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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园是贾府为元春归省而营建的省亲别院，由元春亲自正式命名，《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于其中，它无疑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环境。因此，《红楼梦》问世后不久，围绕大观园的原型、地点、园林建筑等问题，众多读者以极大兴趣进行探索，其讨论的热烈程度可谓红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大观园虽然是《红楼梦》所创造的一个典型环境，但是，它是否作者凭空创造的？如果不是，那么，它究竟有没有生活原型、素材来源？笔者拟就此一学术争论作一检讨。 南京随园说 最早提出大观园即随园的人是与曹雪芹同一时代，且极有可能与曹雪芹有过交往的明义，他在《题红楼梦》二十首诗的序中说：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① 在《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之一中，明义写有“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的诗句，并有自注：“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 ②从明义的口吻看，他极有可能与曹雪芹相识，他又见过《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他提出的大观园即随园一说因此影响甚大，其后袁枚也持此说，他在《随园诗话》（道光四年刊本）中写道： （曹练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③ 随园位于清代上元县境，当时南京城区分属上元、江宁两县管辖。其遗址在今南京市广州路的两侧，亦即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之间。明义、袁枚二人的根据何在，都不曾明言。明义的甥辈裕瑞在《枣窗闲笔》中就承袭了袁枚的说法，他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 ④可笑的是，袁枚的孙子袁祖志竟毫不相信乃祖之说，认为随园说乃“吾祖谰言”，并且主张将这句话从《随园诗话》中删去。与袁枚同时代的周春明确表示反对随园说，他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声言：“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⑤嘉、道间人诸联《红楼评梦》也指出：“袁子才《诗话》，谓纪随园事，言难征信，无厘毫似处。不过珍爱倍至，而硬拉之，弗顾旁人齿冷矣。” ⑥1915年5月民权出版部之《古今小说评林》载有太冷生的文章也反对随园说：“《随园诗话》中老人自云：‘《红楼梦》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此老可谓脸厚。” ⑦尽管许多人反对随园说，但仍不断有人肯定随园说。1921年，胡适发表了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红楼梦考证》，其中论道：“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是不假的。 袁枚的《随园记》（《小仓山房文集》十二）说随园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此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頫的任的人。（袁枚误记为康熙时，实为雍正六年。）袁枚作记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去曹頫卸织造任时甚近，他应该知道这园的历史。我们从此可以推想当雍正六年去职时，必是因亏空被追赔，故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 ⑧比较而言，胡适又从随园的来历、曹頫的遭遇方面论证了他相信随园说的理由，这要比周春、太冷生诸人持之无故、近乎谩骂的否定，显得令人可信一些；当然，胡适之所以肯定随园说，无非是为他提出的《红楼梦》是“自叙传”说的观点提供依据。1961年，主张《红楼梦》为“他传说”的吴世昌重提大观园即随园的说法，他在《红楼梦探源》中指出：“俞平伯与顾颉刚证明袁枚说谎，并不能成立。……证明大观园即随园旧址并不是小说中所有故事均在南京发生。……我们已经指出：作者摆脱时间限制，有时把相隔数十年的事融合为一。同样的，作者摆脱空间限制，把影片叠印起来，产生一种和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效果。” ⑨吴世昌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直到1980年，他在《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中继续主张随园说，他写道：“书中所记‘风月繁华之盛’的故事，发生在雪芹的江宁织府’内或根据‘织府’中的事迹而编写”。“‘大观园’在南京，其故址即‘随园’。这些话都是雪芹亲自告诉明义的。否则住在北京的明义怎能知道曹家上世在南京的事。” ⑩吴世昌认为，贾宝玉的原型就是脂砚斋，所以脂砚斋生活过的曹家花园，就成了大观园的原型。 1921年，顾颉刚与俞平伯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对于大观园即随园说，顾颉刚先是怀疑继而否定，他先是“疑大观园不即是随园”(11)，继而发现袁枚所说的诸多矛盾，第一，袁枚的生年（1716）与雪芹生年（1715？）