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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是体态容颜、性格表象、遭际命运都颇为相似的两位女性形象。她们都一样的身材婀娜、眉目俊俏、机变乖觉、巧言善辩；一样的暴戾骄悍、淫邪奸恶、刁酸狠毒、老辣无耻；一样的结局悲惨，或在夫亡家败后被赶出家门，横死刀下，或在家族衰败后被丈夫休弃，“哭向金陵”。但是，这两个外在表征相同的人物，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内涵。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她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系统，其性格结构的要素不同，方式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也不同，表现出了作者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审美意识。可以说，从潘金莲到王熙凤，实现了由单质到多质，由封闭到开放，由低功能到高功能的飞腾；而从兰陵笑笑生到曹雪芹，则实现了由知性到理性，由审丑到审美的飞腾。 一 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由各种要素以一定结构方式组成的系统。我们要比较潘金莲和王熙凤的性格，首先就需要进入她们的性格世界，看看她们各自的性格要素及其结构方式。 潘金莲是《金瓶梅》里仅次于西门庆的第二号人物。全书一百回，从第一回潘金莲登场到第八十七回她丧命，共有七十二回写到了她，超过了曹雪芹描写凤姐的笔墨(曹雪芹原稿八十回，只五十一回写到了凤姐)。然而，潘金莲竟也与《金瓶梅》里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仅仅是一个单质、单向、单维的性格模式。在她身上，表现的只是赤裸裸的宣淫泄欲的自然本性。她的全部需求，就是为了追求性的满足。她丧尽了人的尊严、人的廉耻，如同原始动物般粗野、下贱、卑污，既不分场合，也不择对象。举凡与她接触的男子，无论贵贱亲疏，亲者如兄弟武松、女婿陈敬济，卑者如奴才书童、拐子王潮儿，她都要不择手段地勾引刮刺上。可以说，她的所有言行，都集中导向一个目的——行奸纵欲。她有的只是动物的兽性，而没有丝毫人性人情。她为与西门庆通奸而毒杀亲夫武大、虐打小女迎儿；她为独宠专房而谋杀了来旺、蕙莲夫妇，李瓶儿、官哥母子；她为与陈敬济偷行苟且而责罚毒打秋菊。即便对西门庆，她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爱。她需求于他的只是肉欲的满足。只要西门庆一个晚上不进她的房间，她就会“心上如上一把火相似”，“银牙暗咬，星眼流波”，无比暴怒嫉恨，下毒口咒他。她因难守空房，难耐凄凉，便召来奴才、女婿同床共枕。西门庆生命垂危，吴月娘对她嘱之又嘱，她仍“晚夕不管好歹，还和他歪缠不清”，从而加速了西门庆的死亡。西门庆一死，她更肆无忌惮地与陈敬济“私会佳期”。这那里有一点人的感情，人的天良!也许有人会问：潘金莲与庞春梅不是情同母女吗?是的，连对生母、亲女、丈夫都那么忌刻狠毒的潘金莲，对使女庞春梅却是另眼相看，情同骨肉。但这并非是一种超越动物本性特征的社会人情，仍出于同穴聚扈的生物本能。潘金莲所以看重庞春梅，就因为庞春梅能与她沆瀣一气，帮她传书递笺，引蜂招蝶，满足她的肉欲。因此，潘金莲对庞春梅并非有什么真情，而是利用她，使她成为自己偷情泄欲的工具。总之，潘金莲的各种性格表征无不生发于肉欲的需求。她指桑骂槐、挑唆生事、暴虐行凶、设圈下毒，都是为了遂其肉欲，都是兽性的发泄。这样的原始性格，其内在世界也必然是单一的。她只有肉欲得到满足时的快慰佚乐，或肉欲不能满足时的怨怅嫉恨，此外便再没有任何内在矛盾、情感冲突了。因为她是兽，不是人，不可能有人的丰富感情。潘金莲的性格，就是由这种原始兽性的单一要素机械相加起来的，是一个只有一级单质的类型化性格模式。严格地说，象潘金莲这种仅由量叠加起来的单一性格，乃是无组织的综合体，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结构。 与潘金莲相比，王熙凤的性格世界就要丰富、复杂多了。她是二个由多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要素有机组合的性格系统，充满灵肉的拚搏，善恶的抗争，美丑的冲突，倨敬的牴牾，荣辱的嬗递，哀乐的消长…… 在王熙凤的性格世界里，既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也有社会属性的一面。她与贾琏白昼宣淫，与贾蓉的暧昧关系，就是追求肉欲的自然本性的表现。甲戌本第七回曾有脂批日： “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这说明，凤姐既有“着意于风月”的自然属性，又有“英风俊骨”的社会属性。风月生活作为王熙凤性格结构的一个要素，作者“万万不可”不写。否则，王熙凤便不成其为王熙凤，就不是她的“为人”了。但是，作者在写她的生理本能的欲求时，又必须写得隐微含蓄，分寸恰当，以免“唐突阿凤身价”，“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王熙凤之不同于潘金莲处，就因为她还同时具有超越动物性的社会性，有贵族少妇的矜持、高傲、尊严等“英风俊骨”。她对金钱权势有着更高的欲望，肉感的满足并非她唯一的生活目的。所以，当贾瑞调戏她时，她便认为损害了自己的尊严，暗骂他是“禽兽”、“畜生”，并狠狠地惩治了他。她对宝玉，则完全是真挚纯洁的姐弟之情。如果换上潘金莲，不光贾瑞能得手，更会象多姑娘向宝玉动手动脚。可见，王熙凤虽有兽性的一面，但她毕竟是人，而不是兽。曹雪芹写出了她的兽性，却并没有掩盖了她的人性。人性与兽性，并存在凤姐身上，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联系。 潘金莲的淫行，同时表现为恶行。在她的性格世界里，只有恶，而绝无善。而王熙凤则不然。有关王熙凤的恶迹，论者们早已连篇累牍，上纲上线，罗列尽致了。我在这里仅择其善者言之。“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曹雪芹在这里突出的是“济”字。“济”当然是善。所以，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捉弄虽可判为恶迹，但她对刘姥姥的接济却应确认为善举。而且是善多于恶，功大于过。不作如是观，对刘姥姥日后的感恩报德便难于理解了。王熙凤与平儿的关系，也是善恶兼济的。李纨曾戏称平儿是凤姐的“一把总钥匙”、“两只膀子”，以说明她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平儿对凤姐尽心尽力，凤姐对平儿信赖倚重。