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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上，尼采与叔本华一脉相承；但在悲剧美学上， 尼采与叔本华大异其趣。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不仅以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为表现 对象，而且以生命对于存在的悲剧性的抵抗、抗争的精神为表现对象。尽管抵抗 、抗争的结局依然是悲剧主人公的毁灭的不可逆转，但抵抗与抗争则赋予这种审 美观照以真正的悲剧精神。 这种对于不幸与毁灭的顽强抵抗与最终无效，正是《红楼梦》贯穿始终的悲 剧命运，正是贾府悲剧命运与贾宝玉悲剧命运相同的内在模式，也是家族衰败主 题与存在的悲剧体验主题相同的展示趋势。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这是指《红楼梦》不像以往 悲剧作品那样以大团圆结柬，那是符合事实的。如果这是指《红楼梦》以贾宝玉 的出家结束，那么，王国维这一判断未免忽略了悲剧的主体抗争精神。 从家族悲剧的层面看，《红楼梦》从一开始就一再预示贾府的衰败结局，贾 府的实权阶层也自始至终感受到、认识到这个衰败趋势。从第二回冷子兴的演说 荣国府，到第五回的宁荣二公之亡灵嘱托警幻和“红楼梦曲”，再到第十三回秦 可卿托梦王熙凤，这个家族悲剧的阴影以谶语的形式笼罩在贾府的上空；贾宝玉 自抓周开始，以至后来作为“孽根祸胎”的种种行径，使得家族悲剧命运作为一 个现实劫难使贾府的实权阶层深为忧虑和悲哀。面对这种悲剧命运，贾政强迫贾 宝玉读书，王夫人选择有助于宝玉读书中举做官继业的配偶，薛宝仅、史湘云、 花袭人等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正”路，王熙凤、贾探春改革贾府的内部管 理，开源节流、赏罚分明，一如自古以来贤相之治国－－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对于 悲剧命运的不甘屈服，顽强抵抗。正是这种不甘屈服、顽强抵抗的主体精神赋予 家族衰败以悲剧的美学精神。这种主体超越的性质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概括 ：“当旧制度自身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已是合理的时候，旧制度的历史就是悲 剧性的。” 而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面对厄运而进行的反抗、斗争，这种主体超越的 性质则属于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 间的悲剧的冲突”。 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也即他们的叛逆言 行的性质，何其芳通过分析明末清初黄宗羲等思想家与封建正统的种种联系（正 统的与叛逆的、专制主义的与人本主义的），指出即使《红楼梦》的作者受黄宗 羲等的影响，也属于封建主义范畴中的叛逆与平等传统。张毕来则通过对《红楼 梦》中贾宝玉的具体言行与传统儒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的分析，指出贾宝王 的叛逆言行所叛的对象是封建社会的教育实践和政治实践，他叛逆的立场则是封 建正统。 这样，与其在封建主义范畴之外的阶级、生产关系等去寻求对贾宝玉叛逆言 行的诠释依据，不如回到曹雪芹时代的文化命题。这个时代的文化命题直接构成 曹雪芹的叛逆恩路。 在《红楼梦》里，有几对明显对立并举的概念：女儿与男子，闺阁与世道， 意淫情痴与仕途经济，清爽与浊臭，这几对概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同一主 旋律的不同变奏。这个主旋律就是纯洁与污浊。在封建时代，世道自然是男人的 世道，仕途经济自然是属于男人的事业。这样，“男子”便是官场、世道、仕途 经济的象征。于是，当贾宝玉嗅出官场、世道和仕途经济的浊臭气味的时候，当 他把这种感觉表述为“男子是浊臭的”的时候，他就自然会把“女儿”当作其对 立范畴而赋予“纯洁”的象征意义。 “男子是浊臭的”，这是曹雪芹的社会批判的独特表达方式，曹雪芹的社会 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官场和家族。以今天的阶级分析本看，这种社会批判的对象是 封建主义、封建礼教，因而曹雪芹的社会批判就被理解为反封建、反礼教。而另 一方面则是提倡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然而，在《红楼梦》里，作为官场和家族 的腐败的对立范畴却是“纯洁”、“清爽”。这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对其文化 命题的界定与表述方式有关。 “人欲’与“天理”的关系，人的生命需求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的关系， 主体的内在超越与社会历史的理性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所面时的真 正的文化命题。自从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以来，中国文化主流一直在思考着如何 去建立大一统的专制等级制度。这种制度要成为可能，要获得强化，就必须以放 弃或压抑个人私欲为前提。为此，它必须建立一种社会本位的意识形态。孔子的 仁、礼思想，尤其是孟子的义利之辨和舍生取义思想，正是表明了这洋一种价值 取向。它以价值形式去抑制个体的生命需求，以使对专制等级制度的绝对性的确 认成为个体的自觉。程朱理学把这种价值取向推向极端，表述为“存天理，灭人 欲”。儒家传统思想把对于专制等级制度及其价值体系的绝对理性的顺从规定为 “善”的人性，然后要求个体放弃生命的感性需求。把“从善”内化为个体的价 值观，这必然蕴含着本体论与认识论、先验假定与道德实践的深刻矛盾。一方面 ，社会绝对理性要求个体泯灭自我本位意识，体认善，体认外在理性的绝对性； 但另一方面，对绝对理性的“自觉”体认必须由每一个个体去完成。作为生命体 ，个体的全部需求将与道德实践过程相始终，而且，与主命需求密切相关的某些 心理紊质如意志、情感、知性，将成为道德实践的必不可少的动力。那么，对以 抑制个体生命需求为前提的社会绝对理性的确认怎样才能达到个体的自觉？唯一 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不给个休以独立恩考、判断和选择的权利，通过政治暴力 强制个体去盲从。然而，在理论上否定人欲的存在价值，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使 人欲销声匿迹。