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焦虑”一词,是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焦虑”这一哲学、心理学角度来探讨两部传统经典小说中的人物,是由于这两部优秀的小说对于人性的深切体察和作品本身精湛的艺术表达,使其艺术形象较为真切地呈现或传达出焦虑的意味和表现状态以及个性行为。而将潘金莲与林黛玉相提并论,亦绝非故意耸人听闻,本篇认为两部小说中最有个性张力的人物正是此二者,而此二者之所以极具个性张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内在深切的焦虑感,两部小说恰正无意识地抓住了人物身上的焦虑感并作了准确而个性的表达。
以往人们对于此二者之比较或讳莫如深,认为有唐突西子之嫌;或作皮表之比。两种论见看似南辕北辙,实源于二者皆局限于气质或者外在的行为,并未能抓住人物性格内核和精神气质加以认识。本篇则着重从人物内在情感和情感生成的角度来分析人物个性与行为的原因。
(一)小说对人物焦虑生成及特征的呈现
当试图从焦虑角度来探讨比较潘金莲、林黛玉二者的性格时,首先必须确立焦虑是怎样一个概念,其次,小说的表达是否呈现潘金莲、林黛玉二者被焦虑缠绕这样的事实,最后,潘金莲、林黛玉与两部小说的其他重要人物相比何以更具焦虑特征。
我们将焦虑产生的特征归结为以下几点:1、生活的不自主性;2、无依无靠;3、被抛入陌生的环境;4、自我。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说:“我们是一群无望的、偶然的生物,被扔在一个没有我们也必然存在的世界上,存在物本身无时无刻不处于极端偶然之中。”①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则指出,“出生,就是被掷出伊甸园。这种‘出生的经历使不能自主的生物非常惊骇;不仅惊骇于与母体的肉体分离,而且惊骇于生理状况的危险和变化’。”奥托•兰克称这种惊骇为“原始焦虑(primal anxiety)”,“人无依无靠落入一个充满敌意或陌生的环境,随着人的长大,这种‘忧虑’遂变为孤独。”②尽管二者所表达的是对人类整个的生存境遇的思考,亦未尝不能运用于对个体焦虑的解析。
小说对于潘金莲和林黛玉两人的描述,使人相信她们的身世和经历足以让她们被焦虑所困扰。首先,这两个人都在幼年时代就成为单亲孩子。潘金莲父亲在她7岁时死去,林黛玉6岁时,母亲死了。其次,她们孤独的生活也是使她们陷入焦虑旋涡的原因。在小说的描写中,她们都孤伶无依,没有姊妹、兄弟的扶持、照顾与帮助。再者,她们都是被抛入陌生的环境,“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③最后,她们都是自我的,对自我的表达也是极其坦率的。
但是,必须辨析的是,尽管从潘金莲、林黛玉的成长经历和生存境遇来看,她们确实有可能被焦虑的情绪所困扰,在两部小说中,与她们经历或者境遇相似的人大有人在,何以她们却由于焦虑的困扰而成为小说中最具性格张力的人物。这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单亲的角度看,《红楼梦》中,薛宝钗的父亲亦早死,但是,薛宝钗却性格安详、沉静,是整个小说中心理最为健康的人物。她何以不焦虑?这是因为,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固然是使一个孩子的心灵受到重创的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必然原因。小说中,薛宝钗的父亲虽早死,但薛宝钗与母亲之间感情深厚,这是她心理比较健康的很关键的原因。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一个儿童如果没有细心关怀的父母来抚育,反遭到忽视、抛弃甚至敌视而造成心理矛盾冲突,他们长大后就会不信任别人和周围的环境,尤其是不信任自己,从而就会感受到持续不断的焦虑。④所以,孩子的心灵是否受到创伤,最关键的原因是,孩子是否得到细心关怀和抚育,没有遭到忽视、抛弃。事实上,潘金莲、林黛玉幼年时代的生活很可能给她们被忽视或抛弃的感觉。潘金莲母亲因为丈夫死后度日不过,将9岁的金莲卖进王招宣府作奴婢;林黛玉则在母亲死后,父亲因无力给予她细心的照顾,把年幼的她送进贾府。再者,薛宝钗成长过程中,父亲之死对她生活的改变并非很大。除了母亲,薛宝钗还有哥哥,虽然很糊涂,但毕竟是一家人一起度日,感情融洽、温馨,另外还有许多亲戚仰赖、倚恃她家。这些因素使得薛宝钗在成长过程中绝无凄苦的感受。此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薛宝钗的哥哥薛蟠糊涂、母亲懦弱,所以家中大小事务都需要她来主持和参与,这也加强了她控制事态变化的主动性和权力,使她对自己的命运有比较确定、澄明的认识。而这些因素正是潘金莲、林黛玉成长过程中极其缺乏的,对于幼小的她们来说,她们都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小说中,潘金莲15岁时,又被母亲弄出来,转卖进张大户家,与张大户的暧昧关系被发现后,又被转嫁给猥琐的武大。直到她与西门庆通奸,杀死武大,嫁入西门府作第五房小妾之前,潘金莲的生活一直变动不居,但没有一次是她自主决定的,她的每一次生活变化都是被迫的,由别人来决定的。对于林黛玉来说,她的生活的改变更是被迫的,根本不容她有任何的自主决定。在她到贾府几年后,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如果说几年前她还是以客人的身份居住于贾府的话,那么她父亲死后,她则是被迫寄人篱下了。也就是说,潘金莲、林黛玉在长大之前,都被迫地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她们的存在境遇中,她们显然都没有也不能作出别的选择,这使她们不容易对人信任。