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平儿才能替凤姐发号施令，凤姐也能对平儿言听计从。所以，凤姐待平儿主要以善以仁，而不是以恶以暴。第四十四回“凤姐泼醋”，出手打了平儿，当然是恶。但事后，凤姐便“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为听了旁人的话无故给平儿没脸”，“又是惭愧，又是心酸”，“落下泪来”，并自认“灌丧醉了”，“酒后无德”，当着众人给平儿赔不是。主子对奴才而能如此屈尊俯就，认错赔罪，岂又非善?可见，即便在同一事件上，凤姐也表现出了善与恶两种对立的性格要素。如果再看看她对宝玉、黛玉(高鹗续书当别论)、迎春、探春、惜春等人的关心照顾，以及跟大观园里大丫头们的关系，那就只有善，而绝少恶了。如她怜惜邢岫烟“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们多疼他些”。抄检大观园，作为执行者的王熙凤，却基本站在了王善保家的对立面，对探春的抗抄，晴雯的愤激，入画的哭诉，她都抱着同情的态度。所有这些都证明，王熙凤绝非全恶，而是善恶兼具，集其一身，构成又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 从伦理角度来看是善的恶的，从审美角度来看就应该是美的丑的。因之，王熙凤的性格世界，又是美丑具备的。这种美丑对立统一的状态，还同时具现在她的英风俊骨、聪明才智上。应该说，潘金莲也是颇有聪明才智的。在品竹弹丝、知书识字方面，她还远胜过凤姐。然而，潘金莲的这些才艺，全都被用于追欢逐淫，弹奏的是淫辞艳曲，书写的是密约情柬，无论从道德评价或审美评价上看，都是恶的丑的，引不起读者的丝毫美感。而王熙凤则不然。如她的慧心妙舌，当她是用于诟詈赵姨娘、诓骗尤二姐时，只见秽言秽语、虚情假意，当然是丑的；但当她用于逗笑取乐时，却那么机趣横生、精采妙绝，能令人破笑解颐，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她的干练泼辣、杀伐决断，当她是用于施虐逞威、谋财害命时，表现为心狠手辣、酷冷阴毒，当然是丑的；但当她协理宁国府时，又主要表现为胆识过人、不畏勤劳，把秦可卿的丧事处治得妥善周全，令人钦佩折服、称叹不己。“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曹雪芹为王熙凤所下的这两句判词，应该是包含着对她的才干的肯定性美学评价的。总之，王熙凤的英风俊骨、聪明才智，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有时表现为丑，有时又表现为美，是一种二重结构。 除上述肉与灵、恶与善、丑与美的二重结构要素外，王熙凤的其他各种性格、情感要素，也都具有二重的性质。她待下人骄横跋扈、颐指气使，在贾母王夫人面前则卑恭顺从、俯首贴耳；她在得意时心高气傲、争强好胜，不得意处便心灰意懒，乃至想抽头退步；她平素行事果断坚决、胆大妄为，一遇上邢夫人便疑虑重重、畏葸难前；她常是一脸庄重尊荣、怡然自得，但又不时露出轻浮浅薄，甚或赧颜生愧；她经常兴酣采烈、欢声笑语，但也曾着气含悲，哀哀哭泣……这还仅仅是我们在前八十回看到的王熙凤，就已经如此复杂丰赡、多姿多采。如果能看到曹雪芹的后半部原稿，我们肯定还可以为凤姐的性格结构增添上几种新的要素。 所以，王熙凤的性格，比潘金莲的性格要复杂得多。潘金莲是单一的线性结构，而王熙凤则是复杂的网络结构，是由一组组相互对立统一的要素组成的。构成王熙凤性格结构的诸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集合于王熙凤内在的性格核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王熙凤的性格核心，便是她的权势欲和金钱欲。她的所有性格表象、情感波动，都由她的权势欲和金钱欲衍生，支配，都因金钱权势的得失而转化，而向着两极辐射。她作恶，固然是为攫取金钱权势；行善，则因她有钱有势。她骄横跋扈、颐指气使，是在运用权势，让人服服贴贴；她卑恭顺从、俯首贴耳，是在邀怜取宠，巩固权势。她心高气傲、争强好胜、怡然自得、兴酣采烈，是顺利得势时的表现；她心灰意懒、畏葸难前、赧颜生愧、着气含悲，是受挫失势时的流露。正是这种对金钱和权势的无穷贪欲，构成了王熙凤性格的稳定性因素。她的各种性格要素，均以她的权势欲金钱欲为核心，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互为因果，组合成为一个复杂有序的性格系统。 经过以上比较，我们便可看出，从潘金莲到王熙凤，走过了一条由兽性到人性、由单质到多质的性格发展历程。“深得《金瓶》壶奥”[1]的曹雪芹，在兰陵笑笑生开创的艺术阶梯上腾空而起，纵览横观，探幽察微，透析了王熙凤作为社会人的个性的全部复杂性。 二 潘金莲的性格，不仅是一个仅见兽性的单一结构，而且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结构。无论空间时间怎样变换推移，她的性格都没有丝毫变化。既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也不因情势骤变而改观，永远是故态旧颜，象一个什么力量都爆不破、推不动的结晶体。王熙凤的性格则不仅是一个由多种对立的要素组成的复杂结构，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结构。她不断地与环境之间发生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作用，使结构内部诸要素经常处于自组织 运动中，不断转化、变异、发展、消亡。 众所周知，潘金莲的形象是从《水浒传》移植进《金瓶 梅》的。在《水浒传》里，潘金莲只是一个次要人物，有关她 的故事情节是作为表现武松神成，促成他奔赴梁山的“过接文 字”[2]，典型环境没有发生什么变异，很难苛求作者写出她性格的发展。到了《金瓶梅》，潘金莲已上升为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与武松的位置完全颠倒了过来，武松反而成了次要人物，其故事情节都仅为潘金莲张本了。潘金莲的故事绵亘八年，经历了西门庆家由盛而衰的社会剧变，终至被赶出家门，任人拍卖，时空的变异都很大。照理，作者应该也能够写出潘金莲性格的发展变化。然而，作者却仅为她增添了更多的淫行秽事，而并没有发掘出她随着环境的变迁所可能产生的新的性格要素。比如，潘金莲是因憎嫌武大人物猥琐，见西门庆有“张生般庞儿，潘安般貌儿”，“家有万万贯钱财”，而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的。她嫁给西门庆后，一切如愿以偿，“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际，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在这个倍受爱宠的新天地里，潘金莲该有所收敛，发生一定的变化了吧，但她仍是故技重演，随即又与奴才书童儿、女婿陈敬济通奸。