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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是常情 在曹雪芹笔下，凤姐既是“愚蠢”的，又是机灵的，为了维护其反动的统治，她只能依靠玩弄权术过日子。从她那“机灵”这一侧面着眼，可以看出她常常把唯心论形而上学作为她玩弄权术，拨弄是非的思想支柱。从她那“愚蠢”这一侧面着眼，她的“愚蠢”处恰好在于机灵(“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曹雪芹既描写了在凤姐之流的精神奴役下，唯心论形而上学怎样影响、毒害和统治奴隶，打击无力的反抗者，也描写了凤姐之流怎样遭到不可抗拒的历史的惩罚。 杀尤，是凤姐愚弄人戕害人的重要行为之一。凤姐能够置尤二姐于死地，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她利用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已经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这一客观条件。凤姐一见尤二姐就利用它来大搞宣传攻势： 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背后加减些言语，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样人物，岂可信真。若我实有不好之处，上头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姊妹妯娌，况贾府世代名家，岂容我到今日? 凤姐这样用一般的“常情”顶替特殊的“实有”；用抽象的“未免”或“岂可”否定具体的“不好之处”；拿公婆、妯娌多，以至“贾府世代名家”去否定“若我……”的假设，这是一种能够骗人的诡辩。因为我“持家太严”，所以“下人”和“小人”未免造谣， “背后加减些言语”。因为贾府是世代名家，而且上有公婆，中有妯娌，……岂能容我捣鬼，可见说我坏的话全是谣言。凤姐这些鬼话把尤二姐打动了。这就为自己进一步控制尤二姐创造了条件。尤二姐忘记了兴儿的忠告而上了凤姐的当，既因为她的“心实”，因为她对凤姐存在着幻想，也因为她看问题的方法与立场都有错误。 曹雪芹所塑造的凤姐这个人物的某些行为，和雍正王颇有相似之处。雍正篡夺皇位，屠戮兄弟，却把别人的揭发诬为造谣，他曾声明：“……孔子尝言为君难，即此可见”；“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节，朕不辩亦不受”；“挥泪书此，再示臣民，天下亦可知朕之心矣。”[1]这些话和凤姐那“唯天可表”的声明是一路货色。虽然缺乏辟谣的充足论据，“臣民”即使不一定信服，但谁敢说他的声明是在装疯卖傻?既然帝王也敢于这样装疯卖傻，琏二奶奶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也就更不奇怪了。 任何荒谬的理论都为它的炮制者所需要，而且它一上市就可能会有市场。尤二姐相信凤姐的鬼话，心里想：“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亦是常理。”尤二姐的这种推理，和凤姐的推理一致，用凤姐的话来说，二者是“扣了环了”的。为什么受害者尤二姐竟自要用不符合实际的“常理”来麻痹自己?为什么她自己的“常理”论和凤姐的“常情”论会这样相互呼应?为什么她会这样轻易接受凤姐的愚弄?这一切再一次表明，害人者与受害者看问题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前者是从剥削阶级的偏见出发，后者是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但她们的思想都与个人的利害密切联系着，甚至前者是后者派生出来的。凤姐支使丫头、侍妾打击尤二姐，比如说，善姐儿当面侮辱尤二姐，说她“不知好歹，没眼色”，“我劝你能着些儿罢。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受打击的尤二姐面对这一切难堪的打击，不只用“常理”论作解释，而且“怕人笑她不安分，少不得忍着”。凤姐有时假装给她撑腰，她对凤姐的伪装信以为真。心想： 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 就这样，尤二姐由“常理”论发展到“常情”论。她完全没有料到，凤姐对她的欺骗，她自己看人看事的偏见，竟然成了断送自己性命的内因。尤二姐曾对向她提出警告的兴儿说过： “我只以礼待他，他敢怎么样?”尤二姐完全没有料到，封建主义的“礼”正是杀她的屠刀，终于不得不下一个“何必受这些零碎气”的决心，不声不响地死在为她所信赖的凤姐的圈套里。曹雪芹这么善于“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2]，真无愧于大家称号。 二 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 凤姐的“贤惠”能使尤二姐把凤姐“认为知己”，却不能不使人对凤姐的“贤惠”“纳罕”。这一现象表明，凤姐用来欺骗人的方法，并不是通行无阻的。对此，凤姐自己心里也明白。