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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贫寒秉赋过人 邓遂夫是目前颇引人注目的红学家,他儿时的家境特别贫寒。三岁就失去了母亲,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靠父亲在大安进盐坝搭一个简陋的竹棚,出售竹器和日用杂货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是真正的“棚户区”长大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我和他有9年的同学历史。 邓遂夫生长在建国初期各方面都较为落后的社会环境之中,尤其在自贡这个僻处西南一隅的小城,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校和有关方面的真正注意。甚至连他本人,也只是兴之所至,偶尔露峥嵘,并没想到今后要在这方面去深入发展。以致他后来参加中考期间,因被学校临时通知去参加文艺学校的招考而被意外录取;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因闲极无聊为报刊撰写诗文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着手创作歌剧《曹雪芹》而歪打正着闯进红学领域……所有这些促使他踏入文艺和学术殿堂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是“无心插柳”。可贵的是,一经涉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处处留下让人惊叹不已的足迹。 不畏坎坷,书山求径 邓遂夫自1959年考上自贡文艺学校并于次年正式进入自贡市文工团(后更名为自贡市歌舞剧团),到1979年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并于次年受到茅盾、冯其庸、周汝昌等文坛、学界前辈的高度赞扬,直至1989年被迫弃文从商奔赴海南,1999年重返文坛后推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前前后后40年光阴,他至少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政治运动”的险风恶浪中颠簸浮沉,饱尝了挨批、坐牢和颠沛流离之苦。而他竟然奇迹般地一次次打倒又一次次爬起来,而且完全凭着顽强的个人自学与钻研,日积月累地攻读了包括一般中文系大学生和研究生必读的种种课程,以及目前一般中文系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大去接触的诸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较边缘的课程,同时还广泛地熟读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乃至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各类典籍。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坎坷,加上长期不对口的工作和养家糊口的奔波,怎么可能挤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这一切的呢? “很简单,”邓遂夫如是回答,“在文革的中后期,我已看破红尘毅然辞去官场和社会职务,一个人躲进书斋,寒窗苦读五六载———这是我一生中最扎实的一次自我修炼。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初,因受地方上个别权势者的压制、排斥,有力无处使,又趁机钻入书斋,进行了再一次的脱胎换骨。到了80年代中期,小有了一点成就和影响,外地几所大学和文学研究所要调我去,自贡市又以人才不外流而卡着不放,这进一步成全了我———使我有了在学习与研究上集中精力更上一层楼的绝妙机会。损失的,只是职称、头衔、级别、待遇等身外之物。这一点我毫不在意。直到现在,我仍然在不断地充电,一刻也不敢停止自己的学习与思考。甚至连走路、乘车、上厕所都在阅读和写作啊!我觉得我活一辈子,至少应该相当于有的人活两辈子、三辈子才行。否则,便浪费了我好不容易才磨炼出来的智慧和才能。” 邓遂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讲究吃穿,工作与写作的收入,大都用在了购书上。只要他觉得有用或必须买的书,三百五百甚至一千两千的价格,都会毫不手软地买下来。仅在海南工作的十年,他购书即达数千册,每次搬家,装书的纸箱和麻袋就多达二三十件。后来出差日久,回海南的住地一看,门被人撬了,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他别的不心疼,单单心疼那几千册书。 凡一时买不到的必备书,或从未出版过的某些必备资料、版本,他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地借出来一页页复印。例如,在北京校订《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他除了到旧书市场用数百元、上千元的高价,购回过去遗失的《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等影印本之外,还设法借来一时无法购买的《舒元炜序本红楼梦》、《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等影印本进行复印,同时还借来过去不为学术界重视因而从来没有影印出版过的《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南京图书馆藏本》(即所谓“戚宁本”)进行复印。 