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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初读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的时候，就发现他对高鹗的态度有些异样。1981年读了他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感到他对高鹗的态度又有所发展，更加过分。当时不明白其所以然。近几年连续读了他的《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尤其在读了他的《谁知脂砚是湘云》以后，忽然有所觉悟，明白了其中的奥秘，知道了他《〈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之背后所隐藏的那个思想。 从一开始对高鹗的谩骂就越过了学术的界限 曹雪芹只给我们留下多半部《红楼梦》。虽然曹著八十回作品的内容深厚，思想犀利，人物形象鲜明，但是主要故事没有结尾，主要人物没有结局，读者看完后有很大的遗憾。《红楼梦》在以手抄本流传的三四十年中，读者一直期盼全璧的出现。经过程伟元、高鹗的努力，由高鹗续补出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1791）120回《红楼梦》刊行，造成《红楼梦》的第一次大普及。 如何科学地评价后四十回，这在新红学派的两个奠基人胡适、俞平伯中早已经解决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这样评价续书：“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后40回揭示高鹗是把功名富贵、神鬼仙佛和名教当作自己的偶像，在主要倾向上表现了对前80回的一定的背离。俞平伯先生对高鹗有认真的不留情面的批评，但又是客观公允的。他在《红楼梦辨·后四十回底批评》中指出：“高氏假传圣旨，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最后他对续书的功过成败得失作了总评： 高鹗以审慎的心思，正当的态度来续《红楼梦》；他宁失之于拘泥，不敢失之于杜撰。其所以失败：一则因《红楼梦》本非可以续补的书，二则因高鹗与曹雪芹个性相差太远，便不自觉的相违远了。处处去追寻作者，而始终赶他不上，以致迷途；这是他失败时底光景。至于混40回于80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 高鹗的生活、思想、文笔不如曹雪芹，对前八十回而言，他的续书自然难以企及。谁续补《红楼梦》肯定都吃力不讨好，对高鹗自不能例外。如何科学地评价后四十回续书？胡适、俞平伯已经替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不约而同地肯定了高鹗悲剧眼光所取得的成就，“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这是高鹗“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功多而罪少”。 周汝昌是1947年涉足《红楼梦》研究，在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批评俞平伯运动开始，周汝昌在批俞时顺便作了一个检查，他说： 我“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以至“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但在如何评价高鹗续书问题上，却与胡、俞的看法南辕北辙，属于彻底骂倒高鹗一派的代表。他咒骂高鹗道： 就目前来说，恐怕一提到《红楼梦》，脑子里便纠缠着伪四十回续书的混淆印象的读者就还有大有人在。有人赞扬高鹗保持了全书悲剧结局的功劳；但我总觉得我们不该因此便饶恕高鹗这家伙：先不必说他技巧低劣，文字恶俗；但就他假托“鼓摊”淆乱真伪的卑鄙手段一层来说，这家伙就不可饶恕，更不用还说什么赞扬不赞扬了。而况他保持了的“悲剧结局”又是怎样的呢？不是“沐天恩贾家延世泽”吗？不是贾宝玉中了高某自己想中的“举人”，披着“大红斗篷”雪地里必定要向贾政一拜之后才舍得走的吗？看他这副丑恶的嘴脸，充满了“禄蠹”（贾宝玉平生最痛恨的思想）“礼教”（在贾宝玉思想中全部瓦解的东西）的头脑！他也配续曹雪芹的伟大杰作吗？现在是翻身报仇雪冤的时代，曹雪芹被他糟蹋得够苦了，难道我们还要为了那样一个“悲剧结局”而欣赏这个败类吗？我们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 离开曹雪芹的真《红楼梦》，我们就不屑为骂高鹗的伪《红楼梦》而多费笔墨；所以，骂他的用意，就是为了更正确的了解曹雪芹而已。我们要撇开这败类给我们的混淆印象，由现存材料中去认识以下曹雪芹的真《红楼梦》，这才是我们的正经大事。（棠棣版《新证》第583页至584页，又见《谁知脂砚是湘云》76页） 如此辱骂一位古代作家，这绝对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和界限。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①）在学术史上这样痛骂研究对象，为我所仅见。凡学术研究都应该是冷静的，客观的，公允的，否则得不出正确的认识。