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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诗歌与小说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决不是简单的评述所能凑效的。我总觉得顾城总是尽量用最少的词语去抓住世界的本质。“言无言”，“言不尽意”，而这正好是接受者理解本文的天敌。因此。理解顾城总是依靠“悟”，经验常性总是失灵。顾城诗歌中一直惯用的周易式语言，充满神秘，也充满哲理。在他的思想根抵深处，不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冲突，而是老庄式隐逸哲学与孔儒式有为哲学的尖锐对抗。他思想的全部复杂性体现在诗歌和小说中，也就体现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决绝和残忍上。顾城过早地洞悉了死亡哲学。他能从莺歌燕舞中看到魔鬼的面具，从微笑平静中发现死亡的悲哀。这就使他与古老的幽灵在心灵深处对语，学会儿童式的反抗世界。他既觉悟，又迷惑;既果断，又软弱;既热爱情欲享受极乐，又厌恶功名利禄.这所有的悖论并未逃出东方文化的氛围，这便是顾城倾心于道家，又被曹雪芹的新人理想所牵制所导致的悲剧。如果顾城彻底倾心道家，他一定活得风流调悦。因为以他的天才，完全可以纵情山水，纵情声色，葆真长生。道家最彻底之处就在于他们隐居山林，抛弃了一切世俗伦理，以长生永乐为根本目的，成仙得道为极境。顾城对情欲的狂欢体验与自然本体论的哲学观以及无为而为的处世方略都近乎道家。然而，他却向往曹雪芹的红楼幻境。他渴望实践贾宝玉的生存哲学和生命理想，却又放弃贾宝玉所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在道家的原始自然里实践贾宝玉的女儿国理想，这正是顾城悲剧的总根源。本文以评判《英儿》为主导，兼顾他的诗歌，并力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讨论顾城的生死哲学。 上、幻境与海岛 顾城在中国本土完全可以实践贾宝玉的生活理想，他那天纵之诗才足以使许多少女颠狂沉醉。徐志摩身畔仕女如云，胡适眼底倩女离魂便是明证。类似于顾城这样的诸多男女在本乡本土犹如王侯贵冑，却都先后逃离乡土去西方寻找极乐世界。由王子沦为贫民，其萧条冷落可想而知，因为还不存在世界性的天才、天才从根本上说属于他的民族。当然，在本土实践贾宝玉式的理想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忍受的巨大痛苦也是我们庸常之辈所无法想象的。总之，顾城亲近《红楼梦》极有意义。可以说，尽管当代红学专家如林，但真正赋予《红楼梦》以现代意义的唯有顾城。在普通人看来，贾宝玉只是一个封建没落的理想，我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去实践贾宝玉的梦。顾城却死死抓住这一点。“我想就《红楼梦》而言，《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辉”“永恒的女性有一种光辉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有了意义，有了生命。”［1］近期一些评论，抓住顾城所欣赏的“女儿性”，认为顾城的生活理想是渴望自己是个女儿身。我以为这是一个深刻的误解。贾宝玉斥责男子是“渣滓浊物”，决不包括自己。因为他自我感觉对女孩纯洁真情而不带污秽的功利目的。贾宝玉渴望与女性在一起，远离贾琏之类，就是因为他享受到了纯情的乐趣。因此，贾宝玉以及大观园的诸姐妹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即永远不长大。这样就可以永聚永乐。《红楼梦》里的女儿性，只存系于公子与姑娘之间。贾宝玉有情且纯洁，大观园女儿才乐于与他相亲相爱。其实，这些女儿们为了得到公子，使了多少手段，玩了多少心眼，耍了多少伎俩。只要思虑至此，所谓女儿性只不过是未成年的儿童之天真而已。顾城所渴望的就是贾宝玉这种女儿性之天真。现实无情粉碎了贾宝玉的幻梦，一个接一个悲剧终于使这种女儿性不复系存，最终只好遁入空门，那才是彻底的解脱。顾城也感到:“他并不是贾宝玉，没有生活在大观园里。”他既没有贾宝玉的生活空间，也缺乏贾宝玉的祖辈荫蔽。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幻境，他寄希望于海岛。