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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模糊叙事;反讽 摘 要:《红楼梦》中存在大量模糊叙事,其基本机制是:某事具有是与否、有与无等相对的两极,先分别或同时展示这两极的对立、差异,然后双方互相牵制、渗透、影响,对立和差异逐渐耗散,使原本清晰或似应清晰的界限趋于模糊。这种模糊制造了新的意义隐含空间,将读者引向更深一层的思考,并形成了含蓄、言近旨远、混整的美学效果。模糊较反讽更适合《红楼梦》的文本实际。 上世纪八十年代模糊思维引进文学研究领域后,《红楼梦》的模糊特征受到重视,研究者从语言、人物形象、情节、主题等方面作了不少探讨[1]。现在旧话重提,一是想进一步分析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情形,并进而探讨模糊现象的机制及文化渊源;二是想与近年流行的反讽观点作些比较。 一 模糊的基本特点是泯灭对象的界限和性态,使其不以明确单一的形式出现。模糊的参与项可以有两种或多种,可以明示也可以暗含,经典的情形是先或明或暗地摆出矛盾对立的两极,而后通过互相影响、渗透,走向消解和混同,最终以模糊状态呈现出来。这种情形表现在《红楼梦》的多个层面,下面主要从情节方面作一些分析(所举例证基本上是先前没有从此角度分析过的)。 有些情节的对立两极是分别出示的,如王熙凤、贾琏与鸳鸯计谋偷当贾母东西一事。第五十三回贾蓉告诉贾珍他听见王熙凤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贾珍说这是王熙凤的计谋,为了省下某项用度,故意放风让人知道穷到如此了,实际没那么穷。第七十二回贾琏正式求鸳鸯偷当,第七十四回邢夫人知道了此事,王熙凤追查泄密渠道而未得。偷当一事前后所述颇多相反之处:王熙凤为始作俑者,但正式出面借当的是贾琏,事前未见和凤姐商议,求当后让她再去和鸳鸯说说,王熙凤的回答是不管这事,怕泄密扫了自己的脸面,随后还对旺儿媳妇说“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似乎真没参与此事;鸳鸯早知此议,可她听贾琏说后道:“你倒会变法儿,亏你怎么想来。”好像刚听说;贾珍说王熙凤是故意放风,似有道理,连贾蓉都听说此事了,可后来王熙凤和平儿又颇严肃地追查泄密者,并恳恳切切地说怕影响鸳鸯声誉,似真不欲人知,但追查又确无下文,而王熙凤和平儿本是查事高手,平儿丢了虾须镯就被她们不动声色地查了出来;贾珍胸有成竹地说凤姐仅仅是放风给人听,并不真偷当,荣府并未穷到如此地步,可后来是真偷当了;按计议是偷当,可平儿肯定地说鸳鸯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怕孙男弟女都借,故装不知道,这也有道理,至少没有反面证据。上述矛盾之处或使我们得出另一结论:整个事情是王熙凤、平儿与鸳鸯谋划停当,设圈套让贾琏出面充当冤大头,凤姐和平儿还乘机向贾琏勒索了二百两银子。但又没有确实证据,整个过程看到更多的是贾琏夫妻为度难关而共同努力。矛盾的对立面两相参看,界限便逐渐消退,事情进入了似是非是的模糊状态,简单的事情蒙上了一层迷雾。其实这正是作者刻意营造的,它与偷当的性质相符,隐隐约约透射出了家族经济困窘的难言之隐,透射出人物影影绰绰、难窥底里的个性及关系———如鸳鸯的行事方式,鸳鸯与贾母的关系,贾母的心思,王熙凤的心机,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等;也透射出所有涉事人员矛盾与无奈的心理。与其偏执于一端(事实上这从文本解读中是做不到的),不如从模糊状态中解读出更多的东西。 有些情节先出示对立的两极,而后以模棱两可之语调和之。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从正文叙述看,香菱与宝玉并无特殊暧昧情感。宝玉得以为香菱尽心为快事,不过是他对灵秀而又不幸的女孩子的惯常同情,他也曾因为平儿理装而喜出望外;并蒂莲与夫妻蕙恰成一对,只隐喻二人都有对纯真情感的热烈追求,并不说明他们就是合适的一对(从细处看,“并蒂”侧重于情感,“夫妻”侧重于婚姻,二人的追求正与此相符)。香菱将宝玉“隆重”葬花的做法视作“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较黛玉之葬花不啻天壤之别,说明他们并非同一精神层面上的人。第七十九回香菱喜滋滋地告诉宝玉自己盼薛蟠早点娶夏金桂进门,宝玉冷笑着替她耽心虑后,香菱斥责宝玉是个亲近不得的人,可见两人心无灵犀。即使香菱拉宝玉的手,也是大观园内女孩子常有的事,算不得出格。从这些叙述中看二人都是一派天真,看不出有“暧昧”情感,书中其他章回也没有二人“暧昧”的表现。不过回目却是另一番情形,“石榴裙”、“解裙”都有积淀而成的丰富内涵,何况是“情解”,更易读出某种暗示,这样,正文与回目就分别展示了香菱对宝玉无情与有情两种情形。香菱临走前对宝玉的嘱咐则又似乎把这两种情形模棱两可地糅合在一起。她犹豫而羞怯地嘱咐宝玉不要把裙子的事告诉薛蟠,似乎大有深意存焉———避免薛蟠猜忌。若香菱这样想,对宝玉就有“暧昧”之情了。