凡是用刻骨语言辱骂研究对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难以明说的秘密。 《〈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又一次越过了学术的界限 周汝昌先生1980年撰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论证”乾隆通过和珅之手重金收买高鹗对《红楼梦》做了手脚，改变了《红楼梦》的主题，“使我们百世之下为之深深叹恨”。他把这篇论文带到当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加以宣讲。他还在《美红散记》中说，这篇论文在会上大受好评，程曦教授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他并奖饰说：“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潘（潘重规）先生也有过奖之言，我自然不敢当。”（周汝昌《献芹集》第438页） 这篇论文后来连载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和次年的第一辑上。有感于周先生的大名，我尽快找来这篇论文读了一遍，我的感觉异于程曦教授和潘重规教授:它东拉西扯，毫无理据，强加古人罪名，一丝说服力都没有。 周先生给高鹗定罪名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说乾隆三十七年下诏中外搜访遗书，“严重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命运。乾隆“寓禁于征”是初念以后的事。一是由访购到禁毁二十年间的经过是逐步发展的，二是禁毁的变本加厉也是和乾隆身边的献策者密切相关的。给乾隆献策者前有于敏中，后有和珅。和珅实聪慧有才，也非常能干办事情。“和珅取媚于清高宗，昭槤比之于章惇取媚于宋神宗者，也必然常在皇帝身边谈及市井流行小说戏本之属。……为时不久，禁毁书籍的范围就会想到扩及于‘演戏曲本’，而要‘一体查办’了。”和珅天性挑剔、嫉妒、忮刻、谲诈，谋略多端。对四库馆是实心任事。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乾隆、和珅君臣合谋收买高鹗对《红楼梦》做手脚的事。他直接的根据有两条，一是赵烈文《能静居笔记》引及宋翔凤的一条： 谒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至衣食不给。…… 二是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红楼梦”条云： 《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6 }2 F6 D* d3 Y; p( _ 周汝昌的智慧是常人不可及的，他在这里看到我们从字面上读不出来的内容。他说： 我以为，宋翔凤的话，应该是所包较多的，和珅的进呈，并不是一次。他将所得之本呈交乾隆之后，就决定了《石头记》的命运：这部“邪书”不能让它照样“流毒”，必须加以“抽撤”。于是他们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另觅“合宜”之人“撰成全部”。（《献芹集》417页） 这个“合宜”之人不是别个，就是高鹗。苏大司寇即苏凌阿，“是和珅的至亲”。“陈镛所闻的苏大司寇家藏本，正就是程、高运用的主要本之一。” 他看出赵烈文记录宋翔凤原话不具备的意思：对《红楼梦》实施“删改抽撤”政策的名公巨卿是和珅；他从宋翔凤的话中听出和珅向乾隆进呈的《红楼梦》有多次，乾隆“然之”的是最后一次进呈的一百二十回伪全本；曹雪芹全本《红楼梦》之所以不存在，是乾隆、和珅君臣合谋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了；他还复活了当年宋翔凤的原话是从曹雪芹当年如何开始写作《石头记》谈起，直讲到日后和珅如何进呈了那部“新全本”而获得御赏的整个过程。 周氏还说，有研究者认为：高鹗自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以后，屡考进士落第，颇有牢骚，及《红楼梦》“全本”功成，他很快就中了进士——乾隆六十年乙卯科，和珅也正是充读卷官的，其中关系也有奥妙之处。……则和珅欲酬高鹗，不过一句话耳（《献芹集》425页）。 高鹗就这样成了完成乾隆、和珅君臣对《红楼梦》实施“删改抽撤”任务的千古罪人。 王昌定先生《〈读《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与周汝昌同志商榷》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如果有人把这种定案依据叫做‘罗织罪状’，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读了‘全璧’，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刚刚过去，余痛还在，记忆犹新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望风捕影的定罪方法，都是‘左’倾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②梅节先生也指出：“笔者相信《全璧背后》经过长期构思和收集材料，明显带着文革胎记。”