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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是天大的喜事 《红楼梦》虽是一部古典小说，曹雪芹虽不是无产阶级作家，这部小说却反映了封建末世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即使写贾府围墙之内的斗争，也体现了复杂而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晴雯、鸳鸯这些被压迫者的反抗，尽管有的写得很曲折，但也可生动证明，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科学论断。仅就统治阶级怎样分化瓦解奴隶的手段和作用来看贾府的阶级关系，冷酷的现实使读者感到怵目惊心。为了认识凤姐的反动统治，有必要着重探讨奴隶怎样在精神上遭受到地主阶级的毒害。． 《红楼梦》一再描写地主阶级在奴隶内部制造的矛盾。丫头与丫头之间，丫头与仆妇之间，有的仿：佛是前世结怨的冤家对头，互相提防，互相窥测；有的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利害而互相诽谤，互相辱骂。这种状态可能使人感到“迷离混沌”，甚至可能怀疑这部小说的政治价值。但是从“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这一科学论断来认识这些仿佛阶级关系模糊的情节，就可以理解这些描写并不是对现实的歪曲的反映，作者反对什么的倾向并不含混。正如这部小说在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地写出了地主阶级的蛮横霸道，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强烈反抗那样，全书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反映得很生动，也很深刻。 有些被压迫者有时对地主阶级的压迫麻木不仁，有时反而以地主阶级的观点为武器来打击阶级姐妹。比如鸳鸯受了贾赦、邢夫人的迫害，她自己在艰难条件下作顽强的斗争，就她的觉悟程度来说，这种斗争写得可歌可泣。然而她的嫂子，却一来被迫，二来出自卑微的动机，担任了地主的说客，和邢夫人唱一个调子，宣扬阶级投降主义。附带指出，写她和邢夫人的劝降，作者用了两种手法。邢夫人长篇大论，鸳鸯几乎一声不响。嫂子的话虽然简短，却挨了鸳鸯的痛骂。这种或繁或简的艺术手法的应用，也象《水浒》等古典小说那样，很有变化。而这种真能感动读者的手法，是以实际生活的变化为依据的，它为人物个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不论如何，邢夫人与鸳鸯的嫂子，这两个不同阶级的妇女，在维护封建的等级制问题上唱了双簧。嫂子兴冲冲地找到鸳鸯，和邢夫人异口同声，却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嫂子 那里没找到，姑娘跑了这里来。你跟了我来，我和你说话。………… 嫂子 姑娘们请坐。我找我们姑娘说句话。 平、袭 什么话这样忙，我们这里猜谜儿，赢手刮子打呢，等猜了这一个再去。 鸳鸯 什么话，你说罢。 嫂子 你跟我来，到那里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 鸳鸯 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 嫂子 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的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 为什么当小老婆竟然是“天大的喜事”，嫂子还未“细细的”说明，就挨了鸳鸯一顿痛骂。劝降也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观点和鸳鸯嫂子没有根本分歧的袭人与平儿身上，在鸳鸯嫂子要说服妹子给贾赦做妾的具体活动中，她们没有受嫂子的挑拨，却讥讽前来当说客的嫂子。当嫂子挑拨地说：“姑奶奶骂我，我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并没有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人家脸上怎么过的去?”袭人与平儿对“人家”不买账： 你到别这么说。他也并不是说我们，你到别牵三挂四的。你听见那位太太爷们封了我们做小老婆了?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他骂的人自有他骂的，我们犯不着多心。 袭人与平儿所讥讽的对象，包括鸳鸯的爹娘兄嫂。“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的鸳鸯嫂子，把妹子被迫当小老婆看作“天大的喜事”，其动机包括鸳鸯所揭露的，好在“外头横行霸道”。鸳鸯嫂子这种奴才的习气和观点，对人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红楼梦》这么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这种观点及其危害作用，不是这部小说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 二 好姐姐，我再不敢了 人名和地名，都不单纯是一种区别事物的符号，它不能不或明或暗地流露出命名者的兴趣、愿望、观点，不能不打下了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倘若有人愿意搞考证，不妨考证一下从“五四”到现在，人名的含义是否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性的演变，而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变化着的思潮在人们各方面的影响。 