所以她不只撤换了尤二姐的丫头，还吩咐园里众媳妇： “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们算帐。”看来凤姐并不把尤二姐对她的信任，看成很有把握的事。仅就这两个情节来考察，也可看出凤姐形象的多面性，可以看出作者塑造凤姐这个典型人物是在尽力避免简单化的缺点的。以管家见长的凤姐，曾向平儿说过：“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陪尽了。”凤姐这种忧虑，正如秦可卿死时凤姐的梦境，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常言”来表现凤姐的忧虑那样，既是贾府衰势已露的反映，也是凤姐对贾府未来有所担心以至内心恐惧的表现。很明显，凤姐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在作者的笔下，常常表现了她的两面性。 俗话说：“快刀必有一钝，钝刀必有一快。”凤姐这个“机灵鬼”曾经闹过要把自己的干女儿(林之孝家的)的亲生女儿(小红)收为干女儿的笑话。但她这样闹笑话的事件，并不经常，她经常笑话别人而很少被人笑话。凤姐虽很蛮横霸道，有时也不那么乱扣帽子、乱打杠子。一千两典当银子走漏了消息，审问丫头的时候，凤姐相信跪下赌咒发誓的小丫头说的不是假话，她就对贾琏说： “别委屈了他们。”曹雪芹不抹煞凤姐头脑的不简单，并不等于美化凤姐丑恶的本质。凤姐看人看事善于见风使舵，不象堂·吉诃德那样“见到什么马上要拿去凑和他的骑士的怪想。”堂·吉诃德不过闭着眼在幻想里胡乱闯，凤姐却是睁着眼在现实世界中与人相争夺。因而这个女人，较之把理发师顶在头上的面盆当成骑士的金盔，把自己想象为所向无敌的英雄的那个男子更难对付。比如，她有时一点不拿奶奶的架子，和大丫头们有说有笑，奴隶不易识别在她那不拿奶奶架子的美丽的外衣之内，是否包含毒化奴隶反压迫的意志的鸦片。凤姐笼络小红，直接夸奖小红的口齿伶俐，拿平儿等人和小红作比较，一点不失她那作奶奶的身分。她还拿小红的父母作陪衬。仿佛不过随口说说，一点不显得是在有意笼络人。当李纨告诉凤姐，说小红是林之孝的女儿时，凤姐说： 哦！原来是他的丫头。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到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 凤姐这样既有铺垫、又有陪衬地夸奖小红，表明她自己是够机灵的。清朝学者王琦，解释李贺咏马的诗说：“马诗二十三首，俱是借题抒意。或美，或讥，或悲，或惜，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在马矣。”还说，李贺咏马诗，“每首之中皆有不经人道语”[3]。凤姐不是诗人，但她说起话来，分明也有独创性。包括这么笼络小红的一席话，也有意外的特点和优点。我想，倘若作为统治者的凤姐，愿意总结她怎样笼络人的经验，自己虽不识字，也不会写文章，却也会命人写文章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未可知。闲话休提．我们再看凤姐的机灵。她明知小红已经对她无限崇拜了，却还要“反面文章正面做”，故意对李纨说：“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分明知道小红十分愿意，却要这么提出疑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她对小红的笼络。也进一步表现了她那善于玩弄统治权术的机灵。而凤姐的这种机灵，充分体现了她对奴隶恩威并施的两面性。不论凤姐性格多么复杂，这个角色是曹雪芹塑造出来的。能够这么塑造出性格复杂而倾向性鲜明的人物，只从作者的艺术技巧着眼，恐怕得不到确切的解释。 三 一点儿不费事 清代一读者给凤姐起了个绰号——“胭脂虎”。这个绰号是在丑化凤姐吗?不是。正如演员的模拟醉步，在艺术上要稳，在形态上要不稳那样，胭脂的粉饰与老虎的凶恶既对立又统一，那个绰号大致符合凤姐性格。正因为胭脂其外，老虎其中，所以这个角色就很难缠。凤姐看事物也有两面。她对历史的发展规律连浅见薄识也谈不上，但对她斗争的对手，却往往了如指掌。她敢于在贾琏已经回家之后，继续按既定的杀尤计划行事。她在满足夏太监勒索银子要求的同时，敢于说话含讥带讽。许多大小事例表明，凤姐善于掌握对手的弱点。不论是对贾瑞还是对尤二姐，她深知对手性格的弱点，也深知其处境的弱点，可见这只“老虎”是凶猛而诡计多端的。她之于尤二姐，“外作贤良，内藏奸狡”，就是以虎为内容，以胭脂为形式的。代表没落阶级的凤姐，当然不是一个无所不胜的英雄，但也不是一个无能的草包。她既有老虎的凶猛，又有美人的诱力。面对这样的老虎，更应当警惕，却更容易使人丧失警惕。 “国孝家孝，两重在身”的贾琏，“背旨瞒亲”，偷娶尤二姐，是凤姐抓住了的弱点。不仅“花为肠肚”是尤二姐的弱点，“不是明媒正娶”更是尤二姐的弱点。“官场如戏场”是都察院的弱点。“深知利害”却又贪图银子，是张华的弱点。只顾贾府的“名声”，不管尤二姐的祸福，是贾母的弱点。……这一切对尤二姐来说都很不利，对于凤姐来说却很有利。凤姐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对付尤二姐，可见她的作战方案不是随心所欲的。凤姐杀尤虽然改变不了她自己那悲剧性的结局，却也表现出她在具体斗争中不是纸老虎或豆腐老虎的这一侧面。