不远，但袁枚却说“相隔已百余年矣”，“可见此老之糊涂”，他又查了《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及《上元县志》，它们“都没有说小仓山是曹家旧业”，“可见府志书的不载，正好反证曹家并无此园了”。第二，袁枚所记曹家事“到处错误”，同时发现了“大观园不在南京”的几条证据：1.《续同人集》载张坚赠袁枚诗之序有“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和诗句“瞬息四十年，园林数主易”，可知随园的主人有“吴隋袁”数家了。2.袁枚《随园记》作于乾隆十四年，记中说其经过次序是买园、翻造、辞官、迁居，“这许多事情必不是三个月所能做的，则买园当然在乾隆十四年以前”，而乾隆十三年袁枚修《江宁府志》并未将随园入志，“而只等看见了《红楼梦》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这实在教人不能相信”(12)。顾颉刚提出的证据和意见，俞平伯认为是“铁案如山不可动摇。从此，《红楼梦》之在南京，已无确实的根据，除非拉些书中花草来作证”。他并且主张“可以借作者的生平，参合书中所叙述，积极地证明《红楼梦》之在北京”，他的确是“以书中主要明显的本文，曹氏一家的踪迹，雪芹的生平”三点证据进行“推较”，“断定《红楼梦》一书，叙的是北京的事，……袁枚的话是个谎话”。尽管如此，俞平伯“觉得疑惑没有销尽”，认为如果对此问题“遽下断语，是万分危险的”，因此，他审慎地“声明”要“保留将来的‘撤销原判’底权利”(13)。果然如此，三十多年之后的1954年，他在《大观园地点问题》一文中说道：“这里有三种的因素：（一）回忆，（二）理想，（三）现实。以回忆而论，可在北京，亦可能在南京。曹頫罢官以后尽管住在北京，但作者忆想他家的盛时，在金陵曾有一个大大的花园，这可能性依然很大的，亦即所谓‘秦淮残梦忆繁华’，袁子才所谓‘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也’，究竟是否谎话，亦不易确说”(14)。 周汝昌则对随园说彻底否定，认为“袁枚的话毫无根据，所谓向壁虚构，信口开河”，并坦白自己“曾认为‘随园或亦本属曹家所有’，这话还是受了胡适的影响”(15)。 1978年，卞孝萱发表了《大观园即随园说辟谬—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一文，其题目即显豁地表明了主题，他首先对随园的来历作了资料上的分析，并作出如下简表： （明） （清康熙时） （雍正时） （雍正、乾隆） （乾隆时） 焦氏竑随园 吴园 ——隋园 ——酒肆 袁氏随园 进而他又将陈从周发现的乾、嘉时人汪荣所绘的《随园图》与袁枚、袁祖志所记的随园景色作了对照，发现《随园图》的景色与袁枚、袁祖志所记载的随园相合，而它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没有相似之处”，“袁枚的随园，是一个具体的园林，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曹霑从当时名园，选取素材，经过加工、改造，运用文学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大观园’不是反映某一个具体的园林，而是当时南北园林优点的综合，比具体的园林，更典型，更理想”(16)。客观地说，卞文在否定大观园即随园说的文章中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写法上的别具一格倒在其次了。 北京恭王府说恭王府座落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在地安门的什刹海以西，恭王府的建筑和花园占地有100余亩，这里是明清时期著名的风景区，因同治年间由恭王奕炘居住而得名。一直到民国年间，还有恭亲王的后代居住其中。恭王府于1932年卖与辅仁大学做校舍，现由中国音乐学院、红楼梦研究所等单位作校舍和办公用房。《红楼梦》第17至18回，宝玉与众姐妹奉元春之命为大观园题咏，宝钗有一首七律，首联云：“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后人正是据此寻觅“帝城”——北京城西各个旧王府邸，经过实地考察和文献推考，有一些人提出了恭王府就是大观园的原型一说。 较早论及恭王府与大观园之关系的是中国古建筑史学家单士元，1938年12月，他发表了《恭王府沿革考略》一文，考证了恭王府的历史沿革情况，并附有《庆王恭王世系略表》，基本上否定了恭王府说，因为据他考证，恭王府的先后主人是和珅——恭王——辅仁大学，换言之，恭王府的建筑是在曹雪芹死后，曹雪芹岂能以恭王府为大观园的原型？他说：“府之最初历史，有谓为康熙间大学士明珠旧第，遂以说部《红楼梦》大观园附会之。关于此点，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闾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17)1962年，时值学术界和文化界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开展一系列活动，大观园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前往恭王府实地考察。吴柳前去向曾写过《恭王府沿革考略》的单士元请教恭王府的相关问题，单士元却修正了自己20多年前的看法，他对吴柳说：“我在二十年前随陈垣校长，看恭王府，写过‘考略’，文中提到，因文献无征，否定了恭王府是《石头记》中大观园之说。不过，二十年之后，我又看过一次，却相反，我认为恭王府是大观园遗址，完全有可能。园里面有座‘戏楼’，看得出那是清初的建筑。恭王后人溥儒先生是名画家，他所住的那座房子，是雍正年代的建筑。从这些线索看，园子的历史还要比和珅的时代早得多。我想，曹雪芹生前可能见过这房子。”(18)因此，吴柳专程实地考察了恭王府，写出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京华何处大观园》，他把书中尤二姐所在的小花枝巷、黛玉走过的路、凤姐所经营的后楼、大观园的水、潇湘馆、大观园的后门等所描写的具体情景与恭王府建筑格局对照合观，基本上坐实大观园的原址就是北京恭王府。