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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奶最圣明的——凤姐是弄鬼的行家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王朝闻 参加讨论

    一 你们自己以假为真
    有人根据“毒设相思局”的情节,赠送王熙凤一个“进步青年”的光荣称号。曹雪芹也沾了凤姐的光,写凤姐惩罚贾瑞,被说成是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表现。竞还武断,谁要认为“毒设相思局”里的凤姐“狠毒残忍”,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颠倒是非,自觉不自觉受封建道德毒素的影响”;谁要是再把凤姐说成是坏人,就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断言凤姐惩罚贾瑞,“恰好是其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断言“凤姐斗争的好,斗争的坚决”;断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只有王熙凤和贾瑞作了坚决的斗争,才能揭示深刻的社会价值,达到‘文学上劝善惩恶的原则’”。很好。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凤姐的名誉恢复了。你说凤姐是反面的典型人物,我说凤姐是正面的典型人物,作者所暴露的“黑暗”,就这样变成值得歌颂的“光明”。论者这样把“不折不扣的颠倒是非”颠倒了过来,可见其“斗争的坚决”。
     对于同一现象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没有矛盾哪里还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 “形而上学”与“辩证 法”,“是”与“非”总不能没有客观的界限一样,评论活人和死人或活死人,总得有个客观标准。
     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为什么不写凤姐利用其他手段,例如象在“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那回,“跑到贾母跟前,爬在贾母怀里,只说,‘老祖宗救我’……”,告贾琏一状那样控告贾瑞,而把凤姐写成假装欣赏贾瑞“回来:替嫂子解解闲闷”,说什么“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结果是把贾瑞弄得欲罢不能,至死不悟,上了凤姐的大当呢?关于这样的问题,除了直接从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本身作出也许接近作者创作意图,也许违背作者创作意图的具分析,我还找不到什么可靠的资料作参考。不论如何,读者发表任何观感,不应当从成见出发,脱离小说的具体性,高兴怎么判断就怎么判断。倘若袭用这种想当然的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方法去对待现实中的人物,该褒该贬,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我看来,凤姐和贾瑞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处于没落的历史时期的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冲突双方损人利己的动机虽有差别,而他们的损人利己思想却属于同一个阶级。凤姐戏弄和惩罚贾瑞的动机和欲望,与贾瑞占有凤姐的动机和欲望一样卑劣,根本没有什么进步与非进步或反进步的区别。流氓无产者也互相惩罚,有时互换惩罚者的地位,但这不能改变惩罚者与被惩罚者的共性,双方都不过是流氓,和“进步”是沾不上边的。
     倘若说贾瑞的家长贾代儒颠倒是非,这帽子扣得还可以,他虽不是流氓无产者,却也能用吓人战术。贾瑞受了凤姐间接的惩罚——一命呜乎,他哭得死去活来,大骂道士给贾瑞治病的“风月鉴”:“是何妖镜!”接着发表议论:“若不早毁此物。遗害于世不小。”说话算话,“遂命架火来烧”。不甘心接受“妖镜”称号的镜子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镜子的委曲和它的辩解,不是无理的。贾瑞临死还要叫“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可见镜子的“正面”对他很有魅力,难怪贾代儒怪镜子是“遗害于世”的“妖镜”。但任何事物都有“正面”也有“反面”,“风月鉴”也不能只有一面。“正面”的“红粉”与“反面”的“骷髅”,作为凤姐的两重性的真实反映来说,形象虽很奇特,却是有所根据的。何况道人早就打过招呼,“千万不可照正面”。贾瑞照了“反面”而骂“道士混账,如何吓我”,可以说他自己才是在不折不扣地颠倒是非。这“反面”与“正面”的结合,的确有点“劝善惩恶的原则”。可惜贾瑞的形而上学太多,拒绝实践镜子的劝告。但“正面”“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这就和凤姐儿的“狠毒残忍”有关,如果只骂贾瑞自己“合该作死”,也不免有点形而上学。如果说“反面”是贾瑞自己对淫欲的警惕,而“正面”象征的是凤姐对贾瑞造成难于摆脱的诱惑,那么,形成贾瑞这种矛盾心理的客观原因,还是在凤姐身上。曾经利用贾瑞自投罗网而满足她那虐杀狂般的快感的凤姐,一开始她就咬牙切齿地下了决心:“他如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她对贾瑞的那难于抗拒的诱惑,在贾瑞临死时还继续在发挥作用。应当承认,这也表明她的“狠毒残忍”。
