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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二十年代初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本《红楼梦》的出版，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胡适派新红学的发轫。胡适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唯心观研究的第一篇新红学重要著作——《红楼梦考证》，当初就是作为这部新出版的所谓用“科学方法整理的”亚东本《红楼梦》代序出现的。 胡适这篇《红楼梦考证》开头就说：“《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另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是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着他就逐条批驳了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钱静方等索隐派的观点，“打破以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而他自己“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先从‘著者’一个问题下手”，又从“‘本子’问题”“细细考较”，引出的结论，最主要的一条，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一部“自叙”，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从而宣扬了他的新红学的“自传说”。亚 东本又是五四运动以后最早“加新式标点和分段”的本子，扫 除了以前各种印本中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 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批注评语，恢复了程伟元原刊本不附 批注的本来面貌，这是用新版本的实际做法否定了旧红学的评 点派，所以亚东本可以说是胡适派新红学的一部代表性版本。亚东本在解放前三十年内排版两次，共发行十六版，流传颇广，影响很大。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印行的第一个《红楼梦》本子，又是基本上翻印了亚东重排本，所以直至一九五四年在全国发动了对胡适派《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以 前，亚东本始终占据着《红楼梦》各种铅印本中的优势地位。我对亚东本没有做过认真研究，而自己手头的材料和访问汪原放先生的所得，也很有限，只能拉杂写来，提供给大家参考。 二、亚东的创办和标点白话小说 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就是亚东本《红楼梦》的校读标点者汪原放的叔父，安徽绩溪人，前清秀才，早年曾与其兄汪希颜(汪原放的父亲)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不久汪希颜病故，汪孟邹便返回安徽家乡，做了几年蒙学塾师。到一九。三年，他在芜湖开设书店，招牌叫做“科学图书室”，在上海也办了申庄(即驻沪分销处)，附设在上海群益书社内。群益书社是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主办，资力比较雄厚，营业相当发达，五四时期畅销的《新青年》杂志就由该书社总经售。汪孟邹的科学图书室于一九一三(民国三年)收歇，当年便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并在五马路棋盘街自设门市部。其时汪孟邹将原来在芜湖老店当了三年学徒的汪原放调到了上海。从此以后，汪原放四十年来一直协助他的叔父在亚东图书 馆任职。一九五三年上海私营书商大合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年汪孟邹病故，亚东就由汪原放负责处理善后工作。汪原放生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六三年退休，一直住在上海。 胡适、陈独秀同汪孟邹、汪原放都是安徽同乡。汪孟邹早在江南陆师学堂时已与陈独秀相识，其时陈还只有十八岁。胡适于一九。四年到上海，在上海中国公学、震旦大学求学时期，经常与安徽籍同学到汪孟邹办的书店里去作客。胡、陈两人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很早，以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胡适文存》、 《独秀文存》都是亚东出版的。亚东本《红楼梦》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出版，正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前二个月。胡适的《考证》作于三月，其时陈独秀远在广州，也赶紧于四月间写来了一篇《红楼梦新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曾掀起了读古典白话小说的热潮。亚东图书馆迎合当时的新潮流新风尚，采用新形式出版了一套古典白话小说的标点本，亚东本《红楼梦》就是其中的一种。在此之前各书店所出的各种旧小说，大都是布函线装的石印本，里面油光纸印的每回文字都是密密麻麻地直书到底，只有圈点，概不分段；而亚东本系白报纸三十二开本，分精(洋)装、平装两种(亚东本《红楼梦》是精装三册，平装六册)，正文每面十二行，每行三十六字，每旬加新式标点符号，分段较多，版面显得宽疏，在当时确乎有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其时印刷厂还没有新式标点符号的铅字，由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发起自铸铜模，帮助解决；其时懂得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人还很少，汪原放因为在上海青年会上夜校补习英文，学习了新式标点，便“理所当然”地由他来担任这项工作了。 