③ 周汝昌给高鹗“望风扑影”“罗织罪状”确实属于“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的组成部分，一下子给王昌定先生说中了。周氏的《红楼梦新证》的修订工作起于1970年下半年，大约完成于1974年国庆节前夕，该书的后记就写于此时。在那个特定万马齐喑的时代，周氏修订这部书是有来头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和提出的观点，都见于文革版《新证》。例如他说： 程伟元既亦贫士，安得有刊印《红楼梦》百二十回大书之力？则《红楼梦》之伪续以冒全书，出貲以付摆印，当另有一大有力之人为之后台，其事甚明。（《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北京第一版779页，下同） 比如，为什么曹雪芹已然写完了的原书不能全部流传，而高鹗加的伪续，就能够“全本”流传下来了？其故安在？应不应该有个解释和答复？（925页） 这一连串的疑团，使我逐步达到一个认识：高鹦之续书，是有后台授意的，是有政治目的的，所以他才胆敢全无遮掩地“面世”。(925页) 由于曹雪芹是内务府包衣人，所以便需要一个也是同一旗籍的忠实奴才，替他出力。这便找到了才子高鹗，干脆将八十回后原稿毁去，另行续貂。高鹗的续书，绝非“消闲解闷”的勾当，也不是“试遣愚衷”的事业，他从事于此，完全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他的续书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体系来看，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为其封建统治主子的利益服务的。（926页） 这里的观点与《〈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周汝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由周总理专电调回”（《周汝昌自传》302页）。他调回的真情我们已经难以知其详了。他的私淑弟子梁归智撰写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就此写道：“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68页）这段话来自周汝昌，应该无疑问。本为抬高周汝昌，却给我们了解周氏回京原因以可能：1、起意让周氏回京的肯定不是周总理；2、“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3、鉴于毛泽东日理万机，不可能想到调一个无关文化大革命宏旨的小人物回京，那么起意调周氏的人物就只剩一个江青了；4、与其说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的，倒不如说江青日后准备和别人谈《红楼梦》需要周氏的这本书作资料，这才可能是调他回京的真正原因。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调周汝昌回京，与“由周总理专电调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换。江青通过周总理办公室调人和“周总理专电调回”意义大不相同，不能鱼目混珠。 梁归智在谈到周氏新版《〈红楼梦〉新证》的出版真相时说：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红楼梦〉新证》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但以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79页） 这显然是得到周汝昌首肯的评述。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二，它“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不经意间，给我们道破周氏当时站队问题和这部书的性质——它属于江青“评红”运动的组成部分，打有阴谋红学的深深印记。这就难怪周氏在《新证》中的“出貲以付摆印，当另有一大有力之人为之后台”，“高鹗之续书，是有后台授意的”，用“望风扑影”手法给高鹗“罗织罪状”，带有文革左倾思潮的烙印。 他在改革开放的前期，穿旧鞋，走老路，又一次越过了学术研究的界限。 周氏编造的乾隆、和珅出重金收买高鹗对《红楼梦》实施“删改抽撤”的阴谋根本不符合乾隆的性格和那个时代的特点。清代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况且乾隆还属于盛世的英主，办事何所不能！发现有问题的书籍，毁掉就行了，或者制造一个文字狱，一切都解决了，那里用得着鬼鬼祟祟地去找人写续书！ 周汝昌辱骂辱骂诬陷高鹗的目的 周汝昌口口声声高喊要把“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 ！正如王昌定先生指出的，“他把《红楼梦》后四十回骂个臭死，但意犹未尽，必须置后四十回于死地而后快”。④这种绝对化态度周氏坚持六十余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1997年梅节先生说：“高续不去，周说难立，‘龙门红学’就难有挥洒的空间。”