开头，凤姐一面将尤二姐赚进大观园，一面又唆使张华告状要原妻。这样，既摈除了异己，又可以图个贤良名声。她在贾母面前，说尤二姐“没曾圆房”，完全是对贾母的欺骗。她所说的“岂不伤脸”，真实的意图是促使贾母把已经来了的人——尤二姐送回。果然，贾母说；“不如送给他去。”尽管尤二姐声明她与张华的婚约，是“给了他十两银子退准的”，但这样的声明对贾母来说，是软弱无力，不起作用的。贾母作出决定：交“凤丫头去料理料理”。凤姐取得操纵尤二姐命运的胜利。后来，“足智多谋”的凤姐却改变了主意：与其让张华将尤二姐领回，不如自己包占住妥当。不仅如此，凤姐对于按照她导演扮戏的张华，也下了为张华所不能预料的决心——灭口。在驱尤过程中，凤姐根据情况，不断修改自己的行动计划．这些思考活动，不只表现了凤姐的毒辣，也表现了凤姐的精明。 还有，贾妃省亲这件大事一完，贾政想把十二个小沙弥，十二个小道士打发到各庙分住。贾芹的母亲周氏为了在荣府给贾芹谋个大小事管管。便来走凤姐的后门儿。凤姐喜欢周氏平素“不大拿班作势”，即常向她献小殷勤，便依允了。想好说辞，到王夫人那里回话。 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花，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养着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些柴米送去就完了。说声用，走去就叫来了，一点儿不费事。 凤姐这些话说得层次分明，理由充足。不了解她的动机的人，单就这些话本身来考察，是很难发现什么破绽的。果然，王夫人把这话转告贾政，贾政笑道； “到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 和贾琏斗法的凤姐，这么顺利地迈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半开玩笑、半威胁地操纵贾琏，让贾琏放弃推荐贾芸的主意而推荐贾芹。凤姐区别对象，对贾政转弯抹角，对贾琏直来直往，顺利达到目的。她那假公济私的真实动机，掩盖在仿佛无私、一心为贾府着想的外衣之内，很难看出她主意里的诡计。贾琏虽然比贾政、王夫人摸得着她的底儿，凤姐却有把握能使贾琏“好歹依我这么着”。 四 与无事的人一样 凤姐的性格本身也充满矛盾，这个机灵鬼有时并不机灵。四川俗话嘲笑这种机灵鬼，说他“精灵得翻了山”。所谓“翻了山”，就是过于精灵，也可以说就是“机关算尽太聪 明”。 凤姐唯恐张华可能将自己支使他打假官司的丑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这是凤姐的机灵处。旺儿骗了她，是她的疏忽大意处。一向听她调遣的奴才旺儿，在接受凤姐坑害张华的密令之后，“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读者可能记得，旺儿回府向凤姐说了些什么。就这样，旺儿骗了凤姐，给凤姐留下了张华这条祸根。作者并不把胭脂虎写得神一般机灵，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塑造人物。但即使在凤姐受旺儿瞒哄时，她将信将疑，这又显出她的机警。旺儿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因有几两 银子在身，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他老子吓死在店房，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 你要扯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 凤姐不过这么说说，并不追究。不知在后三十回，是否有张华翻案的情节。不论如何，作者既写出了凤姐的机灵，又写出她那并不绝对机灵的一面。反之，写凤姐受骗，却不抹煞她的机灵。由此可见，曹雪芹对凤姐的看法，分明不是单打一的。形象表明，凤姐的粗心大意中有警惕，警惕中有粗心大意，前者和后者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交换位置，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红楼梦》这些可贵的成就，不在于运用形象以演绎方法论，而在于它的形象本身非常生动地体现着虽然存在于生活本身，却常常被曲解主题明确的人们所排斥的辩证法。 “机关算尽太聪明”，这话说明凤姐因为聪明得过头，聪明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不聪明。且不说她怎样误了性命，单说她的好强，也是“太聪明”向其对立面——不聪明——转化的表现。在贾妃省亲的余波式的描述里，这样涉及凤姐的“本性要强”；“且说荣宁二府中因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她是不能脱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挣扎着与无事的人一样。”对照第五十五回，“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便小月了……”和第七十二回，“又兼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闲气，从新又勾起来，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的内容来看，这“无事的人一样”，其实正是有事的意思。