亚东出版的古典白话小说标点本，前后共出了十六种。第一种是《水浒》(一九二0年八月初版)，第二种是《儒林外史》(一九二。年十一月初版)，第三种就是《红楼梦》(一九二一年五月初版)，以下便是《西游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版)、《三国演义》(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等书[1]。胡适作于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曾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而亚东最早出版的正是这四种小说。可以说，亚东这一套古典白话小说的标点本完全是根据胡适的意图出版的。亚东图书馆的书目广告中也宣传这套书“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汪原放说这套书在编印过程中，胡适曾具体帮助他选择版本，怎样校读，怎样标点，以及怎样写《校读后记》等等，尤其对《红楼梦》的两次排印，付出了更多的精力。 三、亚东本《红楼梦》的两次排印 程伟元、高鹗两人合作编印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刊本，曾排印过两次：一次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萃文书屋的木活字本，又一次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萃文书屋的木活字本。前者胡适称做程甲本，后者胡适称做程乙本。经过一百三十年之后，胡适、汪原放两人合作编印的亚东图书馆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铅印本，恰巧也排印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二一年的初排本，底本用的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年的双清仙馆刻本；又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底本用的是胡适所藏萃文书屋的程乙本。现将亚东初排本和亚东重排本的印行版次和附载文章的异同及其变化说明如下： 亚东初排本，共印行七版。一九二一年五月初版，书前附载程甲本中的程伟元原序之外，还有下列三篇文章：一、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作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二、陈独秀《红楼梦新序》，作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看云楼；三、汪原放《校读后记》，作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次年(一九二二)五月的再版本中，胡适将《红楼梦考证》初稿加以补充修订，作为改定稿(作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印出，同日在该文后面写了一段《附记》。又增加了二个附录：一个附录收了蔡孑民《<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的商摧》(作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一文；一个附录是胡适自己的两篇《跋<红楼梦考证>》，跋一作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三日，跋二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摧》，作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以后印行的亚东初排本第三版至第七版，附载的文章与再版本就完全相同了。 《红楼梦考证》初稿和改定稿的不同，主要一点是胡适查到了《雪桥诗话》中所引敦诚的诗句，“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因为在初稿中胡适根据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说，也相信了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又因初稿曾附录《寄蜗残赘》一则，说到嘉庆年间的逆犯曹纶是曹雪芹之孙，曹氏“灭族之祸，实基于此”。他经过查考，证明此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所以补写了《附记》。蔡元培见到亚东初排本的初版之后，就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同胡适商推的文章。同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又将此文收入该书作为蔡氏自序。胡适为了进行答辩，便写了跋二，同时把蔡元培的文章收作附录。跋一则是写他自己购到《四松堂集》的稿本，蔡元培又为他借到《四松堂集》的刻本，从而他在敦诚的诗句中考证出曹雪芹生平事迹的另一些材料。 亚东重排本，共印行九版，据亚东初排本顺序为第八版至第十六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版(即第八版)，书前照收亚东初排(再版)本中的各篇文章之外，增载了程乙本中所收的高鹗序和兰墅、小泉的引言。胡适新写了一篇序，汪原放重写了《校读后记》，这两篇的篇目如下：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作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汪原放《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校读后记》，作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后印行的第九版至第十六版的内容全同。