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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朽的文学名著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民最为喜爱的、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可是，对于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成书过程方面的知识，我们所了解的，确实太少了；而有关《红楼梦》的主题、人物、情节、语言乃至其他方面的话题，人们之间的分歧，又确实太多了。于是，一方面，人们爱读《红楼梦》，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红学的苑地，甚至做一名或大或小的红学家；但是，另一方面，人人又怕谈《红楼梦》，不是怕谈不出什么新意，就是怕自己的观点与人不合，弄得不好，也许会“几挥老拳”，不欢而散。 《红楼梦》难谈，仍然忍不住要谈，这就是《红楼梦》的魅力永存的奥秘。 让我们先来谈谈所知甚少的方面──作者与成书的有关情况。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吗？这难道还会存在问题？有人也许会问。确实，《红楼梦》是曹雪芹所撰，这在小说中是明白交代了的，第一回中“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话，是读者所熟知的。不过，按照版本学的通例，确认一部书的作者，主要应该依据正书首页首行（版本的术语称“卷端”）的题署，而《红楼梦》的所有版本，包括各种刊刻本和手抄本，卷端一律不题撰人的姓名；各种版本的序言，也无一指明作者的名字，唯有程伟元在程甲本的序中提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恰是最为确切的。因此，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可以说是既解决了，而又未真正解决的问题。 说到曹雪芹，人们立即就会想到他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溪、芹圃，并且把他和康熙年间任江宁织造的曹寅（楝亭）联系起来，说他是曹寅的孙子。实际上，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是很薄弱的，有的资料，比如宜泉的《春柳堂诗稿》、裕瑞的《枣窗闲笔》，还可能出自后人的伪托。四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有关曹雪芹的“文物”，经鉴定，几乎都是假的。近来喧腾一时的“曹公讳霑墓”墓石，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伪的，一时似乎还难有结果。然而，即使墓石是真的，也只能帮红学家的倒忙。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对于名讳，向来是十分讲究的，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取上形形色色的别号，但在死后的墓铭、木主、家谱上，却必须用真名本名，而且三者必须完全一致。假定墓石是真的，曹霑的名讳是可信的，那么，曹氏家谱上也必定有一个“曹霑”与之相应。但现在人们看到的曹氏家谱，绝无“曹霑”之名，甚至连“曹雪芹”也没有，那么，这个家谱要么就是假的，要么就与这位“曹霑”毫无关系，二者必居其一。 由此可见，探寻《红楼梦》作者，可以有各种方案和途径。如果仅仅因为曹雪芹姓曹，就一定得从曹氏中去寻觅，就不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换句话说，《红楼梦》的作者如果姓曹，就只能是曹雪芹；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那他就不可能姓曹。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卷二中虽然说过一句“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话，但是，袁枚这段记述中有两个疑点：一是这部《红楼梦》的内容。袁枚的记载中，还有一句“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的话，“校书”是对妓女的雅称，但在小说《红楼梦》中，除第二十八回冯紫英席上出场了一个锦香院妓女云儿之外，并无任何一个妓女混迹其间，可见，袁枚所说的这位曹楝亭的公子所写的“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红楼梦》，并不是我们所要谈的小说《红楼梦》；二是曹雪芹的年代。袁枚说的很清楚，他是康熙年间人，《随园诗话》卷二还记载了另外一位健在的织造公子成啸厓，说他和雪芹“前后辉映”，“相隔已百年矣”。因此，曹寅与曹家，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否有某种联系，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探寻一部小说作者的关键，在于弄清它的成书年代。关于这一点，高鹗在程甲本的序中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程伟元、高鹗在程乙本引言中曾说：“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上溯三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于是红学家一致判定《红楼梦》成书于其时。实际上，一部作品从成书到广为流传，一般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红楼梦》的成书，可能还要早，清代的人一般都说它成书于康熙末年，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小说史去加以考察，也许不无道理。 总之，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成书过程，我们知道得还太少，在碰到有关材料的时候，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说过了所知甚少的方面，我们再来谈谈分歧甚多的方面。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 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底蕴丰厚的小说，一部艺术性很高的小说。