     凤姐在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中,弄死一个贾瑞般的脓包,因而得到“进步青年”的光荣称号,这不免粉饰了凤姐这样的丑恶事物,也不免贬低了真正能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青年。
    二 我说你弄鬼呢
    矛盾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一成不变或彼此一样的论断都不合理。读小说也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不凭客观的材料,只凭主观想象,对凤姐作轻率的政治判断,也许能够“一鸣惊人”,却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凤姐不是容易认识的对象。即使读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要从她的言行找出规律性,也是很难的。她为什么要惩罚贾瑞,或者她为什么在大家凑钱给她庆生日时贪图小利,在分钱上玩弄小动作,这些现象的本质,都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
     在实际生活里,不容易看出的阴谋诡计,才是最有欺骗性,更值得警惕的。倘它一眼就能被人看穿,也许就不叫阴谋诡计了。这种现象反映在小说或其它文学形式里,经过典型化,其本质较易于被认识。但典型化不等于概念化,形象使人惊醒或感奋的社会作用,是通过读者的认识活动实现的,一看就知道是阴谋诡计,用不着读者开动机器就能识破的阴谋不会令人惊醒和感奋的。鲁迅说过:“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沌如鸡蛋的山中厉鬼。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沌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1]凤姐算得上一个人间厉鬼,但她的五官并不特别显得可怕。作者没有把她写得“青面獠牙”,也不把她写得莫名其妙。没有为了惊人而故作惊人之笔,但读者越读越感到这个女人既鬼得可憎,也鬼得可怕。当读者透过凤姐那仿佛天真、坦率以至高尚的面纱,发现她那阴谋家的本质时,这比任何抽象的形容词,例如“卑鄙”和“庸俗”,“虚伪”和“狡猾”,“狠毒”和“残忍”等等,更有令人惊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作用。
     前人说过:“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尤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2]这种有关神与形的辩证关系的说法,可以当作对艺术创作的形态与精神或形式与内容,对艺术欣赏的认识作用,对由表及里或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的论述来理解。凤姐究竟是不是阴险,她的行为本身是可以认识的。且不说她对贾瑞那么露骨的表现,就说其他内心状态不那么明显的行为,那形与神的关系也不是不可知的。凤姐当众表示,她愿意替李纨出分金。她的话好象真是从心眼里发出来的一般。
    生日没到,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钱饶不出,惊动些人,实在不安。不如大嫂子这一分我替她出了罢。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
    这些话说得好象是从关心别人的动机出发的,因此使得一向嫌她的邢夫人也都说了声“很是”。邢夫人这么一说,表示受感动的贾母,放弃了由自己替李纨出分金的主意。可是,当尤氏在凤姐房里清点银数时,凤姐的谎言被尤氏所戳穿,凤姐那“戴起帽子说官话,揭了帽子说私话”的两面派嘴脸,就暴露得很明显了。
     尤氏 都齐了?
     凤姐 都有了,快拿了去罢。丢了我不管。
     尤氏 我有些信不及,到要当面点一点。
     凤姐 (看着尤氏按数一点,缺李纨的一分)
     尤氏 我说你弄鬼呢。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
     凤姐 那么些,还不够使?短一分儿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给你。
     尤氏 昨儿你在人跟前作人,今儿又来和我赖。这个断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
     凤姐 我看你利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
    这就难免引起一个疑问:凤姐为什么要在分金问题上弄鬼呢?