第十六版(即亚东重排本的第九版，也是亚东本的最后一版了)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已经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了。 四、关于亚东初排本 亚东初排本的底本是一八三二年的双清仙馆刻本(即王希廉评本)，但据汪原放在初排本的《校读后记》中说：他还用了另二种本子一起加以校订。一种是明治三十八年(一九0五)下河边半王郎编辑发行，中野瑛太郎印刷的日本铅印本，其实这个铅印本的内容，和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石印的王希廉、姚燮合评本是完全相同的；另一种是一九二0年有正书局石印小字本。王评本和王、姚合评本虽不是程甲原本，但都出于程甲本，而有正本则是别一系统的脂戚本。汪原放当时并不知道程本和脂本属于两个系统，然而在校读过程中，他发觉王评本和王、姚合评本的文字差异极小，甚至没有什么差异，倒是有正本和王评本不同之处较多，于是他就用有正本来校订王评本。汪原放说：“有正本的眉批往往指出此本中的某字，或某句，或某小段怎样怎样和今本(指王评本之类的程甲本)不同而且更好。那些小批之中，虽然有许多很有理由的，其实无理的也很不少。所以我只拣有正本果是胜过今本的地方，便照他改；若我觉得有正本不如今本的地方，我便不改了。”可见他在校订时是根据有正小字本眉批的说法再由自己决定取舍的，他所举的五个例子，都是如此。比如第四十五回开头各本是；“话说凤姐正在抚恤平儿，忽见众人进来，忙让了坐。……”有正本中“抚恤”作“安慰”，汪原放认为“安慰”两字好，就照改了。 汪原放又说：“有正本的回目，有许多和各本不同的，我有时也参照有正本斟酌校改一、二个字。间有有正本和各本都不很妥的，我便把他改了。例如第十七回的回目，有正本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怡红院迷路探深幽’，各本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有正本批道：‘今本回目下旬作“荣国府归省庆元宵”，而下回又作“皇恩重元妃省父母”，未免重复，不如原本之切合也。’这话不错，但大观园、怡红院等等名字是贾妃取的，见第十八回，似不能先说。所以我改为“园工竣试才题对额，疑心重负气剪荷包，。” 他又说：“《红楼梦》这部书，百余年来，也不知经过多少人家翻印，也不知经过多少人校对，其中辗转错误的地方，万不能免。”所以他“一字不放过的读下去的时候”，还“遇着许多疑心的地方，除了参照几本可以校正的，此外还有一类实非校改一二个字不可”的，他就老实不客气地自己动手了。亚东初排本中凡用括号([])标出的文字，如在第二十二回中将“与”字改成“如”字，第五十九回中添补了“也就没法”四字，这些地方就都是汪原放所改所加的手笔了。 最后他又说：“我这一次最抱歉的就是开始标点时我不曾知道胡适之先生有一部乾隆壬子的程排本。等我知道此本时，已太晚了，不及用来校改了。前半部虽有一些地方是承胡思永[2]君用适之先生的程排本来校改的，但全书不曾用那个本子作底本，究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补正这一回缺陷。”据此可知，他虽然来不及用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但在前半部中有一些地方他还是用了这个本子来校改过的。 综上所述，可见亚东初排本虽然可以说是用程甲本为底本，但已经混杂了不少脂戚本、程乙本的成份，甚至从回目到正文，还有汪原放自己的创作。 五、关于亚东重排本 六年之后，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汪原放“乘着八版的机会”，“把旧版子毁了”，终于完成了重印新版的心愿，也就是用胡适所藏的程乙原本为底本标点出版了亚东重排本。胡适说：“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故我愿意给他做这篇新序。”序内说：“程甲本……此书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南方的各种刻本……都是依据这个程甲本的。但这个本子发行之后，高鹗就感觉不满意，故不久就有改订本出来。……现在印出的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这个改本有许多改订之处，胜于程甲本。”末了又说：“这个程乙本流传甚少，……现在汪原放标点了这本子，排印行世，使大家知道高鹗整理前八十回与改订后四十回的最后定本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他的。”这里胡适对程乙本的肯定和对亚东重排本的赞成，态度十分明显。 序内胡适举了三条例子，用来对比程甲本和程乙本的不同。第一条是第二回中元春的生年，程甲本写作“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宝玉)”，程乙本改作“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第二条也在第二回中，程甲本写作宁国公“生了四个儿子”，程乙本改作“生了两个儿子”。胡适认为前一条改得合理，后一条虽可不改，却也改得不错。第三条他举了第九十二回“评女传巧姐慕贤良，玩母珠贾母参聚散”的内容，程甲本中只有(宝玉)评女传而无巧姐慕贤良，只有贾母玩母珠而无什么参聚散，故事不完全，与回目不合；程乙本的这一回中既有慕贤良，也有参聚散，已经作了补充，回目和故事也统一了。胡适认为这一回不但是程乙本胜于程甲本的地方，也是高鹗续书中第一次漏写第二次补写的“铁证”。当时容庚想用这二大段异文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和全文都是曹雪芹的原作，并据此责问俞平伯《红楼梦辨》[3]里“原本回目只有八十回”之说，胡适就趁此为俞平伯辩护，向容庚作了反驳。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胡适从程乙本中更能看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书的痕迹，这对他的新红学派的论证就更为有利。 