第二,从孤独的角度看,《红楼梦》中,史湘云的身世也是很凄惨的,早在襁褓中就父母双亡,由叔婶养大,但史湘云却开朗、豪爽,并没有陷入焦虑的缠绕中。这里史湘云与潘金莲、林黛玉二者最不同的就在于,她是在襁褓之中,在尚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失去双亲,对她来说,心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心理学家霍尼认为,焦虑就是“一个孩子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所拥有一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⑤。潘金莲和林黛玉两人在她们陷入不能作出选择的生存境遇之中时,她们都是孩子,都已经有朦胧的意识和感受,能感觉到环境的变化以及别人对她们的态度,而这个时候,身边并没有人可以与她们沟通,或者作为她们的依靠。对于她们来说,生活中任何困难的出现都不能指望亲近的人的帮助。同样面对封闭的、无援的生存环境,史湘云由于无从比较,反可以淡然处之,而潘金莲、林黛玉,尤其是后者,曾经被视如掌珠怀璧⑥,便不容易等闲对待了。而且,对于史湘云来说,她虽没有父母,但从小到大,一直在史府中,到底没有被抛入任何陌生的环境中。而潘金莲、林黛玉则不是。《金瓶梅》中,9岁的潘金莲由于家境贫寒,被卖到富贵的招宣府作奴婢,由贫穷得不能度日的裁缝家到奢华的招宣府,二者间的差距不啻天差地别,其所带来的人情世故的复杂程度同样也相去万里。而且,潘金莲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转卖,也一再被抛入陌生的环境。而林黛玉虽出身书香门第,却家境早已式微,与贾家那样的大门阀相比,实在也陌生得很。对于林黛玉来说,父母相继而亡的悲苦,人生由南而北的地域变化,环境的确太陌生,太不给她踏实、安稳的感受。
第三,“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其实对于每个普通的人来说,威胁着欢乐的东西都始终存在着。以《金瓶梅》中李瓶儿为例,作为梁中书的侍妾,她必须面对作为蔡京女儿的梁夫人;李逵杀进梁府时,她只能与养娘仓皇而逃;所嫁之人花子虚成日醉生梦死,让她孤寂在家守望;嫁与西门庆之后,她得小心厉害的潘金莲。但是,李瓶儿却并不焦虑。因为李瓶儿是惹人爱的,梁中书、花太监、西门庆都算是比较真心地偏爱她;而且,李瓶儿一直都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无须面对紧促、逼仄的情境。但对于潘金莲和林黛玉两人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潘金莲一无所有,却有着强烈的性欲,只有在性欲的过程中,才能感觉到安全。进入西门府之后,能给予她安全感也是她最关注的西门庆却是府中上下几十号人争夺和希宠的对象,而且西门庆又是一个博浪放纵的人,还在不断地从外面猎取各色人等。更可怕的是,她还必须面对李瓶儿,此人财色兼有,性情温和,颇得上下人心,尤其是她为西门家添得男丁,令西门庆爱心完全倾斜。所以,潘金莲需要通过战斗和心计来获得安全,这令她完全失去了宽和、舒展的心境。对于林黛玉来说,她同样一无所有,却对爱情渴求强烈,在她的世界里除了贾宝玉还是贾宝玉,但大观园中只有一个宝玉,所不缺的正是如她一般万紫千红的佳丽。与潘金莲一样,她遭遇了薛宝钗这样一个既有才又有财,性情温和、宽容,极得上下喜爱的强劲对手,更致命的是薛宝钗有一块与宝玉婚姻配对的金锁。所以,林黛玉的精神始终都是紧张的、敏感的。
第四,小说选择了潘金莲、林黛玉,让她们呈现出比别人更自我、惟我的情绪。海德格尔认为,被焦虑困扰的人,他们处于“畏”的状态中,因为人不能支配存在,人是被抛入存在的。当人畏惧时,其他一切都无所挂心,“畏”使人进入一个空无的境界,万物消溟,唯存自我。⑦以寻常的情绪表达———哭为例来分析潘、林二氏的自我特征。小说中,潘金莲在自己的两任丈夫刚死的居丧期间,而且这两任丈夫的死都与她很有关系,由于忙着和自己的情人幽会而无暇痛哭。尽管这个时候,她如果哭,而且表现得伤心一些的话,会减轻许多对她的名声非常不利的嫌疑,但是,她恰在这个时候找到了情人,情欲旺盛饱满而且有地方发泄绽放,于是她就不管不顾地行动着,这为她后来的生活招来了不小甚至是杀身的麻烦。对于林黛玉来说,她在任何时候都不掩饰她对于宝玉的感情。在宝玉挨打受责的情况下,她比任何人都表现得明显和伤心,哭得梨花带雨,气噎喉堵,连她自己都感觉过分明显,要招人笑话。她没有顾及到这些率真的情感表达有逾规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不安,并对她今后的生活颇有影响,甚而影响到了她的健康和生命。从外表的形式看,潘金莲该哭之际不哭,令人不快,林黛玉则又哭得过分激动,令人不安,情形似乎是殊途异路,实质是由于从小就困扰她们的焦虑情绪使得她们对自己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她们本来就不相信的周围环境以及人物,因此,她们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无所顾忌。