但有人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胡适就说过：“《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胡适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红学几乎成了“曹学”，局外人看得莫名其妙，如堕五里雾中，而行家们却搞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有些一心要探究《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人，眼看无力扭转这个局面，便自动退居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把搞曹家的历史的封为“第一世界”，而自贬为“第二世界”；但即便是这种低姿态，也没有得到红学家的宽容，他们说，不弄清曹氏的家世，就谈不清大观园的一切；没有“第一世界”，就不可能有“第二世界”：一句话，就是要取消“第二世界”存在的资格。如今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什么人的“自传”或“家史”，就将从根本上否定所谓的“第一世界”，或者把委曲求全的“第二世界”，升格为“第一世界”。 《红楼梦》是写什么的？这个问题同样很难回答。大约是《红楼梦》的内涵太丰富了的缘故，诸如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伦理小说、爱情小说之类单一的答案，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主题多义性”的提法才越来越受到器重，双重主题说、三重主题说，自然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得承认，从根本上讲，《红楼梦》写的是爱情这一古老的主题，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始终居于小说的中心，它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首先体现在它为爱情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从司马相如、卓文君到张君瑞、崔莺莺，千百年来，那缠绵悱恻、婉转动人的爱情故事，曾经令无数读者激动倾倒，而其结合的模式，都逃不脱“才子佳人”的范畴。清初以《平山冷燕》、《玉娇梨》为代表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则是这种范式在小说创作领域中的生动体现。这类小说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年男女婚姻观念的觉醒和变革。从进化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和交合，最终是为了种族的繁衍，因此，择偶的标准，必须有利于种族群体的优化。试看各种动物，不论飞禽、走兽、昆虫，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主要手段，惟独人这种社会动物，却有了另外添加出来的“势”和“利”的标准，对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有时往往成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才子佳人小说却破天荒地提出一个“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佳人定当配才子”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对于传统的“势”、“利”观的否定.“才子佳人”的标准，在于“才”、“貌”两端。当然，他们说的才貌，不只是单方面的“郎才女貌”，尤其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是要求男女都具备才貌双全的秉赋。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结合，方构成完美的境界。 但是，这种小说所标榜的“才”，无非是吟诗作对，“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小说爱情观的局限性：一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妙，人物出众，就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这就未免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红楼梦》的出现，显然有着一种对才子佳人小说予以反拨的自觉意识。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写贾母抨击才子佳人式的故事道：“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是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剔除贾母话中的偏见，她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还是反映出了曹雪芹的见解的。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当然是才子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就是为了痛快淋漓地展示他的才，但小说偏偏说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绝不像以往的才子那样，孜孜 热衷于举业，以博金榜题名，花烛洞房，为人生第一要务。林黛玉自然堪称佳人，她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但林黛玉也不像以往的佳人那样通体剔透，完美无缺，“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构成了她两大致命的弱点。宝黛爱情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按照宝玉的身份和地位，本来是难免要成为纨膏粱子弟的一员的，但他以“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忠贞和专一，选择了林黛玉，原因就在于此。 