汪原放要重新标点《红楼梦》，除了早已立志要用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为底本之外，在重排本《校读后记》中还说了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标点本《红楼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所犯的毛病……急须改革。”这是指标点错误、分段不当、校勘不精、错字不少等多种毛病，陆续有所发现，且已印行了七版，觉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而且标点本《水浒》，也因这类毛病，在前一年已经重排了。 其实汪原放重新标点《红楼梦》的准备工作做得很早，他在初排本出书的第二年(一九二二)“就向适之先生把这个本子借了来，开始做校读工作。我的方法是用我从前根据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而以他本互校成功的标点本作底子，把应该全照程乙本改的地方——齐誊过去。因为这样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可以不损害那难得的程乙本；第二是可以很容易很明白的看出程乙本和我的标点本——道光本怎样的不同；第三是可以自由随心的修正标点符号和分段。据我的底稿看来，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二十四号以后我曾将全书校过一次，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十五号以后又校过一次，同年十二月六号以后又校过一次。这三次底稿的校定和付印后几次校读的结果”，他得出了新本(即亚东重排本)和旧本(即亚东初排本)的比较，认为“他们不同的数量是很可惊的!”以下便是据他统计每十回中新本较旧本改去的数字： (一)第一回至第十回，改去三一一四字 (二)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改去二二七四字 (三)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改去二六四七字 (四)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改去二四八三字 (五)第四十一回至第五十回，改去一五0六字 (六)第五十一回至第六十回，改去一一一0字 (七)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改去一0五一字 (八)第七十一回至第八十回，改去一三五二字 (九)第八十一回至第九十回，改去七三三字 (十)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回，改去一三八五字 (十一)第一百0一回至第一百十回，改去二七二九字 (十二)第一百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改去一一二二字 他说：“这个数目当然不甚十分正确，但也八九不离十了。”“总算起来，修改的字数竟有两万一千五百0六字之多。(这还是指添进去的和改的字，移动的字还不在内)。我们再把原来的本子(可说程甲本)被改去的字数和高鹗自己改自己的四十回的改去的字数试比一比：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改去一五五三七字 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改去五九六九字我们不能不承认高鹗修改曹雪芹的原本比修改他自己的续本多的多了。” 不过我有必要提醒大家，汪原放所统计出来的数字，且不论其精确与否，只能看作是亚东重排本和亚东初排本的不同；决不能看作是程乙本和程甲本的不同。因为亚东初排本既非程甲本的原貌，亚东重排本后来也没有完全照程乙本翻印。我们在这里至多可以看出程乙本和程甲本不同的大致情况而已。但在以前，曾有人把这种数字认做程乙本和程甲本的不同，这就上了汪原放的当了。 至于用句上面，汪原放发现“程乙本力避文言字眼实在是有意的主张”，它“都用白话，都用俗话，都用北京话”。这方面他举了十多个例子同程甲本对比，如用“给”不用“与”，用“为什么”不用“何”，用“怎么”不用“如何”，用“的时候儿”不用“之时”，用“这么着”不用“既如此”，用“嘴”不用“口”，用“这”不用“此”，用“也”不用“亦”，用“不曾”不用“未”，用“还”不用“尚”，用“明儿”不用“明日”，用“绢子”不用“手帕”等等，他都一一照改了。但他又说：“不曾遵守以上的原则尽力做去，还有许多疏漏的地方。”可见汪原放在这方面也没有完全照程乙本改动。 汪原放为了列出重排本和初排本在整段文字上不同的地方，从前八十回中举了七个例子(第二十一回、二十七回、四十一回、七十三回、二十九回、三十二回、三十四回)；从后四十回中举了三个例子(第九十三回、一百0四回、一百十回)，都是引用了大段文字加以对照比较，然后附加几句重排本所以胜于初排本的说明。从他的引文来考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同样的一段内容，重排本比初排本的文字要多些，有时且多得很多。我这里不便全部照引，只抄下较短的第二十一回的一个例子，以见一斑吧。 [初排本]那史湘云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 [重排本]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一幅桃红绸被，只齐胸盖着，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 以上引文下面的圈点是汪原放所加，他说：“湘云上面不要‘那史’两个字。写一写被的颜色与质料。‘被只齐胸’，老实就是‘齐胸盖着¨衬着’。至于又‘带着两个金镯子’，自然不如在别人眼中看出的‘明显着’的好。”这就是汪原放所以采取的见解。 汪原放又说：“我们起先的意思本想完全照样翻印程乙本，但后来事实上有不可能的。程乙本的前半部的错字比较的还算少，但到七、八十回以后，错的很多，倒排的也不少，尤其是第七十八回，单这一回竟有二十几个错处。