生命毕竟是活生生的，如果通过政治暴力把“天理”规定为社会 的绝对价值，那么任何动机都将打着“天理”的旗号出现，人欲也只好改头换面 ，画上“天理”的脸谱，在堂而皇之的“天理”幌子蔽护下，人欲获得了安全感 和可能性。从人欲的角度看，这种改头换面是“人欲”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途径 ；但是，“人欲与天理”的文化命题就转化成被表述为虚伪矫饰的道德问题。明 清两朝把程朱理学规定为国教，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在它的重压下，人 欲畸形地成长为虚伪矫饰。正因为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否定程度之空前，因而明代 社会的虚伪矫饰道德的严重程度也同样是空前的。王阳明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伪饰 道德；“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 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彻义 ；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 以为同好恶；相凌相斨，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 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以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 祸乱相寻于无穷矣。李贽也曾无情撕去理学家耿定向的假道学面孔：“所讲者未 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尸？”虚伪矫饰 ，这就是明代中叶以来以李贽为代表的浪漫思潮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是曹雪芹 所面对的文化命题。曹雪芹的全部艺术想象就是以这一文化命题为起点的。 对于官场的浊臭之风，李贽斥之为伪饰，而提出“童心”作为对立范畴；曹 雪芹则嗤之为“浊臭”，而提出“女儿”作为对立范畴。并非从人类学或生理学 研究儿童心理或妇女心理，而是把“童心”、“女儿”作为伪饰道德的对立面， 作为人的纯洁自然天性的象征以表达自己的道德人格信念。所谓无材补天，便堕 落情根，所谓梦游于大虚境、沉迷于大观园，无非表达这样的心理历程：本想跻 身官场，以治国平天下。但官场的浊臭之风与他对于纯洁自然天性的信仰相悖， 他拒绝了官场，而官场也抛弃了他，使他不得补天。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变信仰， 他把对纯洁自然无性的向往转化为对于大观园少女们的体贴与怜悯。但是曹雪芹 清醒地知道，大观园并不永恒。它的女儿们在太虚幻境里属于‘薄命司。警幻仙 站引领贾宝王梦游太虚境，就是要向他暗示女儿国的幻灭，暗示女儿们的“千红 一窟“万艳同杯”的悲剧命运。与其说，“薄命司”暗示着金陵众钗的毁灭，不 如说，它宣告了贾宝玉的“立足境”的破灭，宣告了曹雪芹的心灵依托之虚幻。 同李贽一样，同古代所有反叛程朱理学的人一样，贾宝玉不可能是一位个人 主义者。甚至，他身上的个体化倾向并不强烈，他的天性的最大特点是“意淫， 是对少女的忘情的体贴与伶悯。 在贾宝玉的整个叛逆历程中，他始终显得被动，但绝不软弱。当他被贾政毒 打之后，林黛玉去看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贾宝玉长叹一声，道： “你放心，别说这佯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对于贾宝王的叛 逆之至死不悔，作者没给予以太多的观念上的、心理上的交代，但是，这种抗争 到底的意志力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尽管在仕途经济、“金玉良缘”的面前， 他在行动上是一个失败者（读书中举、娶宝钗），但是，“纵然是齐固举案，到 底意难平”，在悲剧中超越；在悲剧超越中，他的价值信仰得到了实现。 当贾宝玉的阶级属性被限定在封建主义范畴之中的时候，林黛玉的叛逆也就 只能在封建主义范畴中得到解释。她与贾宝玉一样，厌恶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和 立身扬名的价值观，她与宝王一样，厌恶从事俗务的男人。不同之处在干，贾宝 玉把抽象的“女儿”，把庄禅哲学当成安心立命的依据，尽量在周围的物事上寻 求心灵的支持点，所以他尽量融化进大观园这个环境中，他只愿人常聚不散，花 常开不谢。尽管他也惫识到终有筵散花谢之时，但那时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没奈 何了。而林黛王唯一的支撑点则是贾宝玉。对贾宝玉之外的其他人，她无意与他 们周旋，她只愿与贾宝玉一起从现实环境中割裂出来。所以她喜散不喜聚，这样 ，她的悲剧色彩比起贾宝玉来更加浓烈，她不仅要承受价值观念上的压力，而且 要承受周围一切现实关系的压力，她正面承受了保持人格信仰与融入周围环境的 两难处境的煎熬。 林黛玉曾经发问道：“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犹豫、 彷徨的问号。她似乎曾经动过“归隐”的念头，然而奇怪的是，她的归隐还要考 虑“偕谁”，她为独自一人走出社会而感到寂寞。表面看来，她喜散不喜聚。而 当她想要散的时候却希望有人与她一起去“散”，这是多么奇特的语言怪圈！ 林黛玉还没有达到陶渊明的境界，陶渊明怀着自足的心理回到他自已的田园， 过他的诗酒自娱的生活，所以他的心态与悲剧无缘。林黛玉却没有自足，她曾说 ：“无立足境，方是干净。”然而，她的立足境却是与贾宝玉同证木石前盟。她 始终生活于爱与被受、自洁与合群的矛盾中。一方面，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 另一方面，她的爱必须对象化，必须在对象身上去实现，必须与社会连结在一起 。于是，她的感倩、意志便与他人相关。她本来自足的世界向贾宝玉打开了一个 缺口，容纳了贾宝玉这个混世魔王，而同时，她也与贾宝玉所属的那个世界相连 结，她与那个世界的感情、意志、欲望息息相关。所以她不得不受沉沦之苦。 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当 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林黛玉认为纯洁只存在于“天尽头”，在实际的现实关系之 外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信仰，这种意向无疑是超历史的，而她的悲剧结局也就不可 避免的了。 原载：《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原载：《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