《红楼梦》胜于以往一切才子佳人小说之处还在于，它决不是单纯的为谈情而谈情的言情小说，它把宝黛的爱情悲剧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放在一个盛极一时而又渐趋衰落的大家庭环境中，从而赋于小说以深厚的底蕴。贾府中的男子，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一个个偷狗戏鸡，他们的行径，既与贾宝玉相比较而存在，也暴露了封建社会体制与伦理道德的弊端。正是由于环境本身出了毛病，才使宝黛美好的爱情遭到了扼杀。人们在痛悼之馀，自然会联想到只有对社会进行疗救，才能避免此类悲剧的不断重复，而这些都是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所欠缺的。 《红楼梦》还涉及广泛的知识，诸如名物故实、职官制度、建筑陈设、服饰器玩、饮馔游宴、琴棋书画、医卜星相、方外释道等等，因而博得“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美誉，它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可以成为思维的材料，《红楼梦》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但最有吸引力的，仍然是《红楼梦》塑造的人物形象。有人说，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贾宝玉，一千个林黛玉，这是很有道理的。《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和生动性，使得人们难以一下穷尽它的所有方面；而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主观视角的特殊性，以及它的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推移而造成的变异性，就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人问：今天的读者应该如何阅读《红楼梦》？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要真正理解《红楼梦》的真谛，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直接阅读《红楼梦》，并且从中发现前人、包括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因为《红楼梦》是难以穷尽的宝藏，《红楼梦》是不朽的。 在阅读过程中，不免会碰到许多难解之谜，这也不必气馁。《红楼梦》中有些谜，比如诗词灯谜的真正寓意，有的就见仁见智，至今并无一致公认的答案，那么，就让它像歌德巴赫猜想那样，让人们长期猜下去，也未始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是，在红学中，又有一些“谜”是人为造作出来的，比如“脂斋之谜”、“续书之谜”、“探佚之谜”等等，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只会扰乱我们的阅读和研究。 下面，我们想就“真假红楼梦之谜”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因为这正是阅读《红楼梦》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的原则问题。
二、真假《红楼梦》之辨不容回避
“假作真时真亦假……” 当天才作家曹雪芹写下这句充满哲理意趣、耐人咀嚼的名句时，大约不曾料到：他呕心沥血撰成的不朽巨著《红楼梦》，居然也会碰上真假淆乱、是非莫辨的厄运。 事情还得从《红楼梦》的传世刊印、亦即版本的递嬗演变说起。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程伟无、高鹗以木活字排印出萃文书屋本《绣像红楼梦》。为了同他们于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排印的经过改订的第二萃文书屋本相区别，红学家称之为“程甲本”，而将后者称为“程乙本”。 程甲本是《红楼梦》的真本，本来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一百多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各种《红楼梦》版本，统统都是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其间虽有一班书贾借着程本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另作发挥，伪作了若干大写贾宝玉与史湘云“结缡”情节的所谓“旧时真本”以射利，但作伪者思想的平庸，才气的低下，都注定是弄不出什么胜过程本的东西来的；所谓“真本”，终于在比较鉴别中归于失败，一一湮灭。 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以“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的名目，石印了一部冠有戚蓼生序的八十回的《石头记》，世称有正本或戚序本（戚本），从而在红学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红楼梦》的原本为八十回的观念。但是，狄葆贤的宣传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相反，他用以招徕读者的“国初钞本”之类的广告术，还遭到了学者的批评。直到胡适等“新红学家”提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断定“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所作”，并把来历不明的带有脂砚斋批评的八十回抄本，说成是《红楼梦》的原本之后，程甲本才被无端地蒙上了“伪本”、“篡本”的恶名，至今还未得到昭雪。 真假《红楼梦》之辨，焦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曹雪芹的原著，还是高鹗的续书？四十年来通行的《红楼梦》新版本，大多题“曹雪芹、高鹗著”，显然是认可了后一种观点；“曹作高续”，几乎成了文学史的“常识”，可见影响之深。有的红学家甚至“咬牙决定”“绝对不看”一百二十回的程本，“因为后四十回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同前面八十回完全不同，写法不同，原本的宗旨也不同”，甚至发誓“要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蔽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红学家之抨击后四十回，主要是因为其中写到贾宝玉在“却尘缘”之前参加乡试，中了一个第七名举人。