这些地方，我们都用别本参照校改了。”接着他又举了五个程乙本中明显的错 字。总之，亚东重排本在开始标点时，并没有直接用程乙原本作底本，而是汪原放将程乙本的不同之处过录在亚东初排本上加以校点参改，并据此付排的，这就难免有过录时在文字上造成混乱缠夹的部分，而且他又承认没有将程乙本中的白话、北京话全部照改。至于这里汪原放所谓“事实上有不可能的”，意指他又不得不将程乙本中的误字、脱字以及文义难通、可疑之处“都用别本参照校改了”。所以亚东重排本与程乙原本必然有所不同，这就难怪曾有人感到亚东重排本的底本，不象程乙原本，要误认是胡适特藏的另一种程乙本了。 六、亚东重排本存在的问题 亚东标点的白话小说，一直打着“科学方法整理的”旗号，亚东重排本出版后，广告上又称“这是用程乙本翻印，胜于一切的版本。”在二十年代，这些话表现了他们的主观努力，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也不能说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但到了后来，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前进，这些话就愈来愈显得站不住了。亚东重排本在校订和标点方面的不少错误，终于在一九五四年有了一次大暴露。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排印的本子。《出版说明》中说采用的底本是程乙本，但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王佩璋所写《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指出作家本的底本，不象程乙原本，而象亚东重排本。她用程乙原本、亚东重排本和作家本这三种本子相互校读之后，发现作家本与程乙原本不同之处在全书中有六二四处，其中与亚东重排本相同的倒有四三七处，只有一八七处是作家本整理者自改的。至于标点不妥的地方，作家本有九十一处，其中受亚东重排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报上发表王佩璋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接受意见、改正错误的声明。并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出新印本，这次才真正用程乙本作底本，还参校了其他七种本子[4]。这里我将她文章中抉出的亚东重排本在改字和标点上的错误，排列于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看到亚东重排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三十四回： 宝玉挨打后王夫人说：“我时常掰着嘴儿说一阵，劝一阵……”。“掰着嘴儿”者，耳提面命，絮絮不已之谓也。亚东重排本改成了“拿着嘴儿”，语义就说不通了。第五十四回： 宝玉小解后小丫头打了一盆水来。程乙本作“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拿小壶儿倒了沤子在他手内，宝玉洗了手。”这程乙本原文本来就有问题，第二个“宝玉洗了手”应作“宝玉沤了手”，是冬天洗手后往手上抹油(沤子)，以免燥裂。因这一字之错，亚东重排本反倒把第一个“宝玉洗了手”改成“宝玉漱了口”，又把“沤子”改成“一瓯子”，第二个“宝玉洗了手”便原封不动。于是就成为宝玉小解后用盆里的水先漱口，然后往手上倒了“一瓯子”(不知何物)，然后又洗手，并不抹油。 第八十回： “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亲，命秋菱过来陪自己安睡”，所以“命秋菱过来”者，因她没了住处也。亚东重排本改“秋菱房中”为“宝蟾房中”，那秋菱便没有过来的必要了。 第一百十三回： 宝玉对紫鹃明心，被麝月听见，挖苦说：“你倒快快儿的央及呀!嗳，我们紫鹃姐姐也太狠心了。”亚东重排本于“嗳”字上加一“呀”字，变成“你倒是快快儿的央及呀——呀嗳，我们……”。“呀嗳”连呼便不成语词。 (以下三例是校读者不懂北京话造成的) 第二十一回： 平儿和贾琏说：“叫他知道了，又不代见我呀”，“代见”者，喜欢之意也。亚东重排本将“代”改为“贷”字，连成“贷见”就不通了。 第七十三回： 玉柱儿媳妇说：“我们这一向的钱岂不是白填了限呢”，“填限”者，白白葬送也。亚东重排本改为“填眼”，这就不知怎么讲了。第九十回： 薛蟠打死人后，薛蝌说他的朋友“都是些狐群狗党，这两天都被我赶出去了”， “赶出去”者，冷淡之，使对方感到无趣而自退也。亚东重排本改成“赶出去”，这与薛家当时的情况不符合，这时薛家正在倒楣，如何敢生硬地赶人呢。 (以下一例是属于诗词的)第七十八回： 芙蓉诔之“警柳眼之贪眠，释莲心之味苦”，亚东重排本把“释”印成“识”。 (以下一例是属于回目的) 第九十四回：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意谓那块宝玉所以失去，因为通灵(玉的精魂)知道奇祸将至而避开了。亚东重排本把回目改成“失通灵宝玉知奇祸”，变成了失去了那块通灵玉，贾宝玉知道奇祸将至了。在书中写贾宝玉丢了玉就丢魂失魄的，他在失玉后那能还知道什么奇祸呢。 (以下五例是属于标点错误的)第十四回： 秦氏出殡，贾珍令人往城外铁槛寺筹备“厨茶等项，接灵人口。凤姐见发引日期在迩，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亚东重排本标点成筹备“厨茶等项。接灵人口，风姐……”。竟把凤姐这城里送殡的主持人拉到城外去“接灵”了。第二十三回： 元妃使太监夏忠来传旨， “贾政王夫人接了谕命，夏忠去后，便回明贾母。”亚东重排本标点作“贾政王夫人接了谕，命夏忠去后……”。事实上只有夏忠来向贾政传“谕命”的，贾政如何能“命”夏忠。第六十回： 赵姨娘打芳官，芳官说：“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是歇后语。亚东重排本标点作“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书中何来赵姨娘买的梅香。第七十七回： 王夫人去查宝玉的丫头，查到四儿，“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亚东重排本标点作“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行止”不露在外面，什么露在外面呢。