也就是说他渴望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实现东方圣洁理想。他对世界怀有一种希望，他的绝望也就来得更为惨痛。逃往西方的中国人几乎很少仍依赖东方生活伦理，他们都极快地适应并实践着西方生存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城因此只能成为一个东方的悲剧流浪者·，流浪异邦并葬身异邦。只要细读《英儿》，你会很快找到这样一个主题句—“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顾城发自内心的空间渴望。这一简单的状语短句在小说中不断呈现。“在没有人的地方”，意味着对他人的回避，意味着逃离城市人群，意味着对生存世界的恐惧并力图划清界限。作为诗人，尼采就这样呼喊:“我爱山林，在城市里住是不好的，那里太多纵欲败度的人们。”［2］尼采的存在论思考正可以视作一个后现代问题，正可以视作一个关于自由的阐释。在这异化了的物欲世界，如何葆有一种纯洁的精神和自由天性，这是先锋诗人所无法回避的，顾城的血性使他不可能选择刺客式的反抗，他的血性指引他遁入到古代隐逸哲学理想中去。可是，这种田园隐逸的哲学恰好是技术和物欲至上的时代及权大社会所极力摧毁的。顾城的浪漫天性使他成了“多余的人”和“不合时宜者”。一种价值原则，一种存在理想，得不到时代的宽容和承认，相反却不断地被摧毁，这正是诗人绝望之根源。个体无法对抗现代社会规范和生存原则。多余人的处境，不合时宜者的悲哀，导致诗人不断地反抗和愤怒。渴望逃避，却并无现实出路;举起投枪，又无力击中黑暗。诗人所隐居的海岛，也决不是“没有人的地方。”他那种大观园，那种伊甸园式的环境取向是一种幸福的想象。诗人多么渴望与神同居。聆听神的音乐，沐浴神的光辉，接受神的启示，享受生命的快乐。正如济慈、雪莱选择绿色山野河流，叶赛宁选择梁赞的黑土地，泰戈尔选择孟加拉庄园一样，顾城选择了他的“海岛”。这里生活简朴、富裕，没有复杂的社会负担。“岛屿还常常有一种想象中浪漫性质。”［3］的确，在某些神话中，岛屿是永生之地，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场所。早期希腊人把岛屿看作是英雄居住的地方，中世纪欧洲人把岛屿看作是舒适、富裕的天堂。顾城便奔向这样的海岛，带去他的妻子，招来他的情人，在这种“大观园”中居住下来，独处着。注意，“独处”是一个中心概念，它在个人位距、地域和其他社会行为领域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因为独处的功能就在于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还能调整利害冲突。对于顾城来说，独处在没有人的地方，他就能象卢梭那样写美丽的神性诗章。顾城享受了这种短暂的和谐与狂欢。《英儿》中极力插入的部分就是对这种大观园理想的礼赞。顾城那种浪漫的生命哲学在这一瞬间发出了奇异光彩，他那种特有的自然体验，性体验，爱的体验，借助狂欢化自然化心理描写和诗的甜美歌吟作了充分表达。 从小说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顾城是通过回忆重构大观园式的自然景物和闲适生活情调的。红楼幻境带有儿女情长的狂欢式性体验。饱餐了大自然的无穷秀色，诗人的灵性与大自然之灵秀的重合，导致小说插入部分的文字放射出自然神性的光辉。灌木丛的山色，阳光，树丛，写得实在太美了。那不是中国式山水画，那完全是英国式水彩和风景油画。在这水彩画和风景画里，我们不仅读懂了顾城的生命哲学，更读懂了一种自然宗教和自由美学，我们还读懂了泰戈尔、济慈、劳伦斯的甜美诗篇。诗人通过情景的再现，把G与英儿之间的美丽性爱场景定格。这里的性爱描写，完全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主义情调，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的神人相交的性爱画面，我们应该想象到无数小天使在其中飞翔。纵观新时期文学中的性猫写，从未体验和发现过过这种诗性与神性的表达。在这里，顾城超越了东方传统，而契合了西方精神。其中展示的是一种自然的性，一种性与美的抒情，一种性与自由的礼赞。顾城借此表达了人类天性中的至纯和至美。正是这种美，这种力，不断激活诗人和创造。“没有它就完了”。因为这种独处是贾宝玉与女儿性的独处，是诗人与情人的独处，决不是一个厌世主义者，孤独者的独处。正如泰戈尔所言:“爱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植根于万物中的喜，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意识的白光。”