胡适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曹雪芹既然“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后四十回就不可能写贾府“重沐天恩”、“兰桂齐芳”，因此肯定是高鹗续补的。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自传”说，却同样接过了胡适发明的“曹作高续”说：曹雪芹既然写《红楼梦》是为了“反封建”，后四十回怎么可能让贾宝玉应考中举、出家成仙呢？只有那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满脑子封建正统观念的高鹗才有可能这么做──于是，双方从不同的观念出发，却十分意外地殊途而同归了。 第二，对于程本和脂本前八十回的异文优劣短长的看法。程本和脂本的前八十回，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所以有红学家径直把程甲本的前八十回也归于“脂本系统”；但二者却有大量的异文，比如脂本第十六回秦钟死前多出一大段话，第二十五回多出薛蟠看到林黛玉风流婉转，“酥倒在那里”的长文，两个本子关于尤三姐形象的描写，更有本质的不同。有红学家说：“程高本非但后四十回我不能接受，它在前八十回中大删大改，我也不能接受。” 总之，在一些人看来，脂本是异常之好，程本是绝对之糟。而号以“保存了原稿面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注本，则取代程甲本成为《红楼梦》有通行本，风靡神州十年多，发行量高达五百万部。但这部发愿要“斥伪返本”的新校注本，“为适应读者阅读需要”，不能不同时刊印程本后四十回；在前八十回中，也不能不依据程本补配缺文和校改舛误。 由此可见，真假《红楼梦》的问题远没有解决。真假《红楼梦》之辨，已关系到以哪种本子作为阅读和研究对象，亦即红学大厦应建造在何种基础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则问题。
（一）彻底破除对抄本的迷信
真假《红楼梦》之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而是一个地道的版本问题。 遗憾的是，许多从事《红楼梦》版本研究的专家，却不是从《红楼梦》版本存在的全部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出发，运用古籍版本学和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规律去对它进行研究，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而是以前人的成说作为立论的前提，甚至以主观的臆断代替客观的事实。 从根本上讲，那种把脂本和程本说成完全对立的“两大版本系统”的论断，是建立在某种将抄本与印本人为地对立乃至对抄本的迷信的基础之上的。其实，抄本与印本只是古籍版本形态类别上的不同，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抄本是图书的唯一形式，因而也就不存在抄本与印本的区分；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抄本虽然降为图书版本的辅助形式，但仍然有相当的势力，“古代书籍流传稀少，交通阻隔，无力购致，更有秘本未刻，为世罕见，每每转辗 录，藉有其书”（孙从添：《藏书纪要》）。曹雪芹写成《红楼梦》以后，并没有立即刊印出版，“《红楼梦》版本最初只有抄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红楼梦》初以抄本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的事实，正是程伟元最先说出来的，却从来没有人说不可信。作为《红楼梦》流布史上的第一个印本程甲本，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程伟元、高鹗根据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红楼梦》抄本校勘整理而成的。程伟元、高鹗联名的乾隆壬子（1792）萃文书屋本“引言”中说：
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
由此可以逆知，《红楼梦》的抄本，当时就有书坊传抄用以出售的“缮本”和私家所藏用以自阅的“秘稿”两种类型，前者已有程伟元“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的介绍，后者在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关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苏大司寇家藏《红楼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的记载也得到印证。“各家互异”的前八十回抄本，是程伟元、高鹗彼时彼地工作的基础，他们所做的是“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这些显然都是符合校勘的原则的。至于“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也是符合古籍整理的通例的。 关于后四十回的复杂情况，程伟元也作了详尽的说明：“……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告成矣。”高鹗也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 ，公同好，子且闲惫矣，盍分认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程伟元、高鹗都没有宣称他们所得之《红楼梦》是“全璧”和“定本”，他们还坦然说明，由于后四十回“无他本可考”，只有“历年所得，集腋成裘”的一份残稿，校勘起来远比前八十回困难，只能做到“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而已。 任何一个不抱先入之见的人，都应该承认程伟元、高鹗所说的话，是实事求是、磊落坦荡的。若干有关早期抄本的记录，也可以证明他们的话是可信的、负责任的。