第八十九回： 黛玉误听宝玉定亲，立意自戕，被也不盖。紫鹃给她盖上了，“黛玉也不动，单待他出去，仍然褪下”。亚东重排本标点成“黛玉也不动单，待他出去……”。但也觉得“不动单”不像话，便改成了“不动弹”。 (以下二例是因不懂北京话而标点错误的)第五十二回： 晴雯伤风后鼻塞头痛而闻洋烟，打了许多喷嚏，晴雯笑道：“了不得，辣!”这里“了不得”犹言“糟糕”，是用形容词来形容这事情，与“辣”不能连续，不同“了不得的”是副词，可以形容“辣”。亚东重排本却标点成了“了不得辣!”第一一三回： 刘老老谈到赵姨娘死了，贾环没了母亲很可怜，说：“不好死了，是亲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这里“死了”是“甚”的意思(犹如“天热死了”之“死了”)，意谓亲娘对他多么不好，总是亲生的(疼他)。而亚东重排本标点成“不好，死了是亲生的”，就根本讲不通了。 (以下二例是因不解名物而标点错误的) 第十七回： 写大观园“那门栏窗桶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阶……”。“水磨”是一种手艺，把东西磨得非常平整，这里的“水磨”是指 “磨砖对缝”的墙(有脂评为证)。而亚东重排本标点作“那门栏窗槅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阶……”。便变成“门栏窗槅”是“水磨”的了。 第四十一回： “凤姐说茄鲞的做法的最后一步是“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北京话指瘦肉腱子为“肉瓜子”，“鸡瓜子”是鸡的腿脯等处的肉切成的丁子。亚东重排本标点成“拿炒的鸡，瓜子一拌……”。茄子做成的菜怎能又加入“瓜子”。 (以下二例是因对古书不熟习而标点错误的) 第四十九回： 钗黛因“互剖金兰语”后感情很好，宝玉借《西厢记》的话问黛玉，后来说：“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栏’上就接了案了”，“小孩儿家口没遮栏”是《西厢记》“闹柬”中的一句。亚东重排本标点成“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栏’上就接了案了”，给《西厢记》增了一个“从”字。 第一一三回： 宝玉“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渺，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亚东重排本标点成“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渺，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变成《庄子》真有这样的原文了。 还有，亚东重排本中不当用问号而用问号之处太多，全书中有四五八个问号是不该用而用的。凡见句中有“谁”、“那”、 “何”、 “乎”、 “怎”、 “那里”、 “怎么”、“什么”、“如何”、“何不”、“何曾”、“何况”、“何尝”、“何等”、“何苦”、“可不”、“难道”、“敢自”、“岂不”、“多少”、“可不是”者不管是否真正问题，多半给加上问号。如：第二十六回中黛玉怨宝玉的“但只我何尝告你去了”，第四十六回中凤姐说的“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第一一七回中王夫人对贾琏说的“你想，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以至第十五回中引用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下也全是问号。实际上这样的句子都不是问话，用这样的字眼不过是为了加重语气而已。但又有真该用问号反而不用问号的地方，如第四十五回，宝玉披蓑戴笠的冒雨来访黛玉，“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的?也倒干净些呀!’”亚东重排本标点成“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的，也倒干净些呀。”上面说明是“问道”，而话中偏偏没有一个问号，并且肯定了“鞋袜子是不怕雨的” (用逗号)，与提醒“也倒干净些呀”自相矛盾。 至于亚东重排本(以及初排本)的分段，我认为也有不少地方分得过于细碎，这样往往使整段应该连贯的内容，反倒分散割裂开来了。但尽管如此，亚东本毕竟是最早用标点和分段的本子，在那个时候，封建复古派极端仇视白话文，甚至发生过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反动官员公开禁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事情〖5〗。汪原放这种行动，不但是敢于创新，而且是勇于向旧势力挑战，特别汪原放又是刚从夜校补习英文学习了使用标点符号，边学边用时也不可能没有差错的。今天我们既要了解亚东本必然会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也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具体分析。 七、亚东本的历史作用 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之后，才结束了过去《红楼梦》仅止于八十回的传抄时代，此后大量流传的本子，各家书坊都根据程甲本翻刻。因为程本在弁言中曾声明“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因而整整四十年内，流行的本子都是没有批注的白文本，人们几乎把原来抄本有过的脂批也淡忘了。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护花主人王希廉印出了根据程甲本附加自己评点批注的本子，先前的白文本又告退避让位。继王评本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有太平闲人、大某山民和蝶芗仙史等人的评批本，但他们终究不敌王评本，且需依附于王评本之骥尾才得以流传，所以此后的整整九十年内，又成为王评本风行的天下。