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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贾宝玉出家为僧的原因，不少人都认为，贾宝玉出家当和尚是由于宝黛爱情遭破坏和黛玉丧命的缘故。如李春祥于《贾宝玉是新人物萌芽的艺术典型》一文曾说：“念念不忘的‘木石前盟’成为悲剧，杜撰的‘金玉良缘’却成了现实，‘意难平’的贾宝玉在疯疯傻傻、若痴若愚的精神状态中，终于抛弃了‘鲜艳妖媚’的妻子出家而去。”至于许多地方上演的《红楼梦》戏曲、电影，也都把贾宝玉出家为僧的原因归结为因林黛玉去世所致。 然而，上述说法并不符合《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实际上，贾宝玉离尘而去、出家为僧自有其多方面的种种条件和原因促使而成，岂是为了林黛玉一人之故。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作者底态度》即说：“宝玉之走，即由于黛玉之死，这是极平常的套话。依我悬想，宝玉底出家，虽是忏悔情孽，却不仅由于失意、忏悔底原故，我想或由于往日欢情悉已变灭，穷愁孤苦，不可自聊，所以到年近半百，才出了家。……总之，宝玉出家既在中年以后，又非专为一人一事而如此的。”既然贾宝玉的出家为僧并非专为一人一事而如此的，那么究竟是为哪些人、哪些事而如此的呢?值得思索、深究。我以为贾宝玉的离尘而去、出家为僧，是由于如下诸方面的原因所致。 一、浅层原因 众所周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颇含反科举、反礼教的色彩，因而必遭封建家长的反对。况且贾府经济日盘困顿。正需那经营皇商兼高利贷主的薛家扶持。于是，贾母和王夫人等决心迎娶家资殷富的封建淑女薛宝钗为“宝二奶奶”而舍弃寄居贾府无财无势却又在思想上离经叛道、招人嫌厌的林黛玉了。待王熙凤等采用“调包计”而破坏了宝黛婚姻，致使林黛玉于悲愤中咯血而死，贾宝玉闻知即为之病倒并为林妹妹之死而悲痛万分。纵然如此，宝玉并未为此立即出家去当和尚，相反，他同薛宝钗结婚以后，也相信起“金石良缘”系命中注定之说，并且还真的逐渐移情于宝钗身上了。《红楼梦》第九十八回写道：“一日，宝玉渐觉神志安定，虽一时想起黛玉，尚有糊涂……又想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自已也解了好些。……又见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此外，小说于九十九回、一百零一回、一百一十回等回目一再地反复出现宝玉对宝钗恩爱缠绵的场景。不仅如此，宝玉于婚后所想到的还有两三人和他同死同归，贴身丫环五儿就是其中之一，如《红楼梦》第一百零九回写道：“(宝玉)自己假装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儿，越瞧越象晴雯，不觉呆性复发，……宝玉已经忘神，便把五儿的手一拉。五儿急得红了脸，心里乱跳，……五儿听了，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倒没了主意了，因微微的笑着道：“你别混说了，看人家听见这是什么意思。怨不得人家说你专在女孩儿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袭人姐姐都是仙人儿似的，只爱和别人胡缠。……’”固然，宝玉专爱与女孩子们胡缠、说爱，这确与封建社会多妻制、纳妾制有关，但这也足见他对黛玉爱情并不专一，他还不至于为失去黛玉而情毁意灭地去出家当和尚。 然而，尽管宝玉婚后一度移情于宝钗，也曾一度“恩爱缠绵”，但终因思想观念不一致而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感情趋于破裂。例如《红楼梦》第一百十五回写宝钗与宝玉议论甄宝玉时，宝玉说他是个“禄蠹”，而宝钗却认为那是人家立身扬名的“正理”，倒是数落了贾宝玉一大堆不是。由此可知，缺乏共同思想基础的婚姻，虽一时缠绵，但终究不能长久而必致感情由隔阂而日趋破裂，遂使双方沉溺于苦痛之中。因而，何其芳《论<红楼梦>》说：“薛宝钗的结局是结婚以后，贾宝玉仍然不爱她。高鹗的续书在这个情节上是写得大致不差的。” 贾宝玉先失黛玉、后嫌宝钗，这出爱情和婚姻的不幸悲剧确予他以沉重的精神打击，然此仅可谓宝玉出家的浅层原因，尚未至于精神极端痛苦而厌世出走去当和尚的程度。那种认为因黛玉之死、婚姻不理想而导致宝玉离尘出家为僧的观点，实属粗浅之说，并未触及问题之本质。诚如王国维《<红楼梦>总评》所云：“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何则?