社会条件的变化，不仅没有赋予她新的性格质，反倒越来越淫乱了。特别难于理解的是，西门庆暴卒，家庭衰败瓦解，潘金莲因与陈敬济的奸情被识破而被赶出家门，由王婆待价而沽。在这一连串剧变打击之后，她仍是依然故我，纹风不动。她既跟陈敬济“恩情难舍”，又与王潮儿勾搭，更对武松想入非非。八年前，她曾因勾引武松遭到羞辱，深知武松的为人，更何况自己又害死了他哥哥，使他因报仇未遂而被发配充军，结下了深仇大恨。“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明”。连吴月娘都记得的这句俗语，潘金莲却偏偏忘得一千二净了。她一听武松说要娶她；“又见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儿。旧心不改，心下暗道：‘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来，向武松道了万福。说道：‘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并且催武松“上紧些”娶她到家。我们且不说武松先娶潘金莲再报仇这种安排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武松的性格，即潘金莲的言行，也与她所处的特定环境、她面临的特定对象极不相称。她怎么能够在此情此境中，没有任何思想冲突，一点都不想到武松的为人和武松对她的仇恨，仍是“旧心不改”，专注在“姻缘”上呢?这岂不过于荒谬了吗?《金瓶梅》的作者把潘金莲封闭得紧紧的，只允许她有动物性的需求，而不允许她有丝毫现实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将她从现实环境中完全孤立开来，不让她有任何性格的变异。这就难怪潘金莲会成为一个单一、封闭、孤立、静止的性格结构了。 在这方面，王熙凤又正好与潘金莲相反。我们前面曾经谈到，王熙凤的性格世界是充满各种内在矛盾的复杂集合体。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是静态的封闭系统，而必然是动态的开放系统。因为，作者只有把她放在多种多样的典型环境中，写出她的性格的随机性和变异性，方能写出她的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以，他让王熙凤的性格始终处于开放的、运动的状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面对着不同的对象，其性格表象都很不相同。 王熙凤作为封建家族的成员，是贾府这个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属于低一级的系统层次。她的性格的开放性和动态性，首先表现在她始终与她所处的那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存亡同步发展，充分显示了部分与整体、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她的专横跋扈，奢糜无度，激化了贾府的内部矛盾，加速了贾府的衰亡。而贾府由盛而衰的演变，又促成了她性格的演变。与贾府兴盛——衰微——瓦解的过程相一致，王熙凤的性格也发生了强横——消歇——绝望的变异。“一从二令三人木”，正标示了她性格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在 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鼎盛时期，王熙凤作为荣国府 的当家奶奶，声势煊赫，威重令行，因而骄纵强横，不可一世。“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就是这种性格的集中表现。曹雪芹 在回目中特别标明“弄权”二字，正是要揭示王熙凤倚仗家族 豪势，玩弄手中权力的强横性格。离开了有所倚和权在手这两个特定条件，王熙凤便将“弄权”不成，她的强横便将无所皈依，失去现实的可能性。所以，王熙凤的骄纵强横、不可一世，是与贾府的鼎盛同步的。第五十五回以后，贾府内部的各种矛盾相继爆发，家道式微，王熙凤身心交瘁，部分权力被探 春、李纨取代。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贾府的架子尚未甚倒，王熙凤也在强支硬撑，依然有其强横的一面，但毕竟已声威消歇，暂见意懒心灰，觅求抽头退步了。第三阶段，应该是在曹雪芹的后半部原稿里。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曹雪芹的原稿，但透过前八十回的暗示和有关脂批，仍可窥其大端。这时，贾府业已家亡人散、土崩瓦解。王熙凤在这场灾难 中跌落最重，遭遇最惨。先是获罪系狱，与宝玉共领着“寒冬噎酸畿，雪夜围破毡”的饥寒交迫生活，出狱后亦为家人所不齿，干着扫雪之类的苦役。旋即被丈夫休弃，“哭向金陵”。 王熙凤性格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也表现在她能因人因事因境而异，呈现出不同的神情风貌，彪炳出不同的性格要素。前面所列她的各组矛盾统一的性格表象，就多半是这种变异的结果。比如，她在初进荣国府的刘姥姥面前，有意装腔作势，显得那么庄重雍容。当见了贾蓉，便相互调笑传情，露出她的轻浮浅薄。而对贾瑞，则又那么鄙薄憎恶，让人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刻毒阴冷。她对宝玉一片姐弟真情，处处偏爱关心，出之以“慈”；她对贾环则总是横眉冷眼，呵斥训责，出之以“严”。在“凤姐泼醋”那回里，她对小丫头、鲍二媳妇、平儿，出手就打，何等骄悍泼辣。可是，一旦贾琏倚酒逞威，拔剑故意要杀她时，便也畏惧三分，“不似先前那般泼了”，忙哭着跑到贾母跟前求救。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向凤姐问起赵姨娘、周姨娘月例银子的事，凤姐虽然心中有气，却连大气也不敢出，只“听王夫人示下”，多么恭顺崇敬。但当她一离开王夫人，走至穿廊，便立刻变脸作色，“把袖子挽了几挽，跳着那角门的门槛子”，恶言恶语地骂起赵姨娘来，大逞淫威，凶相毕露。请看，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对着不同的对象，王熙凰的性格表现出了多大的差异。正是这种性格的随机性和变异性，组成了王熙凤性格世界中一组组对立统一的要素，构成了复杂的性格系列。 上述王熙凤的两种性格变异，明显地呈露于她的性格表征，情态特点迥然有别，容易为我们识别把握。她还有另一种较为深藏隐蔽的变异，其性格表征一致，情态特点相同，但却蕴含着不同的性格内涵和情感内容。这需要我们深入剖析，烛照幽微，方能窥其肌理，穷其妙趣。王熙凤的风趣谐谑是最负盛名的。从表征上看，她的那些妙语趣谈都是相似的，共同展现出她风趣幽默的性格特点。