在小说中,对潘金莲、林黛玉的境遇和经历的描述方方面面都成为促成她们被焦虑困扰的因素,而其他人物则或在境遇或在经历的某方面可能促成焦虑,但因为其他因素的缓冲,从而导致人物并没有被焦虑所困扰。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在塑造潘金莲、林黛玉这两位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时,都无意地呈现出她们成长经历和生活中孤独、命运不能自主的因素,这为读者从焦虑角度分析她们的个性行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二)由消除焦虑情绪而导致的个性独特性
即便由上述分析可以承认潘金莲、林黛玉她们都被焦虑所困扰,但潘金莲绝不可能被混同于林黛玉。她们的个性是如此分明,以至于将她们相提并论都成为一种不相适宜。造成这种不相适宜的根本原因,是这两部优秀经典小说的艺术创造力,由于它们都如此精确、同时也非常个性化地呈现出人被焦虑困扰时所可能呈现出的行为与个性,以致于两个人物虽同被焦虑所困扰,却个性迥异。
存在主义认为,不确定性作为存在的恐惧和焦虑的特殊形式,总是会被人尽力转化为确定性。当威胁有对象时,人也就可以逃避,可以认同,可以参与,可以对付,总之可以想办法消除⑧。而人在选择行为的过程中,也就在呈现和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和个性。恰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云,“人不是什么理性的动物,而是活动着的人,同时,人不依据某种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活动,人的活动是本能的,非理性的激情能动。因此,人是绝对自由的,人生就是自己选择自己和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⑨潘金莲不是林黛玉,在她们想办法消除焦虑的过程中,她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行为,也自己创造了自己。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只有当小说能深入到所塑造的人物的本性中,赋予其行为自主性和主体性时,才能使人物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特殊情境、当时所有的特殊心态表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唯一的腔调和声音。也只有这样,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才可能成为具有充分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个性化的人物,也只有能塑造出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个性化人物的小说才可称之为优秀小说。
潘金莲在消除她的焦虑,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时,往往是干脆粗暴地着手除去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或人。有研究者指出,潘金莲的痛苦总是要寻找一个替代物来发泄和转化,从受害者的痛苦中体验快感⑩。夏志清氏认为,她是小说中“头脑最冷静和最狡诈的人物,她生来就是奴隶,她的残暴是奴隶的残暴:在自私里表现出卑鄙,在为安全和权力争斗中表现出奸诈,对待情敌和仇人表现出卑鄙”(11)。这些见解很有道理,但没有指出潘金莲行为的本质。潘金莲的痛苦是源于她的焦虑,她害怕并急于消除那些威胁着她的生存现状的不确定因素,而她选择消除的方式和行为是外向的、伤人性的,以受害者的肉体消亡或者精神受创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消耗着她的智慧、她的精力,她自己的良心和快乐也统统地被消耗掉了。从小说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当小说的表达越是能抓住人物的情感或愿望,并赋予他积极主动的行动时,人物所张显出来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小说本身所带给读者的感受就越丰富。以潘金莲与对手李瓶儿的关系为例,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期密约之初,在别人还懵懂无知之际,她却已经察觉出几丝踪迹。而小说早在此事之前就已明确描述潘金莲“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的性格。性格多疑,喜欢听篱察壁的实质就是焦虑。萨特曾在《间隔》中说,“他人即是地狱”,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当我被抛进一个别人业已存在的世界,我的任何自由与为确保存在的理由与谋划都成为对别人自由的限制,反过来,别人对我而言也是如此。为了确保我的自由与存在,所以我要采取行动。对于潘金莲来说,她的多疑与听篱察壁性格是她为确保自己在一个已有四房妻妾的西门府中自由存在的必要手段,因为她一无所有,而且名声不正,她必须赶在别人行动之前更早察知别人行动的踪迹,以便自己做出反应。