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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将来酒色之徒耳 据记载，大概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我国有了这么一种风俗：有钱人家小孩过百岁或满周岁的时候，除了一番庆贺之外，还有一种例行的活动一抓周。抓周，又叫“啐盘”或“试儿”。这就是把弓箭、珍宝、玩器、针线等物放在盆里或摆在桌上，让婴儿自动抓取，以预测他未来的命运和志向。比如说，如果婴儿抓取笔墨，就可测知他愿读书做官。刚满一周岁还不懂事的婴儿，面对琳瑯满目的物品，他对什么感兴趣，是一种很偶然的现象，很难说明某件东西和婴儿的志向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抓取箭杆儿之类的武器，即使可以说婴儿愿意习武，又怎能断定他未来是当将军还是当响马?《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刚满周岁就接受了这样一次对他不利的考验。 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荣宁二府，贾雨村听到自己的“同宗一族”出了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便说：“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冷子兴不以为然，讲出贾政对这个宝贝儿子的不满。 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大喜悦。 宝玉不抓文房四宝，只抓脂粉钗环，引起“自幼酷喜读书”，满脑袋封建教条的政老爹的憎恶，这事并不奇怪。不过，只凭婴儿抓取脂粉钗环这一点，就推论出儿子将来一定是“酒色之徒”，这种只凭偶然现象就否认事实的运动和变化的态度与方法，实在有点“那个”。我们知道，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藏着的必然性支配的，原因与结果是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如果《十五贯》里的后父尤葫芦和养女苏戍娟开个玩笑是原因，那么养女把后父编来吓她的假话，当成真话来听就是结果。这结果，又成为尤葫芦自己被娄阿鼠杀死的原因。图财而不存心害命的娄阿鼠，终于杀死尤葫芦，也有一连串的原因与结果扭在一起。这些结果和原因，体现了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贾政用来给宝玉做结论——“将来酒色之徒耳”——的根据，比苏戍娟对她养父的玩笑话的判断，显然荒唐得多。可以认为，他是在同原因与结果的辩证关系开玩笑。不论曹雪芹是否存心和妄断的思想和作风开玩笑，政老爹这种以主观妄断冒充客观实际的高论，貌似庄严，却不免使人引起滑稽之感。 当然，要说《红楼梦》安排故事情节，完全没有表现曹雪芹思想中的宿命论等消极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从《红楼梦》的艺术形象所揭示的社会内容来看，从它把封建社会写成不能永世长存，对贾政所持不是肯定而是否定的态度来看，至少可以认为，曹雪芹不是维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思想的。不论他是否自觉地要讥讽贾政、王夫人、贾母和凤姐的唯心论形而上学，至少，这些封建统治者那荒唐可笑的言行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受到曹雪芹的重视这一点，看来不象是偶然的巧合。至少可以认为，这正是现实生活中的辩证法在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朴素的反映。 二 你还和我赖 和贾政由宝玉抓周从而断定儿子将来一定不是好东西一样，由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的传闻，就断定“这人来历不小”，而且有“万人皆如此说”的舆论作渲染，这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可笑的。《红楼梦》里的人物，用这种想当然的、人云亦云的态度方法对人对事的情节不少。贾母之于尤二姐的态度，也是信口开河的。 王熙凤借剑杀人，甘心受利用的秋桐，一心要治死尤二姐，就在贾母、王夫人面前诽谤尤二姐，硬说尤二姐“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她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 贾母一听，歪理随手拈来： 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风丫头到好意待他，他到这样争锋吃醋的，可是个贱骨头。 这种“可知”论的反面，就是人生的不娇俏，自然就不会嫉妒的。娇俏是嫉妒的原因，娇俏者必然是嫉妒者。这种“可知”论，虽然荒唐，却具备吓人的威力。贾母的“可知”论和她的权势相结合，给尤二姐造成的影响实在吃不消。“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 贾母的“可知”论虽有威力，却不是她个人的发明创造。和王夫人处置丫头晴雯的“理论根据”一样，都是“冶容诲淫”之类的古训的翻版。 大观园飞进了绣春囊，此案有关风化，王夫人为此亲自挂帅，发动了一场抄检大观园的斗争。鼓动王夫人抄检大观园的急先锋，是乘机发泄私愤的王善保家的。她憎恨晴雯素日看不起她，便在王夫人跟前进谗，王夫人信以为真，“一口咬定”晴雯“是狐狸精”。她当众辱骂晴雯：“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且不说后来王夫人驱逐晴雯的理由的荒唐——“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就这么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单是她当面辱骂晴雯的这些话本身，也是蛮不讲理的。