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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这已成公论；它是一部空前的“文备众体”的小说杰作，也逐渐为研究家们所认同。从《红楼梦》所涉及的各种文体来看，曹雪芹是自觉地以此多角度地描摹人物，表现主题，同时也不无“以小说为庋学间文章之具”，“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1］。脂批曾谓曹翁写小说有“传诗之意”，我认为他写《红楼梦》亦不无“传文体之意”。因为“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画趣，下至医卜星相，弹㐞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2］。据粗略统计，小说中包孕的文体有序、偈、诗、词、曲、赋、联话、匾额、启奏、颂、戏曲、骈文、书信、诗论、邸报(公文)、笑话、酒令、谜语、儿歌、民谣、对联、策论、诔文、八股文……几乎对我国文体囊括无遗。本文拟将《芙蓉女儿诔》置于中国古代哀祭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一观照，透视一下《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艺术手法的高妙绝伦。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教。 一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诔辞、哀辞、吊文、祭文、告文、祀文、祷文、祈文、谢文、赛文等数十种名称［3］。作为古代祭文的一个重要门类，诔辞的发生发展有其悠久的历史。自先秦以迄清末，诔辞代不绝衰，佳作迭出。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释名》:“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说文》:“诔，谥也。”《文心雕龙·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 据上可知:第一，作为一种为掉念死者而创作的文辞，诔辞与谥法密不可分，要给某人赐加某谥号，须有诔辞记述累列其生平功德，根据诔辞再选定加何种谥号。因此说，诔辞是议定谥号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必要环节，没有诔辞即无法议定谥号。要之，诔辞渊源于议定谥号这一古代礼制。第二，诔辞发生的时代不会早于西周，刘勰曾总结说“夏商已前，其辞靡闻”［4］。因为谥法自西周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认为死后议谥对死者不恭不敬，有失君臣父子之义，遂废除了古老的谥法礼制［5］。汉代重新恢复了谥法，直到清代仍沿袭不改;因此，诔辞自汉至清一直在发展。第三，诔辞先前仅仅用于上对下，即所谓“贱不诔贵，幼不诔长”。这也是由谥法所规定和限制的，因为谥号非人人可以享有，而只局限于君主、诸侯、卿大夫等贵族阶层;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谥号可以赐加于一般人，诔辞也就可以祭悼一般人了，所谓“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樊篱逐渐被打破。第四，因为诔辞渊源于谥法，所以诔辞在总结累列死者生平事迹时，大多谥美讳恶、褒多贬少，一般都是对死者美德善行的褒扬，很少有对死者恶行秽德的记述，扬善隐恶是诔辞的基本特质。第五，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议定谥号这一丧葬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开启了后世祭悼者宣读祭文的先河(当代追悼会上的“致悼词”这一必要环节也不过是从古代宜读诔辞这一礼制发展演变而来的)。 现今流传下来的先秦诔辞只有鲁哀公的《孔子诔》、柳下惠妻之《柳下惠诔》。及至汉代，诔辞大兴，诸如扬雄《元后诔》、杜笃《大司马吴汉诔》、傅毅《明帝诔》和《北海王诔》、苏顺《和帝诔》、张衡《司空陈公诔》和《大司农鲍德诔》、蔡邕《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卢植《郦文胜诔》等，其基本特点有如刘勰所谓“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和陆机《文赋》所谓“诔缠绵而凄怆”。魏晋六朝时期是诔辞发展的顶峰时期，其诔辞篇什难以尽数，而佳作纷呈;一些作者就因擅长写作诔辞而名垂后世。名作有曹植的《王仲宣诔》和《任城王诔》、阮籍的《孔子诔》、潘岳的《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和《马？督诔》、陆机的《吴大司马陆抗诔》、颜延之的《阳给事诔》和《陶征士诔》等。其中曹植、潘岳、颜延之是写作诔辞的圣手。 关于唐以后的诔辞，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总结说:“厥后韩退之之于欧阳詹，柳子厚之于吕温，则或曰诔辞，或曰哀辞，而名不同。迨宋南丰、东坡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这是相当通明的见解。由于谥法的简化，哀辞和祭文的发展，唐宋时期诔辞逐渐式微。据初步统计，唐宋八大家中，很少有人写作诔辞，而哀辞、祭文却留存颇多。明清以降，写作诔辞者百无一人，情文并茂者更是寥若晨星。归有光《思质王公诔》和陈确《诔查母许硕人文》尚可一读，但已与祭文无多大区别，基本上蜕去了诔辞的风貌。 在古代祭文史上，将诔辞嵌入小说，且使之成为全书的不可或缺的优美文字者，《芙蓉女儿诔》尚属首次。