宝玉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叛逆者，但并不是生来即如此，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使他的叛逆性格不断地发展的。而他叛逆性格的发展，又是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 贾宝玉出生在一个“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豪门贵族之家。一生下来，就给他安排了一条“光宗耀祖”、“富贵功名”的人生道路。他自小就认为“女清男浊”，鄙弃功名利禄，厌恶“四书五经”，反对科举制度。这就是他早期叛逆性格的具体表现。而这是很不完善的，有时是过于片面的。后来在不断的社会矛盾中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湘云劝他从事仕途经济时，他便对“女清男浊”的幼稚观点产生了怀疑，因此，他既悲伤又愤怒地说：“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抄检大观园时，目睹晴雯遭害，他又不得不修正“女清男浊”说，认为女子未出嫁是颗明珠；嫁后便是颗死珠，丧失了原来的光辉；老了便变成鱼眼睛了：这就是他性格不断趋向成熟的表现。小时候，他虽厌恶“四书五经”，但贾政说要考他时，他只好连夜应付。后来干脆装病，由消极应付发展到无声的反抗了。以前，他讽剌的对象都是封建士大夫，认为他们是俗人，后来他渐渐地认识到统治者以至天子的腐朽性，对他们的愤怒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终于到了作《姽婳词》，词中对天子及文武百官喜笑怒骂，此时宝玉已由原来单纯幼稚的叛逆性格发展到比较成熟、全面的叛逆性格了。而这发展又是必然的。 只要将宝玉作《姽婳词》前后的性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姽婳词》以前的宝玉的叛逆性格是非常软弱的。真有点像俞平伯先生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味道。他虽然讨厌“四书五经”，但有时却要应付；他虽然同情奴隶的遭遇，但真正看到他们受折磨时，又只好“伤心落泪”，无可奈何。他渴望自由，但又不敢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恰如笼中鸟，欲展翅而不得飞翔。“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这正是他想自由而又无勇气争取自由的无可奈伺心理的真实写照。他从不敢对君王、父母表示半点不满。 《姽婳词》以前的宝玉的性格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还是一个量变过程，一直到作《姽婳词》时才发生质变，明显地由软弱变为坚强了。促使其发生质变的原因当然很多，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晴雯惨死。晴雯是宝玉的丫环，也是宝玉的知心人。她对宝玉叛逆性格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同一条道路上心心相印，志趣相投，情谊很深。现在晴雯突遭惨死，他不仅非常悲痛，而且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我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语中含有对王夫人的强烈不满。他似乎隐隐约约看出来了，抄检大观园是统治阶级极端腐朽虚弱的表现，是行将灭亡的垂死挣扎。否则，对于无论大小成天都是男盗女娼的贾府来说，为何要为了一个小小的绣春囊而大动千戈呢?血淋淋的现实教训了他，他看出了自己阶级的腐朽。正当他悲愤之际，贾政却叫他去赋诗，更是火上加油。于是，他借题发挥，一方面借赞林四娘之“义”，实赞晴雯之“义”，另一方面，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生平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大骂君王及满朝文武。“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官，不及闺中林四娘。”竟如此大胆，更是前所未有的。这即是宝玉叛逆性格由软弱转向坚强的最明显的表现。 宝玉作了《姽婳词》后，便迫不及待地去为晴雯作《荚蓉女儿诔》。王夫人说晴雯是“狐狸精”，宝玉却深情地赞美说：“忆女儿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宝玉每一句赞美晴雯和对其死深表哀悼的话，都无异 于给他母亲王夫人当头一棒。他还“违严命”，“ 犯慈威”，要“钳诐奴之口”，“剖悍妇之心”。这更是对王夫人之流的愤怒控诉。 宝玉由从前从不敢毁君谤圣，从不敢对父母表示不满，发展到现在敢于否定儒家所推崇的“天地君亲师”，敢骂君王，敢违严命、犯慈威……这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说是他的异端思想，而是他叛逆性格的一次很大的飞跃。