    三 那又是你凤姑娘的鬼
    尤氏不敢揭露凤姐弄鬼,是否只能怪尤氏“嘴硬骨头酥”?作者这样写尤氏的软弱,也就是在写凤姐的狡猾。凤姐为什么这样爱钱?我也只能作一些不敢肯定的揣想。正如“官不嫌枪多,富人不怕钱多”,凤姐对银钱有本能般的爱好。但她冒着受人褒贬的危险搞这么个小动作,也许和她捉弄贾瑞,杀人不完全是目的,玩弄阴谋本身也是目的的那样,动机并不简单。
    据说有一个盗窃财物的女犯,犯案的动机并不是因为缺钱使,也没有受人调唆,只不过出于一种好奇,一种想试试自己有没有能够达到盗窃目的而不为人所觉察的本领的冲动。当她自觉自己的本领高强,不断运用自己的本领时,于是就成了惯偷。我没有机会采访这样的罪犯,不了解她的这种兴趣从何而来。但我想,这种犯罪心理总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作为一种知识,这样的故事对我理解凤姐玩弄贾瑞的动机,也是一种启发。凤姐本来并不熟悉贾瑞,本来没有拿他来考验自己本领的动机。凤姐听说贾瑞“要来请安说话”,哼了一声说,“这畜生合该作死。”凤姐对贾瑞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也许因为:凤姐本来是一个你不惹她,她要惹你的女光棍,如今你“癞蛤蟆”自不量力,不给你点厉害看,岂不有损“天鹅”的尊严?她那“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的决心,正如法西斯分子把活人当作练习射击能力的靶子,并不完全出于对被害者的仇恨。凤姐在分金问题上弄鬼,不见得只是因为她见财起意。看来这一行为本身,包含了冒险家在危险中寻找乐趣引起快感的动机。尤氏当面嘲笑凤姐,说“弄这些钱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这种笑话却没有引起一向把劲儿都使在嘴巴上的凤姐的反击。也许这是凤姐把尤氏这种嘲弄当做精神上的享受来接受,所以她不还击尤氏不见得就是为了避免增加自己与尤氏的对立的吧。如果阴谋家的弄鬼包含有欣赏自己的“诡计”的因素在内,在施展阴谋手段的过程中寻求精神享受,而不单纯是为了杀人或敛财,那么,曹雪芹所写的凤姐这个阴谋家,较之《奥塞罗》中的阴谋家埃古,《名利场》中的阴谋家夏泼,《金瓶梅》中的阴谋家潘金莲,人物的形象更丰满,更生动。形象更能使读者感到,对这样的阴谋家必须提高警惕。
     凤姐以弄鬼出名,但她的阴谋不能不暴露。贾珍父子议论荣府那“外头体面里头苦”的困窘,贾蓉说:“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道:
    那又是你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实在赔的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此法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个个算盘,还不至如此田地。
    凤姐不是神通广大的孙行者,贾珍更不是神通广大的二郎神。惯于弄鬼的贾珍,看出凤姐那庙后的旗竿是尾巴变的。可见多么会搞阴谋诡计的角色,终归要暴露出破绽来。但是,他们的阴谋不只可能骗人害人,也可能为人所需要。看准需要的凤姐,当众向贾母提出在大观园另设小灶的建议,借以显示她的贤良,深得贾母的赏识,贾母向王夫人等说道:
    今儿我才说这话,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众人不服。今日我们都在这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还有她这样想的到的没有?