但实际上却因环境特点的不同而各有情致，独具异响，其性格内涵和情感内容都不同。她常常出口成趣，逗得老祖宗开怀大笑。这是为着阿谀奉承，固宠争荣。她在螃蟹宴上和鸳鸯开玩笑，说贾琏要向老太太讨了鸳鸯作小老婆，这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给自己寻开心了。笑语中包含着对丫头们的轻贱，也显示了自己奶奶地位的优越。她取笑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少什么?”“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哪一点还玷辱了谁呢?”她的这种“诙谐”，挑明了宝、黛的爱情关系，起了一定的撮合作用，但又句句炫耀着贾府的高门巨富，透出压人的优越感。她当着平儿，挖苦贾琏“眼馋肚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在赵嬷嬷面前又嘲弄贾琏“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她这番尽声尽情的说笑，流露的是蕴蓄在她内心的妒意，笑里含着酸，乐中茹着苦。抄检大观园，从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司棋的箱中搜出了私信私物。凤姐读过信，瞅着羞愧惭恨的王善保女人“嘻嘻的笑”，打趣着说：“这倒也好，不用你们作老娘的操一点儿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个好女婿来，大家倒省心。”这是拿笑话当枪使，给挑唆生事的王善保女人致命的一击，以发泄她的愤怒。贾蓉来借玻璃炕屏，凤姐趁机跟贾蓉嘻笑嘲骂起来。这已是用笑话来传递私情，属于打情调笑了。所有这些逗趣取笑，其性格表征都是相同的，但随着环境的改变，又出现了思想感情的变异，形成了新的性格要素。只不过这种内在的微妙变化，一般人不易觉察罢了。 所以，王熙凤的性格不仅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而且是一个经常处于运动、变化中，与社会生活条件有着广泛而深刻联系的动态的开放系统。因之，从潘金莲到王熙凤，便又走过了一条由封闭到开放的性格发展历程。从而，王熙凤的性格便更加光采熠熠，更富于立体的美感了。 三 人物的性格结构，是系统功能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性格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性格结构的要素不同，功能也不一样。多质、多向、多维的性格结构，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广泛，储存的信息量大，功能就高；单质、单向、单维的性格结构，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狭窄，储存的信息量少，功能就低。一个动态的开放性格系统，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对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功能就大；一个静态的封闭性格系统，不能适用各种环境的变化，对外界永远只能起着同一的机械作用，功能就小。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及审美作用，永远是与人物性格内部的结构要素及结构特点成正比例的。潘金莲和王熙凤这两个艺术形象，便很好地为我们证实了这个问题。 在《金瓶梅》里，潘金莲是始于淫，终于淫，以淫乱终其一生，仅具动物本能要求并遭到恶报的淫妇。虽然，她也并非生活在真空，必然地要与外部世界发生一定的联系，但作者给了她严格的限制，使她与任何人都仅限于偷情行奸或争风吃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不能促成她系统结构内部要素的异化，让她有丝毫的性格发展。这样的性格系统，其系统功能必然很低。人们从她身上，除了淫行秽事，便再也不能获得其他信息了。她惨遭杀害，乃淫乱的恶报，与“西门庆纵欲送命”一样，提出的都是“明人偷，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3]的道德告诫，昭示读者的是轮回报应的封建糟粕。可以说，象潘金莲这样一个被降低为生物，只能示人以淫、示人以丑的艺术形象，社会意义和审美作用都几乎小到了零。 王熙凤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性格系统，系统功能远较潘金莲高得多。她做的每一件事，她的每一个性格表征，她的遭际命运，都是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必然结果，都体现出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都能揭示出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是说，她的性格系统，在不同的环境中，能够起着不同的作用，发挥多种功能。因此，我们对王熙凤的性格内涵和典型意义，便很难作出抽象的概括。“凡鸟偏从末世来”。她是站在行将崩溃的封建冰山上的一只雌凤，含有多层的系统质，表现出多种功能：首先，她是高栖于上的一只凤凰，兼得贾、王两府的豪富权势，又成了荣国府的当家奶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她的性格，集中了统治阶级的一切本质特征。其次，她高栖着的又是封建末世的冰山，纵然机关算尽，“费了意悬悬半世心”，“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她那常岌岌自危、畏葸难前的性格和悲惨的结局，便又成了封建统治阶级衰败没落的缩影。第三，她又毕竟是受夫权桎梏的一只雌凤。虽然，她在王纲解纽的封建末世里，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仗着贾母的宠爱，从荣国府的男人手里夺得了大权，对丈夫也能威重令行，但她却终究挣脱不掉妇女的悲惨命运。所以，她便又成了封建末世里妇女的性格和命运的写照。第四，她还是刚入世的一只雏凤，青春艳质，颖慧聪敏，喜嘲善谑，伶俐机锋，争强好胜，表现出了一代青年的特征。第五，她所居的冰山底下，正萌生着资本主义的幼芽。她那么睥睨夫权，藐视男子，言谈心机“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带着从资本主义胚胎中萌发的新质；可又那么贪得无厌，巧取豪夺，象高利贷商人般重利盘剥，聚敛财富，也带着从资本主义胚胎中产生的毒素。王熙凤的性格内涵和典型意义。有多么博大、丰厚、深邃呵!尽管我们作了这许多的概括，也不见得就全面了。 