在《红楼梦》里，主子给丫头小厮命名，经常体现着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主子给奴隶命名的动机，不同于凤姐让刘姥姥给她的女儿命名。凤姐接受巧姐儿这个名字，不过是为了消灾和表示自己宽宏大量；而奴隶接受主子给他们取的名字，却是奴隶没有自由和一切不能自主的象征。主子给奴隶起的名字里，有很多带侮辱性的字眼。奴隶未必很乐于接受，却只好听凭主子支配。丫头小厮既然在地主眼里相当于“猫儿狗儿”，他们高兴给个什么名儿就是什么名儿。丫头名字的改动，也体现着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夏金桂认为香菱的“香”字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强令把“香菱”改为“秋菱”。贾政憎恶宝玉而连带憎恶宝玉把珍珠改名为袭人，也反映了主子之间的矛盾。丫头的名字和她们所处环境相联系，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趣味和尚。为了夸耀豪富，丫头珍珠、琥珀、瑞珠、宝珠、金钏、玉钏成了特种工艺品。彩云、彩霞、绣鸾、绣凤、银蝶，翠缕，介乎装饰工艺品与自然现象之间。男仆兴儿、旺儿、隆儿、庆儿、寿儿、喜儿、双瑞、来升，女仆同喜、同贵、宝蟾、彩儿、小鹊、小吉祥儿，这些名字都象征着统治者利己的愿望。因为地主阶级把奴婢的人格或自尊心看成“不值什么”的，所以奴婢没有自己选择名字的自由。傻大姐、小蝉、舍儿、坠儿等等且不说，连炒豆儿也算是一个人的名字。《红楼梦》没有描写过奴隶对主子的命名感恩戴德的事实，以谄媚见长的袭人没有表示过主子给她改了名字是一生难忘的光荣，《红楼梦》也没有写过奴隶拒绝接受带侮辱性字眼的命名的情节。香菱向夏金桂声明，她的名字是姑娘起的，这当然不能理解为就是她对宝钗给她命名的曲折的抗议。只要回顾一下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立起来，革命思想还没有深入劳动人民，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彻底被排除，贫下中农生下女儿，谦称“生下个丫头”的那些事实，就不奇怪《红楼梦》里的丫头，为啥没有反对她们所得到的名字。 奴隶接受统治思想的统治，主要不表现在接受主子的命名。在奴隶内部的矛盾冲突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常常起着支配作用。“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常常当面讥刺奴性十足的袭人，这是晴雯的反抗性的表现之一：“因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晴雯用来讥刺袭人的这种话里，既包含她对主子王夫人以至宝玉的间接的讥刺，也未能排除统治阶级思想对她的影响：“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这些话对袭人的讥讽是辛辣的，不过，对她自己来说，不能算是她已经有了较高阶级觉悟的表现。 袭人挨了主子一脚毫无怨言，晴雯却敢于为此和主子顶撞。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直接使“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间接对抗着辱骂了她的王夫人；晴雯临死，不原谅王夫人对她那无端的诬蔑；……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晴雯的反抗性。不同条件产生不同形态的反抗，反抗性是晴雯性格中的主导方面。然而称赞她是“一面反抗的旗帜”，似乎不那么贴切。没有名字的小丫头，深夜侍候主子，困得头碰壁而产生晴雯打她的幻觉，说出“好姐姐，我再不敢了”的呓语；坠儿偷过东西，晴雯借主子名义把她撵走；坠儿娘哀求把女儿留下，晴雯的答复是“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如果说袭人已经成了“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2]奴才，那么作者笔下的晴雯，有时不免还是一个“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3]的奴隶。这并不是说她没有反抗性，只是说作者笔下的晴雯，还很缺乏彻底摆脱奴隶地位的自觉。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曹雪芹没有发现和再现当时敢于暴动的英雄的奴隶，但他对于晴雯这个为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奴隶，并不脱离她的具体条件把她写成神化的、高不可攀的英雄。我们看到晴雯身上还存在的统治阶级思想的侵蚀作用，既不是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曹雪芹的过错，也不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曹雪芹的过错。 三 梅香拜把子 文艺创作是一种意识对存在的反映，这种反映必须避免用假设法去代替存在的真实性。只有这样才可能使读者相信作者拥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造成对现实的歪曲。《红楼梦》写贾府奴隶与奴隶的矛盾，就是从客观现实出发，而不是从臆想出发的。尽管作者未必已经明白，奴隶瞧不起奴隶的原因，是统治阶级按自己的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奴隶的结果，是封建等级观念对奴隶毒害的结果，但形象对当时现实的真实反映，给读者提供了认识封建阶级怎样奴役奴隶的具体根据。 “半个主子”赵姨娘，十足的奴才周瑞家的，都是奴隶出身，后来才改变了阶级地位的。由于社会地位起了变化，她们瞧不起丫头们是理所当然的。赵姨娘骂芳官是“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这些骂人的话足以表明，当奴隶的社会地位改变以后，即使还不算是正经的主子，却也要站在“我”——主子——的立场，用“高贵”的眼光看人，奴隶在她眼里成了远比自己下贱的东西。由奴隶“升”为奴才的周瑞家的，是一个“墙上一堆草，风吹两边倒”的角色。她在普通情况下尊称丫头为“姑娘”，在非常情况下贱称丫头是“二号小姐”。她在押送司棋的路上，对受害者言三语四，神气十足，奴性十足，反复卖弄她那奴才的优越地位。当司棋拉住宝玉求援，她更不耐烦，说： 你如今不是二号小姐了。若不听话，我就打得你。别想着往日姑娘护着你们作耗。越说着，你还不好好的快走，如今和小爷们拉拉扯扯，成个什么体统? 在也有权力支配奴隶命运的女管事周瑞家的看来，司棋求宝玉的情，是不成体统的。理由，不仅关系男女之分，主奴之别，而且这对她那执行主子命令的身分和权力也是一种触犯。周瑞家的这些话，和柳家的为鸡蛋羹与莲花儿争吵，间接讽刺司棋一样，她们的等级观念很鲜明。柳家的说：“我到别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罢”。奴才们这样把丫头称为“二层主子”或“二号小姐”，反映了奴才对他们看来“不值什么”的奴隶的轻视和厌恶。 那么，受轻视、受侮辱、受压迫的每一个奴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阶级的自尊心吗?不，一如上述，有时奴隶也瞧不起奴隶。拿芳官来说，尽管她还击赵姨娘对她的辱骂很带讥刺性，可是她讥刺赵姨娘的话本身，客观上也是对她自己的伤害。 我便学戏，也没往外头去唱。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呢? 梅香既是带普遍性的丫头的名字，也是卑视奴隶者对丫头的一种贱称。芳官使用这句现成话，其含义和她讽刺赵姨娘时所说，“你照照那模样儿再动手”的话有所不同。既然不与第三人称同格，那么，这句话对于芳官自己也不免成为一种伤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4]芳官借用“梅香拜把子”一语作斗争，反问对方是第几号奴才，这也无例外地是受统治阶级思想的毒害和支配的结果。而那句现成话本身，也是一种受统治阶级支配的精神产品。 倘若有人以为，芳官这样把自己包括在“奴才”(在这里是奴隶的同义语)之内，相当于打了败仗的阿Q所说的“我是虫豸”般的自贬，当然是只有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角色才有的想法。芳官一心要狠狠打击赵姨娘，目的虽然是要指出对方那并不高贵的身份，并非故意表示自己身份的卑微，但她却不自觉地伤害了自己，她为胜利付出不小的代价。芳官不否认自己也是一个“梅香”，但她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由自己说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芳官不善于在打击敌人时保护她自己，不如说是她对奴婢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尚未引起过怀疑。这是读者读了她骂赵姨娘的那段话之后，总不免会感到不舒服的原因。读者感到不舒服而憎恶毒害她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那么，这部作品就起到了使读者惊醒起来的积极作用。 四 难得这个脸面 鲁迅说过：其实被征服者的痛苦，何止在征服者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痛苦，也难有新的希望。鲁迅还说过，“小民倘能团结”，官吏们就不能为所欲为，为发财而做官的统治者，“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5]。《红楼梦》里的奴隶，基本上如鲁迅所说的，已经成为统治者“想尽办法”“治”成了的“散沙”。 包括贾府在内的统治者，把被统治者“治”成“散沙”的办法很多。其温和的手段，包括给奴婢划分等级，包括给奴隶灌输封建道德，包括培养奴隶主义。除夕祭宗祠，奴仆分为上中下三等，分男女依次向贾母行礼。这习惯和传统本身，包含多种意义，也是分化瓦解奴隶的有效手段。怡红院的秋纹，等级观念非常鲜明。仅仅因为大丫头不在，小丫头小红给宝玉送了茶水，她就认为这是犯了错误。秋纹不听小红的解释，朝人家脸上啐了一口，骂道： 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到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到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大丫头有权、也有资格这么辱骂小丫头，竟然因为小丫头“你”直接侍候了主子，就侵犯了“我们”的权利、义务和身分。在这么等级森严的空气笼罩之下，奴隶进一步被治成“散沙”是不奇怪的。剥削者压迫者在人民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无微不至的，《红楼梦》多方面地再现了这种影响的无微不至。我们知道：道德和舆论，是法律所不能代替的一种上层建筑。在《红楼梦》里，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奴隶道德，以及维护这种道德的舆论，既是奴隶受治的结果，又反过来成为奴化劳动者的思想力量。奴隶把尊“礼”当作行动的准则，尤氏在李纨屋里洗脸，小丫头炒豆儿只弯着腰捧着一盆温水，没有按规矩跪着。丫头银蝶笑着说： 说一个个惯的都使不得了，说一个葫芦就是一个瓢瓢。