    小说没有描述众人中的王夫人当时作何反应,一薛姨妈、李婶娘和尤氏等人忙着附和:
    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
    和凤姐迷惑贾瑞或尤二姐相比较,凤姐迷惑贾母与薛姨妈等人所造成的后果,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产生预期效果这一点来说,同样表现了凤姐的惯于弄鬼善于弄鬼。凤姐出了这个鬼主意,别人很难看出她的真实动机,尤氏贾珍也未觉察,反而赢来一片叫好声。这种颇为浑沌的形象,一经读者的觉察,感到其诡谲,就较之某种唯恐读者不能看出人物的阴险而故意在外形上刻划其鬼祟的写法,更能引起读者的警惕和憎恶。
     四 并无露出一点坏形来
    英国有一部小说《名利场》,比《红楼梦》晚出大约一个世纪。其中那个最主要的很不寻常的女人蓓基·夏泼,也是一个惯于弄鬼的阴谋家。从她怎样捣鬼的手段等方面看来,她和凤姐是不曾见面的双胞胎。
    夏泼小姐和琏二奶奶的差别很显著,她的出身卑贱得不能与凤姐相比。在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个歌女和穷画家的女儿,连爬带滚,一心要进入上流社会,社会经历比凤姐要复杂得多。小说作者萨克雷在结束全书时,发出了“浮名浮利,一切虚空”的感慨,似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意味。虽然夏泼不象凤姐那样落了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结局,但这部小说再现人物及其环境的卓越的艺术技巧,能使读者体会到马克思关于这些小说作者的评价——“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3]
    夏泼和凤姐一样,捣鬼的手段花样翻新,集中体现了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意识。凤姐诱骗、孤立、控制、毁灭尤=姐,为的是维护她的既得利益。夏泼毁灭有钱而又纨裤气十足的乔斯,也运用了凤姐般的诱骗、孤立、控制对方的手段,竭力剥夺乔斯的钱财。被毁灭的男人乔斯,和被毁灭的尤二姐一样,已经知道自己只有死路一条,却连摆脱控制的勇气也丧失了。但这不是说《名利场》和《红楼梦》的人物、情节、场面是雷同的。关于如何描写人物的弄鬼,人物如何弄鬼,都各有鲜明的独特点。
    萨克雷比曹雪芹好发议论,更喜欢用夸张的笔法,更喜欢作较为露骨的讥讽,两人的艺术风格大不相同。但是夏泼的弄鬼和凤姐的弄鬼一样,写得很生动,很可信。凤姐和夏泼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她俩对我们来说,既有陌生的一面,又有似曾相识的一面,都是写得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两人都不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竟敢当面扯谎,几乎是在强迫对方相信她的鬼话,至少是在让第三者把她的鬼话当成真话。都宾少佐当面揭露了夏泼的老底:“你已经和你丈夫分居,旅行的时候又不用自己的真姓名,又常到赌场赌钱——”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女光棍,女流氓。夏泼倒打一耙,反而给对方扣上欺负弱者的大帽子。这使人联想起凤姐大闹宁府时,那恶人先告状的嘴脸来。不过夏泼不象凤姐那么大哭大吵,而是一味装可怜,说是对方欺她穷苦、倒楣,没有怜悯心。至于她为了操纵乔斯、榨净乔斯财产,得一笔人寿保险金的目的,热心成全女主人爱米和都宾的婚事,使有些读者上当受欺,以为她真是在做良心发现的好事。顺便指出:如果从我的偏爱着眼,对于《名利场》那种在《红楼梦》里难找的用语,例如“那倒楣的家伙”,“威廉的意志薄弱的大舅子……”,“乔斯这可怜虫把两只手紧紧捏在一起叫道……”是不太感兴趣的。但这一切,都没有削弱对夏泼弄鬼手段的多样化的描写。
    ……园中姐妹和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为风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干人暗为二姐担心。虽都不便多事,惟见二姐可怜,时常来了,到还都悯恤他。每日常无人处说起话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风姐儿又并无露出一点坏形来……
    写凤姐弄鬼的这种曲折的方式,和《名利场》写夏泼弄鬼的影响异曲同工。被掌握在夏泼魔掌里的乔斯,背着夏泼和都宾密谈,谈起夏泼他战战兢兢。夏泼伺候重病的乔斯,“简直象女儿伺候父亲”,乔斯怕得哀求都宾“看老天爷上,搬到这儿来住在我的近旁吧……”乔斯还说:“咱们决不能把这话告诉克劳莱太太(夏泼)。她——她知道了准会杀我。”偷听密谈的夏泼,大约在三个月后弄死了乔斯。如果从阴谋家的共性着眼,说夏泼是一个洋姐也不为过吧?