不论如何，她那“本性要强”，是在努力维护封建统治，“不肯落人褒贬”。这正如并非胖子要打肿了脸充胖子，不只成不了胖子，而且更加暴露自己的虚弱，凤姐的“本性要强”并非本性真强的表现。 旺儿得以欺骗凤姐，正如平儿得以欺骗凤姐那样，从凤姐的性格特点看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凤姐的“聪明累”和“聪明误”。经常自以为是，“本性要强”的凤姐，有时连贾琏那点客观态度都没有。贾琏在偷娶尤二姨这些事件上出了大毛病，但他反对贾赦强占石呆子的古扇，反对旺儿的儿子倚势霸成亲，表明他不是处处主观主义的。自作聪明的凤姐，正因为她相信她在爪牙旺儿等人跟前很有威信，还因为她以为自己对贾琏“便有这些东西那里就叫咱们翻着”的判断绝对准确，所以才受了旺儿和平儿的欺骗。曹雪芹笔下的凤姐的两重性一一既机灵，又愚蠢的矛盾，并不违背阶级的历史的真实。这两重性，是这个代表没落贵族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上自作聪明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都是这样，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看不清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能不愚蠢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五 我说要行就行 凤姐思想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在言谈中暴露得最突出、最集中的，要算她在铁槛寺和老尼净虚关于包打退婚官司的谈判。其中那层次分明，很有性格的表现力的几句话，不妨再摘引一次。凤姐说： 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 凤姐这些话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剥削阶级的罪恶愿望与形式主义和唯我主义的思想的结合。思想方法和思想意识都从属于世界观，但两者相互作用，前者往往服从后者。如果凤姐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和贪图三千两银子，她未必会这么自视甚高，日空一切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这些话既表现了她那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信心，也表现了她被欲望冲昏头脑，其实很不自量的错误判断。 这些话既是她那惯于“对镜作揖”的性格特征的生动的表现，也是她那世界观方法论的特点的集中暴露。可以认为：一切反动统治者，都有从主观欲望出发，错误估计自己力量的特点。凤丫头这种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的思想作风，前有古人[4]，后有来者。最能出风头，曾经不可一世的代表人物，要数以天马自居的林彪。为了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他也竭力替那“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的理论寻找科学根据，胡说什么“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致超过物质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可以让精神的力量所代替、所超过，这些大话和凤姐的大话相比较，也算青出于蓝吧?当然，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但精神变物质是有条件的，无条件地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林彪这匹行空的天马的结局不免是折戟沉沙一样，凤姐那“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结果同样表明，狂妄自大，我说了算的言行，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时，终归不免受到历史的惩罚。曹雪芹未必能够预料到二百多年以后，还会有林彪这些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继承和发展了凤姐的唯心论形而上学，而崇拜凤姐、贾雨村的林彪之流，既然要搞反党活动，那就不能不把唯心论形而上学当做法宝。凤姐和林彪，都是一向自作聪明的角色。他们看问题只顾一点，不顾两点，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所以那“天马行空”，“我说要行就行”的结局。不免“反算了卿卿性命”。 