下面，我们再遴选出潘金莲和王熙凤相类似的三组关系作些比较，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明她们各自的性格功能，以分轩轾，见高低。 第一组是潘金莲与书童儿的关系，王熙凤与贾端的关系。潘金莲与书童儿，一个是主子，一个为奴才，有上下、尊卑之别，地位是不平等的。在潘金莲与书童儿的关系中，本来可以生发出积极的意义。但在《金瓶梅》里，这种主奴关系却完全被淫妇奸夫的关系湮没了，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因之，从他们的关系便只见淫行，完全丧失了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王熙凤之与贾瑞，犹如“天鹅”之与“癞蛤蟆”，故虽不是主奴关系，却仍有高低、贵贱、尊卑之分。所以，他们的关系实是同潘金莲与书童儿的关系相类的，而所展示的意义却要丰富得多了。“见熙凤贾瑞起淫心”，是凤、瑞关系的发端。贾瑞而竟敢觊觎凤姐，固因其性格使然，但也是凤姐轻浮风骚、与贾蓉等人暖昧厮混信息输出的结果。否则，贾瑞即便“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也断不敢以卑犯尊。曹雪芹轻巧一笔，便点出了凤姐酷爱风月的性格要素及其信息的反馈作用。但凤姐毕竟是贵族少奶奶，她绝不肯屈尊就卑，不顾自己的身分、地位，让“癞蛤蟆”吃到她这只“天鹅”。也就是说，由于贾瑞的调戏，凤姐的性格转化为自尊自重、高贵难犯的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甚至不惜使出残酷阴毒的手段，一方面以其姿色相诱，一方面又以其权势相欺，并以“告到太太跟前”相胁，逼使贾瑞添了一百两银子的债务，使贾瑞“三五下里夹攻”，“梦魂颠倒”，“惊怖异常”，终至一命呜呼!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凤姐的歹毒奸邪，炙手可热，而且看到了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关系。贾瑞之所以“不得好死”，就因为他是一只“癞蛤蟆”，居于卑者的地位，而又意欲犯上，垂涎“天鹅”。其受辱、致死，既是个人的性格悲剧，也是封建等级制度造成的社会悲剧。在与贾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王熙凤的性格结构显出了多么高的功能!如果《红楼梦》也象《金瓶梅》那样，将人降低为生物，将人性降低为动物性，使王熙凤与贾瑞的联系局限在淫行上，让他们一拍即合，平等相待，那就断乎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意义，王熙凤也将不成其为王熙凤了。 第二组是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他们同属夫妻，关系是完全一样的，但所表现的意义却很不同。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是以通奸开始的，纯系兽性的结合。此后，潘金莲作了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但其关系仍限定在肉欲的需求上。他们的一切矛盾纠葛，都是因为西门庆未能独宠潘金莲，潘的情欲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只能说明他们淫乱，而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与之相比，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却复杂、深刻多了。他们除了争风吃醋的龃龉，尚有着争权夺利的冲突，传递出了大量的社会信息。首先，他们的关系显示了四大家族的相互联络、依存。这四大家族里的贾、王、薛三府，就是经由王夫人、王熙凤的姻亲关系联络起来的。精明练达、洞悉世情如贾母，所以会如此倚重王夫人、凤姐，鄙薄邢夫人，注重的主要就是这种关系。她必定已经看到，内囊已经空虚了的贾府，急需要王、薛两家财势扶持。经由她对王夫人、凤姐的倚重，便形成了四大家族的紧密网络。王熙凤在贾家的特殊地位，她所以能挟制住贾琏，靠的正是王府的财势和这种网络关系。她曾两次向贾琏炫耀王府的富贵，这都分明是在以富压人，逼使贾琏就范。所以，我们从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可以看到四大家族的网络联结。正是这种联结，规定了他们夫妻关系的变化：当其牢固时，王熙凤可以其权势“令”夫；当其解体时，贾琏便翻脸而休妻。第二，王熙凤居然能处处抓尖要强，挟制贾琏，独揽家政大权，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风貌。它说明，在封建末世，居于封建统治地位的男子已经腐朽无能，三从四德的封建纲常已经再无法维持下去了。荣国府里，贾母、王夫人、凤姐的专权，便是对三从四德纲常的反动，对封建正统势力的叛逆。所以，王熙凤对夫权的挑战，乃是王纲解纽，伦常颓丧，封建宗法制全面崩溃瓦解，资本主义已然萌芽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这样，我们便又从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中，获得了王纲解纽的信息，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行将灭亡的历史发展的某些趋向。第三，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还显示了贾府内部深刻的矛盾。在荣国府里，人人都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丫我，我吃了你”，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其矛盾斗争尽管纷纭复杂，但却分出了鲜明的营垒：一派以失势的长房贾赦、邢夫人为代表，一派以得到贾母支持的掌权的二房贾政、王夫人为代表，展开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而王熙凤贾琏则各隶属一方。由于凤姐是权力的行使者，居于权力的中心，便自然地成了矛盾的焦点，不仅为邢夫人所不容，也为贾琏所不容。王熙凤和贾琏的角逐，实际上常常反映了两派的权力之争，显示出这个家族的内部矛盾已深深地浸透在夫妻之间，到了水火难相容的地步。仅从以上三点看，《红楼梦》在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里，就为读者提供了多么重要的社会信息，创造了多么高的艺术价值。这又是《金瓶梅》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第三组是潘金莲与李瓶儿的关系，王熙凤与尤二姐的关系。