    五 你是什么样的人
    现实主义的小说和现实生活一样,的确存在着不那么容易理解,但却不是不可理解的东西。只要其中有些不是一看就能理解,但在理解过程中却能增加读书兴趣的东西,对读者来说,这是有吸引力的。凤姐的有些言行,就是这样的阅读对象。凤姐和夏泼一样,进攻时要扯谎,退守时也要扯谎。退守中包含进攻,扯谎时也带恐吓。为了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翻转过来,两人都很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两人都善于转移目标。主人那幼稚的儿子乔杰,不当心对夏泼说出夏泼的秘密:“你就是赌台旁边那个戴面罩的太太。”夏泼不敢否认,又想保密,人急智生,把乔斯拿来作掩体:“你舅舅那天也在,快别告诉妈妈。”小孩子好对付,效果不坏:“当然不告诉。”而凤姐答复宝玉的难题,也象夏泼这样会变把戏,二仙过海,各显其能。
    焦大本来只骂大总管赖二“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送凤姐的贾蓉自大,多事,火头上骂了焦大,还叫把他捆起来,这就激怒了有酒有气的焦大,连主子的丑事也骂了出来。凤姐感到受辱,在车上对贾蓉说: “以后还不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没有。”焦大被揪翻捆倒,更加不管什么王法规矩,亲友笑话不笑话,骂出更好听的来了。
    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宝玉和乔杰一样幼稚,他“见这般醉闹到也有趣,因问凤姐道:‘……什么是爬灰?’”素日比“爬灰”二字更难听的话也能出口的凤姐,一听就火了,反而“竖眉瞪目”。“教训”了宝兄弟一顿。
    凤姐姐的话,和她那“装作没听见”一样,与其说是她怕受到王夫人所说的——“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的责备。不如说是她不敢正视焦大那有损于贾府体面的辱骂。凤姐回避“爬灰”问题的实质,反而要给说了老实话的焦大扣上一顶“混嗄”(即胡说)的帽子,这和夏泼掩饰自己赌钱的丑事,把同样上过赌场的乔斯拉出来垫背一样,是一种避实就虚的战法。凤姐硬把什么是“爬灰”的问题封锁起来,她未必相信这样的问题不会传播开来,而是为了维护她尊重的“王法规矩”,所以才给焦大定了一个“没王法”的罪名。这不只表现了她的心虚,也表现了她的狡猾。我不准备作考据,焦大所指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究竟是不是造谣。但我想,倘若焦大在马房受审讯,也许他会在酒醒之后承认没有“王法规矩”,而不承认他有造谣惑众的罪过吧?
     凤姐自己,刚才还在宁府,当着宝玉、尤氏、秦氏,公然放肆到了忽视规矩的程度,和侄儿贾蓉互相调笑来着。
    凤姐 既这么着,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不也瞧一瞧。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
     尤氏 罢,罢。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乍见了你这破落户,还被人笑话死了呢。
     凤姐 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竟叫这小孩子笑话我不成?
     贾蓉不是这话。他生的腼腆,没见过大阵张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
     凤姐 凭他什么样儿的,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我看,给你一顿好嘴巴。
     贾蓉 我不敢扭着,就带他来。
    凤姐对焦大的“混唚”采取了“非礼勿听”的对策,而她自己,却这样在某种冲动压抑不住时,不管什么叫“非礼勿言”了。看来,凤姐也是在让宝玉相信,凡是她所干的都是对的。不知道是不敢,还是不好意思,宝玉从来不敢象尤氏那样敢和凤姐开玩笑,他没有反问凤姐:“凤姐姐,你是什么样的人?”
    六 二奶奶最圣明的
    读者未必相信,凤姐真是心口如一的规矩人。在前一回书里,她当着客人刘姥姥,和贾蓉的调笑,客人口里没说什么,“礼出大家”的话,未必不是奇怪这样的规矩的。
    贾蓉说他父亲打发他来借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凤姐道:“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嘻嘻的笑着,半跪在炕沿:“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凤姐笑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只是看不见,偏我的就是好的。”贾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若蹦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读者和刘姥姥,都不一定要瞎猜,这些话是否带点什么双关的语意。然而,当贾蓉刚走出去,凤姐又把他叫回来,“出了半日的神”,又笑着约定晚版后再说……,这一类的描写,作者企图表现什么呢?