我想顾城是信奉泰戈尔这一原则的。顾城在海岛过着一种现代的原始生活，喝雨水、锯木柴、烧陶碗、采贝。他的住处临近一个精致的山谷，河水若有若无地淌着。闲来无事时，看天空，看海水，看峡谷，看山林，看石头。一切因为“英儿”而美丽，一切因为“她”是一个根据。只有“她”可以让我活得更好，只有“她”才是诗人生命创造的宝贝。“我真象拜神一样地爱她，在夜晚，在柔和的灯光下，看她睡去，看她的眉。”还是泰戈尔洞悉了这种本质，“所有与一切有情合一的人既存在于外界天空也存在于我们内在的灵魂中。我们必须达到那种意识的顶点，那就是爱。”［4］与英儿的美丽性爱和纯情，对生活的真诚热爱，是诗人最难忘怀的奇遇，是诗人刻骨铭心的爱恋根据，是诗人生存价值的感性证明。“从来没有那么甜美，我从来没有那么甜美自如过。”“我的爱一次次升起。”在这种抒情时，顾城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女性的感恩。顾城的叙述、诗意、灵性，甚至感伤情调，与劳伦斯极为相近。他们都是大自然的纯情歌者。只不过劳伦斯总是充满希望，而顾城则不自觉地流露出绝望。大自然的美是一种神圣的恩赐，哈代与劳伦斯都珍惜这种自然的美，勃朗宁夫人借此渲染一种绿色的梦幻和神秘，济慈、雪莱、华兹华斯都力图表现那无边的神恩和绿色神灵。顾城在本质上亲近这种英国式的自然主义。但顾城毕竟信奉东方神秘主义，这就导致他比劳伦斯更执意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与朴素。劳伦斯的性爱场景设计，带有一种故意性，如暴风雨中的裸体狂奔和性爱。而且他对性生理的细致描绘和诗意赞美，分明沾染了一种城市流行病。顾城《英儿》中的G更象个开化了的野人，更象一个纯情的儿童、天使，因此，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的感恩抒情，与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更加亲近，与华兹华斯更加丝丝入扣。因此，顾城的诗体小说在精神深处接近英国小说的自然主义，而反抗中国寻根小说的原始主义和野兽派作风。顾城主要通过性爱的展示，建立G与英儿、雷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实践“没有人的地方”这一自由哲学理想。“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英儿》的主题句之一，它揭示了顾城的生命哲学。只要与情人在一起，与神在一起，他就拥有至乐、极乐、“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诗人的内在呼声。诗人渴望在这个世界找到一种距，找到一种独创之地，找到一种自由之境。这里所包孕的启示性真是深不可测。“那真是令人晕眩的日子，我被这种爱情弄得惊讶而疲倦，被感激得不知所措。”“惊讶极了，心跳，”“我爱你了，爱极了。”“真的爱极了，真的脸红红的。”这个时候，顾城是如此地热爱生活，渴望生活。 可是，人是奇妙复杂的，人生更是一种无底的棋盘。如果理性地去生活，发现总是很难很难，只有那些不问为什么而信奉强权哲学和奴才哲学的人才会心安理得。如何生活下去?这不能不引起现代人的思考，更希望先知的引导。顾城表达了他的困惑和探索。他陷入了悖论之中。正如赵毅衡指出的那样:“作为诗人，强迫自己不信任语言;作为文化人，满怀与文化对抗的情绪;不屑世俗者，不得不处理包括儿女情的世间杂事;鄙弃名利者，不得不接受奖金周游欧美繁华世界;遁世归隐者，迟疑踌躇不归荒岛山居;女儿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对付追求尘世俗福的女人们;力主清心纯洁的人，落入妒火的吞噬。”这是个神仙也得发愁的局面。顾城将《红楼梦》置入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化中讨论，让贾宝玉的人性理想再一次与世界相对抗，顾城陷入了怎样一种困惑之中?他是天才，也是弱者;他是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个先知者，又是一个魔鬼;他是一个热爱生命者，又是一个洞悉死亡本质的人。因此顾城所建立的生命哲学必然走向一种死亡哲学和悲观哲学。 下、墓床与还乡 世界的生存逻辑无法依据诗人的理想运行，它依赖现实的甚至恶的原则。顾城清晰地意识到大观园欢聚只能是暂时的，却想将这种希望拖住并践履它，这真是悲剧所在。他清楚地面对着墓床，力图抱住“英儿”这根救命稻草。