奶奶不过待咱们宽些，在家里你不管怎样罢了，你就得了益，不管在家出外，当着亲戚也只随你的便了? 似乎自觉理亏的炒豆儿，很听话，“忙赶着跪下”。这是银蝶儿那奴隶主义的教育立见成效的结果。地主阶级创造了银蝶儿这样讲“礼”的丫头，这样的丫头又替它创造了炒豆儿这么听话的丫头。银蝶儿当着主子教训小丫头，和奴才周瑞家的背着主子鄙视奴婢、打击奴婢的行为虽然有所不同，却同样是接受了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又用它去影响别人的一种可悯的行为。这种思想统治有各种表现形式，大丫头秋纹还有比银蝶儿显得更出色的表演： 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见的，生的单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是小事，难得这个脸面。 “再想不到的福气”，“难得这个脸面”，多么得意的口吻。难怪宝玉后来对袭人说，秋纹麝月“他两个又有你陶冶教育”。小丫头翠缕论阴阳，虽自以为她懂得“主子为阳，奴才为阴”的“大道理”，但比起秋纹来，却没有显得这么低贱，而她的基本论点表明，她也是一个统治阶级思想的受害者。她重复了董仲舒“阳尊阴卑”的反动观点[6]，既聪明又愚昧的翠缕，可爱处在于：她对逻辑思维很有兴趣，也会动脑筋。可怜处在于：她和别的小丫头一样，对于现存秩序的存在是否合理，还一点没有感到怀疑，不自觉地成为“礼”的义务宣传者。在贾府又何尝只有一个翠缕，才这么懂得主尊奴卑的“大道理”。司棋以为她和潘又安的私事被鸳鸯所觉察，从树后跑出来双膝跪下，只说“好姐姐，千万别嚷!”鸳鸯虽然发誓替她保密，但司棋仍怕鸳鸯告诉别人，说“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你。”这说明敢于用自杀来抗议贾府对她迫害的司棋，还未能排除封建道德的“大道理”对她的威胁。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奴隶，被封建道德、奴隶主义和等级观念等“规矩”所吞噬。《红楼梦》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多方面地反映着应当被摧毁，却还存在着的历史的惰性——封建阶级思想、习惯和传统，正在不容易看见，更难摸着地腐蚀着支配着被剥削被压迫者。 五 眼睛里没了我们 曹雪芹没有因为同情丫头，便脱离生活的真实把她们理想化，同时，也没有因为他憎恶凤姐之流，而把他们写得十分无能，很易对付。在他那支现实主义的笔下，地主阶级为r保住它的统治，也象买鱼鸟放生有功利目的那样，常常对奴隶施舍一些小恩小惠。这种笼络人的手段与高压手段相配合，无形地毒害了受压迫者的意识，有效地造成了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分裂。第五十九回至六十一回，是集中描写奴隶与奴隶之间的矛盾的专章。她们相互冲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地主阶级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直接或间接成为奴隶衡量事物的尺度。引起或助长了奴隶的内部矛盾，形式多样和无微不至地妨碍和破坏着她们之间的团结。这部小说虽然不直接讲道理而是以摆事实为其特色，却比任何不根据事实而夸夸其谈大道理的文艺作品，读起来都有趣得多，可信得多，也更有助于读者对现实的认识。 譬如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他排场我，我就打得他。” 譬如说， “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狼号鬼叫的。上头能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睛里没了我们。” 譬如说， “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 譬如说， “打了干的打亲的，还是卖弄你女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 譬如说， “怨不得这嫂子说我们管不着他们的事。我们虽无知，管错了，如今请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规矩了。” 譬如说，“凭你那个平姑娘来了，也平个理。没有娘管女儿，大家管着娘的。” 抱怨别人不懂“规矩”而“带累我们受气”的小丫头说：“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贵族阶级壁垒森严的“规矩”，就这样成为奴隶判断是非的准则。 有心挑拨是非的，为对方炮制的理由，也离不开封建思想：“你老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老自己掌不起来。但凡掌起来的，谁还不怕你老人家?” 为了调和矛盾而替人道歉的，也是想靠封建思想来让对方消气：“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 封建思想统治一切，处理案件首先考虑主子利益： “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 这些即使琐细的冲突也可说明，封建阶级对被统治者的精神奴役多么深入。“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7]。两百年前的曹雪芹，还没有可能明确认识奴隶摆脱精神奴役的痛苦的出路，但他已经感受到这种奴役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因而可以认为：基本内容是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红楼梦》，包括它所再现的上述琐细而又复杂的矛盾冲突，曲折地反映着人们思想斗争的复杂性。