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 二、客观远因 贾宝玉最终离尘出家，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林黛玉之死而使其理想婚姻遭摧毁之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他那叛逆性格和人生理想遭“人世之忧患”和恶浊环境一再摧残之故。 贾宝玉原本憎恶官场利禄和仕途经济，不满封建等级和封建礼教，向往着一种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尊重女性、人际关系较为宽松融洽的社会环境。然而，宝玉的这种叛逆性格和人生理想于种种矛盾冲突和人世忧患之中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首先是父子冲突。贾政同贾宝玉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尊孔读经”与“离经叛道”之争，“孝子忠臣”与“逆子叛臣”之争。贾政要宝玉读经做官，宝玉却认为四书五经多半杜撰、不屑一看；贾政要宝玉“事君以忠”，宝玉却认为“文死谏、武死战”实属迂腐，皆因昏君所致；贾政要宝玉同贾雨村之流交往，宝玉却斥之为“国贼禄鬼”；贾政要把宝玉囿于贵族生活圈中，宝玉却偏要同那些被贵族轻视的“下人”、“优伶”、丫环、琪官等人结为知交。凡此种种观念、行为的长期对立，导致矛盾激化，致使贾政憎恶“逆子”而予责打，甚至喊叫出“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的绝情之言。这给宝玉心灵烙下长期阴影，使其感到封建家庭似牢笼而没有父爱。其次是家族矛盾。宝玉虽生活于贵族之家，但其周围的本家男性贵族——诸如贾赦、贾琏、贾珍、贾蓉之流，大多“眠花宿柳、偷鸡盗狗”，“花天酒地、聚赌斗殴”，甚至还买卖人口、凌辱弱者、草菅人命。凡此种种卑劣行径和残酷世道，正与宝玉的美好人生理想相反，这就更促使他鄙视这些贵族男子、厌恶这种贵族家庭了。尤其是贾府内部的嫡庶矛盾更为紧张，例如赵姨娘为了使其儿贾环能争夺到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人家”的继承权而曾乞灵于宝玉的干娘马道婆的魔法，企图暗害凤姐和宝玉；而且在赵姨娘的背后，还有贾赦和邢夫人这对夫妇的或明或暗支持。实际上，嫡庶矛盾也属家族矛盾的表现之一，待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时，邢夫人就干脆从幕后走到台前以“绣春囊事件”为由煽风点火、挑起事端，存心要给王夫人和凤姐难堪，以图动摇她们在贾府内政的掌权地位；王夫人则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内府掌权地位，就以“整肃纪纲”为名连夜抄检大观园。这种主子内部的尖锐矛盾，必然使宝玉寒心而不再对这种贵族之家感到有什么幸福温暖可言，诚不足依恋。再次是主奴矛盾。贵族主子与下人奴婢原本是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矛盾。贵族主子对下人奴婢原本作威作福地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抄检大观园”中，主子间的怄气即迁怒于下人奴婢，结果殃及睛雯、司棋、四儿、入画、芳官，藕官、蕊官等一批丫环奴婢而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这使原本同情和爱护奴婢的贾宝玉无比痛心。特别是对于晴雯的死，贾宝玉几乎到了悲愤欲绝的程度。然而，封建贵族对奴婢的迫害远不止于此，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残忍。不仅晴雯含冤屈死，司棋撞壁丧生，而后又有金钏投井，鸳鸯悬梁……这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迫害人命的重大事件，均予宝玉心灵以一次次痛苦沉重的打击，从而也一步步加深了他对封建贵族家庭的厌恶之情。最令宝玉失望和痛心的是，野蛮的封建社会不仅毁掉了一批批女奴，而且在封建的男尊女卑和包办婚姻的制度下，还毁掉了一批批贵族女性。诸如“才选凤藻宫”的贾元春，作为君王玩物，年轻轻就被幽闭闷死在皇室深宫；懦弱的迎春嫁给了一个酗酒好色似狼一般的男人，受尽欺凌，不到一年就被折磨致死；混名“玫瑰花”的探春，虽然“才自精明”又富有自尊心，但也未能逃避远嫁之苦；“勘破三春”的惜春，于贾府没落境况中竞走上了“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出家之路；巧姐则因狠舅奸兄的拐骗而要被卖给一个藩王；至于林黛玉，更是在爱情、婚姻遭破坏的痛苦中焚稿、呕血而命归西天……这一切与其说是贵族妇女“红颜薄命”，无宁说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罪过。