因此,在知道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奸情后,潘金莲采取的行动是容忍西门庆的偷情行为,但她的容忍中并没有任何仁义和好心,也不存在任何怯弱的成分,她所有的只是心机和交易,是她转化和消除自己焦虑情绪的机敏和爽利。她的容忍中包含报复:她要求西门庆从此不许去妓院。因为在此之前,她曾因为与琴童偷情被李娇儿与孙雪娥告发,并因此被西门庆暴打,致使自己意气大受挫伤;而且,她还因为与妓院的李桂姐斗气,被李桂姐支使西门庆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如果不让西门庆去妓院,则妓院的李桂姐以及出生妓院并告发她奸情的李娇儿便都被报复到了。她的容忍中包含辖制,她要求西门庆从此要听她的,这也就意味着,西门庆至少不能再打她、羞辱她了。她的容忍中还包含猥亵的阴暗心理和攀比心理:她需要性,既然西门庆去偷别的女人,而她又不能去偷别的男人,她便要求偷窥和分享西门庆偷情的快感以获得某种满足;而且在听的过程中,她也在学习,以确保自己的绝对优势。而无论是哪一个要求,她的行为结果都是指向他人,并以损害他人自由或利益为代价,但从行为目的来说,潘金莲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不过在保护她自己,确保她自己的绝对自由和安全。小说仅仅是抓住人物的愿望和要求贴切地表现和刻画了人物的绝对自私利己的个性,便真实地呈现出一个被焦虑困扰的人幽深缜密的心思和乖僻的行为。
正因为潘金莲消除焦虑的方式是外向的,以消灭或损害对手的肉体或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她所遭遇的对手越具有威胁性,她的焦虑情绪越明显、暴躁,她对外攻击的力量和强度就越大,给对手所造成的损害也越大。与此同时,她的行动中所包含的智慧与技术含量也就越高。小说第三十回李瓶儿生子一节中,“这潘金莲听见生下孩子来了,合家欢喜,乱成一块,越发怒气,径自去到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在这不到50字的描写中,小说真切地描摹了陷入焦虑情绪中的潘金莲的苦恼、无助和孤独:在“合家欢喜,乱成一块”的气氛中,潘金莲所感受到的是:没有我,世界依然存在而且还很欢乐的痛苦和焦虑,所以她“越发怒气”;令她气苦的是,此时此际虽然感觉到威胁自己的存在和安全的因素在逼近自己,但她却找不到途径和办法来消除它们,所以她只能径自回房闭门大哭:她的闭门行为中所包含的是她深深的恐惧和担忧,而她之所以大哭则是由于她的无助、孤独和被遗忘。随着李瓶儿孩子的出生,潘金莲越来越感到威胁的深重,对于这一点,小说由于抓住了人物内在的焦虑情绪,表达得异常精彩。小说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伤人”一节中写道:
金莲因见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辰又请任医官来看他,恼在心里,知道他孩子不好。进门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了一脚狗屎。……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狗怪叫起来。李瓶儿使过迎春来说……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开了门放出去,又寻起秋菊的不是来。……雨点般鞭子打下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潘姥姥)在旁边劝解,见金莲不依,落后又见李瓶儿使过绣春来说,又走向前夺他女儿手中鞭子,说道:“姐姐,少打他两下儿罢,惹得他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驴扭棍不打紧,到没的伤了紫荆树。”金莲紧自心里恼,又听见他娘说了这一句,越发心中撺上把火一般。须臾,紫涨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货,你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甚么?甚么紫荆树、驴扭棍?单管里应外合。”
历来的金学研究者喜欢引用这一段以指实潘金莲残忍、情绪化、虐待狂倾向的性格,这样分析并没能深入到人物的性格内核,也无法真正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果说段落之中也有段眼的话,那么,这一段的前50个字就是这段话的眼睛。在这50个字中,小说简洁精辟地指出了潘金莲焦虑痛苦的根由和她为消除自己焦虑处心积虑的算计:对于潘金莲来说,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多歇一次,她的焦虑就增强一分;这种不能释怀的焦虑还在于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态度是出于真心的关注。她认为,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李瓶儿有儿子,假如她能除去李瓶儿的儿子,她就能重新抓住西门庆。小说以“天假其便”四个字形象精妙地暗示了潘金莲的心机和算计:潘金莲一直在等待机会谋害李瓶儿的孩子,等待可以消除她的焦虑的机会和途径。从小说这一节的题目来看,也可谓语意双关,“潘金莲打狗伤人”,表面上看,潘金莲既打了狗又伤了人,这受伤的人是秋菊,实际上,潘金莲打狗的真正目的是要伤害李瓶儿母子。在潘金莲打狗打秋菊的行为中,绝没有失去理智和狂暴的因素,她是故意的,蓄谋已久的。即便没有这一次,也会有下一次。