标志着宝玉的叛逆性格已初步成熟了。后来，宝玉的性格更加坚强，最后终于“悬崖撒手”，义无反顾，与自己的阶级彻底决裂了[4]。 四 曹雪芹为什么独在这里安排《姽婳词》的情节?它在作品艺术结构中起何作用呢?换句话说，曹雪芹安排这段情节的意图是什么呢? 一部作品的主要线索就好象江河里的流水，如把线索的流水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流下去，没有一丝曲折，没有一点波澜，读之，则味同嚼蜡。倘突然把线索流水的闸门一关，使正在发展的线索突然中断，然后充分使用其支流，造成百川归海的局面，使主流的水位迅速升高，到一定时候，再大开闸门，流水就会比以前更大的速度，波涛滚滚，气势汹涌地向前奔腾而去。这便是古典小说中常用的艺术手法——跌宕手法。这样的作品，读者读之，就更觉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曹雪芹安排《姽婳词》这一情节就是运用了跌宕的艺术手法，而且运用得非常成功。 宝玉正为晴雯而悲，紧接着便要去祭奠晴雯，此时情节线索正在向纵深发展，但出乎意料，作者在这时把正在发展的情节线索切断了，在缺口处，插入了《娩姬词》这段情节，中间连过渡文字也没有，乍一看，这段情节是多余的，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但我们联系其前后两部分，仔细分析一下，还是不难看出作者的苦心的。《姽婳词》之前后两部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作者为何不直接写下来，而要在中间插入这段情节呢?既然《姽婳娩词》所咏人物与贾府无关，那是否与后面情节有关呢?这就自然把宝玉作《姽婳词》与祭晴雯两段情节联系上了。哦，作者原来是通过宝玉之口在《姽婳词》中极力赞颂林四娘之义重情深、英姿飒爽，来使晴雯的这个丫环的形象更加高大、动人、闪光和突出。歌颂林四娘的目的在于更加热情地赞美晴雯。这里，作者紧紧抓住了读者此时的心理特征。当他们读了《姽婳词》，正感莫名其妙时，立即又转入读祭晴雯的情节。《姽婳词》所咏人物是林四娘， 《芙蓉女儿诔》所奠人物是晴雯，这样两个人物在读者的印象中便连在一起了。于是，他们便会意识到，作者不是为专咏林四娘而插入这段情节，而是为悼晴雯在感情上作铺垫的。宝玉悼晴雯时，由于作者在此之前已造成一种悲凉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读者，所以，当宝玉对晴雯的怀念和悲痛之情倾泻而出时，读者的感情波涛就会用比以前更大的力度向前席卷，他的肺腑之言，就更催人泪下。这就是这里采用趺宕手法插入《姽婳词》一段情节所起的奇妙作用。了解了作者这番苦心后，我们便觉得，插入《姽婳词》这一段情节虽与其前后无过渡文字，但还是衔接的，并无游离之感。如果再加一段过渡文字，反觉蛇足了。 脂戚本第七十八回有一条脂批云：“《姽婳词》一段，与前后似断似连，如罗孚二山，烟雨为连合，时有精气往来。”用它来解释《姽婳词》一段与其前后两部分在艺术结构中的紧密联系，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姽婳者，鬼话也。”作者安排《姽婳词》一段，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作者用“姽婳”的谐音“鬼话”来暗示读者，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其真正用意是用林四娘来衬托晴雯。这个意图也被脂砚斋一语道破，他说：“此以《荚蓉诔》为主，以《姽婳词》为宾。” 曹雪芹用林四娘的义重情深，英姿飒爽，超于男子的性格来衬托晴雯，高度赞扬晴雯的反抗精神，这是曹雪芹同时代的也是古代所有的文学家所不具有的进步思想。 也有同志说：作者“企图用林四娘来衬托晴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是不能捏合在一块的”。我认为，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绝对了。一个人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比如说岳飞，一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为维护祖国的统一立下了伟大的战功，为历代人民所赞扬。另一方面，他对宋王朝愚忠，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进步文人及无产阶级革命者俱以岳飞自比，抒发自己的卫国壮志。如照那些同志所说，岳飞与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不是同类人物啊，那这又作何解释呢?再拿林四娘这个人物来说，她既有闪光的一面，也有其反动的一面。难道用她闪光的一面来衬托晴雯就不可以吗?当然，林四娘与晴雯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作者也没有混淆，作者并没有把她们二人等同起来。作者深知林四娘是一个怎样的人，故《姽婳词》的最后两句，借宝玉之口，对林四娘予以辛辣的讽刺。我认为，用林四娘来衬托晴雯是完全可以的。 五 记录林四娘传说的书很多，后人为了研究的需要，对历史上林四娘的传说进行分析整理的文章也很不少。