大观园中群芳凋零，同样予宝玉一次次严重的精神打击，无怪乎当宝玉闻知迎春出嫁受欺受苦时不禁放声大哭道：“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越好，活着真是没有趣的。”后来，当他再闻知史湘云出嫁时，又不禁哀叹，“如今一天一天的都过不得了。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嫁就改变。史妹妹这样一个人又被他叔叔硬压着配人了，……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没人理的分儿，还活着做什么。”实际上，贵族中的妇女(包括平民女子或女婢因被贵族老爷霸占而进入贵族圈的妇女)其不得善终者尚有秦可卿、尤二姐以及妙玉等等。尤其是妙玉被劫的消息传到宝玉耳中，更令宝玉“每日长嘘短叹”，“并由此想到：‘当日园中何等热闹，自从二姐姐出阁一来，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尘不染是保得住的了，岂知风波顿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来，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不禁的大哭起来。”宝玉身边或亲或疏、或尊或卑的偌多女子一个个走的走了，死的死了，这使“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贾宝玉能不痛心入骨吗?当他痛失可敬可爱、可亲可近的人而使自己陷于孤苦伶仃之中时，他就觉得这人世间已无可留恋、无可慰籍的了，最终也就势必于绝望之中厌世出家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宝玉叛逆性格与封建社会、封建家庭格格不入，事事受训斥、讥谤，处处遭碰壁、指责，几乎无一事可称心、无一处可留恋，此乃导致他厌世入佛门之实质性原因也。早在“五四”以前，陈蜕于《梦雨楼石头记总评》中就曾深刻地剖析了贾宝玉的敏锐思想及其叛逆性格：“论文臣死谏、武将死战一节，骂尽无爱国心之一家奴隶；论甄宝玉一节，骂尽无真道德之同流合污；论禄蠹则恨人心龌龊也；论八股则恨邪说充塞也；……于秦钟则曰：‘恨我生于公侯之家，不得早与为友’，恨社会不平也；于贾环则曰：‘一般兄弟．何必要他怕我’，恨家庭不平也；于宝琴则曰：‘原该多疼女孩儿些’，恨男女不平也；接回迎春之论，恨夫妇不平也；与袭人论红衣女子事，恨奴主不平也；闻潇湘鬼哭，则曰：‘父母作主，你休恨我’，叹婚姻不自由；贾政督做时艺，则曰：‘我又不敢驳回’，恨言论不自由。”由此足见，贾宝玉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理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确乎是全新的，是叛逆性的，这自然为封建社会、封建家庭所不容，以致被视为“痴病”、“疯魔”，甚至于连疼爱他的祖母、母亲和姐姐妹妹们，以及那“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等，都视之为“乖僻邪谬”，“孽根祸胎”、“不肖无双”。可想而知，宝玉生活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冷酷环境中遭受“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自必苦恼而无乐趣，自必厌恶而无依恋，最终也就促使其在心灰意灭、无力反抗之中离尘出家去当了和尚。此乃其叛逆性格与忧患、恶浊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人生理想横遭破灭的必然结局。 三、客观近因 《红楼梦》书中写得明白，贾宝玉之父贾政原是员外郎；其伯父贾赦、堂兄贾珍均世袭“国公”爵位；大姐元春是皇妃；舅父王子腾是京营节度使，后又升为九省统制。宝玉出身于如此权势煊赫、极富极贵的贵族之家，自必养尊处优而有其幸福的童年和欢乐的少年，当时薛宝钗就曾羡称他为“富贵闲人”。然而，宝玉自步入婚恋阶段始，种种打击和不幸便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其中最大灾难则莫过于抄家。从表面看来，贾府被抄是由于贾赦“交通外官，恃势凌弱，纵儿聚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而革职查抄并累及荣府的。