潘金莲害死李瓶儿和王熙凤害死尤二姐，都是为了争荣固宠，因而不能容人，忌恨怨毒的性格表征一样，性质完全相同，连故事情节也相似。可是，只要我们略加比较，就又会发现，两者的意义竟是那么不同。在《金瓶梅》里，潘金莲设计陷害李瓶儿，纯系孤立的个人活动，既不借重于任何人，也与外部环境没有丝毫联系。她因见李瓶儿生下了官哥儿，西门庆对之“百依百随，要一奉十”，心中妒恨，遂故行“阴谋之事”，驯养了一双白狮子猫儿，必欲吓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她每日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挝食”。一天，这猫见官哥穿着红衫，“一动动的顽耍，只当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将官哥儿身上皆抓破了”，吓得他风搐而死。潘金莲见李瓶儿没了孩子，“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指桑树，骂槐树”，使李瓶儿既怀着丧子的深悲长恨，又着了暗气暗恼，旧病复发，死于非命。可见，潘金莲害死李瓶儿母子，对外部环境是封闭绝缘的，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表现的只是她个人的邪恶。作者将潘金莲判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并认为李瓶儿是罪有应得，根本就没有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本质。 王熙凤“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当然应是杀害尤二姐的罪魁祸首。但她动用了一切所能动用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力量，使封建礼法、封建家族的权势、封建官僚机构、封建阶级的上层人物，乃至奴才丫环，都成为她手中杀人的“剑”。她首先拿住贾琏“国孝家孝之巾，背旨瞒亲”，违背了封建礼法这个“满理”，将尤二姐“赚入大观园”，并以此威胁尤二姐“别 见老太太、太太”。她说：“倘或知道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接着，又舞动这块王牌，“大闹宁国府”，挟制住了 贾珍、贾蓉、尤氏。她反复喝骂尤氏、贾蓉：“ 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人送了来。”“亲大爷 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竞不知道”。“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她还派旺儿将刀把子交到张华手上，调唆他“告琏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倚势，强迫退亲，停妻再娶”。可见，封建礼法，始终是凤姐紧操牢握、足以制胜的刀子。如果凤姐不是抓住这个“满理”，就断然闹不起来，其阴谋也不可能得逞。对尤二姐，这把刀子之特别可怕，还在她曾被贾珍、贾蓉、贾琏父子兄弟聚扈玩弄，蒙上了淫秽的耻辱。所以，凤姐就能使之直透尤二姐的心窝。她别有用心地对尤二姐说：“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子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秋桐更骂尤二姐为“淫妇”。众丫头媳妇也“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刺”。就连贾琏也怯于封建礼法的约束，在回来知道原委后仅能“蹬中跌足”，并在凤姐面前现出“愧色”。王熙凤将尤二姐陷进封建礼法的刀剑丛中，任她一刀一刀宰割，再也逃脱不开了。王熙凤所以能阴谋得逞，又是充分借用了贾、王两府的 财势。“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王熙凤正是因为有恃无恐，才敢于那么大胆，命旺儿调唆、诱逼张华去告贾琏的状。她又仗着“都察院素来与王子腾交好”，派王信用三百两银子买通察院，在都察院安了根子，直把官司玩得象走马灯。她也没有忘记利用贾母的宠信，让这位贾府的太上皇为自己大开绿灯。在将尤二姐赚进厢房睡时，她就讨得了“老祖宗的主意”。秋桐是凤姐直接借用的杀人“剑”。而秋桐是贾赦赏给贾琏的，并得到了邢夫人的支持。这样，王熙凤的活动，便又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官府联系了起来。因此，尤二姐的死于非命，并非只有凤姐邪恶。除凤姐外，贾母、贾赦、邢夫人、贾珍、贾琏、贾蓉、秋桐等，都负有罪责。尤二姐实际上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官府、封建礼法所共同吞噬了的。我们透过王熙凤谋杀尤二姐的活动，不仅看到了王熙凤个人的奸恶歹毒，也同时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官府、封建礼教的腐朽和罪恶。这就又比《金瓶梅》只写出潘金莲个人的邪恶，更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 所以，无论从宏观或微观方面比较，潘金莲作为静态的封闭性格系统，整体性功能极低；王熙凤作为动态的开放性格系统，整体性功能极高。由潘金莲到王熙凤，又同时走过了一条由低功能到高功能的性格发展历程。 四 潘金莲和王熙凤，本是两个性格表征极为相似的人物形象，但为什么一个会成为简单、封闭的性格系统，系统功能那么低?一个却成了复杂、开放的性格系统，系统功能那么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追溯到作者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审美意识上去了。 我们都知道，知性和理性，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提出，并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的两种思维方法。知性对事物执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观点，在对立规定中只抓住一方，并把这分割的一方当作孤立、静止的研究对象，只取抽象的普遍性，否定特殊性。理性对事物执亦此亦彼的辩证观点，坚持对立规定的统一，把事物当作相互联系、连结，不断运动、变化的研究对象，不但取抽象的普遍性，也承认特殊性。