更由于石印的发达，印数的扩大也远非昔比了。这样的局面，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又起了一个突变，那就是亚东初排本和亚东重排本的相继问世了。 亚东本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正如亚东图书馆在出版这套白话小说的广告中所引以自豪的一句话，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这里所指“时代的精神”，在亚东本《红楼梦》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胡适的考证，陈独秀的新序，以及汪原放的新式标点。亚东本树起了否定旧红学的旗帜，陈独秀和胡适又以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扩大了这个本子的影响，所以亚东本一出来就如异军突起，不同凡响。《语丝》周刊四卷十六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所载育熙的《示众》一文，曾写到亚东本在当时的风行和书商群起效尤的情形。文章说：“自从汪原放标点了《红楼梦》、《水浒》，为书贾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于是，一些书店掌柜及伙计们大投其机，忙着从故纸堆里搬出各式各样的书，都给它改头换面，标点出来，卖之四方，乐得名利双收。”文章接着举了陶乐勤所标点的《桃花扇》为例，揭出它的许多错误，公诸于众。然后又说：“ 平心而论，标点家如果都象汪原放那样对于书的选择及标点的仔细，自有相当的功劳；若仅以赚钱为目的而大拆其烂污，既对不住古人，又欺骗了读者，虽不说应处以若干等有期徒刑，至少也应以杖叩其胫，惩一儆百，以免效尤的。”这篇文章发表时鲁迅加以按语，予以肯定。山东师院《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组为注释此文，曾写信问过汪原放一些有关情况，汪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的复信中说：“五四时期白话文得到提倡，逐步取代了无标点、不分段的文言文，翻译国外的作品也渐渐的增多。这种标点、分段的文体、印刷，深为读者所喜见乐闻。在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开始校点、整理我国一些历来就拥有广大读者的古典小说。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别的人和书店做这一项工作。亚东本旧小说出版后，受到欢迎，做这种校点、整理古书、小说的人和书店，接二连三的增加起来，有的是把亚东本拿去改头换面、翻印出版，有的粗制滥造，薄利多销，为了赚钱。”汪又说到当时如陶乐勤之流所标点印行的古旧小说，“号称一折八扣本，即定价十元的书，只售八角，以利推销。实际上，质量很差，错误很多。”汪原放这里所说的一折八扣书，是私营书商迎合读者贪便宜的心理故意抬高标价而以廉价出售的牟利办法，在二十年代末叶起至解放前的上海，这类书店颇多。他们刊印的大都是古典小说、民间故事等通俗读物，不付稿费，印刷粗制滥造，所以成本低，可以卖得便宜，而且通过小商小贩运到边远省份和穷乡僻壤去推销，一般市镇上的出租书摊，出借的也都是这种书。据我所知，如新文化书社、大达图书供应社、通俗图书刊行社、广益 书局、锦章书局、中央书店、春明书店等等出版的《红楼梦》，都是这种“一折八扣本”的货色。它们的底本大都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石印本，不过是由书商随便拉一个本子胡乱加以标点便付印了，所以这批《红楼梦》的品种和数量在当时虽然占有优势，而且有一定的市场和销路，但从《红楼梦》的版本方面来考察，却并无价值可言。 至于当时几家大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情况是这样的：商务印书馆的《石头记》(曾用同一纸型印过二种本子：一九三0年四月初版的“万有文库”本和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其内容包括各种图文是全照光绪年间王、姚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翻印的。中华书局的《红楼梦索隐》(一九一六年九月初版)，正文中夹注索隐，每回回末又有索隐，均系王梦阮、沈瓶庵所写。采用的底本同商务印书馆一样，也是王、姚合评本，不过删去卷首的各种图文及正文中的批注，但仍保留回末的护花主人评和大某山民评。此外，还在书前加印了一幅“清世祖五台山入定真相”的彩色插图。所以这两家老大哥书店所出版的本子，不过是王评本的余波，同亚东本比较，显然处于因循守旧的地位。 比较后起的世界书局的《足本红楼梦》(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版)，卷首有赵苕狂所作《红楼梦考》，内容只是胡适《考证》的改写，卷末附《红楼梦人名辞典》，分主要人物、十二金钗、宁荣二府本支人物、宁荣二府附庸人物、其他人物和幻异人物等六类，共收一百另六名，内容单薄，没有什么特点。赵苕狂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处处不脱卖弄噱头迎合读者口味的本色。自称“足本”，自己故意不说明所据的底本，但经过查对，验明就是根据亚东重排本翻印。开明书店的《洁本红楼梦》(一九三五年七月初版)，系茅盾叙订并写导言，说“总计前后删削，约占五分之一”，将一百二十回删改为五十章，另题章目(自第一章《贾府的历史》起至第五十章《贾宝玉出家》止)，又“声明这节本的原本就是亚东翻印的程乙本。”所以这两家主要书店出版的“足本”和“洁本”[6]，都是亚东重排本派生出来的本子。 据此可知，与亚东本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各种《红楼梦》本子，或出于滥造，或趋向保守，或者就是照它翻印了。如果从《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的刊印史来看，从活字本、刻本、石印本到铅印本，横跨三个世纪，经过一百几十年的历程，可以说只有三个本子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个是程本，第二个是王评本，第三个就是亚东本了。