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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红楼梦》研究作过贡献的红学家中，有个人的名字被一再提及。这个人没有专门研究《红楼梦》的论著，却被公认为对新红学的创建居功至伟。这个人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之所以成为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写作《红楼梦考证》有重要关系。 一、胡适写出了不成熟的《红楼梦考证》 胡适正式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21年。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整理《红楼梦》，拟出版新标点本《红楼梦》。掌控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汪原放叔侄考虑到《红楼梦》的篇幅甚巨，一再恳求已经写过《水浒传考证》、《吴敬梓传》的胡适为他们新标点的《红楼梦》作篇序，进行宣传。在汪孟邹叔侄的一再要求、催促下，胡适考虑一是要为白话小说张目，以乾嘉学派治经史的功夫研究小说，将其纳入学术殿堂；二是为整理国故探索和示范一种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遂答应为《红楼梦》作序。 据胡适日记记载，他是在1921年3月初动手写这篇序的；3月27日完成，定名为《红楼梦考证》。胡适的这篇论文，随同亚东版的《红楼梦》发行于世。胡适写作时大约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论文实际上创建了整个新红学的研究体系。 不过，这篇论文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确实写得有些仓促。胡适本人很不满意。由于资料的缺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虽然提出了许多设想，但因为缺少充分资料的有力支撑，显得分量不够，而且还存在一些疏漏，例如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等。一贯认真对待学术研究的胡适决心立即着手对《红楼梦考证》初稿进行补充和修改。 二、顾颉刚加入对《红楼梦考证》的修改 顾颉刚虽然只比胡适小两岁，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胡适自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开始的。当时顾颉刚是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学生，胡适教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令顾颉刚“非常信服”。此后，他与胡适交往甚密，谈学论文，书信不断，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顾颉刚于1920年毕业，在胡适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员。所以当胡适需要查找大量资料时，很自然地就想到顾颉刚。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文中对当时帮助胡适修改《红楼梦考证》一事回忆说： 《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后得读。……他感到搜集的史实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检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我归家后，他们不断的来信讨论，我也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 据统计，在1921年4月至10月间，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三人间共写论红书信56封，其中胡适致顾颉刚13封，俞平伯致顾颉刚18封，顾颉刚致胡适16封，顾颉刚致俞平伯9封。相比之下，顾颉刚写得最多。 三人以胡适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红楼梦》研究小组，书信频繁往来，合作得十分融洽。几个月后，大量资料被挖掘出来，有关作者、版本、续书方面的观点经过三人的推敲和驳难，更具有说服力。到1921年11月12日，胡适写定《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初稿相比，改定稿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立论上，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这篇论文，成为新红学的指导之作。改定稿虽然最后的署名仅为胡适，但却可以说是三人合作的结果。其中顾颉刚对该文作出了较大贡献。 胡适虽然以自己的名字署了该文，但是，以胡适做学问的风格和为人，他是不会掠人之美的。翻开《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诸如“我的朋友顾颉刚在《江南通志》里查出……”、“颉刚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驻跸将军署外，余五次均把织造署当行宫……”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足以表明胡适本人对顾颉刚为此文出力的认可。 胡适还在其口述自传中，专门谈到顾颉刚、俞平伯对《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贡献：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人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 对顾颉刚而言，这几个月参与红学研究，无疑是紧张、辛苦的，但是却是非常快乐的。他在其中不仅得到探讨学术的乐趣，同时也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益于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表达了这种感受： 我从他们和我往来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学问的乐趣。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况的复杂。 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学海无涯，到这时更望洋兴叹了。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参与对《红楼梦考证》的修改，顾颉刚奠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基础，从而成为后来的史学大家。 三、催生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在红学研究中，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问世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是新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顾颉刚，就没有俞平伯写作这本书。 1921年，俞平伯从欧洲重返北京，为留学考试作准备。在京期间，正赶上胡适和顾颉刚的红学讨论。当时，两人通信频繁，十分热烈。俞平伯受此感染和影响，也加入进来。大家相互切磋交流，兴致很高。在三人研红小组中，顾颉刚是联络中心，胡适、俞平伯的信都是写给他的；两人之间的交流除少数直接的面谈外，也往往通过顾颉刚转达。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曾回忆说：“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 从1921年4月27日开始，俞平伯给顾颉刚写信探讨《红楼梦》，标志着俞平伯对《红楼梦》着手正式研究；到1921年10月，两人的红学通信告一段落。这一期间的通信，促成了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完成。1922年2月，因胡适与蔡元培之间的红学论战，引发了俞平伯再次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他给顾颉刚去信，希望两人合作，在以往通信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红学专著，向世人宣传正确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顾颉刚因为自己太忙，希望俞平伯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俞平伯独立着手这本书稿的撰写，到1922年夏天即告完成。当时他即将去美国，临行之前，俞平伯将书稿交给顾颉刚，委托他找人抄写并进行校勘。1923年4月，该书以《红楼梦辨》为书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红楼梦辨》虽然署名为俞平伯一人，但它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样，实际上也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顾颉刚为该书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为此，俞平伯在该书的“引论”中曾这样表示： 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这是不用说的了。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颉刚两人合做的。 只要看过顾颉刚、俞平伯二人之间的通信内容便可以知道，俞平伯这样说，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辞。 四、红学的遗憾：顾颉刚未能完成他的红学论著 在与胡适、俞平伯通信进行红学研讨时，顾颉刚也产生过撰写红学研究专著的想法。他在1921年4月12日给胡适的书信里曾有这样的打算： 把历次所得，集成一篇《曹寅传》，放在先生办的《读书》杂志里…… 我拟编一考证《红楼梦》的年表，年岁下分为四格：第一格为当时政事，第二格为曹家事及与曹家有关系的事，第三格为存疑，第四格为杂记。将来如有新发见，就可记在上面。 对顾颉刚的这个“打算”，胡适在次日即4月13日就复信表示“极赞成”。在1921年5月26日的书信中，顾颉刚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拟细看《红楼梦》一遍，做一篇《高鹗续作〈红楼梦〉的线索》，说明他续作取材的所在。日来颇有所得，等看完时当详细奉告。 遗憾的是，顾颉刚后来因为其他事情耽搁，他关于红学研究的“打算”始终未能动笔。否则，他很可能也会写成一部专著，就像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那样，与《红楼梦考证》一起构成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好在顾颉刚写给胡适、俞平伯的书信都保存了下来，其当年探讨《红楼梦》的情景也就真实可见。 在20世纪的红学史上，再也找不到像顾颉刚这样一位奇特的人物——他无意于红学研究，却因为胡适的委托而身陷其中；他涉足红学研究只有几个月，并且没有完成专门的研红论著，却是公认的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了不起的著名红学家。 对顾颉刚与红学的关系，《红楼梦大辞典》作了如下介绍：“胡适以前的红学为旧红学。……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以后的红学为新红学。”这是历史的记载和评价。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分校 原载：《文史杂志》2007年第5期 原载：《文史杂志》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