程高本更是在香菱的嘱咐中加了两次“脸红”之语,王希廉和姚燮据此分别于本回回末评曰:“情深意厚,言外毕露。”“其媟婗之痕,西江不能濯也。”[2]此评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回目的影响。当然,香菱嘱咐宝玉也可能纯粹是为了不让薛蟠责骂她弄脏了新裙子,说话时不好意思是担心暴露她有些怕薛蟠的心理。这样,嘱咐一事就同时包含了有情与无情两种情形,把之前的正文叙述与回目整合成了模糊状态。总的来说,单纯从回目出发,得出香菱对宝玉有情的结论,或主要从正文出发,得出对宝玉无情的结论,似都不符作者本意。更稳妥的解释应是将有与无看作平等的两极,互相渗透影响,而使其界限趋于模糊,隐约传达出香菱对宝玉朦胧的、并不明确的好感,隐含着二人并不相同的精神境界,这样恐怕更符合二人的精神世界及所处的环境。王熙凤对待宝黛婚事的态度也是先分后合,最后以一句“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的模棱语作结,不再详析。 以上矛盾的两极是分别出示或先分别而后调和的,有时这两极一开始便基本上混同在一起。薛姨妈第五十七回“爱语慰痴颦”及第五十八回住进潇湘馆照料林黛玉,向来被认为是打着慈爱的幌子,探听、监视林黛玉的动向。但仔细分析,并非如此简单,权术是有的,慈爱的真诚也的确存在。薛宝钗要薛姨妈把林黛玉说与薛蟠,企图借“父母之命”除掉这个竞争者,至于和薛蟠合不合适就顾不上了。薛姨妈显然比宝钗厚道,怕薛蟠糟蹋了林黛玉,“断不肯给他”。这应是实情,她的确因薛蟠举止浮奢,怕糟蹋了邢岫烟,所以宁可先说与了薛蝌。又说宝玉“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这可以理解为是灌迷魂汤。但若仅为此,私底里对林黛玉说就可以了,没必要对众宣扬,招致众人逼其向贾母去说,陷于被动,且会落下不守信用的名声。这段话的语气似乎确实在设身处地地为贾母、贾宝玉、林黛玉考虑,可以看作是她平时的真实想法,此时不觉流露出来。后来进园照顾林黛玉,“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她照管林黛玉,薛姨妈素习也是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妈呼之。不排除有监视的动机,不过这段话是作者的叙述语,带有较强的客观性,对林黛玉的爱怜应是真实的。薛姨妈行事比较宽和(如在邢岫烟与薛蝌订亲的礼节上“无可无不可”,后竟不能管治悍媳夏金桂),第五十七回回目中之“慈”字有真情实感在里面,不能简单看作欲褒实贬的春秋笔法。当然,她也并非一味忠厚之人,为成就“金玉良缘”一直在做工夫,以上情节中探听、警告、监视林黛玉的动机都不排除,只是同时也渗进了“慈爱”的一面。作者在写上述内容时,并不明确表现出薛姨妈是仁厚还是藏奸,笔锋只在两者背后游移滑动,来回穿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某一方面稍多展示,马上又轻轻荡开,有痕又似无痕,充满了不确定性。哪怕把某一句话明确定为仁厚或是藏奸,都很困难。正是这种模糊性,把薛姨妈的形象引向了深层的丰盈:一个看似富足、悠闲的贵夫人,实则是费心周旋、心力交瘁的老寡妇;在情感与利益、利他与利己之间的艰难抉择,是人性面临的普遍困境;如果不是女儿的婚事,她真能成为一个慈母形象。而宝黛爱情的前途,也在这种模糊的搅动下更加不可捉摸。晴雯等人被撵,是否由袭人告密引起,写法与薛姨妈之事略同,不再详析。 上面重点分析了情节方面的模糊叙事,在句子、人物形象、主题等不同层面都存在大量模糊方式,特别是主题方面的真与假、有与无、幻与实等,是比较典型的模糊叙事,这里不再赘述。 二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模糊叙事的基本机制:某事具有是与否、有与无等相对的两极,先分别或同时展示这两极的对立、差异,然后双方互相牵制、渗透、影响,对立和差异逐渐耗散,使原本清晰或似应清晰的界限趋于模糊。这个过程可大体概括如下:一是一,二是二——一似是二,二似是一——一与二之间,即对立由消解而至模糊,最终形态是处于一与二之间的模糊地带。这样故作的模糊,自然给文本理解带来了困难,使我们陷入模棱两可、左右为难的境地。不过这仅仅是理解的第一步,仅是作者创造模糊的手段,其目的则是直观地表达了事物固有的难以言说的复杂性,并因模糊而制造了新的意义隐含空间,从而将读者引向更深一层的思考,这应该是作者的终极目的。仅指出某一叙事形态是模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分析、感悟模糊背后的含义。 以上是模糊叙事的典型模式,还有一些“变体”。有时不出示对立面,而直接给出模糊形态,有时隐含的两极虽有差异却并不相反,有时出示或隐含的不是两极而是多极,且不一定相反,等等。这些“变体”使模糊叙事的方式更为丰富。 