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乾隆庚戌（1790）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周春（1729-1815），乾隆十九年（1754 ）进士，他的《随笔》写于乾隆甲寅（1794），所记乃四年前听杨畹耕言《红楼梦》有一百廿回抄本之事，当有所据。可见，至迟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之前，已有一部一百廿回的《红楼梦》抄本了。 又，张汝执、菊圃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有张汝执嘉庆辛酉（1801）序，中云：“岁己酉，有以手抄《红楼梦》三本见示者，亦随阅随忘，漫不经意而置之。及梓行于世，遐迩遍传，罔不啧啧称奇，以为脍炙人口，然余仍未之朵颐而一为染指也。迨庚申夏，余馆于淬峰家八弟之听和轩，弟偶顾余曰：‘新书纸贵，曾阅及之乎？’余应之曰：‘否。’旋又曰：‘子髦且闲，曷借此适性怡情，以排郁闷，聊为颐养余年之一助乎？’余又应之曰：‘唯。’但其字句行间，鱼鲁亥豕，摹刻多讹，每每使人不能了然于心目，殊为憾事。爰以不揣固陋，率意增删，而复妄抒鄙见，缀以评语。虽蠡测之私，弥增汗颜，然自冬徂夏，六越月而工始竣，亦云惫矣。”张汝执的叙事，井井有条，其中说他己酉（1789）就看到了手抄的《红楼梦》三本，殊堪注意。从行文口气看，手抄三本的《红楼梦》，不像是残缺不全的本子，尤其不像是八十回的本子，因为不论按多少回数装订，八十回都不可能分装成三本；而其于嘉庆五年（1800）再次读到《红楼梦》的的刊本即程甲本，并着手加以评点时，似也并未产生刊本与抄本有任何不同的反应，这也可以证明，题名《红楼梦》的手抄全本，早在程甲本刊行以前就已存在，程伟元、高鹗的话，是可以放心用作考证《红楼梦》版本的第一手材料的。 总之，程甲本尽管不是根据曹雪芹的原稿直接排印的，尽管后四十回由于底本的先天缺憾，在“截长补短”的修辑工作中不免添入了整理者的主观成分，但从根本上讲，程甲本称得上是二百年前所能完成的《红楼梦》的最好版本，这不光是因为“文章妙手称君最”的程伟元和高鹗，是彼时从事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且在那时以后，随着抄本的逐渐湮灭，谁也不可能具备收集到那么多的原始抄本的条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程甲本不仅是《红楼梦》的定本，也是《红楼梦》的真本。 有红学家说，自程甲本风行海内以后，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结束了抄本的时代，因而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现存的各种抄本，都视为早于印本的“原本”，这是非常错误的。 从印本与抄本的优劣看，由于印本价格较廉，取阅方便，一般读者自会舍抄本而取印本，抄本之被逐渐淘汰，几乎是必然的。但从《红楼梦》的接受过程看，情况又确实与一般小说有所不同，士大夫喜谈《红楼梦》，有一班嗜红成癖的人，甚至把抄录《红楼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如道光十二年（1832）恒文致静泉的函中写道：“两月以来，煤炉药釜，杂气薰腾，儿急女泣，泪语嗷噪，晴溪、泽山时相过问，亦只好徒唤奈何耳。……复将原本《石头记》检出，日日与笔墨为武，冻馁二字，付之天命而已。”（《红楼梦卷》357页）又如庚子之难，禁中流出精楷钞本《红楼梦》全部， “钞之者全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从失意士人到最高统治者之喜抄《红楼梦》，都可见社会风气之一斑。时至今日，于纸上、木上、石上、象牙上书刻《红楼梦》全书者，亦屡有报道，而其所据之底本，大抵皆为通行的印本，可见，印本又在不断转化为抄本，“抄本的时代”并没有结束。抄本既不稀见，更不神秘，只是同印本相比，退居于从属的派生的地位罢了。 从抄本与印本这种互相转化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抄本的“脂本”的性质，问题就清楚得多了。红学家说，现存的十一种“脂本”，都是早于程甲本的早期抄本，根据是：写在脂本正文中的“甲戌”（1754），写在脂本封面上的“己卯”（1759）、“庚辰”（1760），都比程甲本刊印的辛亥（1791）要早；梦觉主人、舒元炜的序写于“甲辰”（1784），“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1789），戚蓼生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作序的下限不会超过此年，也可以证明这几种抄本早于程甲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一个抄本的来历问题。梁启超说：“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不可轻信。”（《中国历史研究法》）假如这些抄本中的任何一种，是从清人的墓葬中出土的话（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明了《孙子兵法》之外确有一部《孙膑兵法》那样），那它们的可信性是可以绝对肯定的；假如这些抄本中的任何一种，在乾隆、嘉庆，哪怕是道光、咸丰的公私藏书目录中有所著录的话，那它们的可信性也是可以相对肯定的。事实上，这些未经著录的抄本都出现得很晚很晚。如有正本的前四十回，石印于宣统三年（1911）；标有“脂砚斋重评”字样的甲戌本，出现于民国十六年（1927），其余的抄本，年代还要靠后。再从这些本子所留的藏书印记来看，有正本的底本上有“桐城张氏”、“守诠子”、“瓮珠室”等印章，据考，藏书者为张开模，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甲戌本的刘铨福的跋，分署同治二年（1863）、同治七年（1866），再往上追溯，就渺茫难求了。如果不能证明这些抄本确系程甲本刊行以前早期抄本的幸存物，单凭随便写在纸上的干支来判定它们的年代，是难免有误的。以《水浒后传》精刊本为例，此本题“古宋遗民著”，内封上方横镌“元人遗本”四字，首雁宕山樵序，署“万历戊申（1608）秋杪”。如果据以此书出元人之手，且有明代万历刊本，那就大错特错了。又如有正书局石印本《石头记》，封面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胡适曾毫不迟疑地予以否定，红学界好象至今无人表示过不赞成的意见。正正规规的印本上的白纸黑字尚且如此，何况写在某些个“非常马虎草率”、“错讹夺漏、层出不穷”的抄本上的“甲戌”“己卯”“庚辰”呢？ 