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大观园的原型即北京恭王府一说的代表作，虽然其学术价值不高。在其影响下，报刊杂志上登出了不少探索大观园原型的文章。其实，早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周汝昌就“疑心”曹雪芹老宅即恭王府，“其地点乃是在紫禁城西北角的这一处。……总之，曹雪芹的园子是有模型在胸的”(19)。1976年，《红楼梦新证》增订后再版，在第四章“地点问题”末尾有一则“补充”，其中写道：“我写本节文字时，根据小说所叙，推断大致的地点位置，那时并不知道任何别的线索。随后因看乾隆京城全图，发现所推的那一带正好有一处府第，就是和珅府，后为庆王府、恭王府者是。再后来，才又知道过去居住此府的人以及附近的邻居都世代传说，相沿称此宅为‘西府’，其东邻另一府为‘东府’。” (20)他后来发表的长篇论文《芳园筑向帝城西》以及专著《恭王府考》、《恭王府与红楼梦》，则援用大量文献、传说资料与《红楼梦》中所写的景点和建筑布局两相比对，认定恭王府即大观园的原址，《恭王府考》“开门见山”地写道： 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21) 从而把大观园即恭王府说推向了极致。他在研究大观园原址问题上用力最多，影响也最大。 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此说的提出者是美籍华人赵冈。早在1963年，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考证拾遗》中，赵冈就提出：“康熙南巡时，数次都以曹寅的织造署为行宫。书中大观园的规模正与此相当。……书中甄家一直都在南京，正暗示故事的地点是在南京，而非北京。”(22)到了1970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红楼梦新探》中，赵冈进一步写道：“南北互调是雪芹秘法之一。……大观园真址之建造是为了康熙南巡当行宫之用。这个南巡行宫图，今尚保存。其院亭花园的规模及配置很类似书中的大观园。”(23)在1971年5月1日台北《东方杂志》复刊第四卷第十一期上，赵冈针对大观园的原型既恭王府说，发表了题为《北平恭王府是大观园吗》的文章，认为“恭王府绝非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所描写的大观园”，因为“恭王府的殿宇是雪芹卒后二十年才出现的。……因此，大观园的模型是曾为康熙行宫的江宁织造署，而不是北京城内的恭王府”(24)。1980年，他又写了《再谈大观园》一文，重申了他的观点。他首先指出：“我个人的看法是，曹雪芹的想象力并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丰富，小说中虚构的部分往往写得不好，毛病与矛盾迭出”。他举出贾赦及其二子贾琏、贾琮以及书中描写方向多处“矛盾百出”的例子，认为“有关大观园的描写也是有真有假”。他还举出第三回一条如下脂批：“试思荣府园今在西，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何不畏难若此？”他据此认为“可证大观园是真，即荣府园，也就是后来改建为南京行宫的织造府花园，园在府邸西边。后来在书中改迁至东边的方位则是假”。他分析造成这种“真假揉合”现象的原因是“雪芹与脂砚对于这个西花园的印象深刻到无以复加”，作者要把“西花园的印象”“搬家”到书中，又要通过改变其方位的方式“达到伪装的目的”，于是“产生这些漏洞”，“所以在大观园建成以后，也就是从第十七回开始，凡是描写园中事情，尽量避免提及东南西北等方位字样。只有几处他忘记了遵守这个原则，具体的写出了方向，而凡是这些地方都出了毛病”。在文末，他还指明：“这个荣府西花园，也就是南京行宫的西花园，现在已改成大行宫小学，面临北亭巷，北临汉府街。据研究南京历史的专家告诉我，在修建大行宫小学时，在园之西北角上亭子中发现一块碑石，上面书‘红楼一角’，据说碑亭巷就是由此得名”(25)。 《再谈大观园》一文可视为赵冈主张大观园的原型是江宁织造府署西花园说的代表作和总结之作。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11月12日，他在《中国时报》“人间”栏刊出了《花香铜臭集》（二），他又利用新译出的内务府满文奏销档中有关曹寅修建西花园的三、四个文件，论证江宁织造署的花园曾于康熙三十七年因接驾而大加扩充重修，从而进一步推定《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以江宁织造署西花园为蓝本。赵冈举出的新的证据及其论点，立即遭到了余英时的反驳和否定，所以几年后，赵冈写《再谈大观园》一文时，未再以曹寅修建西花园的三、四个文件作为论据，看来他是放弃、修正了自己的论据。余英时的文章题为《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考》，他先举出赵冈的如下原文： 江宁织造府本来就是一座明朝留下来的大府邸。府西的花园景物已很可观，曹寅诗中屡加描写。不过这座花园的最大变化是发生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此年预备康熙皇帝南巡，曹寅为了接驾，特别把江宁织造署的西花园大加翻修扩充。到此它才具备了书中大观园的规模。当时翻修的工程很大，增添了许多园景，新栽了松竹玉兰，除修补园中旧有房屋外，还增建大小房屋四百八十一间，以及圣花寺、真武庙、永宁观三所园中寺庙。这些修建费算是接驾费用的一部分，要向内务府报销的。最近译出的清代内务府满文奏销档，就记载有曹寅翻修西花园工程情况和各项开支的资料。 