    读者高鹗对此,大约有所猜测,把原稿“贾蓉答应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改为“贾蓉答应个是,抿着嘴儿一笑,方慢慢退去”。这么一改,也许“主题突出”了。不过,未免不符合有客人刘姥姥在场这样的具体情势。婶子和侄儿的关系写得太不堪,这就既不符合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场合的具体性、特殊点,不免削弱了他们那善于弄鬼的性格,也显示不出艺术创作的匠心——用一种不确的比喻来说——和读者弄鬼。做人弄鬼,是可恶的,作家对读者“弄鬼”,不仅是允许的,有时反而是必要的。一览无余的描述,读者对它未必会感兴趣。小说的情节和场面,活动着的各种人物,作为外部世界的印象、复写、摹仿,既然经过提炼、取舍而区别于生活本身,当然应当要求形象有完整性。但形象的完整性和明确性一样是相对的,过分求其完整或明确,形象往往不完整不明确。象高鹗这样唯恐读者不理解凤姐和贾蓉之间在弄什么鬼,而把读者的注意引导于狭窄的范围,即令近似“偷狗戏鸡”之类的意思明确了,其他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内容,就反而引不起读者的注意。我们知道,贾蓉在“毒设相思局”里是凤姐弄鬼害人的一个作用十分重要的配角,是害死贾瑞的帮凶。难道凤姐当着刘姥姥的面“出了半日的神”……等细节,仅仅表现了她和贾蓉存在着高鹗所猜测的那种暧昧关系吗?完整的艺术形象,只能是以典型化的方法揭示生活的复杂内容。高鹗的修改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生活本身有不可穷尽的内容,倘若片面追求形象的完整性或主题的明确性,这对生活的反映来说,脱离生活的复杂性,反而会出现形象残缺不全和主题并不明确的弊病。
    情节表明,凤姐这个好面子的伪君子,和贾蓉之间似乎包含着一种不怎么合乎封建伦理的关系。“大闹宁国府”这回书里,凤姐哭着大骂贾蓉是“没良心的种子”,贾蓉被骂得狗血喷头,却连忙磕头有声,说:“婶子别动气。”说着他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一顿嘴巴。贾蓉还说:“……原是婶子有这个不肖的儿子,既惹了祸,少不得委屈,还要疼儿子”,说着又磕头不绝。这已经够肉麻的了,高鹗还嫌不过瘾,硬把“凤姐见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改为“凤姐儿见了贾蓉这般,心里早软了。只是碍着众人面前,又难改过口来”。最后高鹗还加上这样的描写:“贾蓉亲身送过来,进门时,又悄悄的央告了几句私心话。”不妙,这样一改,凤姐为啥要发动一场假官司的动机,岂不反而搞得模糊起来?高鹗对完整性和明确性的简单化的理解,本来“不值什么”,但是,一旦作用于创作,它就只能削弱艺术形象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曹雪芹描写凤姐弄鬼,有时只从她那行为的客观反应加以暴露。凤姐闹得尤氏十分难堪时,“众姬妾丫环媳妇,已是乌压跪了一地。陪笑求说:‘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践得够了,当着奴才们,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如今还求奶奶给留脸。’”
    人们不是为了火上添油,而是为了缓和冲突,但“二奶奶最圣明的”这句奉承话,实际上也就是挖苦话。是对凤姐弄鬼的有力的挖苦,而不是对它的丑恶的包庇。
    七 将混账名儿给我背着