有红学家撰文承认：“现存的各种《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无论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还是列宁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本身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杨继振藏本的两个影印本都题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那‘乾隆抄本’四字只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个别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获得书中任何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支持。”从版本鉴定的角度看，所有的抄本都不曾自称“原本”，都不题撰人姓名，已有的序文中也没有交代抄录的缘起和经过，甚至连“曹雪芹”三字也没有提及；三个脂本的字体都极为拙劣草率，甲戌本一律不避“玄”字，庚辰本“玄”字也有不避讳的，都可以肯定不是清人的抄本；己卯本曾被确认为“怡亲王的原钞本”，根据是此本严格地避三代怡亲王允祥、弘晓、永琅的讳，但此本第二册目录页“贾天祥”的“祥”字就不避讳，“铁证”云云，也就不攻自破。 其实，八十回的抄本是否早于一百二十回的印本，从八十回本的几种序文中就可以得到检验。有正本的戚蓼生序，是加在八十回本之上的，所以对八十回本有极高的评价，末云：
……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戚序对“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进行了嘲讽，透露了八十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关系的重要信息。按《韩非子·喻老》云：“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戚蓼生之序以八十回本为“真”，以一百二十回本为“伪”，讽刺一意求窥全豹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可见“戚蓼生”在作此序时，已有一个全本《红楼梦》横在他的面前，他要为八十回本之“不作转语”寻找存在的理由，就一定要贬低乃至否定全本的价值，这恰是材料本身提供的此本出程甲本之后的证据。 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舒元炜的《红楼梦序》中。舒序说：“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豹斑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终，知人尚论者，固当颠末之悉备；若夫观其文，观其窍，闲情偶适者，复何烂断之为嫌。矧乃篇篇鱼贯，幅幅蝉联，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从此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岂其探赤水之珠，虚无莫叩。”又说：“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雠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可见舒元炜早已确知一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的存在，并对继续收集后四十回充满了信心，所以要说“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了。
（二）程甲本先于脂本的内证
抄本与印本，只是版本形态上的不同；八十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也是局部与整体的差别。要考定以“脂本”为代表的抄本与程甲本为代表的印本的先后，只有从前八十回的校勘入手，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红楼梦》不是《水浒传》、《西游记》那样的“世代累积型”小说，经历过长期流传和写定的过程，它是一位伟大的文人作家的独立创作；程本与脂本的关系，又不同于《水浒传》的简本与繁本的关系，不存在书坊为了“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而对原本任意删削的情况。程本与脂本，从情节结构到语言文字，从总体上讲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若干异文上。其中，有的异文的产生，不能排除传抄致误的因素，如第一回写绛珠仙草得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修成女体，程甲本作“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文笔优美，寓意深湛，而脂本作“饥则食密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将“秘情果”写成“密青果”，至少是抄错了的。但从根本上讲，二本之间的异文，主要不是传抄所致，而是出于有意的改动。只要从这一要害入手，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以往，有些红学家曾列举过一些例句，来证明程本对脂本的“妄改”，并给程本扣上了诸如“窜改本书政治性的主题思想”、“删改原著反儒教、反封建的故事”、“丑化或歪曲书中正面人物的形象”、“美化反面人物或减轻其罪行”、“为复辟封建家族而改变原书情节”等等帽子，或者以所谓“笔画纤细”、“意蕴丰富”、“鲜活生动”、“顺溜传神”之类的“艺术风貌”作为判定程本晚于脂本的标尺。《红楼梦》卷帙浩繁，凭着几条例句就作出版本源流承嬗方面的结论，本来就非易事，况且这些例证大都带有“可逆性”，即既可以说是此本删去，也可以说是彼本增添；对于作品政治思想性的理解，更不免有主观的成分，见仁见智，难中肯綮。 古代小说版本鉴定的经验证明，只有着重从那些既是“有意的改动”，而又绝无可逆性，亦即只能从这一方向流动，而不能从相反方向流动的异文着眼，就可以判明二者的先后，亦即考定谁以谁为底本的问题。 且看下面的例证： ①脂本第五回写宝玉卧于秦氏屋中“只留下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鬟为伴”。甲戌本行侧批道：“看此四婢之名，则知历来小说，难于并肩。”其中的“媚人”，程本作“秋纹”。那么，哪一个名字应是先出的呢？乍一看去，媚人和袭人，犹如侍书和入画，两两相配，似较合理；细究之则不然：袭人姓花，原名珍珠，宝玉取“花气袭人”句，后改为袭人，乃出其别出心裁者，但小说并无为媚人改名的交代；第二十三回贾政责问道：“袭人是何人？