在古代小说中，也不无运用祭文结构情节、描摹人物者，例如《三国演义》中就有诸葛亮的祭周瑜文，《金瓶梅》中有哀头巾文，《石点头》卷二《卢梦仙江上寻妻》中有李妙蕙祭夫文，《剪灯余话》卷五《贾云华还魂记》中有魏鹏祭妻文，等等，但是这些祭文大都篇幅较短，有的文情相悖，有的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6］。而像《芙蓉女儿诔》这样“洒泪泣血”的长篇结构，在中国小说史上同样尚属首次，因此，它不论是在中国祭文史上，还是在中国小说史上，都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二 《芙蓉女儿诔》见于《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晴雯被迫害致死，宝玉为祭奠她的英灵，遂作此文。关于这篇诔文的创作，小说中有一段文字对我们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祭文观颇有益处，兹引录于此: ……独有宝玉一心凑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笑蓉，想起小丫环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须得衣冠整齐，奠仅周备，方为诚敬。”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必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榖一幅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儿女诔》，前序后歌。又备了四样晴雯所毒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重视，一、诔文创作“须另出己见”，“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诔文的肝胆是“悲戚”，要收到“一字一咽，一句一啼”的艺术效果。二、诔文“多有微辞”;即有寄托，亦即所谓“师楚”一一师法《楚辞》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像屈原写作《离骚》那样，托物言志，有讽于世，对邪恶势力给予揭露和鞭挞，对叛逆精神给予赞美和同情。三、诔文创作“万不可尚文藻而失悲戚”，即应该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能是炫耀词藻的“搪塞耳目之文”，“洒泪泣血”是其本质要素。凡此，不仅可以看出曹雪芹的鲜明的哀祭文观点，在古代祭文发展史上非常值得重视，而且可以看作是曹翁对古代一些祭文“无端代人而哭”的弊病的总结和批判。鲁迅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7］我们认为，《芙蓉女儿诔》同样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它是曹翁前述哀祭文观点的成功实践之作。作者融骈、骚、诗、赋于一体，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驱遣神话和传说，创作出了前序后歌、面貌一新、文采飞扬、构思绝妙的诔文。 诔文一方面热烈地赞颂了晴雯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对迫害晴雯的邪恶势力给予了控诉和诅咒。作者以金玉、冰雪、星日、花月比喻她资质的纯洁高尚;以鹰鸷遭罦罬、茞兰被芟比喻她与当时污浊社会的格格不入;以贾谊受屈被贬，鲧因刚烈被杀比喻她的遭受迫害。对于迫害晴雯的人间鬼蜮，则以“箝詖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给予鞭笞。晴雯在人间无有自由，抱屈夭亡，作者祝愿她死后能在天国成为芙蓉花神，上天入地，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与她那高洁的品格相侔。 三 晴雯的判词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它基本上概括了晴雯的高洁品格，即诔文所言“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同时也道出了晴雯之夭乃是由于他人的怨恨和诽谤。袭人的谗言，王善保家的告状以及其他人的落井下石，仅仅是造成晴雯之死的导火线罢了，其根本原因乃是为王夫人等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她的率性而行、遇事便发、仗义直言、刚肠疾恶的品行与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冰炭不容［8］。晴雯之死，对宝玉的心灵打击很大，联想到小丫头见“八月时节，园中池上芙蓉正开”而见景生情、遂编诌出晴雯死后做芙蓉花神的话，宝玉认为晴雯也配当芙蓉花神，于是借诔文以传情，读诔文以“定谥”。 在我国人民的传统观念中，芙蓉是一种高洁的花，屈原《离骚》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王逸注:“芙蓉，莲花也。”屈原是用比兴手法言志抒情，借佩带香花美草以喻自己修身洁行，曹雪芹极为赞赏晴雯的高洁品格，她的确如“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褒玩，’(周敦颐《爱莲说》)的莲花，她生为贞女，殁作高洁的主管芙蓉之神，这样的构思是何等的巧妙啊！陆龟蒙《白莲》诗云:“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晴雯多蒙他人诽谤和怨恨，她死后成为主管芙蓉花神是多么的合适啊! 前已述及，诔文最早的功能之一是为了议定谥号，以后渐渐流变为一种哀祭文体，我们知道，曹雪芹乃旷世奇才，博学绝伦，他对“读诔定谥”的古代礼仪无疑是了如指掌的。