但是，这个凶得“肚子里头长矛”的角色，却没有考虑，邢夫人及其陪房王善保家的为什么这样积极主张“抄检”，也不考虑凤姐的建议对贾府和贾府当家人是否有利，简单地从维护她那贾府当权者的尊严出发，竟自下了抄园的决定。 如果说贾母与贾政夫妇，不过都是头脑简单，遇事不加分析，一味套用祖宗遗训的笨蛋，未免冤枉了他们。他们对问题也有分析，也有推理和判断，但他们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从王夫人拿着绣春囊来到凤姐屋里，对凤姐说的那一段话，可以看出王夫人对于这只绣春囊的来历的判断多么主观，多么武断。“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必是你的，掉遗在那里来着?”一句话问得凤姐摸不着头脑，王夫人却又哭又叹，越说越显得于理不通。 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侄女孙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 “你还和我赖”，听这口气，俨然一个料事如神，明断家务事的“清官”。可是读者不难看出，曹雪芹对王夫人这种思想方法的揶揄以至讽刺。王夫人后来顶不住凤姐那理由充足的辩解，只得松口，另外提出对绣春囊的来历的判断：“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前面一个“自然”，后面一个“焉得…...至此”，分明自相矛盾，却人大理大——好歹都有理由。 三 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 王夫人对绣春囊来历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个想当然的妄断。这种不顾实际，只凭主观臆想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一定要碰钉子的。然而对于没落的统治阶级来说，这种方法有普遍性，也有继承性。 宝玉挨了打，宝钗来怡红院送药探伤，间接从袭人之口，接受了焙茗的“多半”论。焙茗曾对袭人这么说过：“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吃醋，没法儿生气，不知在外头唆挑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火，……”也许因为身分、地位的悬殊吧，小厮焙茗不能象贾母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可知”论，只能私下以猜测的口气发表一篇“多半”论。可是，袭人听了“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而且她的妄信引起薛宝钗的妄断； 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 薛宝钗的妄断直接影响了她的母亲，她那酝酿已久的“自然”论，在薛家引起了一场风波。而薛姨妈责问儿子薛蟠的口吻，和王夫人责问侄女王熙凤的口吻一致，真不愧是两个亲姐妹。当薛蟠顺便问起宝玉挨打之事时，他母亲当头给他一闷棍：“不知好歹的东西，都是你闹的，你还有脸来问?”并未介入琪官事件的薛蟠，顿时成了“丈二和尚”。薛姨妈接着说： 你还装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赖呢? 薛姨妈比她的姐姐王夫人更武断，可是同样“言之成理”。她责问薛蟠： 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的，难道他也赖你不成? 且不说作者是否要用王夫人的妄断和薛姨妈的妄信相对比，以显示自己那“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写法高明，仅就薛蟠和凤姐在同样被错怪的情况之下，那怎样保护自己的不同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善于用鲜明的个性描写来刻画人物的。薛蟠是个“恣心纵欲”的混世魔王，远不如凤姐心机深细，所以他面对母亲的错怪，不可能象凤姐那样，有条有理地说出个子午卯酉来。他对母亲的反驳，粗鲁而不理亏，这是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的。他说：“人人说我杀了人，妈也就信罢?”不论薛蟠是否听过“曾参杀人”的故事，他的这种反驳对于薛姨妈来说是没有分量的。在薛姨妈之流看来，“万人皆如此说”，自然就是真理。因此，薛蟠的分辩只能给宝钗的“自然”论增加根据。薛蟠不得不“乱跳赌身发誓”，一面大骂有人编派他，一面又抄起一根门闩，要去先打死宝玉，再替他偿命，为的是落得个大家干净。这么闹了半天，母亲和妹妹的结论似乎比先前的结论还要坚定： 可见是你说的了。 呆霸王既长了个脑袋，总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一个宝玉挨了打，惹起了自家这么大的风波呢?呆霸王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好象也懂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妹子也来一篇“自然”论： 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有金，要拣有玉的才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捞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 呆霸王的“自然”论也有威力，弄得薛宝钗哭肿了双眼。薛家的风波始于“自然”论，又终于“自然”论，不过“自然”论对他们的打击，不象对被统治者晴雯的打击那么残酷而已。 