虽然亚东本《红楼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有的是属于时代的局限，并非靠当时的主观努力可以避免的。今天我们应该对亚东本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对它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不容贬低，要有恰如其份的正确评价。 [1]亚东出版的十六种古典白话小说标点本， 《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之外，尚有《水浒续集》、《镜花缘》、《儿女英雄传》、《海上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三侠五义》、《醒世姻缘传》以及短篇《宋人话本七种》、《今古奇观》、《十二楼》等。这十六种书中，前十四种都有胡适的序文、引论或考证。其中前十种又都是汪原放标点的， 《三侠五义》是俞平伯标点的， 《醒世姻缘传》、《宋人话本七种》和《今古奇观》是汪乃刚(汪原放之兄)标点的， 《官场现形记》和《十二楼》是汪协如(汪原放之妹)标点的。陈独秀写序的，是《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三种。 [2]胡思永(1903——1923)，安徽绩溪人。是胡适的侄子，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版了他的《胡思永的遗诗》，系“明天社丛书”之一，有他叔父胡适的封面题笺和序文。 [3]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初版，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亚东本《红楼梦》书内刊有介绍此书的广告，称《红楼梦辨》的出版，使旧红学“因此作而根本失败，不能立足。”可谓赞扬备至。据汪原放说，这本新红学的主要著作，当初就是胡适经手介绍给亚东出版的。俞平伯在一九二五年所作《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也说过：“我以前写这书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那时最先引动我的兴趣的，是适之先生的初稿《红楼梦考证》。” 又承汪原放见告，胡适曾要罗尔纲(罗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北京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用毛边纸墨笔书写，批注用硃笔过录，外装一纸匣，封面提笺由胡适自书《石头记》三字。后来胡适存放在亚东图书馆，已在文革运动中抄失。此抄本根据的究竟是什么版本，有多少回，汪原放回忆不起来了。一九五四年汪原放且曾借给我看过，当时未多加注意，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罗尔纲先生请教。 [4]这七种版本是程甲原本、王希廉评本、《金玉缘》本、“藤花榭”本、“本衙藏板”本以及脂京本、脂戚本。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卷首的《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一文。 [5]此事详情可参阅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四卷七期中《禁止标点符号》一文。文内写到北洋军阀教育部某次“甄别考试”， “某科长即刻到场训诲，他说：你们不应用标点符号，因为标点符号是写白话文时用的。”他讲话中夹用英文，而且“他说英文时特别呈出严厉的面孔”。文后有鲁迅按语云：“这虽只一点记事，但于我是觉得有意义的：中国此后，将以英语来禁用白话及标点符号，但这便是‘保存国粹’。在有一部分同胞的心中，虽疾白话如仇，而‘国粹’和‘英文’的界限却己经没有了。” [6] 世界书局出版的“足本”古典白话小说，由赵苕狂整理编校。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除《红楼梦》外，陆续出过如下几种： 《三国演义》、《水浒》、《续水浒》、《荡寇志》、 《西游记》、《封神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说岳全传》、《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醒世姻缘》、《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红闺春梦》、《彭公案全传》、《施公案全传》、《济公案全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江湖义侠传》、《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七侠五义·正续小五义》、《花月痕·恨海》、《续红楼梦·黛玉日记》等。各种书内大都有赵苕狂的序言或考证等文字，所谓“足本”，即以每种小说不加删节都印成精装一册(篇辐较短的则两种合订一册)便于携带作为自己的特色。但从其所选书目及附载文字各方面来考察，学术价值都远远不及亚东图书馆编印的一套古典白话小说。至于开明书店出版的“洁本”古典白话小说，是作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而编选的，每种小说均由当代名家叙订并写《导言》。所谓“洁本”，就是把青少年不宜阅读的部分删削掉了。除茅盾叙订的《红楼梦》外，还出过宋云彬叙订的《水浒》和周振甫叙订的《三国演义》两种，后因发生抗战，书店内迁，没有再续出下去。据茅盾妻弟孔另境(1904--1972)生前曾面告笔者说：当时他因经济拮据，需要稿费，《洁本红楼梦》实系他节录，《导言》也是他写的，茅盾只是作了最后的修订和审定。 原载：《我读红楼梦》 原载：《我读红楼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