如果说她打狗和打秋菊是残忍的话,那么,她打狗和秋菊的更深目的才是真正阴险和毒辣的。而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被焦虑困扰的人,他们处于“畏”的状态中,因为人不能支配存在,人是被抛入存在的(12)。当人畏惧时,其他一切都无所挂心,“畏”使人进入一个空无的境界,万物消溟,唯存自我。这也就意味着,陷入焦虑情绪的人万物消溟,唯存自我,因此任何阻碍他消除自身焦虑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他极大的反感。既然天假其便,让潘金莲找到途径和方法以消除她的心里焦虑,那么谁劝阻她便是与她为敌,即便劝阻的人是她的亲人。小说中,潘金莲对待母亲的恶劣态度正深刻醒目地表现了这一点。当潘金莲终于害死了李瓶儿的孩子之后,她显得极为快意,小说写道:“话说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切不可以为潘金莲连珠似的歇后语仅仅只是在表达她的快意,小说中“每日抖擞精神”几个字暴露了潘金莲在消除自身焦虑时狮子似的凶心,狐狸似的狡猾。她知道孩子之死对于李瓶儿的打击之重,也知道李瓶儿的病,在她的快意淋漓话语中,每一句都像利剑,直指李瓶儿,欲置李瓶儿于死地。小说中,当李瓶儿终于被潘金莲气死之后,潘金莲的言语和行为就不再那么暴戾和张显了。
现今古代小说的研究者们都认识到《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也喜欢将二者进行比较,而从人物性格塑造的角度来看,《金瓶梅》已经如此精确地呈现和塑造出一个复杂的潘金莲形象,《红楼梦》要胜出一筹或别具匠心,实在十分艰难。本篇从焦虑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红楼梦》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在于,让同一根蒂上开出的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颜色和质地。这句话意谓,林黛玉同样也被焦虑困扰,但小说让她选择了与潘金莲截然不同的行为,从而塑造出一个气质与潘金莲天差地远的艺术形象。
林黛玉和潘金莲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当她遭遇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和深感威胁时,她往往选择内敛的、自我封闭的方式来体验和咀嚼,并在这个过程中损耗自己的生命与健康,同时也因为这种体验与咀嚼而孕育出最美丽的诗,使她成为小说艺术长廊中最富诗性气质的人物形象。王昆仑分析她的性格说:“她随时谛听着,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宝玉的心向着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她唯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激敌人和伤害中立者,以使得敌人戒备,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13)王氏的分析指出了林黛玉情绪焦虑的特征以及焦虑的缘由,但是却没能很好地探讨出林黛玉消除焦虑的方式,这使得他的分析很难让人相信仅仅是敏感和神经质就成就了一位气质优雅的女诗人。其实小说对林黛玉素日情性的描述是:“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泪眼,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便自泪自叹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屈,只得用话宽慰解劝。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都不理论了。”“自泪自叹”是林黛玉焦虑的呈现方式,也是她焦虑的消除方式,别人不能进入,也无法分担。但是这种自泪自叹的表达和消除焦虑的方式对于林黛玉来说实质上也是自虐自伤。首先是自泪,小说第六十七回中,宝钗就对黛玉说,伤心难免不伤气血精神,把要紧的伤了,反倒要受病的。而且,林黛玉来到世上的宿命就是还泪,流泪越多,她的生命就枯竭得越快。小说第三回中也交代,黛玉的病若要好,除非一生总不许见哭声。所以,在林黛玉焦虑以及消除焦虑的过程中,她流的泪越多,她的健康和生命也就被摧残和损耗得越快。然后才是自叹,林黛玉的自叹方式便是反复地体验和咀嚼自己的身世与境遇,并在这种体验和咀嚼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沉潜、浸润进去,这时候,虽孕育出美丽的诗篇,同时也依旧损害和消磨她的精力与健康。以小说第二十六回的情节为例,这一节中,宝玉被薛蟠诓骗出去玩了一天,傍晚才回来,为他担了一天心的黛玉赶紧去看他。谁知晴雯不仅没有开门还说:“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小说接着写道:
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与他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起来:“虽是母舅家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要如此认真淘气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滚下泪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了一听,竟是宝钗、宝玉二人。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必定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原故。但只是我何尝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竟恼我到这个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去,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
从这一段来看,晴雯的话引发了林黛玉对自己现状合理性的怀疑,使她感到深刻的不安,也深深地挫伤了她积极行动的斗志。诚如王昆仑氏所指出,对于林黛玉来说,从她面对宝玉的那一天起,她就被焦虑情绪缠绕住了。与此相伴的是,她还必须面对处处皆有胜于她的宝钗,这一段中,宝玉与宝钗的笑语和林黛玉的被拒门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对于林黛玉来说,更深切地加重了她对现存世界和现存状态的不安感和不确定感,也更加严重地打击了她行动的信心。还是前面的那句话,“当威胁有对象时,人也就可以逃避,可以认同,可以参与,可以对付,总之可以想办法消除。而人在选择行为的过程中,也就在呈现和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和个性”。面对威胁,林黛玉所选择的行为是退回原地,反复思考自己的身世和自己既往行为中的过错。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停地伤感、哭泣、流泪。小说写道:
(回来之后的黛玉)倚着床上的栏杆,两手抱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
实质上,林黛玉退回原地的行为是一种主动伤害自己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这两段的情境表达与前面所引《金瓶梅》中,潘金莲在李瓶儿生子,众人欢笑中悲戚退场的情境表达很相似,但是林黛玉退缩行为中所包含的反省与追问,却是潘金莲行为中绝对没有的。潘金莲只是迫于情势无奈地退场,而林黛玉却是历经反复琢磨和掂量后的主动退缩。这种主动退缩行为的选择,别人因为无法知晓从而不能劝慰和分担,所以,林黛玉只能自己去否定和超越自己,并再作出行为选择。显然,她没能超越自己,从而消除自身的焦虑。第二天,在别人的欢笑中,林黛玉悲悲戚戚地吟出了《葬花吟》。无疑,这首诗是全书中最好的诗。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小说中的任何文字表达都必须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服务,所以,从评论的角度认为林黛玉《葬花吟》写得好,诗歌本身的优美固然是值得参考和注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必须深切地贴合林黛玉此时此际的感受和心态,贴合林黛玉的性格特质。本篇认为,这首诗的好是好在通篇都围绕并集中地表达出一种缠绕的感觉:这种缠绕又是由“有谁怜”、“无处诉”、“无情”、“何处”、“何日亡”、“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等一些不确定的语词和氛围组成,从而恰切地表达出林黛玉被孤独、无助所包围、困扰的焦虑感。林黛玉选择吟诗的方式来消除和发泄自己的焦虑,而结果,她却像吐丝的蚕儿一样,做出的茧儿只是更深密地缚住了自己。
如果说,潘金莲消除自己焦虑的方式是将那些凡是让她感到威胁的不确定因素坐实为某个人、某件事,然后机关算尽地努力消除的行为更充满原始行动的野性和力量的话,那么,林黛玉以退缩和伤感的态度不停地自我反刍和追问那些不确定的东西,并在更加多层的不确定中加深自己的焦虑和痛苦来消除自己焦虑的行为方式则更呈现出现代性诗意内涵。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中就含有对自身进行质疑、批判的因素(14),林黛玉在主动质疑自身,对自身存在不停反思的过程中积淀、孕育了诗。因为,诗需要人沉浸于其中,用个体生命情感去体验和拥抱其存在的饱满性。而且当她越是不断地追问和反刍自己存在的不确定性时,她被焦虑感缠绕得也就越紧,她的诗也越具有感染力,与此同时,她的生命也越加被浸润、胶合于其中而不断被损耗。小说以“冷月葬诗魂”一句来评价她,既形象地表现出一位幽雅高洁的女诗人气质,又准确地捕捉到焦虑对于林黛玉气质与才华乃至个性的深刻影响。因为孤独、凄清、无助的焦虑促使林黛玉以诗来发泄和消除,但这种发泄和消除却又因为采取以不停的追问和反刍现存状态的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所以,她的焦虑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最后她亦死于始终无法释然的焦虑感。
| (三)焦虑尽头的个性呈现
焦虑的尽头是平衡,雅各布森认为,平衡状态实际上是紧张水平适中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感受是愉悦的、快乐的(15)。在《金瓶梅》、《红楼梦》对于潘金莲、林黛玉两位女主角的塑造过程中都注意到了她们虽然很少却真正愉悦快乐的时刻,而小说对于人物在这一时刻行为的表达和刻画,同样呈现出可以让现代读者从焦虑角度探询的意味。在前人的研究中并非没有注意到小说中人物这一时刻行为的意味,但却不够深入。