四 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 不论是薛姨妈母女的妄信，还是王夫人的妄断，她们的思想方法和她们的立场、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王夫人关于绣春囊的来历的妄断，与贾琏是个“下流种子”有关；宝钗听了袭人的话就信以为真，是因为她哥哥薛蟠“素日有这个名声”；这也算是“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吧!然而，她们那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始终与她们那阶级的功利目的密切相关。 在《红楼梦》里，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人看事的人物颇不少，但影响的大小与他们的权势的大小有关。 贾政痛打宝玉那回，既表明贾政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也表明他有着封建家长的权势。但是政老爹的权威有限，似乎他只会欺负儿子。忠顺王府来人向贾政提出：“故此求老爷转谕令郎，请将琪官放回，一则可慰王爷谆谆奉恳，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觅之苦!”这对贾政来说，分明是一种貌似请求的威胁。客气是形式，高压是内容，贾政当然不会听不懂。于是，他把这一肚子窝囊气，朝他儿子宝玉发泄，以期缓和他自己和忠顺王府的矛盾。贾政对宝玉那一段“祸及于我”的臭骂，就是他这时那种复杂心情的自然流露。 政治地位远远低于王爷的贾政，责怪儿子“无法无天”，也就是在发表声明：下官虽有教子不严之罪，却与不肖的孽障划得清界线。最有趣的，是他的结论——“如今祸及于我”。这话不只是说，你小子给咱们贾家丢脸，而且是说，在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派系斗争中，你小子给人家提供了口实，老子我难免要倒你的霉。你既不顾老子的安危，可见你小子是存心在跟老子我过不去。也许是因为政老爹到底是“自幼酷喜读书”的君子，比侄儿媳妇要知书识礼吧，所以发起威来还不至于是泼妇骂街式的。不过，当他痛打宝玉，门客出头劝阻的时候，竟然迁怒他人，却也有背圣人的垂教： 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气急败坏的政老爹这么胡乱上纲，是以他维护家族利益和封建统治的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就这么预告了宝玉“犯上作乱”的罪名，也报怨人们存心和他对着干。这对他那行之有效的教育来说，客观上是带讽刺性的。在这些气话里，再一次暴露出他看问题的方法的荒谬性和滥施淫威。政老爹气得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时的心理，有一套来不及提出的法律条文——刀笔吏惯用的调调儿： 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 这些有“外”又有“内”的罪名，基本上是无中生有的。正如他只凭宝玉周岁时抓了脂粉钗环，就断言他“将来酒色之徒”一样，这些罪名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形而上学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惯用的方法，也是他利己灵魂的一种暴露。“今日再有人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总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髯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这不仅是专横，简直是无赖。当王夫人出头劝阻他不要再毒打宝玉的时候，竞气得他喊叫起来： 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 政老爹这么一本正经，却有点“瞎子照镜子”的味道——他看不见他自己丑在何处。 五 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误的 王夫人、贾母、贾政的形而上学，有传统可供继承。王充为了说明“圣人不能先知”的道理，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据[1]。颜回虽是孔子重视、了解、信任的学生，仍不免受到孔子的冤枉。这不只是因为孔夫子的思想方法错误，更因为他自己用利己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所以总把别人往坏处想。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既然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统治阶级，所以它的成员惯用一套“在别人头上屙屎，还嫌别人脑壳不平”的观点看世界，养成了一种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所谓常有理的专横态度。这种观点和态度，与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曹雪芹把它们作为令人憎恶的东西加以揭露是不奇怪的。正因为《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哲学讲义，所以地主阶级用来粉饰自己的统治、禁锢被压迫者的头脑的形而上学，不是以观念的形式而是以形象的形式体现在王夫人之流的言行的描写之中的。正睡午觉的王夫人，听见宝玉和金钏说笑，她没有调查，也用不着考虑究竟谁是主动谁是被动，只把怒火烧向这个丫头，扬手就打，张口就骂。 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 这些话也算得是“孔夫子唱戏”——出口成章的，可见王夫人不完全是一个呆木头。但谁教坏谁或谁勾引谁的责任，就这么任意下了结论。真理在她手里成了可以任意耍弄的“龙灯的脑壳”，这样对待是非问题岂不太随便了吗?正如凤姐叮嘱小厮昭儿，“别勾引他(贾琏)认得混帐老婆”一样，在王夫人这样的贵夫人眼里，凡是下人都不是好人。