接着引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讨论满文档案史料中三个文件所谓“西花园”是指北京西郊的畅春园这一重要证据，又举出《钦定日下旧闻考》、同治修《畿辅通志》、蔡赓年纂《光绪顺天府志》及其注引曹日瑛《重修真武庙碑记》等“补充性的证据”，证明西花园在北京，圣化寺、真武庙、永宁观三所寺庙“也都在北京的西花园附近”；文末还写道：“《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更不是以十八世纪中国任何一个园林（无论在南、在北）为蓝本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任何一条证据，足以证明大观园是南京织造署的花园”(26)。无论从文笔的犀利还是证据的确凿两方面来看，余英时的反驳论证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赵冈实在难以做出反驳，难怪他后来不再提及曹家档案史料中的“西花园”证据了。 大陆赞同赵冈江宁织造府说的人甚少，南京的严中却主张此说，他根据南京地方志等资料与《红楼梦》中的水月庵、会芳园等地点相对照，说“《红楼梦》中贾府的主要原型应是江宁织造署，而大观园的主要原型则是江宁织造署的西花园是也”(27)。 大观园在《红楼梦》里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它们在寻找大观园时都过分地呆看《红楼梦》，以为曹雪芹描写大观园必有一个具体可认的原型来参照，因此竭尽全力从《红楼梦》之外的东南西北诸方面去搜觅。然而，无论是“随园说”、“恭王府说”，还是“江宁织造说”，都违反了一个简单而清楚的事实：《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虚构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之一，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是小说而不进行虚构是非小说。如果承认这一点——仅此一点，上述诸说的立论基础便会自然崩塌，许多花费很大的精力坐实大观园地点位置的人就可能不再去竭力寻找大观园的原型。 早在乾、嘉年间，二知道人就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大观园的虚构性，他在《红楼梦说梦》中指出：“ 好事者游览名胜，每于亭台之式样，山水之四环，杼轴予怀，臣有粉本矣。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吾闻雪芹，缙绅裔也，使富侔崇、恺，何难开拓其悼红轩，叠石为山，凿池引水，以供朋侪游憩哉？昔乎绘诸纸上，为亡是公之名园也。 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园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此中人呓语云，除却怡红公子，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 (28)。 这段评论异常精辟，后来不少人于此受到启发，惜乎不大为人所重视。第一，他认为大观园是作者“胸中丘壑”，直言之，大观园是曹雪芹在心中勾勒的图景，这就排除了大观园有具体可认的原型的误解，实可视为通明的见解。第二，它道出了大观园的虚拟性，并把它比之于“亡是公之名园”、“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这其实已经揭明大观园就在《红楼梦》中，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第三，他说曹雪芹创造大观园经过了“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与笔”的两个阶段，也很准确而深刻，因为它说出了文学创作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以及艺术加工的重要性，即刘勰所谓“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涣然乃珍”(29)，“山木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 (30)。尤其是“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诸句，直开余英时“《红楼梦》两个世界”一说的先河，值得珍视。惜乎二知道人的如上见解却寥落百载！ 1935年7月，藏云发表了《大观园源流辨》一文，该文在分析了有关大观园的原型的几种说法的“无根”之后，从中国园林发展史的角度做出解说： 中国园林的发达有两个系统：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园式。苑囿起于秦汉，庭园则迟至赵宋，渐取苑囿而代之。……中国北部的名园，规模豁达雄大为其特色。南北朝之末，尤以南朝宋齐梁陈以来，渐分化为另一系统。赵宋而后，南方已形成了一种独立的风格，便是尽量揽挹大自然之风物，尽量缩之成一小天地，重在闲寂幽深，所谓“曲径通幽”，“别有天地”，这是南方庭园系统的特色。……自明以来，燕京园林，已充分采取江南庭园之风趣，而其广大又不脱北方苑囿的系统。……北京园林的发达，至康熙乾隆间而极盛。这个时期，北方苑囿系统的园林，大部分被庭园系统的因素浸润了。《红楼梦》大观园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根据之下产生的，它是溶和苑囿与庭园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大观园决不是一座空中楼阁，它必是依着它的时代和环境而产生的，它与当时北京最高的园林设计极有关系，明白说，它受当时皇家园林城内如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城外西郊如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诸御花园的影响极大，可说就是这些皇家园林做了大观园的底本。