每时每刻，外在的强大压力逼迫着他就范。个体的弱小与理想的脆弱无法与现实逻辑抗拒。即便是诗人自己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心愿，并最终也选择了毁灭手段。贾宝玉的幸运在于林黛玉对他无限痴爱。G却不可能拥有这种两情相恋死不分离的坚贞。这就使得顾城的悲剧更令人揪心。他所信奉的生命哲学，连情人也不理会。他那种不许违拗的生存意志，即便是情人也不愿接受。这说明顾城在憎恶残忍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残暴。他没有道家“无为而为”“自然而然”的开通，也不像贾宝玉那样梦得无欲无情、随空空人遁去。他不相信强权逻辑又无力守卫自己的宝贝，这正是现代社会弱者的沉重悲剧。贾宝玉在受现实世界戏弄之后，忍受情人死去的打击，才决定以冷漠向世界复仇，以遁入空门给变坏的女儿性以残酷打击。贾宝玉的思想理路似乎更易接近。顾城的思想里有一种天真的因素:我的就是我的，谁也不能夺走。谁夺走我的宝贝，我将向谁复仇。G忍受英儿被人夺走的惨痛，才开始选择还乡的路。他还是太软弱，是一个真正的弱天才，与这个世界决绝成为他唯一的选择。杀妻然后自杀，大约也可以看作一种贾宝玉式的反抗，对破坏了自我生存哲学的残酷报复。然而，毕竟过于残忍了些，也因此留下了谜。 对现实生存逻辑的彻底绝望，弱天才只有选择还乡之路。这似乎是实现自我理想的最好归宿。以自杀向这个世界对抗，这种死亡哲学因此又可以说是顾城的自由哲学。顾城在这一点上与道家的返朴归真、守卫自性、成仙得道一点不同，它却与西方诗人以自杀结束对这个世界的追问和反抗是那么合拍。东方之路走不通或不愿走，只有选择西方无数自杀的诗人之路。本来，家是一种永远的诱惑，与心爱的人呆在一起，长相厮守下去。但是，长相厮守又总是处于生存的煎熬之中。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双手劳动，换来这种长相厮守的自由。人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生存的逻辑。贾宝玉没有这种存在之虑，所以才会为爱而爱。顾城无力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纠葛，无法承担养家糊口的重负，也无法忍受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诗人就是诗人，诗人超越了这种普通的需求。他需要母性与神性相统一的情人，比需要安乐和谐的平静的家庭更为迫切。卢梭就是如此，他无法控制和压抑自然的情感欲望，包括爱欲和性欲，又无法承担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他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孤儿院。一个写出《爱弥儿》的诗哲，却违背了自己的理想哲学，屈服了现实逻辑。因此，对于顾城来说，顾城爱自己比关心妻儿显得更为迫切。重要的是我的生命该如何创造，而不是我该作出何种牺牲以弘扬生命。因此，顾城对世界的控诉具有震撼力，但这种生存哲学又必然受到怀疑。因此，对于顾城来说，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他的唯一选择是还乡。顾城逃往海岛是成功的，但他重新返回城市，说明他的反抗是无法彻底的，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并且必然面临悲剧。悲剧似乎是预定好了的。 在大观园里，G是自在的，然而一踏入都市，G就感到恐惧。诗人带着自己的宝贝进城，而这宝贝在城里太光芒耀眼，邪恶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诗人的宝贝，并且在诗人身上打主意。这里找不到“没有人的地方”，对于试图死守自己宝贝的弱天才必然是危险的。离开海岛遁入都市，诗人只能自怨自艾，并发泄心中的无限愤怒。诗人嘲弄城里人的贪婪和卑鄙，而这种嘲弄和咒骂是无力的。在物欲利诱的背后，纯洁必定被拈污，美丽必定被腐蚀，香气必定被污染。“这个世界把姑娘变坏了”。顾城此时此刻一定深刻地感到了沉渣浊物为可恶，并幻想复仇。然而，邪恶者有他生存的权利，地盘和手段，你无法彻底消灭它。纯洁的心灵，圣洁的理想，隐逸的自然，这才是诗人的真正宝贝，因为有了它，生命才会延伸;失去它，生命必定萎缩死亡。诗人在叫:“上帝啊，你让我的宝贝不要摔碎吧，”“你把我摔碎吧，”“你不要把我的女孩破坏，你把我破坏吧。”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诗人只能自己关心自己，并昭示人们“警惕啊，人们”。