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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红楼梦》的出现带有几分奇迹的性质，它的情节，结构、叙述语调和叙述兴趣都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截然不同。看起来好象《红楼梦》所拥有的新的艺术形态是一次文化生物学上的突变，而且大家至今也说不出这种“突变”到底是缘于什么造化。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读者对这种“突变”具有聪颖而敏感的悟性，马上就接受并认可了这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红楼梦》出现不久就被广泛地喜爱，以至于有“开言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然而在中国传统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尤其是在艺术欣赏领域中。欣赏的愉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对象的掌握、熟悉和与对象的契合、取洽，也就是说取决于一种习惯。《红楼梦》是一种新的现象，它提供的是一个新的天地和新的方式，所以就会有许多人不习惯，因不习惯而不喜欢、而拒绝。清代人周永保致友人的一封信就代表了这种心态。信中说：“最可厌者，莫如近世之《红楼梦》，蝇鸣吲唱，动辄万言，汗漫不收，味同嚼蜡。世顾盛称之，或又从而续之，亦大可怪矣。”(《古典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红楼梦》)这里流露了对《红楼梦》的强烈厌恶和对爱《红》考的极端不解。而“蝇鸣吲唱、动辄万言，汗漫不收”十二字准确地表述了不喜《红楼》的原因，事实上这十二个字也传神地总结了《红楼梦》所拥有的新的艺术因素：重平常细节和内在心理，与传统小说的传奇风格相去远矣。所以周永保读起来觉得不适，觉得“味同嚼蜡”。看起来一种新的艺术形态的出现是一种冒险，它对习见的传统是一种挑战，对读者的趣味也是一种新的训练和培养；灵活而开放的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培养，迟钝且顽固的读者却常常拒绝，因而也就失去了获得新的审美满足的机会。 话题再转回到《红楼梦》上。《红楼梦》艺术在当时的奇特性是无可否认的。但是， 《红楼梦》难道真的是天外来客吗?真的如《西游记》申的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缝中跳将出来的吗?它与中国自唐传奇以降的小说传统真的是见不出任何脉络关系吗?其实，如果我们在《红楼》中细心查考，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所代表的叙事传统相联系、相承袭的蛛丝马迹。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红楼》的景语。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当然传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呈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换置到任何一部小说之中。即便不是大而化之的“景语诗”，也是四字一句的骈体语言，如“是年八月中秋之夜，月色如银，万里一碧”，“时值交秋天气，西方夜起，白露为霜”。——也就是说，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景语是成语化即梗概化的。写景的成语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中对情绪的忽略，这是小说口头说话血缘的存留，暴露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原始与简陋。按说《红楼梦》作为一部非传统结构的小说应该对习惯的景语模式有所修正；但恰恰相反，《红楼梦》的景语也仍然是成语化的：从这种景语模式我们窥见了《红楼梦》与传统古典小说割不断的联系。《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统的背离还没有达到全面地改造景语的程度：景语乃是一个试金石。与古典传统小说一样，《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在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大都是笼统的成语。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他也是直奔情节、无暇他顾的。《红楼梦》与传统古典小说所不的仅仅是，传统小说重视的是传奇情节，而《红楼梦》所重视的是日常情节。传奇情节要求曲折性和起伏性；而日常情节则包括着更多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以故事的机巧吸引人，而生活细节本有的魅力打动人。《红楼梦》的创造体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这种创造既是伟大的，也是有限的；曹雪芹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他毕竟还没有走得太远——没有远到我们无法追寻其踪迹的地步。我们从对《红楼》景语的分析中发现了这一点，发现了它与中国小说传统之间的关联与师承，这使我们能够客观地估价《红楼梦》艺术进步的程度与分量。我们从此可以不再被《红楼梦》“无端降临”的神话所迷惑，由此而体会到曹雪芹作一个人(而不是神)创造的艰辛，同时也真正认识到文学艺术发展的艰难与缓慢。联想到这一切正是因为《红楼》的景话提示了我们；《红楼》景语是《红楼》的胎记，显露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上的进化痕迹。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1年03期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1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