《红楼梦》受题材的限制，很少描写鸳鸯那样理直气壮的反抗斗争，很少描写晴雯那样对贵族地主阶级伪善的血泪的抗议，更没有直接描写农民的武装革命，而且大多数的奴隶并不怀疑贵族阶级的“王法”、“规矩”、“体统”……是否合理，究竟对谁有利，反而反对“无法无天”，反而反对所谓“不知王法”，“眼里没人”。然而《红楼梦》如实描写了这一切，客观上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凤姐、王夫人怎样任意利用各种手段镇压奴婢，从思想上杀害奴婢，这就可能引起读者对于当时那现存秩序的憎恶，对它是否应当继续存在产生怀疑，因此这部作品就有值得称赞的政治价值。 六 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 奴才之所以为奴才，当然也为了自己。奴才与奴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百般顺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从根本特性看来，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这些奴才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他们那忠于主子的共性却很鲜明。正如焦大骂不顺限的主子，对主子基本上没有不调和的对立，“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周、王、林……等奴才更奴性十足。抄检大观园时，周家的和王家的各为其主，矛盾尖锐，但这主要是主子内部的矛盾的反映，忠于地主阶级这一点，两人完全一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王家的为了司棋问题而受到周家的一顿奚落。王家的感到痛苦，只是由于自己的外孙女儿出了问题，她在镇压奴隶方面，比周家的还要积极。林家的对丫头们的态度从来都比这两个奴才温和，她的丈夫林之孝为丫头彩云着想，不同意奴才旺儿“倚势霸成亲”，这好象表明“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但他们都按照主子凤姐的命令行事，也都是忠于主子的奴才。与平儿愿为五儿平冤狱一样，“这对老爷们也有利”。所以，奴才们正是凤姐这样的统治者放手压迫奴隶的帮凶。 从奴隶中分化出来的奴才，不单纯是主子利益的拥护者，不单纯是主子命令的忠实执行者，而且也是给主子出谋划策的贴心人。关于怎样处理司棋，周家的比王夫人所想到的还要周到。为了回避王夫人和邢夫人的矛盾，为了加重邢夫人的被动处境，为了免得王夫人承担意外的风险，她向王夫人献策： 如今我们过去回时，恐怕那边太太又多心，到象似咱们多事是的。不如直把司棋带过去，一并连赃证与那边太太瞧了，不过打一顿配了人，再指个丫头过来，岂不省事? 如今白告诉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说既这样，你太太就该料理，又来说什么，岂不反耽搁了。倘那丫头瞅空儿寻了死，就不好了。如今看了他两三天，人都有个偷懒的时候，倘一时不到，岂不到弄出事来? 由此可见，不只主子王夫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奴才周家的也很关心主子的利益。因为主子的利益和奴才的利益是紧密联系着的，所以周家的唯恐司棋自杀。从她那奴才的眼光看来，奴隶司棋的命运并不重要。只要不影响主子治家的声誉，奴隶的死活是“不值什么”的。鲁迅愤怒抨击剥削阶级的等级制度，曾经沉痛地指出，“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8]奴才周家的或王家的对待奴隶这种态度，对于鲁迅的论断是一种生动的印证。 奴隶晴雯的受迫害，奴才王家的起着和王夫人、凤姐相配合的重要作用。这个在丫头跟前颇有优越感的奴才，因为她素日进了大观园，丫环们不大趋奉她，“心里大不自在”，所以有机会就向主子“嚼蛆”。在一场斗争即将爆发时，她对王夫人说：“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这些话，成了后来主子王夫人辱骂晴雯的蓝本。 王家的在王夫人面前攻击晴雯等丫头，说，“……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到象受了封诰是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这些话，和周家的当面讥讽司棋是“二号小姐”的话一样刻毒。它对看重统治阶级尊严的地主婆王夫人来说，很有挑拨作用。王夫人或邢夫人的这两个陪房，她们对主子那忠顺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 “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9]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就是周家的、王家的“上帝”，而她们自己也就是只长两条腿的狗。没有这样的走狗，主子要镇压奴隶，有谁给他们代劳呢? 然而，这些“临下骄者事上必谄”的奴才，都是由受压迫的奴隶分化出来的。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七 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 奴隶受主子与奴才的双重压迫，在肉体上受到伤害，在精神上也受到伤害。虽说奴隶不是木头，但他们往往连流露痛苦的自由也没有。《红楼梦》以多样的形式，描写奴隶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比如完全不能体贴这种痛苦的贾蔷，为了取得小演员龄官的喜悦，花一两八钱银子买回一只小雀儿——“玉顶金豆”，送给病倒在床上的龄官。