夏志清氏的“金瓶梅研究”文章中曾引用小说第十五回中,潘金莲与孟玉楼以及两个唱的看灯场景的描写文字,认为“在这一场景中,潘金莲还是新来乍到西门庆家,她对于卖弄自己的姿色尚无心术,在观赏这街头灯景的欢乐中,她仍保持着一个孩子的纯真”(16)。夏氏的看法很值得斟酌。的确,看灯时候的潘金莲是快乐的,但绝不可认为这时候的她还保持着孩子的纯真,还不善于卖弄自己的姿色。早在小说的第十一回中,潘金莲已经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姿色去攻击她认为最弱的对手孙雪娥,使她吃了大亏;第十二回中,潘金莲又凭借自己的姿色和心计轻松地化解了戴了绿帽子的西门庆的泼天大怒。此时此际,街头看灯的潘金莲所以笑得那么开心,是因为她暂时摆脱了焦虑的缠绕。这个时候,将给她带来深切威胁的李瓶儿还没有嫁进西门家,她在西门家正左右逢源,既深得西门庆的宠爱,又笼络住了吴月娘的心,而且能和与她构成一定竞争的对手孟玉楼关系融洽。这个时候的她因为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去协调周围的环境,兼之与她站在一起的是两个唱的,身份比她低,楼下看她的人们的眼神又是艳羡的,所以她感到安全、自信,情绪特别放松,快乐地“笑不了”。
王昆仑氏在其《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中引用小说第十九回宝黛二人静日闲话的一段文字,王氏认为,“像这样纯真美满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7)。这个场景与其说是表现了宝黛恋爱的纯真完满,还不如说是黛玉在此际感到暂时没有焦虑,因为对于宝玉来说,他本来就性情随和,对黛玉更是只有迁就,只要黛玉感到开心完满,他绝无二话。对于黛玉来说,此时此际,“满屋内静悄悄的”,只有她最在乎和关注的宝玉躺在她身边,陪她说话,给她解闷,她的内心是安定的,因为这种安定,她满心欢喜。
值得深究的是,两部小说又都在这一愉悦的场景中搀入了后来让她们深陷焦虑之网的关键元素。王夫之论述诗歌情景关系时指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18)这一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创见同样可以运用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两部小说都抓住人物的情感内核———焦虑来进行人物个性的塑造与刻画时,两部小说又都注意到通过人物的非焦虑状态来烘托、反衬人物的焦虑状态,以便更加深刻淋漓地呈现人物被焦虑困扰的个性特征,从而反向地展示出人物的性格张力。对潘金莲来说,给她一生带来深刻焦虑的人是李瓶儿,而此时,她看灯的地方是李瓶儿家楼上,在她快乐地看灯的时候,李瓶儿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嫁进西门家;对林黛玉来说,薛宝钗是她最无法释怀的人物,可是,就在她和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的时候,“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欢娱、快乐是那么短暂、那么匆猝,犹如昙花,虽极美丽,却只绽放一瞬间。也正因为欢娱、快乐的短暂、匆猝,才更加反衬出她们被焦虑缠绕的漫长和揪心,而读者亦由此被小说拽入其中,为人物形象的魅力所深深打动。
值得更进一步回味的是,两部小说对人物处于平衡状态的性格呈现与她们焦虑状态下的个性表达交相辉映、前呼后应。当潘金莲快乐着的时候,小说写她是,“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儿,把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一回又道:‘二姐姐……’,一回又叫:‘三姐姐……’。”———小说对于潘金莲的快乐表达依旧是让她行动:她显露着自己华贵的衣服、首饰以及自己美丽的手,并用轻佻的说笑声,吸引着别人,她用夸张的行为打击或刺激着别人,在别人信心与光彩萎缩的感觉中找到自己,使自我膨胀。而林黛玉快乐着的时候,小说只是一再地强调着静。小说回目是“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又在文句中特意点出“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又一味地写林黛玉“不理”、“不答应”宝玉的鬼话,———快乐的林黛玉也是以静默咀嚼的方式来感受和体味快乐,没有旁人,动作也很少,一些琐碎的日常氛围的描述让人分明感受到了林黛玉在快乐状态中情绪的放松和舒展。