⑤当时我还不理解梅先生的话，没有引起自己的重视，还在继续思考着这个问题。 1995年周氏出版了《红楼梦的真故事》（华艺出版社）。这本所谓的“真故事”就是他亲自摆龙门阵，实现了把史湘云嫁给贾宝玉的目的。 2003年出版《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他在这本书里集中篇幅宣传他的“湘云嫁宝玉”。在他的笔下，“木石姻缘”和“金玉姻缘”都是指湘云与宝玉；“金麒麟的故事，才是宝玉的真姻缘”。他说“宝玉真爱的是湘云”，总之一句话，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关系完全被周汝昌的“湘云嫁宝玉”颠覆了。 2008年他的《红楼别样红》（作家出版社）出版。与《红楼夺目红》相比，这本书更出格。他说：“我讲湘云才是一部《红楼梦》的真正女主人公”。他还说：“近日觉得有一新意：《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狂妄得竟然要给《红楼梦》改书名。 2009年他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江苏人民出版社），主要是他旧文的重新组合，毫无新意。他说：“我在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忽然产生了‘脂砚即湘云’的设想，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所以我说，《红楼梦》一书，也可题作《双麟记》。”这本书不仅是周氏“湘云嫁宝玉”观点的集中表现，还是他“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这个观点的集中表现。 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明白，由于高鹗续补的后四十回故事是周汝昌“湘云嫁宝玉”逾越不过去的拦路虎；不把高续后四十回“扔进纸篓里”，不置之死地，他的“湘云嫁宝玉”就不会有市场！这时我才理解了“高续不去，周说难立”，他仇视高鹗背后的原因原来在这里。 只有把高续批倒批臭，“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 ，永世不得翻身，这样才能实现他的“真故事”史湘云嫁贾宝玉，即周氏念念不忘的让曹雪芹娶脂砚斋、畸笏叟做妻子！既霸道而又荒唐，这就是周氏终生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和逻辑。 周氏的基本红学观形成于他的开山作品《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1949年《燕京学报》的第三十七期）。此文原分三部分：一、脂批大概；二、脂砚斋；三、从脂批了解《石头记》。不管是非功过，这篇文章还算是学术的探讨。后来这篇文章全文以《第八章脂砚斋》的形式收入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标题分别改为“脂批概况”、“脂砚斋是史湘云？”“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增加了第四节“从脂批认识曹雪芹”，就是在这一节开始辱骂高鹗“卑鄙”、“丑恶嘴脸”、是个“败类”、要“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从而完成通过辱骂诬陷高鹗建立“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这个“龙门自传说”的任务。 周氏终其一生，无不是在宣扬捍卫这个“龙门自传说”。高鹗续补的后四十回既然是他的新说的拦路虎，被他当做敌人必欲除去而后快，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周汝昌与高鹗红学观之比较 高续四十回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构成120回本《红楼梦》，已经流行了二百多年。正如俞平伯先生指出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仔细，不敢胡来。”⑥自然，高续有不少描写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为了保持前后语言风格的一致，他对前八十回的一些改动降低了原著的思想意义。高鹗有功有过是个客观存在。 周汝昌也出版了一部《红楼梦的真故事》，用自己的探佚弥补曹雪芹遗失的稿子，专门与高鹗补写的后四十回唱对台戏。周氏出版了几十种解释雪芹《红楼梦》的著作，现在头戴“红学泰斗”的桂冠，自号“解味道人”，他是否能得《红楼梦》的真解，也是个客观存在。 我想，我们只要把周汝昌与高鹗的主要红学观拿来比较一番，其是非功过自然就明白了。 首先，在神瑛侍者、顽石与转世贾宝玉的仙凡关系上见解不同，高下判然分明。 高鹗续书的原本子由于缺少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大展法力把顽石变成美玉这段故事，前后文不衔接，于是他就把神瑛侍者和顽石合二为一，处理成一个人。每日给绛珠仙草浇灌甘露之水的就成为由顽石修炼成仙的神瑛侍者。这样转生人世的贾宝玉就兼有神瑛侍者和顽石的属性，使得贾宝玉降生时口中所含之玉失去对应关系。