    “最圣明”的凤奶奶,并不因有众人求情,就给尤氏母子以及不在场的贾珍“留脸”。因为她深知贾珍等人一定怕丢脸面,所以才发动了一场假官司,“虚张声势,惊唬而已”。闹宁府时的凤姐,以不顾自己脸面为代价,大哭,大吵,大骂。这结果,是直接扫了尤氏的脸面,贾蓉的脸面,间接扫了“同槽”的“二马”的脸面。她以将会更使他们丢脸的官司相威胁,收伏了在场的尤氏母子,打击了不在场的贾珍与贾琏。正如计赚尤娘和借剑杀人等一系列情节一样,闹宁府是凤姐弄鬼。而她这次的弄鬼,是从她深知人们不能不顾脸面这一心机出发的。她哭着说:“纵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这时顾不得是否当众丢脸的贾蓉,磕头认错,自打嘴巴。贾蓉为了避免在社会上丢尽了脸,求凤姐“将外头的压住了才好。”凤姐硬说偷娶尤二姐是“你们做这圈套,要挤我出去。”她还从脸面着眼,进一步恐吓尤氏:
    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将混账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得捕快皂隶拿来。再者,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就走。……
    这些值得反复阅读的声明与恐吓,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道白。从说话的动机来看,这既是凤姐在撒泼,也是她预见尤氏怕丢脸面而耍出来的鬼把戏。矛头直接对着尤氏和贾蓉,其实是为了从外围着力,打击尤二姐。不在场的尤二姐,较之在场的尤大姐,受凤姐鬼把戏之害更深。且不说贾蓉尤氏因为她的弄鬼而被征服,在客观上成为凤姐排挤以至逼死尤二姐的帮凶,单说她深知尤二姐怕丢脸的心理,而进一步捉弄尤二姐时所耍的那一套花招,至少不比会演戏的女光棍夏泼的表演逊色。虽然她们都能抓住所要进攻的对象的弱点,都有急水滩上慢行船的老练功夫,而凤姐的狡猾和狠毒,更有其独特的表现。
    我在本书二十三章里,引用过的“妹妹名声很不好”那一段话,就凤姐说话的动机、具体内容和形式来说,既是一致的,又很有差别。就她先后都着重在“脸面”问题上做文章这一点来说,完全一致。但一个着重在恐吓,一个着重在讥讽(虽然都包含着恐吓和讥讽)。那段话凤姐仿佛不过是在诉说她自己的不幸,——为尤二姐而使自己受到不应有的委屈。至于转述她所听到有关尤二姐名声的流言蜚语,仿佛是为尤二姐的不幸抱不平。这种变相的攻击,表面上虽不张牙舞爪,对尤二姐的伤害却是更为惨重的。她说“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仿佛不过后悔自找麻烦,其实是和“这日久天长,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样说嘴”的话一样,暗含她对尤二姐的威胁。意思好象是说:“偷来的锣鼓打不响。”既然你的来历不明,名声不好,看你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在贾府见人。对于不要脸的贾蓉来说,这种把戏没有多大刺激作用,对于不顾脸面就活不下去的尤二姐来说,是很够分量的打击。阴谋家必然是两面派。凤姐拿面子问题作为进攻手段,这么紧紧抓住对手的弱点而弄鬼,对凤姐“嘴甜心苦”这种两面派的性格,揭露得很有力量。
    这一章笔记虽以凤姐这个阴谋家的鬼蜮伎俩的论述为中心,其实它的独立性小得很。因为捣鬼是凤姐性格带普遍性的特征,无从把全部笔记里的有关论述集中到这一章里来。比如她与探春之间的间接的冲突,她怎样一再叮咛平儿,竭力回避探春拿她开刀的锋芒,也是这个披着人皮的狼,那“太聪明”的“正传”中的重要环节。
    捣鬼,反映了一种复杂形式的阶级关系,在小说里或实际生活里,何止凤姐或贾珍等才是这么“圣明”的角色。但是,“久赌神仙也要输”,一切惯于弄鬼的阴谋家都不会有好下场。
     [1]鲁迅:《捣鬼心传》,《鲁迅全集》第5卷,第214页。
     [2]范缜:《神灭论》。
    [3]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附录第686页。
    原载:《论凤姐》第二十四章
    
    原载:《论凤姐》第二十四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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