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语言来说，知性乃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而理性则是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潘金莲和王熙凤这两个艺术形象，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的必然产物。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在怎样认识人、把握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条件来观察人们；……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纯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4]当然，兰陵笑笑生并非费尔巴哈。我们也无意要以费尔巴哈比兰陵笑笑生。但是，我们从潘金莲看到的，难道不是一个抽象、孤立的“形而上学怪影”吗?这个怪影之特别可怕，还在她根本不是人，而是兽。这位自称为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作者，用知性的分割法，把“人”阉割得多么无情啊!他将潘金莲作为社会人的社会属性部分，完全割下丢掉了，让她只剩下自然属性的一面，仅保留着动物的性欲需求。如果我们再看看《金瓶梅》里的其他人物形象，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凡小说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被作者用知性的分割法分割了的。他们或者如同潘金莲，仅存下人的自然属性，唯知宣淫泄欲。西门庆、陈敬济、庞春梅、李瓶儿即是。他们是一类恶的典型。在作者的观念里，恶即等于淫。所以，举凡他笔下的恶者，便全是淫夫荡妇，恶到完全丧失了人的社会性。作者既以淫为恶，也就必然要以贞淑为善。吴月娘和孟玉楼，便是这种完全杜绝私欲了的善者。这样，按照作者的思想尺度，人便被截然划分为善恶两大类：恶者如动物，只顾纵欲，必遭恶报；善者如超人，绝无私欲，定得寿终。其结果，一部《金瓶梅》，其人物便都成了作者惩戒善恶、晓喻淑慝的单纯抽象品。如此，潘金莲性格的纯粹畸形，便绝不是偶然的了。 《金瓶梅》的作者不仅割裂了潘金莲的性格，而且认为，这分离出来的自然属性就是潘金莲性格的本质特征，有其现实真实性，可以在孤立状态下独自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使潘金莲永远超然物外，不管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只要求纵欲行淫，绝无丝毫变异。不独潘金莲， 《金瓶梅》里的其他人物，也大都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的。善者永远善，恶者永远恶，至死不会变。其中，庞春梅更象是与潘金莲在同一个模子中铸出来的。她不仅在西门庆家当婢女时，与西门庆、陈敬济纵欲通奸，即便作了守备夫人，生了儿子，得到了丈夫的百般宠爱，环境、地位都赫然变了，她也仍是妖淫难改，还要千方百计找回陈敬济，假充姐弟，暗续鸾胶。尔后，陈敬济因奸被杀，庞春梅也险些丧命，但她仍略无改悔，勾引府中亲随李安不成，便与老家人周忠的儿子周义行奸。周守备战死，春梅“颐养之年，淫情愈盛”，虽因“淫欲无度，生出骨蒸痨病症”，“减了饮食，消了精神，体瘦如柴，而贪淫不已”，直至纵欲而亡。 《金瓶梅》的这种状况，与我国思想史和文学史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我国封建社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奉儒家思想为正宗，极力推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儒家观念。这就必然积淀成偏狭、保守、封闭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使知性的思维方法在人们头脑中一直占着支配的地位。文艺创作中的所谓“大团圆结局”以及人物性格的脸谱化，便是这种知性观念的极端表现。影响所及，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等名著也概莫例外，大多数人物都是非此即彼、好坏分明，只有性格的一极。《金瓶梅》虽然为古代小说开拓了家庭日常生活的题材，但它的作者却承袭了传统的知性思维方法，仍然重蹈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覆辙。 在我国小说史上，真正打破了性格单一化传统格局的是曹雪芹。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5]这说明，曹雪芹虽然尚不可能作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样高的理论概括，但在创作实践上，他却是以理性思维方法，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观察、把握对象，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感情活动的。他“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纠正历来野史小说“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极端化倾向，把包括王熙凤在内的一系列人物都塑造成美丑．并举．好坏兼有的复杂性格系统，所闪耀的恰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光辉。 由王熙凤的性格，我们还同时看到，曹雪芹在考察人物对象的时候，不仅将人物性格视为对立统一的矛盾集合体，而且“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7]人物的，将人物性格视为不断运动变化的开放系统。唯其如此，他才能够使自己塑造的人物性格，处于永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中，既表现出空间上的无限广延，又表现出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他向我们展示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王熙凤和所有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都在朝着对立的方向转化、发展。