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龄官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贾蔷 你起来瞧这个玩意儿。 龄官 是什么? 贾蔷 买了雀儿你玩。省得天天闷闷的，无个开心的。我先玩个你看。 (贾蔷用谷子哄得雀儿在戏台上乱串，衔鬼脸、旗帜，众女孩都笑说“有趣”。独龄官只冷笑两声，赌气仍睡去了。) 贾蔷 好不好? 龄官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 读者非常明了，想讨龄官喜欢的贾蔷，不是故意要弄个小雀儿来“打趣形容”龄官。但是，为什么龄官竟把“好心当做驴肝肺”呢?看来龄官这种烦躁心情的产生，至少不只因为爱情不自由。龄官这些话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从她自己的话本身——“关在这牢坑里……”也可看得出来。而小丫头春燕，和她姑妈辩理时所说的那几句话所包含的酸辛和怨愤，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春燕对她姑妈说： 莺儿姐姐玩话，你老就认真打我。我妈为什么恨我? 我又没有烧糊了洗脸水，有什么不是? 有些读者欣赏这段话。以为“烧糊了洗脸水”这话不过是有趣的俏皮话。如果容许做这样的理解，悲剧也可以变成喜剧。作者在这样的称赞面前，难免会感到哭笑不得的吧? 《红楼梦》里所描写的这些两百年前的奴隶，还没有起来革命的自觉，还不能摆脱封建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倘若在有了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不强调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而片面鼓吹描写劳动人民身上落后的东西，那是错误的。但是就《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来说，它这样描绘奴隶对处境很不满而又希图苟安等矛盾，没有破坏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也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它所塑造的人物是典型的，人物成长的环境也有典型意义。 不论是从凤姐怎样统治奴隶，还是从奴隶怎样受凤姐统治的角度来看问题，都不能忽视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怎样腐蚀奴隶的思想，造成被统治者那精神上的负担这一重要现实。地主阶级残酷的统治，怎样给被统治者造成精神负担，在坠儿事件上也有可能令人惊醒起来的反映。 小丫头坠儿的娘哀求大丫头们，留下坠儿，不要把她撵出贾府，慢慢教育，“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在我看来，这种哀求的思想状况本身，已经是够混乱的了。但大丫头们却不许可，说： “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理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理?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这简直是一副“二号小姐”的神气。无可奈何的坠儿娘，赌气把女儿带走。和大丫头们一鼻孔出气的宋妈，当众发出如下自以为是的议论： 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这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便有谢礼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了心，怎么说走就走? 可怜的坠儿面对这种“规矩”，不是抵抗而是顺应。也算是为了尽尽心吧，她转身进来，向大丫头们一个一个地磕头。而大丫头们的反应怎样呢?也和她们后来被撵出贾府有人念“阿弥陀佛”那样，冷静得“也不睬他”。受奴才嘲笑作“二号小姐”的大丫头们，对坠儿的命运竟然象小姐惜春之于丫头入画那样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从一定意义看来，这些深受地主阶级奴隶主义毒害的奴隶，怎样对待阶级姐妹的态度的情节，难道不能引导读者认识封建社会的罪恶，从而更加热爱、更加珍视摆脱了剥削和奴役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2]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列宁全集》第13卷，第36页。 [3]同上。 [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5]鲁迅：《沙》，《鲁迅全集》第5卷，第143页。 [6]《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宣传等级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阴。” [7]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 [8]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 [9]恩格斯：《反杜林论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二章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二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