王夫人这种推理——一切下人都不是好人，你既是下人，所以“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虽不违背形式逻辑，却不过是压迫有理的强盗逻辑。是的，金钏曾经开过宝玉的玩笑，当众问过耗子见猫般去见他父亲的宝玉，这会子还吃不吃她新擦上的胭脂。但能否因此作出判断，断定宝玉好吃胭脂的习惯等等，就是这些“下作小娼妇”教出来的?阶级地位悬殊，不会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首先向金钏开玩笑的宝玉溜了，没有任何责任。而金钏，却处于“哑巴打官司”的困境，终于因受辱含羞，投井死了。 贾母之于晴雯的命运，也和王夫人对于金钏的命运一样并不在意。这不是说，她们两人对奴隶命运的态度，不是一点差别都没有的。王夫人的主要特征是顽固，贾母的主要特征是轻率，但她们对奴隶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她们对于一切是非的判断，都从贵族老爷的阶级偏见出发，都以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当王夫人向贾母作了半真半假的报告，贾母对睛雯“变”了表示惋惜时，王夫人就进一步贬晴雯而褒袭人，说“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只怕他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俗话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是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袭人模样虽比晴雯略次一等，放在屋里人算得一二等的了。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贾母听了这些“未免”、“况且”的推理判断之后，追认了王夫人撵走晴雯的决定，说： 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误的。 忙于寻开心而且能够辨别轻重主从的贾母，对于奴隶睛雯的命运，不象对宝玉的挨打那样关心，所以她用不着要深知王夫人的“深知”有无真凭实据。对于深知“高标见嫉”、“直烈遭危”的晴雯命运的读者来说，贾母这一句判断——“岂有大错误的”，不只是对王夫人其实也是对贾母的一种讽刺。与其说这一定是曹雪芹有意要讽刺贾母，不如说是贾母在自我讽刺要更准确些吧? 倘若读者不把视野局限于小说中这种情节，而是从这种情节看出剥削阶级的思想方法的共性，那么，这样的情节对读者认识能力的提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六 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 贾府这个封建末世的典型的家族，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有普遍性。它不只表现在个别人物的言行上，而且表现在一般集体活动的事件上。他们那些维护其统治地位而炫耀其显赫的言行，往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白费劲，却是从属于它的阶级利益的。 中国古代打仗，讲究“先声夺人”，这种宣传符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目的。刀矛是杀伤敌人的物质武器，鼓声、呐喊声则是鼓舞自己的士气、削弱敌人士气的精神武器。不可一世的项羽，在垓下吃了大亏的一种客观原因，就是那四面楚歌。在一般情势之下，楚歌是楚兵所欣赏的故乡的音乐。在特殊情况之下，楚歌却成了楚军的威胁，它从刘邦军中传入楚营，起了动摇军心的作用。战争中的檄文或骂阵，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在精神上压倒对方。既然要压倒对方，夸大的言词往往很有必要。然而夸大的言词是否真有威力，要看它是否切合实际。如果是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的，它不止起不了吓人的作用，反而更加暴露出自己的虚弱。陈琳为豪强地主势力服务时期，写过檄文《为袁绍檄豫州》，其中有不少夸大军威的壮语。比如说，“雷霆虎步，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飞蓬，覆沧海以沃煤炭；有何不灭者哉?”[2]文章算是漂亮文章，可惜它和袁绍的实力不怎么吻合，所以它经不起官渡之战的检验。和这相似，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贾府，为了硬撑门面，“黄连木做笛子”——外头好看心里苦的排场活动颇不少，但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符合贾府的主观愿望。秦氏出丧，元妃省亲，除夕祭祖，贾母八十大庆，元宵夜宴以至中秋赏月，都不单是种种风俗性的仪式，同时也是服从其阶级需要的炫耀。宗祠里御题的匾额，大门前的一对石头狮子，给予尼姑道士的布施，着力打扮回家探母的袭人，厚赠回村的刘姥姥，不管他们是否自觉，这些行为作为一种对其显赫的炫耀，有不少是外强中干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它和贾府的实力不大相称，所以往往缺乏宣传的成效。商人冷子兴的反应表明，贾府的排场常常是在打肿脸充胖子的。他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贾府的统治者明知好景不长，却仍然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欺骗性的宣传。 关于秦氏的丧事，贾珍对凤姐说： “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为了秦氏“丧礼上风光些”，贾珍不惜“尽我所有”，不惜花费上千两银子给贾蓉“捐个前程”，不惜用上千两银子买那义忠亲王没有用成的棺材。