虽然在以后的故事发展中比如给贾宝玉、凤姐疗病时通过茫茫大士之口，对“宝玉”的顽石来历有所呼应，但与顽石已经修炼成仙人神瑛侍者相矛盾。这是高鹗好心犯错误，我们不能责怪他。 周汝昌与此不同，他对曹雪芹神瑛侍者、顽石、绛珠仙子与贾宝玉、口中所含之玉、林黛玉三者的仙凡关系上作了恶意的歪曲。他说：“贾宝玉，通灵宝玉投胎入世而成‘人’者也。而本又是大荒山青梗峰下大石之所化。”（《红楼夺目红》第18页）顽石怎么变成贾宝玉的呢？他说： 要知道，石头经“挂了号”（批准“通过”），真到下凡时，是“混”在人家“一干情鬼”当中的，它不但见过绛珠与神瑛，而且还“偷”了神瑛的形貌——因为，大石本来不具有人之体状，僧道只把它幻化为美玉，也不曾赋予它以人的仪表。石头实际上是“效法”了神瑛的一切外秀内美。 绛珠入世成为黛玉，神瑛下凡成为甄宝玉——二人投在一处，而绛珠错认了恩人，以为石头是神瑛，难以审辨“真”“假”了。（《红楼夺目红》 204页） 曹雪芹精心构思安排的人物关系就这样被周汝昌完全颠覆了。这种精心的歪曲在《红楼梦》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绛珠错认了恩人，所以她的爱情就一定是悲剧，好让石头变成的贾宝玉有机会去娶史湘云为妻子。这种用“无中生有”在《红楼梦》中造一个石头变人的故事，强加给曹雪芹和作品，是很恶劣的。 周氏与高鹗在这里有了高下之别，自不待言说。 其次，二人对“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不同理解也高下判然分明。 高鹗尊重前八十回对“木石前盟”的描写，宝玉、黛玉排斥“金玉姻缘”；在续书中忠实于曹雪芹的伏线，描绘了金玉姻缘造成宝黛爱情的悲剧。这是历代读者认可高续的根本原因。 周汝昌与此不同，他说木石前盟不是指宝玉和黛玉，而是指宝玉和湘云。“湘云姓‘史’，原型姓李。姓李的原姓‘理’。后逃生藏于一颗李树下，得以存活，遂改姓李。‘李’是木，不是‘草’。…… ‘木石前盟’，若如此‘破译’，或许虽不中亦不远。”（ 《红楼夺目红》213页）“所以，‘绛珠’并非什么黛玉林妹妹，是史大妹妹。”（《红楼别样红》161页）他用偷梁换柱法把曹雪芹原来指宝玉、黛玉的木石前盟换成了宝玉和湘云。 在他眼下金玉姻缘也不是指宝玉和宝钗，而是指宝玉和湘云，因为宝玉有口中所含之玉，湘云有金麒麟，“书到一半了，这才大笔点醒了一大奥秘，原来：玉佩金麟，才是一对儿——才是真的‘金玉’之姻缘。”（《红楼夺目红》第 121页） 他为了硬把宝湘促成夫妻，对宝钗、黛玉极尽贬斥之能事。他说：“湘云的德、言、容、工，才貌情思，样样具备而且超群。她最难为钗、黛之流所能理解、所能企及的，是她的女儿式的英气、豪气、侠气、正义气、爽利气！”（《红楼别样红》第 214页）竟至说“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红楼别样红》第31页）。这在雪芹笔下都不是事实。 在对“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理解上，周汝昌颠覆原著精神实质，用龙门红学取代曹雪芹的安排，水平远不及高鹗！难道不是这样，倒是相反的吗？ 第三，对曹雪芹《红楼梦》爱情婚姻悲剧的理解不同，高鹗续书比较成功地描写了这个悲剧，周汝昌却改悲剧为正剧或者说竟然是喜剧了。 鲁迅评价高鹗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宝玉先失其通灵玉，状类失神。会贾政将赴外任，欲于宝玉娶妇后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宝钗。姻事由王熙凤谋画，运行甚密，而卒为黛玉所知，咯血，病日甚，至宝玉成婚之日遂卒。宝玉知将婚，自以为必黛玉，欣然临席，比见新妇为宝钗，乃悲叹复病。”⑦鲁迅虽对高续有所批评，但基本上肯定了续书的成就。 周氏口口声声以鲁迅为圭臬，他也非常熟悉《中国小说史略》对高续的评价，但对此置若罔闻，却另外编造一套宝玉、湘云真心相爱并且结为美满夫妻，执意改变原著的爱情婚姻悲剧结局。他在《红楼梦的真故事》（华艺出版社1995年）以黛玉自杀处理宝黛爱情结局。黛玉死前对宝玉说： 我是不行了，你的心，我早尽明，不必多说。但我已不久于世，此乃天意。我去了之后，你必不能独生，那却不是慰我于地下的打算，正是我最痛心的办法。过去有言：你好，我就好。我永记此语。你的为人，必遭世路上的艰难险阻，没有个好帮手，是走不多远的。你如真心慰我，听我的话，和宝姐姐订了亲，她事事能为你思虑照顾周详，是你一生的大福分！你若想错了，怕对不住我，那就还是‘白认识了我’，误会了我——还谈什么知己二字？我知道你和宝姐姐成亲之后，都不会忘记我。风前月下，柳夕花朝，你们会提起我们一起在园里的那些情景的。 按照周汝昌的意思，黛玉生前把自己挚爱的宝玉让给了宝钗，当晚自沉于凹晶馆前的清波。宝玉自然听黛玉的遗言，和宝钗结为美满夫妻，受到周详的照顾，享受“一生的大福分”！这与曹雪芹前八十回伏线所暗示的爱情婚姻悲剧相拒何啻十万八千里！ 事情还不止此。在周氏笔下，宝玉在宝钗去世后，又经过千难万险，终于重会湘云。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于当年的腊末——春节前结为美满夫妻。第十部的《除夕诗情》专门描写他们充满诗情画意的幸福生活。宝玉还郑重告诉湘云：“这麟更奇——我忽悟了：原来林妹妹名讳林黛玉，岂不就是‘麟待玉’的隐义合音？”连林黛玉的名字都成了宝湘爱情的隐喻，黛玉也只是别人婚姻爱情路上的铺垫，那里还有自己的爱情。“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周汝昌宝湘联姻的理想实现了，《红楼梦》终于被周氏改造成爱情喜剧作品。 