由于大家都很熟悉，本文就不再详细地介绍了。我只想把传说中的林四娘与《红楼梦》中所叙述的林四娘对比一下，找出其异同，从而进一步探讨曹雪芹安排《姽婳词》的意义。 历史上有关林四娘的传说不一，归纳一下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林四娘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烈女”。其记载见于林西仲《损斋焚馀草》，这林四娘与恒王无任何关系。第二种类型，林四娘是衡府宫嫔，似有点象义重情深的仙侠。其记载见于王渔洋《池北偶谈》。蒲松龄《聊斋志异》也有类似记载，但稍有不同，所记林四娘是遭难而死。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是恒王[5]宠姬，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人。与传说中的林四娘相比较，完全不同于第一种类型的林四娘。因为用“烈女”来衬托晴雯，有失晴雯形象的光辉，所以为曹雪芹所摒弃。与第二种类型的林四娘相比较，曹雪芹也不是完全照搬，而有所取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中的林四娘都是遭难而死。《池北偶谈》和《妇人集》中的林四娘美丽容貌，义重情深的“仙侠”性格又颇似《红楼梦》中林四娘的性格。《红楼梦》中的林四娘镇压过农民起义，这却是任何一种传说中也没有的，是曹雪芹的创造。 ． 从曹雪芹对林四娘传说的精心取舍来看，作者安插《姽婳词》一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曹雪芹为何不完全照搬林四娘的传说来刻划人物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传说中的林四娘不符合衬托晴雯的要求，经过取舍和创造后便符合了。 《姽婳词》中的林四娘与晴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容貌美丽，义重情深。对于这一点，宝玉是很重视的，他平时最恨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所以他在《姽婳画词》和《芙蓉女儿诔》中，分别赞颂了林四娘和晴雯的“义”。第二，都是英姿勃勃的巾帼女子。把晴雯说成英姿勃勃的女子，是作者对她感情的升华。第三，都不幸早死。经过取舍和创造后，用林四娘来衬托晴雯，晴雯的形象便更加光彩照人了。另一方面，对刻划贾政这人物形象的性格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知道，林四娘之事是作者赋与贾政之口说出来的。传说中的林四娘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烈女”或侠客。这对皇上来说，又有什么可赞扬之处?而贾政之流为得“恩奖”，挖空心思，便把一个本不值赞扬的人物添油加醋，说成是什么镇压黄巾、赤眉余党的英雄，为谋大官而不择手段。这便把政老爷平时装着一本正经的“国贼禄鬼”的庐山真面目揭开了。 还有一个问题请注意，传说中的林四娘是明末清初人，但作者为何要把她说成东汉末年人呢?这显然是作者为躲避文字狱而有意混乱年代，利用人们早已形成的印象，达到暗刺清政府的目的。 注 释 [1]详见丁广惠撰稿、评“红”组修订《(红楼梦>诗词评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江西大学中文系编《<红楼梦>诗词译释》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出版． [2]见张锦池《论<姽婳词>在<红楼梦>悲剧结构中的地位》，载于《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后收入他的《红楼十二论》中。 [3]见徐扶明《从<林四娘><姽婳词)到<姽婳封>》，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 由于“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八十回后的内容无从细考(实际上，续作者为使《红楼梦》符合他续作的结局，巳将第七十九回，八十回改得面目全非了)。但还是可以推断出，曹雪芹要在八十回后短短的二十八回(从周汝昌先生之“一百单八回说”)里，完成宝玉“悬崖撒手”的结局，如果没有宝玉坚强的叛逆性格作后盾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第七十八回宝玉坚强的叛逆性格已表露，所以说《姽婳词》的作成是宝玉叛逆性格从软弱转向坚强的转折点这个结论也不是我凭空想象的。 [5]牟润孙先生说：“恒主”应作“衡王”，因为。《明史》暨诸书皆作“衡王”(《林四娘证实》)。《红楼梦》新校注本也默认了这一点。我认为不然，在这里，并不能责怪曹雪芹不懂明史而将“衡”误写为“恒”，而是有意将“衡”字写成“恒”的。历史上的衡王乃宪宗之后，反复无常，时而降清，时而抗清。假如作者写成“衡王”，可能因此获罪，故写成“恒王”，且《红楼梦》是文学作品，读时不要与历史混为一谈。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