披荆斩棘奋斗不止 在邓遂夫60年的人生之旅中,尽管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像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正是通过他超乎寻常的努力奋斗,才在其本职工作和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如创作演出了大型历史歌剧《曹雪芹》(又名《燕市悲歌》),陆续发表了《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脂批就是铁证》、《“绛洞花王”小考》、《〈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著是怎样迷失的》、《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若干问题》、《走出象牙之塔》、《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等数十篇影响深远的红学论文,结集出版了两部重头著作《红学论稿》、《草根红学杂俎》,校订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即将出版呼声甚高的《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另外两种,以及他的个人散文集《杂巴古董集》等。在茅盾辞世之前,这位与邓遂夫素不相识的文坛巨擘,仍带病向有关方面致函,称赞这位红学新人的文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发表后引起大家注意作新的探索,会有新的发现”。红学泰斗周汝昌更是称赞邓遂夫为“红坛来哲”中的“佼佼者”,甚至说他在世纪之交出版的新书,是“红学的希望之光示现于天际”,“必将为长期以来沉闷无光的红学局面打开一个崭新的纪元”。早在23年前,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就以《休言老去诗情减———访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和《红学新人邓遂夫》为题,对这两位引人注目的新老红学家作了专题报道。新千年之初,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全国众多新闻媒体,又纷纷用了“填补版本史上的巨大空白”、“让红学走出象牙之塔”、“走向民众”、“走近曹雪芹”等种种醒目的标题和文字,广泛地报道和评介了邓遂夫校订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而且,在古典文学图书市场曾经一度萎缩的今天,邓遂夫出版的这部书竟然能一版再版地持续畅销,并能连续数月进入国内一些大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甚至由此而掀起近几年来的新一轮“红学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提携后辈,力举前贤 由于近两年来邓遂夫返回故乡赶写书稿,在他排得满满的工作日程中,便不免要随时冒出一些为促进故乡文化事业的发展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额外事务。 比如2002年夏天,邓遂夫刚回到自贡不久,因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自贡有一个叫杨晶晶的女孩,在完成大专学业的过程中,凭顽强的毅力写成了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玫瑰庄园》,内容是表现一个中国女孩在200年前的英格兰所发生的故事。杨晶晶的父母为了圆女儿的文学梦,托人向出版社联系出版。出版社以书稿写得较粗糙、须请人协助修改为由,向其父母索要昂贵的自费出版费用。邓遂夫顿生好奇与侠义之心,在见报的当晚便赶到杨晶晶家里,问明情况,并将书稿拿回家连夜审读。第二天便向杨晶晶及其父母表态,愿意立即放下手中的写作,赴京为其落实该书的出版事宜。后来在邓遂夫的努力争取下,不仅和出版社签订了正规出版此书的合同,还在出版社的安排下,由他亲自协助作者进行修改加工。邓遂夫为此而放下自己的书稿,足足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和作者一起反复修改,终于在2003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此书。尽管此书出版时正赶上“非典”流行的高峰期,原定作为重点图书隆重推出的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签名售书仪式等,均临时取消,但此书的发行量仍超过了同期出版的一般小说,在读者中获得了较大的反响与好评。 最近一个事例,则是为彰显故乡的文学前辈———以《厚黑学》闻名于世的讽刺文学家与思想家李宗吾———而奔走呼号。 李宗吾出生于自贡市的市中心自流井区,既是邓遂夫的同乡,又是邓遂夫的文学前辈。说来也巧,李宗吾去世于1943年秋天,而邓遂夫正好在那一年的春天出生;李宗吾被世人称为“厚黑学宗师”,邓遂夫则是自贡享誉全国的著名红学家。这一“红”一“黑”两代文化名人,竟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邓遂夫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呼吁家乡的有关部门重视对李宗吾及其作品的研究,呼吁尽快搜集有关李宗吾的文物资料,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多年的呼号都未见成效,邓遂夫便利用今年自贡市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之机直接上书,终于引起两会代表和传媒的广泛关注。进而,便有越来越多热心于此事的自贡文化界和其他各界人士聚集在邓遂夫周围,商议筹备成立李宗吾研究会等事宜。他们不顾各种阻力,筹措资金,搜集资料,撰写文章,制定章程,一面向有关部门递交成立研究会的申请,一面开展为李宗吾扫墓、筹备召开首次李宗吾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在自贡文化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问邓遂夫:“你去忙这些事,难道不影响你自己的写作计划吗?”他答道:“当然影响,而且影响大啦。” 我相信,一个累遭厄运而不改奋斗向上之初衷的人,别说眼前的道路已经较以前宽阔、平坦、充满了希望,就是今后再遇到什么刀山火海、风沙弥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他不照样可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地去创造未来,去继续追求瑰丽的人生么!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脚踏实地的老同学,为家乡有这样承前启后的优秀文化人,而感到骄傲、自豪。 原载：《纵横》2005年01期 原载：《纵横》2005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