第四，对宝玉“情极之毒”这个性格特点，高鹗续书基本写出来了，周汝昌的宝玉娶湘云为妻，则完全背离了这个特点。 在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脂砚斋有一条夹批说： 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王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 宝玉分别在第三十回、三十一回对黛玉说：“你死了，我作和尚去。”所谓“情极之毒”就是指宝玉假如不能同黛玉结为夫妻，被家长逼迫与别人结亲，他就会坚决地抛弃妻子父母出家做和尚去，妻妾纵然美丽贤惠如宝钗、麝月也会出家，决不回头。 高鹗的续书基本按照这个思路描写，他虽然被逼与宝钗成亲，被逼参加科考，这反映了人物性格软弱的一面；但内心却酝酿着要抛弃世俗的一切，虽然有子，虽然考中举人，“悬崖撒手”，大彻大悟，如惜春所言，“勘破世情，入了空门”，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走了，回灵河岸、赤瑕宫去了。宝玉的“情极之毒”基本被高鹗写出来了，所以历代读者认可了这个结局。 周汝昌与此不同，一，他认为宝玉是在宝钗死后才出家的，这与脂批揭示的抛弃宝钗、麝月不合；二，他的《红楼梦的真故事》描写宝玉出家后还在寺庙里描画一百零八钗壁画，荒唐不经，这岂能为寺院所容？三，出家后还俗，又与湘云结为夫妻：这一切与“情极之毒”南辕北辙，完全背道而驰。周氏的龙门故事水准比高续差远了。 第五，对社会上流传的“湘云嫁宝玉”的本子，高鹗视而不见，根本不理睬；周汝昌却视为曹雪芹的“真本”，当做珍宝：这表明两人鉴别真假的水平差距很大，有霄壤之别。 周汝昌搜集所谓的曹雪芹的《红楼梦》“真本”描写湘云嫁宝玉的资料已经有十二条之多。他在《红楼别样红》中说：“书到‘后之三十回’，湘云才是真主角，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第214页） 现代学者姜亮夫还读过这个抄本。周氏还引证现代画家关松房先生的话：“尝闻陈弢庵先生言其三十余岁时曾观旧本《红楼梦》，与今本情节殊不同。薛宝钗嫁后，以产后病死。史湘云出嫁而寡，后与宝玉结褵。”弢翁又云：“其板刻于南京。” 周汝昌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中说，乾隆和和珅觉着“这部‘邪书’不能让它照样‘流毒’，必须加以‘抽撤’。于是他们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另觅‘合宜’之人‘撰成全部’。” 我们要请教周先生：你说雪芹八十回以后的原著被“全部销毁”了，何以后世还有抄本和刻本流传？你说“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何以精彩的“真本”竟然竞争不过“伪续”而被历史淘汰了？是千千万万的历代读者水平低，还是你的识力出了问题，硬要把一种续书说成是曹雪芹的“真本”？ 在曹雪芹的笔下决不可能有湘云嫁宝玉的内容，证据有四：一、曹雪芹在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没有留下任何暗示宝玉和湘云有姻缘关系的词语。二、湘云虽然行为豁达，但思想遵守三从四德，《红楼梦》没有出现一个贵族妇女改嫁的，湘云自会遵守从一而终的规范。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也是一条反正。蔡义江先生解释说：“‘双星’即牛郎织女星；‘白首双星’，乃到老夫妻分离的意思。”⑧贾宝玉出家就是回到赤瑕宫，位归仙班，焉能再到凡尘与湘云做牛女双星那样一辈子分离的夫妻？四，读过迷失稿子的脂砚斋、畸笏叟没有留下一条批语说到湘云嫁宝玉；读过全稿的明义在20首《题红楼梦》诗中也无湘云嫁宝玉的内容：可见雪芹的后三十回根本就没有湘云嫁宝玉的描写。 高续没有湘云嫁宝玉的内容；周汝昌生硬地要把湘云嫁宝玉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要证假为真，只是徒费力气罢了。这又一次证明二人的识力水平有高下之别。 到底是该把高鹗续补的四十回扔到纸篓里去，还是该把“湘云嫁宝玉”扔到纸篓里去，读者自会做出明断，就不用我来饶舌了。 注释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 ②《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四辑。 ③《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四辑页。 ④《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四辑。 ⑤《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四辑。 ⑥俞平伯《红楼梦辨·高鹗续书底依据》。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⑧蔡义江《跋姜亮夫先生口述的一种〈红楼梦〉续书》。 原载：《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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