不过，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人，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对于凤姐这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不能低估。凤姐虽然没有标榜法家，却也片面强调刑制的重要作用。比如，凤姐认为只要叫丫头们垫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不给吃喝，就一定能够查明玫瑰露的下落。倘若她如此办理，被统治的丫头怎能不感到凤姐那与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力量的威力?但，这种诉诸酷刑的威力只能猖狂于一时。凤姐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他们的结局和他们的主观愿望常常是相反的。他们所谓的精神力量可以代替物质力量等等谬论虽是可笑的，然而它既然是一种力量，就可能作用于生活和斗争，切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可笑的思想，而忽视它的破坏作用。这就是说，既然这种思想为剥削阶级所需要，而剥削阶级又还没有彻底被消灭，那么，凤姐和林彪虽然已经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豪言壮语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还在散发着臭气，或者说它还会借尸还魂，还会在不尽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以另外一种迷惑人的形态出现。历史不会重复，但“有涉于世态”的《红楼梦》所揭示的社会现实，对今天的读者仍然不是一种消极的，比如说供读者“消愁破闷”，“省了些寿命精力”的消遣品。 六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在曹雪芹笔下，凤姐象一个“又凶又怯”的狼。凤姐那凶中有怯，怯中有凶的性格表明，曹雪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客观上符合两点论。凤姐一听说鲍二媳妇上吊死了，先和贾琏一样“吃了一惊”，但是马上“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一情节表明，凤姐不只是故意在给别人打气，也是在给自己壮胆。凤姐之于鲍二家的上吊这一事变所持的态度，虽然凶是主导方面，但她是又胆大又胆小的。当然，凶与怯有差别，凶不等于怯。但她是凶中有怯的，怯也是她的凶的表现。基于贾府的权势，一听说尸家要告状，她说起话来好象有恃无恐。但那些话本身已经表明：虽然她觉得有可能打赢一场人命官司，但她也意识到有托人情、花钱、行贿等麻烦，可能有丧失体面的危险。不是吗?她那“面上只管佯不理论”的表情本身，分明流露了她那内心的不安。塑造人物不采用形式主义方法的作者，即使在戏剧冲突的余波般的环节里，对凤姐内心状态的复杂性也毫不放松，这在艺术上可称得是一笔不苟的。 作者之于凤姐形象的刻画，处处不为所谓“主题明确”而使形象流于抽象化。凤姐向净虚所说的“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等大话，不完全是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思想的宣告。这些话既包含着给净虚打气的意思，也包含着给她自己壮胆的意思。我们如果仔细读一读在她这几句大话之前与净虚的对话，不只可以认识参加谈判的双方，是怎样在互相勾心斗角的，也可看出凤姐那接着说出的大话，怎样体现了凶中有怯的特征。 很明显，凤姐的大话，是净虚搞激将法，用“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话激出来的。为什么机灵的凤姐，这么容易接受净虚激将法的影响?这是她那素性好强，有恃无恐，酷爱金钱等性格的一贯性，在与净虚搞阴谋这一特殊条件下的流露。也正如“水不急车不转，人不急智不生”，她知法犯法，在官司问题上投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不论如何，曹雪芹揭示凤姐那主观主义片面性的思想方法时，坚持了现实主义，没有搞形式主义。曹雪芹塑造凤姐形象的方法，不象诗剧《济金根》那样，把作者欣赏的人物胡登写成一种没有真实感的符号。 马克思指出：“在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的确，单看剧作者那些代替导演或演员所做的有关塑造角色的提示，和剧作者把人物理想化到了非常虚假的程度的浮夸的台词，读起来着实是令人感到讨厌的。仿佛剧作者唯恐演员不愿尽可能在舞台上作化装演说，不愿硬挤感情，硬要在第三幕里写下许多有关胡登出场的提示：“以痛苦激动的口气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他说得越来越激昂”，“他一面非常热情地说”，“后来越激烈地，”等等。不能不令人怀疑，演员这么激昂下去，观众是否也能跟着演出一样非常激动。这种只顾显得激动，不问观众是否也受表演所激动的主观意图，不能说是坏的，但看戏，也是强扭的瓜就甜不了的。