这虽然是对贾珍好奢习气的着力描绘，却也相应地暴露了他那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且是对没落地主阶级政治倾向的一种概括。一用到“概括”二字，我便联想到人们对它的某些曲解——违反艺术形式的抽象化。因此似乎应当加以自注，以免引起误会。陶潜名句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似乎不愿人世的这两句诗对于不甘出世而又自觉无所作为的诗人来说，含蕴着多么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内容。单就情与景的内在联系来说，它不只对于诗人，而且对于小说家，在怎样进行艺术的概括方面，是并不过时的借鉴对象。 惯于以人写景、人中见景的《红楼梦》，让北静王观看出丧礼的气派：“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由北而至。”这么巨大的“宣传队”，对于被统治的群众来说，相当于一种示威。然而对于外强中干的贾府来说，这一切在客观上是一种自我暴露。秦氏的铭旌的设计和文辞，细读也很有意思：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庭紫禁道御前侍值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 不论秦氏是上吊死的还是病死的，反正没有“享强寿”。铭旌这样大搞欺骗宣传，岂不太过分了吗?不过，欺骗宣传总有好处它才能够存在。从前有个笑话，说庸医杀人，竞有人送他匾额。而那匾额，却是开棺材铺老板送的。人们问这老板，你怎么恭维送人命者?老板回答说：小店向来生意清淡，自他悬壶以来，我店生意骤有起色，所以送此以志不忘。这虽是个笑话，却话丑理端，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方法与物质利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七 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贾府为了维护“赫赫扬扬”的光荣历史，为了维护眼看没落下去的社会地位，所以“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宝玉奉命到舅舅家去赴宴，管事的早就给他准备好一大群随从，那十来匹马“一阵烟去了”的气派，对宝玉来说虽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需要，却符合地主阶级讲排场，要让人们相信它的特权永世不会改变的政治需要。和这种情节的基本内容一致：凤姐接待刘姥姥，反复说“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 “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凤姐这种“端起金饭碗讨口”的宣传，目的是要挫败刘姥姥“打抽丰”的奢望，但同时也暴露着贾府那“不及先年那样兴盛”的实际状况。隔了几十回书，凤姐私下同平儿谈心，不仅抱怨自己当家的为难，而且进一步暴露着贾府的困窘。不能认为，惯于说谎的凤姐，关于贾府困窘的谈话，通通都是信口胡说的。凤姐鉴于贾府形势，她的对策，比贾珍聪明。与知己的平儿的那段对话，暴露了没落地主阶级既要“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讲究排场，又有“出去的多，进来的少”的“产．业”状况的矛盾。凤姐明知“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就不行，但她却又这么重视规矩排场，唯恐“外人又笑话”。凤姐这一思想上的矛盾，正是没落地主阶级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之前，不可避免地要搞形而上学的客观原因。这不仅是她的自我安慰，而且是追不得已的挣扎。因而可以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许多人物那些可笑的思维活动，有它那无法避免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剥削阶级既然不会放弃剥削思想，看问题的片面性就绝对不能避免，而且还要有意加以提倡。关于这，贾政的表现也很明显。贾政听见贾环说有个丫头跳井，惊疑地问道； 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 贾政这种“皆是”论、“大约”论、“自然”论，和《十五贯》里的过于执的谬论一样，不论具体的表现形态多么独特，都是剥削阶级一个娘胎里长出来的思想观点。贾政用“祖宗”的“宽柔”来为贾府的暴政打掩护，把“祸患”的根源推到“执事人”身上。他仿佛是在作检讨，其实是借检讨以推悦罪责。他和过于执一样在玩弄诡辩术，而这种诡辩术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唯心论形而上学。这些貌似认真其实带喜剧性的言论，不过是两百年以前的现实的反映，谁也不用象有些读《阿 Q正传》而怀疑小说作者是在影射他自己的读者那样神经过敏。但是这种思想方法还在以不同形态出现着，因而这部小说至今仍然有镜子般的好作用。认识贾政那长处不见短处见，不圆却要说圆，不扁却要说扁……等等思想方法为什么是剥削阶级特有的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当前的思想斗争中，是不是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形而上学。 [1]孔夫子的徒弟颜回给大家煮饭，发现灰尘掉进锅里，想把它弄出来；因为弄不干净，便挖出带灰尘的饭自己吃了。老师孔子看见，竟然断定颜回偷嘴。见王充《论衡·知实篇》。 [2]《文选》卷四四。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三章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三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