诗人只能诅咒邪恶的强盗:“哪个人不是强盗，抢花，抢宝贝。”诗人厌恶强盗的行径，更憎恶骗子的谎言。“吃我的鸟儿，抢我的鱼和我的姑娘家。”《英儿》就是向这些流氓和市侩所发出的控诉和诅咒。“你们偷了我神殿的东西啊。我的神殿呀。”“你们什么时候为别人想了，你们稚致的生活够了。”“你们道出自己生活的美丽理论来，其实是为了少干活多享受。”因此，诗人的逃离是有理由的，诗人的恐惧也是有理由的，诗人的愤怒也是有理由的。“你们没完没了吹泡泡糖，你抢了多少别人的东西来。”“你们没完没了还想没完没了。”“你们害死了我没事，”“不该抢我的珠宝，还踩了开心，”这朴素而又单纯的话里，浸透了诗人的呐喊，愤怒，悲恸的血泪。“别以为上帝睡觉了，你们要受报应”，诗人的诅咒是真实的。因此，我们绝不应把《英儿》只看作是一部自传，《英儿》的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具有普遍性意义，是对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化的一咱贡献。“我知道上帝在我一边，我精神的小身体，让我做了那么多事，画了画，写了诗。”“我待在谁也不稀罕的地方，那是我的神殿。破房子，劳动，吃苦，天涯海角姑娘家。”强盗的本性在于掠夺和占有，强权的哲学在于杀戳和抢劫。他们并不考虑他们掠夺和占有的宝贝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他们的残酷本性在于力图在任意挥霍中，在魔鬼的狰狞笑声中糟蹋任何宝贝。“我一万金子都不卖的东西，你才卖两毛钱。”“你们都是有价证券，值多少卖多少，”诗人早就洞穿了强盗的秘密:“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交换、买卖、交易、转让。”他们不需要心灵和人性，他们相信兽性，并且要在法律的雾障下，蒙住人民的眼睛，披上合法的神圣的外衣。只有借此来掩盖那邪恶肮脏的灵魂和邪恶残酷的本性。诗人陷入了深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我的脑子坏了，它一直白天醒着，也许这就是死快来临的时候的一种感觉。”“我一直醒着”。这个世界该如何得救，我该如何得救啊，诗人思考的就是如此绝望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生必须拥有“爱”这个宝贝，只有拥有它，生命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勃阴宁夫人因为拥有这宝贝，才有美丽的诗;泰戈尔因为拥有这宝贝，才有天使般的歌吟。可是，普希金在失去这一宝贝时，选译了决斗。马雅可夫斯基在丢失这宝贝时，选择了自杀。叶赛宁在被骗走这宝贝时，走上了绝望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我而悲哀，也为这个世界而悲哀。他们不只是为恐惧而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反抗而选择自杀。他们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由的真理，并昭示现实世界生存逻辑之恐怖。同样，顾城为自我宝贝之丢失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向这世界复仇而自杀，他要遁入永恒的天国，沐浴神圣的光辉。“没有它就完了。”“脑子坏了。”“你不能怪我疑心病，我经历得太多。”“人都是神经病，”这是顾城以诗人的敏锐所作的深刻洞察。每个人都不愿成为神经病患者，然而，你不想成为神经病患者，你就必须接受现实世界的生存逻辑，就必须与强盗和骗子甚至恶魔合谋。顾城作为一个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现实的洞察，对死亡的透视，必然使他产生一种深度的绝望。他只能被推向深渊的边缘，他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此时，他所能想到的问题是:“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这是《英儿》所频繁出现的又一重要主题句，它是自杀和死亡的某种隐喻和象征。尼采所宣称的“我不喜欢你们的冷酷公理，从你们的裁判官眼中，只有刽子手和他的冷铁闪光”在顾城那里又一次获得证实。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于是，只有选择还乡的路，选择墓床。