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可见决非丫鬟取名之正道，而“媚”之本意为巴结、逢迎，又通“魅”，通常皆用作贬义。贾府如此大家，岂能以之为丫鬟名，让其“媚惑”其子孙乎？可见原本应为秋纹，后出之脂本自作聪明，妄加改动。 ②第三回写宝玉之貌，脂本作：“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其中“面如桃瓣”，程本作“鼻如悬胆”。按程本写宝玉的面貌，由面、色、鬓、眉、鼻、睛，次第分明，“鼻如悬胆”是正确的；脂本上文也有“面若中秋之月”的描写，甲戌本还加眉批道：“此非套‘满月’。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注出宝玉面部的形状（面扁）与颜色（青白），紧接着又来了一句“面如桃瓣”，从部位上讲，与前文重复，从形状颜色讲，又与前文矛盾，决非原本所应有。 ③脂本第三回写黛玉初进荣国府当夜，添加了问袭人“究竟不知那玉是怎么个来历”的话。上文已经交代：“黛玉亦常听母亲说过：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衔玉而诞。”还写黛玉当面笑问王夫人：“舅母说的可是衔玉而生的这位哥哥？”怎么又说“不知来历”？尤其重要的是，黛玉不是宝钗，她关心的是宝玉的“狂病”，而不是暗寓未来姻缘的美玉。可见脂本之妄加。 ④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脂本较程本多出薛蟠的一大段文字：
别人荒张自不必讲，独有薛蟠比众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得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当下众人……
甲戌本复加夹批赞道：“忙中写闲，真大手眼大章法。”宝玉、凤姐中邪，与薛蟠何干？宝钗、香菱久居园中，根本不存在被人瞧见、燥皮的问题；贾珍等纵然专在女人身上做工夫，岂有觊觎宝钗、香菱之理？薛蟠平日不可能没有见过黛玉之面，居然会乘乱觊觎，“酥倒在那里”！脂本以此等下流笔墨唐突黛玉，真恶礼也。且上文说“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顾了这里，丢不下那里”，后文“当下众人七言八语”之“当下”，所接乃贾政的“烦难”而非薛蟠的“酥倒”，更可证明此段文字为后来之滥加。 ⑤第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句下，脂本复多出一段文字来：
……此时回想自己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笔墨，且说正紧的为是。
小说写得明明白白：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石头，是投胎落世为贾宝玉的，怎么元春也成了石头的后身？此段行文，纯从元春的心理写来，从“自己回想”直至“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都是元春的内心活动，到了下文或换作作者口气，直呼起“观者诸公”来，真是语无伦次，决非原本所有。 ⑥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以后，“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当下无话。”脂本在末句添上“别人”二字，变成“当下别人无话”，下加夹批云：
一路总不写薛、林兴头，可见他二人并不着意于此。不写薛、林，正是大手笔。独他二人长于诗，必使他二人为之，则板腐矣。全是错综法。
言下之意，当下“别人”无话，唯薛、林二人尚有“话”也。改动者不明小说中的“话”，乃“故事”之意，“当下无话”者，意即当下无事可表，以收束一段文字；擅加“别人”二字，既不可通，意亦不完。再从小说的内容看，当宝玉应邀往秋爽斋赴会时，宝钗、黛玉亦先到了，作诗之时，黛玉是“或抚梧桐，或看秋色”，又“只管蹲在那潮地下”构思，最后是“一挥而就，掷与众人”；宝钗则大发古人诗赋寄性写情之高论，颇得众人赞许。所作之诗，经李纨品评，林为风流别致，薛为含蓄浑厚，推为上品，可见林、薛二人的“兴头”是极高的，作诗也是十分“着意”的，所谓“当下别人无话”的“错综法”之类，纯是胡话。 ⑦第六十三回脂本较程本多出八百字来，大写宝玉命芳官改装，“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还说什么“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万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太平”，露出某种特写的时代印记。按《红楼梦》的要旨有二：“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庭治风俗的美政”，叙事大抵假托明代，绝不坐实作者所处年代的政治风习。此段多出之文，恰恰违背了贯串全书的两个要旨，都可见出添造者之不通。 诸如此类的例证，如果篇幅允许，至少可以举出一、二百条。不过，以上七条，既有一字一句的异文，又有大节大段的异文，既涉及作者的叙事议论，又涉及人物的言谈举止，有几条还有脂批纠缠其间，因此是有充分代表性的。这些异文，肯定不是传抄所致，而是出于有意的改动。两种本子，一种本子的文字是本源的、正确的，另一种本子的文字则是派生的、错误的，二者之间的演变，又是不可逆转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程本早于脂本的结论，可以说是难以动摇的。
（三）重新确认程甲本《红楼梦》真本的崇高地位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红楼梦》的刊本风行海内以后，却时有以“原本”名目的抄本问世的现象呢？答案还要到程伟元、高鹗那里去找，程伟元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今所传只八十回，殊非全本”；高鹗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等等。程伟元、高鹗做梦也不会料到，他们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居然诱发了书贾造假的意念，也提供了造假的余地与可能。试想，假如他们当年不作如此的表白，甚或干脆宣布一百二十回本就是《红楼梦》的全璧和定本，在印本广为流传的情况下，即有一、二抄本出来声称自己是“真本”和“原本”，又有谁会相信呢？ 古今中外，在字画、古籍及其他文物上作伪造假的事，可以说层出不穷，《红楼梦》版本领域，也不会是一块净土。从技术上讲，字画的作伪，远较古籍为难，因为它要求“乱真”，即与原作完全一致。古籍版本的作伪，目的是以新冒旧，以次充好，往往采取挖改、填补、伪造题跋印章等等手段。