(31) 藏云接下具体分析了大观园的规模格局、景点布置、意境营造、材质图案以及富丽堂皇的设备等等，认为曹雪芹正是从当时的园林艺术中汲取养料而创造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作者虽然没有使用“大观园就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字眼，但是大观园是曹雪芹这个“绝顶的文学家”创造出来的这一意思却表述得很明白，因为作者还强调指出：“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观园之所以为大观园的客观性，如果有奢望的话，亦只在使人不敢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谁的园林罢了”(32)。从红学发展史来看，藏云的《大观园源流辨》是一篇立论正确、分析精到、颇有学术价值的好文章，它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探讨大观园的问题，一些研究大观园的学人也极少谈及此文，这大约由于此文发表在报纸上面，年代又较远的原因吧，所以未能引起红学研究者的重视，于此亦可看出汇集并出版有关文章的重要性，它可以使人们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 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1962年学术界和文化界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开展一系列活动之时，大观园的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不少人就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大观园的原型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戴志昂在《〈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艺术》一文中说道：“大观园是文学语言反映现实的古典园林建筑，是作者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吸收当时的一般园林建筑的素材，经过分析、综合、加工改造、创造出来的园林建筑艺术形象，运用文学语言反映出来的，但不是反映某一个具体的古典园林建筑。大观园应该比具体的园林建筑更美、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大观园虽是文学语言反映古典园林建筑，它却有高度的艺术魅力，比一般现实的私家园林更加吸引人们欣赏，更加使人们喜爱。”“正因为大观园是文学语言反映的古典园林建筑，是曹雪芹创造的，来源于当时客观现实的园林建筑而有别于当时客观现实的园林建筑，所以我们要在现存的古典园林建筑实物或遗迹中去找出和大观园一模一样的，是找不到的。”(33)黄葆芳也说：“根据虚构、在南、在北这三个论点，我同意第一点见解。……曹雪芹不仅样样当行出色，想不到还是具有高度才能的‘园庭布置’专家。……雪芹当时能冲破旧的传统习惯，大胆地做出革命性的更改，极为难能可贵！……你能说：雪芹除了文学成就之外，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庭园布置专家吗？”(34)而林宽、周颖在此比较研究了有关大观园的论著后指出：“综合各方学者意见，曹雪芹笔下的那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是作者笔下神往的理想世界，是园林建筑的艺术形象，它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古典园林，但‘梦’中的园却可能比现实中的任何一座园林更典型、更美妙、更理想。”这是因为： 这座综合了北方皇家园林的富丽宏阔与南方私家花园典雅幽深的大观园又与《红楼梦》的结构情节、人物性格相互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大师曹雪芹正是用他那神来之笔，把《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环境——大观园变成了一个刻画人物形象，展示其扑朔迷离的故事殿堂……以‘怡红快绿’为主题的怡红院，浓朱重彩、富丽堂皇，连居室内都挂西洋美女图，摆立地穿衣镜，足见主人翁贾宝玉的脂粉与富贵。潇湘馆内曲折游廊，翠竹掩映，清水小溪，盘旋而去，‘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这与主人林黛玉修竹读书，幽怨孤独形成了鲜明写照。而薛宝钗的住处蘅芜苑内假山玲珑，回廊四接，正房五间，摆设简朴，洁净清雅，这就更加衬托出居室主人端庄稳重、冷漠无情的性格特色。至于稻香村则‘柴门临水稻花香’，黄泥墙头，纸窗木塌，朴实无华，与寡妇李纨身份性格吻合。 (35) 还有人从文学作品象征的角度论述大观园就在《红楼梦》中。夏志清在《〈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中分析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时写道：“当然这个园子是为元春所盖，但奉元春之命这个园子成了贾府的孩子们的住宅，她要他们能享受她宫闱中被夺去的那种友情和温暖。因此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做受惊恐的少年少女们的天堂，它被指定为诱使他们了解成年人的不幸。”(36)因为夏志清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本质就在于同情和遁世(Detachment)两种相对要求间的拉锯战，在于作者纵有理智上的选择道家的出世思想，而他仍紧紧执著与做为爱(eros)和爱餐(agape)的爱情”(37)，所以他得出了“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做受惊恐的少男少女们的天堂”的认识。宋淇在《论大观园》一文中专列“大观园的所在”一节进行探讨，他写道：“读《红楼梦》时，我们必须记住：它是一个大作家的创作。