由于《红楼梦》所展现的，是封建贵族由盛入衰的社会历史趋向，与此相应，王熙凤等人物作为贾府这个母系统中的子系统，也都沿着这个基本趋向，由尊至卑，由顺化逆，由刚变懦，由勤到懒，由乐转忧，由喜入悲，……走着自己的性格发展历程。 脂批曾经慨叹，对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原书缺一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无论怎样加以评论，都无法评出他与黛玉“终是何等人物”[8]。在《红楼梦》的读者和研究者中间，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感到难于说清或产生分歧的情况，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着的。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象《红楼梦》，其人物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这种现象说明，《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实在太丰富、太复杂!谁要企图用知性的分析方法，仅执一端，作出非善即恶、非贤即愚的评价，都将无法概括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将遭到他人的非难，我们只有象曹雪芹本人那样，用理性的辩证思维去认识他们，把他们看作由多组互相对立、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性格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方能洞悉他们各自丰富的性格内涵。 知性与理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表现为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从审美的角度看，又表现为不同的审美意识。因为，审美与认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审美意识也就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反映。一个作家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总要直接、间接地受他的世界观的制约，总要表现出一定的思维方法的特点。作家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不同，审美意识也不一样。兰陵笑笑生用知性的方法去认识对象，他就必然要以单调为美，以静为美，以外在表象为美，满足于类型化的性格模式，表现出低级的审美意识。曹雪芹用理性的方法去认识世界，他就必然要以丰富为美，以动为美，以内在本质为美，创造出无比生动多彩的艺术形象，表现出高级的审美意识。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潘金莲和王熙凤身上，已经得到了验证。 作家不同的审美意识，还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着眼点、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的艺术手段。兰陵笑笑生的审美意识是十分低级庸俗、鄙陋浅薄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曾有一段话，很能说明序作者和兰陵笑笑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鬓云斜？？？，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他们欣赏追求的，全是官能的享受，肉欲的刺激。这就难怪兰陵笑笑生要把艺未着眼点始终放在展露潘金莲的动物性需求上，赤裸裸地宣染描摹她争风吃醋、纵欲行淫的外在表象了。曹雪芹却与此相反。在小说第一回，他曾借石头之口，对《金瓶梅》这类作品描写“奸淫凶杀”、“淫污秽臭”、“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表示深恶痛绝，公开表白了自己有高于历来野史作者的审美意向。为了实现这种审美意向，他把艺术着眼点始终放在揭示王熙凤作为人的社会本质特征上，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含畜蕴藉的艺术手段，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真实地表现出她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丰富性，把她的形象描绘得千姿百态，生动活泼，含蓄有致，意味深长。即便在描写她的风月生活时，也采取了隐微含蓄的手法，只点到为止，绝不让她的自然属性去污渎她的社会属性。 可见，从潘金莲到王熙凤，所以能实现从单一到复杂、由封闭到开放、由低功能到高功能的性格飞跃，关键在曹雪芹有进步的世界观，首先实现了由知性到理性的飞跃，上升到了更高的审美层次。 上面，我们就潘金莲与王熙凤的性格作了不厌其烦的比较，旨在说明：在艺术作品中，人物性格结构的要素越丰富复杂，系统功能越高，审美效应越大。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性格结构的规律，用理性的思维方法去认识对象、把握对象，将构成人物性格的各种对立统一的要素都真实地再现出来，以提高性格系统的功能，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审美效应。昧乎此，人物性格便将成为某种抽象概念的“形而上学怪影”，降低甚或完全丧失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注 释 [1]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 [2]金圣叹：《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回前批． [3]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4]《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页． [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9页． [8]庚辰术第十九回双行批．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1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