从对立走向消融,从明确走向模糊,必然会带来以下接受效果:一是含蓄,在模棱两可的境地中,作者不直接表明意思、倾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体味;与此相关,造成的第二个效果是言近旨远,背后的含义往往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常超越字面所涉及的范围及深度,而向更深广的向度延伸;三是混整,本是对立的两极走向消融后,便成为一个混合的整体,其内涵不是单个的某方面独自传达,而是各个因素互相作用,互相生发,最后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意义,犹如诗歌中的意境。 以上接受效果都属传统美学的范畴,甚至是其中的精要,事实上模糊是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叙事方法。古人认为世界由阴阳两极构成,两极是对立的,但根源在于一统之“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P174),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P175),阴阳通过气统一为一体,即“道”。“道”为先天地而生的混成之物,存在形式是“唯恍唯忽”[3](P88),是无从言说的模糊状态。两极可以互相渗透、影响、转化,阴阳、有无是相对的,更是相生的,事物存在的本质特点是两面或多面的混同而非对立。 前人评点其实对《红楼梦》的模糊叙事特点作了许多提示。脂批多次用到“囫囵”、“不解”、“猜猜”等词,最为精要的当属戚蓼生《石头记序》:“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4]对这段话,论者作出过多种解读,我们认为它恰切地揭示了《红楼梦》模糊叙事的特点:叙事两极最终混合成“一声”、“一手”,以一个整体出现,但实际包含或分别展示、或混同在一起的两极,且这两极的地位作用是对等的。对此高妙的技法,戚蓼生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其实《左传》、《史记》的微言大义虽也有表里两层,但真正的意思只有一个,并非同时存在,《红楼梦》模糊叙事的出发点及技法实已远超史传。 三 现在来看看模糊与反讽的区别。反讽是一个舶来词,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从苏格拉底时便作为修辞方式开始探讨,其核心内涵是“意义与所说相反”。后风行于诗歌领域,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作了集中表述,提出反讽的含义是“语境对于一个称述语的明显的歪曲”[5]。通过他的具体例证分析可以看出,“歪曲”的核心是通过创设有意的对比,使诗具有与初始或表面意义相反或错位的背后意义,简单说即由对立走向反面。反讽后又从诗歌领域进入小说领域,美国学者W·C·布斯《小说修辞学》(1961年)把反讽作为小说重要的的修辞方式,认为“反讽意指作者选取的叙事角度,是一个与作者自己信念和规范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不可信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自身有明显的缺陷,他冷嘲热讽,着意欺骗,但他表面上所要否定的东西,恰恰就是作者要肯定和赞美的东西。”[6]布斯后于1974年出版了专门探讨反讽的《反讽论》一书。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反讽的核心在于通过表里对比,来挖掘解读“里”所隐含的意义,是由对立的表里两极走向“里”的单极;而模糊的核心是对立的两极并重,不偏向任何一方,最终走向两极的中间地带。模糊以中国传统的人融于自然、个体融于社会的文化背景为根基,强调消融;反讽则以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个体与社会对立的文化背景为根基,强调对比。 反讽观念引进国内后广受注意,大家意识到中国古代小说的不少作品存在丰富的反讽因素,尤其是美籍学者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推动了这一认识,该书将反讽作为最主要的理论工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7]。所有古代小说中,大家认为《红楼梦》中的反讽运用得最为全面、成熟[8]。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论者有意无意间把反讽作为极重要的修辞方法,或是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似乎突出的叙事成就都可归纳在反讽框架中。《红楼梦》中存在大量比较“纯粹”的反讽描写,这是毫无疑问的,如脂批一再提示是书要从“反面”看,有些回目对该回两方面内容有意识的揭示、比较等。