根据这一基本概念，我们可以接下去说：大观园是这部创作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和地点。……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作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题的发展，而不是用大观园来记录作者曾见到过的园林。……不论大观园在曹雪芹笔下，如何生动，如何精雕细琢，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曹雪芹非但做到古为今用，还做到人为我用，利用他所见到的、回忆中的、听来的、书本上看来的，再加上他的想象，糅合在一起，描绘成洋洋大观的园林。根据《红楼梦》的性质，曹雪芹的创作方式，曹雪芹的性格，我们可以说作者不会，也不可能迁就任何现成的园子来做大观园的模型。……大观园不在北方，不在南方，因不止在南、不止在北，不止兼南兼北、不止亦南亦北，而存在于曹雪芹的方寸之间！”(38)“存在于曹雪芹的方寸之间”，岂不是说大观园就在《红楼梦》里吗？如果剔除他的某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应该说宋淇对大观园所在的论述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1974年6月，余英时发表了影响巨大的著名文章《〈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他一开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所要阐明的中心论点：“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正面与反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他们还在援引脂批“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后指出：“大观园便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总而言之，‘蓬莱仙境’也好，‘天仙宝镜’也好，‘玉皇宝殿’也好，作者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点醒我们，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 (39)值得表出的是，余英时在文中坦陈自己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宋淇《论大观园》观点的影响，并把宋淇“说得既平实而中肯”的一段话作为他“讨论《红楼梦》两个世界的起点”，这种谦虚诚实、不掠人之美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值得后人学习。他在文中的注释里还写道，他的这篇文章“写就”之后，“重翻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中《记嘉庆本子评语》一节，发现大观园即太虚幻境之说早已为嘉庆本评者道破，原评者在‘玉石牌坊’一段下批曰：‘可见太虚幻境牌坊，即大观园省亲别墅。’俞先生接着下一转语曰：‘其实倒过来说更有意义，大观园即太虚幻境。’”(40)点明俞平伯早有灼见，说明“客观的研究，结论真能不谋而合”。这同样值得肯定。其实，余英时对《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论述，虽然受到了宋淇《论大观园》的启发，并和俞平伯得出了不谋而合的结论，但其源头早在二知道人那里就已经揭示了出来，只不过表达方式有差异而已。 受到二知道人启发并明确表述为“大观园就在《红楼梦》里”者，似是王利器，他在《大观园在哪里》一文中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了以“大观”为名的名胜风景，认为曹雪芹创造大观园既受到了诸多胜迹的影响，也同曹家接驾四次、建造行宫的史实密不可分，“还直接或间接地受了乾隆好大之心的影响”，但是，小说中的大观园“还不过是作者直抒胸中丘壑，幻作纸上园林，一如陶渊明之创作桃花源罢了。因之，要说它在北京，也不在北京；要说它在南京，也不在南京。假如有好心的好事之徒，象刘子骥寻桃花源一样去找大观园，我敢断言，任你南找北找，结果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然则大观园在哪里？曰：就在《红楼梦》里！”(41)胡文彬也持同样的观点：“从大观园的规模，建筑格局、园中的景物看，作者是将南北园林之精粹熔于一炉，为书中小主人公们设置一个典型环境。……我认为《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大观园都是作者胸中之丘壑，纸上府园，实不过是‘事之所无，理之所必有‘的典型环境。如果有人硬要找大观园在哪里，答曰：‘就在《红楼梦》里！’”(42)周思源也指出：“小说中的大观园不仅兼有南方园林的精巧玲珑和北方皇家园林的宏大气派，而且与广庭深院的贾府庞大建筑群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后花园式的居住式园林。这样的园林现实生活中早已无存，从而更显得《红楼梦》中的这一艺术创造的无比可贵。”(43)吴新雷在探讨了南京随园与大观园的关系之后指出：“至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我认为是曹雪芹高度概括中国园林艺术的典型创造，不必实指某处。它可能是隋织造园或随园的影儿，也可能有江宁织造府西园或扬州塔湾行宫西花园的模样，既可反映南京的特征，也可兼采北京的风貌。”(44)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第11、12、13、14、71、120页，第二册第651页。 ⑧《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0月版，第26—27页。 ⑨吴世昌：《红楼梦探源》，196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自宋淇《论大观园》，见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国书店2000年12月版，第36页。 ⑩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 (11)(12)《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载《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42页。 (13)俞平伯：《红楼梦辨》，载《俞平伯论红楼梦》上册第218—219页。 (14)俞平伯：《大观园地点问题》，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4月23日，引自《俞平伯论红楼梦》下册第651页。 (1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第148—150页。 (16)卞孝萱：《大观园即随园说辟谬》，载《扬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1、2期合刊。 (17)单士元：《恭王府沿革考略》，载《辅仁学志》第七卷第二期合刊，1938年12月，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363页。 (18)吴柳：《京华何处大观园》，载1962年4月29日《文汇报》，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327页。 (19)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版，引自顾平旦、曾保泉《红学散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69页。 (20)《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第150页。 (21)周汝昌：《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4页。 (22)(23)(24)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47页。《红楼梦新探》出版于1970年，《大观园》误署为1960年。 (25)赵冈：《再谈大观园》，原载1980年5月23日台北《联合报》，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49—255页。 (26)余英时：《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考》，原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引自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56—262页。 (27)严中：《红楼丛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9页。 (28)《红楼梦卷》第一册，第85—86页。 (29)(30)《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事类》。 (31)(32)原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0期，1935年7月14日出版，引自《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589—590页。 (33)(35)引自孙玉明《大观园漫谈》，见《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辑第302—303页。 (34)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71年元旦特刊，引自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469—482页。 (36)(37)原载台湾《现代文学》27期，1966年2月出版，引自《海外红学论集》第130页。 (38)宋淇：《红楼梦识要》第14—15、17页。 (39)(40)原载《香港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引自《海外红学论集》第31、34、47页。 (41)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引自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26页。 (42)胡文彬：《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里地名的研究》，原载《贵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引自《红楼梦探微》，华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09页。 (43)周思源：《论〈红楼梦〉的浓度》，载《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 (44)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3页。 原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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