他既要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又要想象天国的安宁和极乐。我们必须承认，人都是热爱生命的，谁也不愿意选择死亡。走上死亡之途，是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就决不会选择死亡。“魔鬼来抓我，我就跟它走吧。”“没办法。”“我一想生活，心里全是毒蛇。”“一按，魔鬼出来了。”因此，顾城在小说中已经预感到:“我是属于死亡的，我知道。”“但是我并不爱它，我希望有灵魂回到我。”“我希望能得救不太寂寞。”“只有在空气中，我的手没有松开，我才知道，什么是我的，全部是我的。”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从生命前退开，只避开了痞徒;他不欲与痞徒共甘泉、火焰、果实。”［5］这很合乎顾城的思想。因为诗人早就感到:“吃人成了一种饮料，成了一种音乐舞蹈。”所以他说:“我要睡觉.”“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死亡成为诗人唯一的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家，守住心灵的自由，守住宝贝。“一起从悬崖落下去，什么都不要了。这是最后的安宁。”诗人由体验死亡的焦虑痛苦和恐惧，终于回复到一种平静。于是，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寻找返乡和回家的路。“我们再不要一个有柱子的家了，有石头的家了，有屋顶的家。”“只要手握着，这就是家。只要四下都是风的声音，这就是家。”“我的家在天上。”诗人终于获得了对于家的最本真的理解，获得了对自由的本真理解。至此，顾城的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合而为一了。于是，他敢于深刻地解剖自己。“他是一个装得很好的疯子。”他的幻想和实现幻想的能量都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于是“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会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用极羞怯的伪装和死来对付世界，来破坏一切常规。”因此，顾城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永久讨论的问题，将来还会一次次重复。这就是:诗人为什么要自杀? “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诗人踏上死亡之路—还乡。诗人自杀了，以此来与世界彻底对抗并永远解脱。他的自杀，是生命的自由理想与现实生存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诗人的绝望，是一种天使的绝望，所以尼采才宣布“上帝死了”。因为他们从小就准备的，向上天祈求的那个国度毁灭了。这种毁灭断绝了一切为他生存的可能。但这早已消失了的声音，透过城市的喧嚣和混乱，使我们无法获得在自然中习惯的安宁。生命中那些永恒的有价值的宝贝，不应该随意抢劫，掠夺，不应轻易毁弃。“向孤独避世者我将唱我的歌曲，也向成双的避世者，谁还要听未曾听过的，我将以我的快乐充满他的心。”尼采的这段话，大幻可以看成顾城创作《英儿》时的一种内在呼声吧？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在嘈嘈杂杂的声音之上，绝望者的呐喊显然应看作是一种呼声。“呼声中是烦的呼声”，是一种直达生活本质的拼命呐喊。但是“有声呼唤，而这对繁忙好奇的耳杂却不提供任何可以听来再去对别人讲，去同公众讨论的东西。”于是“呼声在无家可归的沉默样式中言谈。”［6］但愿，顾城的旷野呼声能获得我们现代人的深刻理解。用心去聆听，然后在现代主义悲剧中自救，这大约是《英儿》留下的启示。 注释: ［1］《墓床》第152页，赵毅衡编选，作家出版社。 ［2］［5］尼采《苏鲁支语录》第50页、第93页，商务印书馆。 ［3］奥尔特尔《文化与环境》第113页，东方出版社。 ［4］泰戈尔《生命的亲证》第61页，商务印书馆。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31页，三联书店。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