不过运用更多的则是模糊叙事之法,不少曾被看作反讽叙事的例子实应纳入模糊叙事之列,叙述语如第四回说虽然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子侄们却引诱得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具体情节如宝钗扑蝶,前述薛姨妈慈语慰痴颦;人物形象如人物性格多向度矛盾的叙述;主题如真假、有无的关系等,它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混整而非对立、模糊而非清晰。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反讽看作是模糊的第一步,由反讽的一极转向模糊的两极混合,是对世界、人性把握的进一步深化,是叙事的一大进步,运用了更丰富、更精微的叙事操纵技巧。 对于《红楼梦》,很多时候需要摒弃求明确、求单一的思维,也不能仅停留在反讽层面,而要充分注意其模糊叙事特征,用模糊思维去解读。戚蓼生《石头记序》云:“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天雨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之音乎?”[4]模糊的最主要目的是创设弦外之音,也只有用模糊思维去解读,才能读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才能由捉水月而至挹清辉,由接雨花而至闻香气,得兔忘筌,脱形留真,由具体情节走向深层内涵的开掘和美学意蕴的感悟。 参考文献： [1]可参看:何永康.论《红楼梦》的模糊体验[J].红楼梦学刊, 1986(4): 49-72;韩进康.《红楼梦》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J].河北学刊, 1987(2): 50-55;周书文.“无为有处有还无”———论《红楼梦》的模糊化艺术[J].红楼梦学刊, 1988(4): 157-170;陈家生.《红楼梦》模糊语言的运用技巧[J].红楼梦学刊, 1995(2): 153-164; 祝兆炬.《红楼梦》模糊写法整体观照[J].浙江学刊, 1996(3): 81-85。还有一些论文从语言学角度论述《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 [2]曹雪芹等.红楼梦(三家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028. [3]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4]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M].石印本.上海:有正书局,1912. [5]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6]W·C·布斯.小说修辞学·译序[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2. [7]浦安迪声称:“我坚持对小说进行的反讽阐释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尤其是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现代小说理论这一角度来分析作品的。”(见其《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序》,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第2页)当然,他又强调“我这里是从最广泛的意思上来运用‘反讽’这一术语的,意指各种可能存在的口是心非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引喻、典故、对话语句,甚至描述情景等文字表里之间的每一点脱节和差异。”(见《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86~87页)这应是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西方的反讽观念与中国小说并不完全贴合。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反讽的实质意义是“表里不一”(见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8]参见:高恒文.叙述的个性化与反讽性——《红楼梦》的叙述学分析[J].明清小说研究, 1999(2): 108-115;王海燕.《红楼梦》反讽艺术管窥[J].河海大学学报, 2000(3): 35-42;唐根希,王翚.失落的栖居地——明清小说的寓意与反讽[J].宁夏大学学报, 2000(4): 37-39;梁扬,谢仁敏.《红楼梦》叙事中的反讽语式[J].广西社会科学, 2005(10): 117-120;张洪波.《红楼梦》中叙述距离的构设及其反讽意味[J].红楼梦学刊, 2006(5): 162-175。 作者简介:张平仁(1974-),男,甘肃酒泉人,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