实质上这是由于封建贵族那种穷奢极欲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得以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这也是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遂使宁、荣二府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争斗中惨遭失败而致抄家的结果，而且两个世职被革去，贾赦和贾珍还遭发配，从此这煊赫一时的望门贵族之家，不仅思想道德上腐朽了，而且政治上也败落了，经济上也抄空了，真可谓“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贾府纵然有如凤姐、探春、宝钗那样有才于的能人，也无法改变这腐朽的封建贵族趋向没落、垂危的命运，真所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贾母也因经不起这一毁灭性打击而一命呜呼。宝玉往日于安逸无聊中虽曾抱怨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可是一旦抄家、破败，也不免为之痛苦哀伤，这正如《红楼梦》一百零七回所说：“宝玉从来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另于一百十三回，宝玉还曾说：“我那管人家的闲事，只可叹咱们家的运气衰颓。”由此可见，这起抄家以致家破人亡事件确予宝玉以无可比拟的惨重打击，并且它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宝玉那原先天真、美好的人生理想，致使其精神一再恍恍惚惚，昏昏沉沉，且加重了他“如痴如呆”的病情，几乎使之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从而这也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座标而希望自己从此能有所作为，以抚慰父母受创的心灵，以至还希冀能补救一下家世破败的现状。为此，他也就改变了对科举乡试的态度。 固然，宝玉原先特讨厌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几乎都竭力劝他、逼他去读经写文、谋取功名，因为在封建科举时代，此乃文人的唯一出路。后来就连林黛玉也在当时环境影响下劝说宝玉念四书写八股，当时宝玉听了虽也“觉得不甚入耳”，但随着众多亲眷家人的再三劝导，随着封建时代历史潮流的不断影响，尤其是在抄家后家业破败的境况之下，这也就促使宝玉听从起宝钗要他用功读书“以博一第”的劝说了。宝玉非但真的用功读起四书五经来，而且还决心参加乡试去“博得一第”，聊以安慰母亲遭遇抄家的那颗破碎的心，因而他于《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跪对王夫人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结果，宝玉果真中举且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举之目的并非为了想当官，只是仅仅为了使抄家后的贾府门庭再度生辉，以使母亲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举之日，便立即弃官出家、离尘为僧，这却又实践了他那厌恶仕途、与封建统治决裂的决心。显然，宝玉的这一结局，既符合其受环境影响、听亲人劝说，而努力使门庭生辉、以报答母爱尽孝道的平常人共性；同时又符合其从来厌恶官场、厌恶仕途、始终不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那种叛逆者的个性。 四、主观内因 以上所述，尽是贾宝玉受外界刺激而参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客观原因，但一切客观外斟皆须通过当事人的内因而起作用——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 就贾宝玉的思想观念而言，他原本是不信佛不信道的，不仅“平日最恨俗人不知何故混供神盖庙”，而且还连梦中都在抱怨“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那些善男信女也都一再责怪他“谤僧毁道”。可是，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贾宝玉，毕竟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上千年佛道信仰的传统意识影响。 首先，从贾宝玉所喜读的书籍看，他除了爱读《西厢记》、《牡丹亭》、《元人百种曲》等颂扬爱情自由、鄙夷封建礼教的书本之外，还从来就爱读《南轲梦》和《庄子》(即《南华经》)等宣扬“看破红尘”、“超凡出世”的书本。无疑，这些书籍对于宝玉的人生观确乎起着重要作用——虽于婚恋期《西厢记》之类起着很大作用，但就其整个人生而言，《庄子》类书则更起有主导作用。例如《庄子》所宣扬的那种拒绝与统治者合作，鄙视富贵和功名利禄、抨击“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腐败社会等思想观念，确予宝玉以积极影响。