分析比较至此,可以看到,当我们试图从焦虑角度以及焦虑心理原因来解读《金瓶梅》、《红楼梦》两部经典小说,探悉它们各自的人物形象塑造特点时,发现它们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思路上几乎同出一辙,但是,两部小说所塑造出来的人物个性却是如此的不同。前者着重从人物的行动中来昭示人物内心的情绪,理智冷静,犹如高明的医者做出的手术,干净利落,不着痕迹;后者却致力于从环境和情调中营造出一种气氛,令人物内心的情绪被渲染和烘托出来,仿佛痴情的诗人所表达出的诗篇,柔婉绵长,令人欲罢不能。从焦虑角度来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如此明晰、深刻地将人物的焦虑情绪呈现出来。1903年麦仲华曾引用西洋小说理论批评中国小说道:“英国大文豪佐治宾哈威云:‘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观其书中两者分量之比例,而书之价值可得而定矣。’可谓知言。持此以料拣中国小说,则惟《红楼梦》得其一二耳,余皆不足语于是也。”(19)麦氏的话固然有些偏激,但《红楼梦》与《金瓶梅》相比,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确实注意从琐碎的情调或某种特殊的氛围中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注重人物内在情绪的表达和情感意味的描摹。近代小说研究认为,“把‘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移以注意于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作为近代小说发展的大趋势,把‘情感的成长变迁,意识的成立轻重,感觉的粗细迟敏,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行动的根本动机等’作为小说研究的中心”(20),或许从近代小说研究观照的角度看,《红楼梦》比起《金瓶梅》,在艺术水准上,更高一筹。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一部优秀的小说来说,其之所以优秀是在于它总是能不断地唤起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并从中获得阅读的快感。《金瓶梅》、《红楼梦》分别出现于明、清时期,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解读出许多新的意味,确实堪称令人叹服的杰作。
| 注 释：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载《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② 戴维斯•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③ 阿贝尔•加缪《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④ 罗敏《焦虑问题的理论研究现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3年第3期,第181页。
⑤ 王振宇《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4页。
⑥ 按:潘金莲虽生于穷裁缝家,但母亲对她的栽培还是很精心的,小说第七十八回中交代她在父亲死前还上过三年女学,母亲又教她做针线、缠脚等事。
⑦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⑧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⑨ 克尔凯郭尔《那孤独的个人》,载《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香港,1963年版,第62页。
⑩ 参考张勇《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见[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5页。
(13)引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4页。
(14)参考陶红茹《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1期,第31-37页。
(15)参考蔡飞《雅各布森的焦虑理论述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50-51页。
(16)见[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17)引自王昆仑著《红楼梦人物论》,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2页。
(18)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
(19)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20)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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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红楼梦学刊》 2005年第5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 2005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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