他写宝玉读诔文时，准备了四样晴雯平素喜欢的食物作为祭品，“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才泣涕宣读。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是按照古代礼仪的程式进行描写的，宝玉宣读诔文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晴雯“定谥”一一“始知上帝重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关蓉。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以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始知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这难道不是给晴雯议定了一个谥号——芙蓉花神吗?诔文中的“上帝”当读为曹雪芹，他给晴雯的谥号真是“至洽至协”，一点也不负晴雯的秉赋。 从《红楼梦》全书的诗词曲赋来看，《芙蓉女儿诔》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它以优美的文字和诚挚的情感表现了作者超人的艺术才华。从全书的情节构思来看，无论《红楼梦》的总回数是一百二十回还是一百一十回，第七十七回已经进入全书创作的关键阶段，许多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局都将在此后连续而迅速地写出，由盛至哀的悲剧将趋于高潮。因为在宝玉所翻阅过的“薄命册”里的十几个“薄命女”，在前八十回中写出结局的只有秦可卿和晴雯。惜墨如金的曹雪芹将《芙蓉女儿诔》置于第七十七回，是大有深意存焉。遗憾的是，由于《红楼梦》八十回后的书稿“迷失”，我们难以窥其全豹，但是曹翁运用诔文祭奠晴雯，而不用以祭奠已死的秦可卿和金钏儿—尽管宝玉对她们的死也很伤痛，恐怕是有重要原因的。幸好脂批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的线索。庚辰本第七十九回有脂批说，《芙蓉女儿诔》“明是为与阿颦作谶”;靖藏本亦有脂批云;“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试观‘证前缘’回、黛玉逝后诸文便知”。小说写宝玉读完诔文，又接着写黛玉从芙蓉花影中走出来，同宝玉一起商量改动诔文中的词句，当宝玉改“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命薄”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时，“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有无限的狐疑乱拟”。脂评于此批道:“慧心人可为一哭，便知诔文实不为晴雯而作也”。因此，解盦居士指出:“睛雯一小黛玉也。……试观寿怡红之夕，黛玉掣得酒筹乃芙蓉花，众人云:‘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明明言之矣。又宝玉祭芙蓉神时，黛玉实生受之，诔文中眉黛一联已明点黛玉二字，所改茜纱一联，黛玉闻之色变，更显著矣。”［9］这告诉我们，宝玉虽诔晴雯而实诔黛玉，原来作者是以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暗示黛玉的不幸结局。于此可知，《芙蓉女儿诔》在推动情节中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它完全符合曹翁开篇所倡导的“追踪隧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的美学观。 纵观中国古代诔文，它们大都是通篇四言的模式，正如吴讷《文章辩体序说》所谓“大抵诔则多叙世业，故今率仿魏晋，以四言为句”;诔文的内容一般不出歌功颂德的范畴，传体颂文、录行荣始有余，选言哀终、写情抒哀不足，文学的因子较少。《芙蓉女儿诔》则摒弃了一般诔文四言的旧套，继承了楚辞的比兴写法，借美人香草手法抒发自己的爱憎之情，其间又创造性地变为招魂式的骚体楚歌，这种空前的创造完全打破了诔文的传统模式。在“定谥”之后已经可以结束诔文时，又接续了骚体楚歌以招晴雯的灵魂，招魂之歌后又续写设想晴雯在天上主管芙蓉的自由而美好的生活，用以反衬贾府的黑暗。就结构言，这样的诔文是独一无二的，就内容言，这样的诔文是不可多得的稀世之作，就全书情节发展言，它的铺垫作用是十分有力的。要之，《芙蓉女儿诔》诚如曹翁所言是“洗旧翻新”、“新鲜明致”、“不落俗套”的杰构，是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公式化的诔文的拨乱反正，它无论在中国祭文史上，还是中国小说史上，都应占有非常显要的地位。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2］诸联《红楼梦评》，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17页。 ［3］请参阅拙著《古代祭文精华》第9-46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 ［4］《文心雕龙·诔碑》。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见拙作《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祭文》一文，待刊。 ［7］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8］请参见拙作《晴雯散论—(红楼梦)探微之三》，载《社科纵横》1995年第3期。 ［9］《石头臆说》，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88页。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