但《庄子》那种认为人对千变万化的世界无可奈何而主张“无为”处世的思想，那种认为人世无所谓大小、贵贱、寿夭、生死、是非、善恶、得失、荣辱，以致主张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的观点，无不对宝玉的人生态度产生消极影响。另从《红楼梦》第一百十八回可知，贾宝玉还热衷于诵读《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和《内典》、《金丹》等许多佛道典籍。可见佛道思想对他确是熏染极深、影响极大的。据我所知，《参同契》是一本由唐代和尚希迁所撰的发挥禅宗教义的著作。《元命苞》乃《春秋纬》之一种，其书已佚，仅存遗编残图。“纬书”是西汉末假托经义而符箓瑞应的书。《五灯会元》由宋代普济僧所编，它是以师徒问答的形式汇辑了佛祖们以及唐宋禅宗各派名僧关于佛教教义的论证和佛教故事等资料。《内典》即《大唐内典录》，是一本由唐代道宣僧所搜集编辑的佛经目录。《金丹》载于东晋葛洪所撰的《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尽宣扬“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其《金丹篇》则专讲方士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由此足见贾宝玉受佛道熏染之严重、影响之笃深！ 在此应当指出，宝玉深受佛道影响的故事情节绝非高鹗凭空杜撰的，其续作与曹雪芹原著一样，安排故事情节和描述贵族家庭的人际关系都是以当时封建时代普遍流行的传统习俗和社会风气为依据的，因而鲁迅《〈绎洞花主〉小引》为之评曰：“僧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只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其次，宝玉身边众多人的出家也予他以极强烈的影响。例如惜春出家为尼，妙玉则带发修行。此外还有芳官、蕊官、藕官和紫鹃等，亦皆以出家为归宿。这些被宝玉所好感的女子纷纷出家，自必为绝望时消极厌世的宝玉起到了示范效法和行为导向的作用。尤其是宝玉于大病昏迷之中，为一僧一道所救，并且这一僧一道还在宝玉生活中多次“显灵”，就连宝玉之父贾政也承认见过三次：“头一次是那憎道来说玉的好处，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他来了将那玉持诵了一番，宝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厅，我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心里便有些诧异，只道宝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来保佑他的。”当然，作为亲身经历而与僧道再三打交道的宝玉，自会更加敬服、迷信这一僧一道，而在其悲观厌世时刻就甘愿随之而去、出家为僧了。 总而言之，贾宝玉在当时虽然强烈地不满现实，但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而使他找不到新的光明理想，也设计不出新的人生图画，于是乎，他在残酷社会现实面前，经受了一次次无情打击之后，就不免陷入消极颓废之中，以致常常声称“要去做和尚”或希望化作“飞灰”“轻烟”以求解脱。宝玉也正是在这种对现实生活已经绝望却又前进无路、求死不能的境况之下，其反现状的思想就在幻想中得以升华而憧憬一个美丽纯净之处——向往太虚幻境，青埂峰下，灵河岸畔，云山雾海，瑶草琪花……远隔俗世而别有一番洞天。最终干脆随僧道离尘而去，就连妻子宝钗已怀有身孕也不屑一顾。这虽然是一种对自己家庭和本阶级决裂的表现，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无奈，一种凄凉，一种逃避，实属一种“梦醒后却无路可走”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以此种悲剧方式作为结局，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恰正是对过去那种戏剧小说“大团圆”模式的创造性突破，而其深远意义和实际价值则远远超越于其文学自身的范畴和界域。它大大地违背于我国封建礼教所提倡的等级条规及宗法关系的传统精神，从而使《红楼梦》不仅具有突破性的文学创新价值，而且还具有其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封建说教的哲学价值以及在世界观、宇宙观方面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的反传统价值。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