《红楼梦》抄本的作伪又有自己的特点，即不是追求“乱真”的效果，而是刻意在内容上“求异”。设若书贾以与印本文字完全相同的抄本求售，则必被嗤之以鼻。要给人以“原本”、“真本”的印象，除了在形式外观上做一些手脚，制造若干“旧本”、“稿本”的假象之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对印本的文字作或改、或删、或增的变动，其中尤以“增”为大宗，如甲戌本增写各本皆无的石头与僧道对话的四百二十余字，诸抄本争写大段印本所无的文字之类，从而让人相信确是“原本”。不过，伪作者或者由于学识才力的欠缺，或者由于对原作领悟不力，甚至由于艺术趣味的低下，都自然会留下许多破绽，尽管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最后终是要被人识破的。所以，终清之世，这种关于《红楼梦》“原本”、“真本”的交易，都只在书贾与嗜古成癖的文士之间进行，获利者与上当者，都是个别的，对《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基本上不起作用，形不成什么气候，喧腾一时的各种“真本”，复一一归于湮灭，就是最有利的证明。 可见，胡适为了推行他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学说，把脂本说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原本，“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得到了红学界的一致响应以后，粗劣、浅陋、破绽百出的赝品的八十回脂本，竟被当作《红楼梦》的“真本”推销给广大读者，这实在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厄运。只有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重新认识程甲本《红楼梦》真本的崇高地位，红学研究才会走上健康的程途。 程甲本所以是《红楼梦》的最好版本，不仅从版本鉴定的角度讲，是最可靠的真本，而且从思想艺术鉴赏的角度讲，是最出色的善本。程甲本《红楼梦》是以有机的艺术整体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不仅表现在全书情节的完整性，也表现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上。程甲本《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十分深刻地向人们展示出悲剧艺术的美学意义，使之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鲁迅说“《红楼梦》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正说明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重大美学价值，它是曹雪芹完美艺术构思的产物。这里既有对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生活最深刻和睿智的观察和刻画，也有对人的命运的最清醒和执着的思考和探索，尤其是作者所描写的宝黛美好的爱情理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如果像脂本那样砍掉了后四十回，并在前八十回中任意添加种种佛头着粪的货色，也就无异于扼杀了《红楼梦》。
三、关于本书校注的几个问题
程甲本是《红楼梦》最好的版本，它不仅优于其他各种版本，而且早于现存的各种版本。程甲本当然也有不少纰缪，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其所据底本自身原因之外，更多的是由于活字排印这一印刷方式派生出来的，也是不难解决的。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真正可靠《红楼梦》版本，我们在花城出版社的支持下，校注了这个《红楼梦》的新本。本书以程甲本为底本，以程乙本为主要参校本，以王希廉评本为辅助参校本。为保持《红楼梦》最早刊本的本来面貌，对底本采取绝对尊重的态度，除加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和采用规范简化字、统一异体字外，决不妄改一字一词。底本的衍夺讹舛，分别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１、底本文字虽不尽善或有疑问，但文章仍能大致贯通者，不作改动，如有必要，则在校记中附以参校本之异文，以供参考。 ２、底本因排版造成错字、漏字、倒排、窜行等，据参校本加以改正，并出校记。为保持原本面貌，一般不将当时通行之字改为后出之字，如“快子”不改为“筷子”、“收什”不改为“收拾”等等。 ３、异体字或形近而误的文字，如“桌”、“棹”；“己”、“已”、“巳”；“尝”、“常”；“殊”、“除”；“勉”、“免”；“殴”、“欧”；“倒”、“到”之类，则迳加改正，不出校记，“丫鬟”、“丫环”，统一为“丫鬟”；“吩咐”、“分付”，统一为“吩咐”，也不出校记。 程乙本和程甲本一样，是经程伟元、高鹗之手的版本，本书尽量以为校正的根据，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求助于其他本子，尤其是不理会后出的脂本。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四十年来第一个以展示程甲本的精神面貌、恢复程甲本《红楼梦》原本的权威为目标的本子。 注红的工作，成绩斐然。本书在注释方面，也力求有所继承和创新。这主要是表现在新增的注释和对旧注释的纠误两个方面，细心的读者当会有所察觉。注释过程中，曾参阅了前人时贤的成果，因篇幅所限，不及一一标明，谨致谢忱。 本书整理校注分工如下：曲沐整理1-30回；金钟泠整理31-60回；陈年希整理61-90回；欧阳健整理91-120回，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1993年6月14日 于羊城旅次
2007年版前言
根据图书市场的反馈，本社于1992年推出的“绣像新注”版四大古典名著颇受读者青睐，揣其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四大古典名著的经典地位决定了其广泛的读者群；其二，这套丛书确属当年同类出版物之翘楚。十余载光阴转瞬即逝，本次再版，本着精益求精，使书籍更加完美，以满足读者越来越高的审美要求的出版信条，编者多方寻求古代绘本，反复比较、遴选，精心编排，终于推出了这套“彩色插图”版四大古典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