俗话说“唱戏的是师傅，看戏的是徒弟。”倘若观众完全没有审美能力，或者把这一套激昂到了“崩弦”程度的表演当作怎么说话的样板，在实际生活里也这样不讲究克制地激昂着，即使不走到反面，至少也是太累人的。这种为了突出作者所欣赏的主人公，不问作品所再现的生活的实际，不问观众是否欣赏的方法和作风，都难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 曹雪芹塑造凤姐，并不是要把凤姐当作他自己的传声筒。包括怎样揭示凤姐的形而上学，他都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所以他对凤姐思想方法的揭露，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5]艺术的美和艺术的真是互相作用的。形象不真就不美，也就不符合创造欣赏美的观众的目的。尽管贾政较之凤姐更为头脑僵化，但是就他对儿子宝玉也有喜爱的一面这一点来说[6]作者没有把形象简单化，这样的形象才是真的，也才是能够创造欣赏美的大众的。包括塑造王熙凤，曹雪芹从实际出发，塑造了比普通实际生活更典型的艺术形象。《红楼梦》这样的艺术品，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对艺术所提出的作用。 七 他的目的象白昼一样明白 一切能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的艺术作品，它自身那重要特点之一，是依靠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令人信服地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比如昆曲《芦花荡》里的张飞，那莽撞中带妩媚的神气，比如评书《挑滑车》里的高宠，那英勇与忽视纪律和后悔等心理特征，正如实际生活里，某些唯恐引起别人伤感而有意压抑自己的伤感，因此反而显得更为伤感的情绪状态一样，凡是能够引起美感的形象，它自身总是对立而又统一着的。不论作家是否充分理解在艺术创作中反对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重要，凡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里，总是能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到，作者所赞成的方法，绝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而且，当作者用形象反对这种方法时，往往连带反对着卑鄙的意识。这样的作品，在创造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的同时，就是在培养着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认识能力的。 我们不妨以《战争与和平》里的一个情节为例，说明被作家所打击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卑鄙的思想意识的相互关系。 托尔斯泰笔下的统帅库图左夫，关于在法军进攻之前，要放弃莫斯科的决策，是作者在歌颂他所爱慕的这一总指挥。情节表明，他的正确决策遭到伯爵本宁森的反对。本宁森所持的理由很有欺骗性，实质上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只是看问题有片面性。他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这样迷人地提出问题：“我们是不经过一番斗争就放弃俄国古老的神圣的都城呢，我们还是保卫它呢?”而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的统帅库图左夫，早已明白本宁森这样提出问题的真实动机。 选定那个阵地的本宁森，坚持莫斯科必须保卫，借以热烈地卖弄他那俄国人的爱国精神(库图左夫听到这个不能不皱眉)。库图左夫觉得他的目的象白昼一样明白：假如保卫失败了，则归罪于不打一仗就把军队一直带到麻雀山的库图左夫；假如成功了呢，就把那一场胜利归功于他自己；假如没有打仗呢，就洗清他自己放弃莫斯科的罪过。 …… 这是作者对库图左夫的热情的歌颂，也是对于本宁森的尖锐的暴露。和曹雪芹一样，处处不忽视揭示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的因素的托尔斯泰在这些描绘里，使歌颂与暴露互相作用着。从表面看，本宁森保卫莫斯科的主张，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在这种错误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他那抬高自己和陷害别人的卑鄙目的。因而应当认为：错误的思想方法与卑劣的思想意识这两点，后者才是起支配作用的重点。伟大的作品正确地反映了这两点的关系，因而它就有条件成为名符其实的生活的教科书。 但是，既然文艺作品是用来“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那么把小说当成通俗的哲学讲义来写作，显然是不行的。《红楼梦》虽然反对了形式主义和卑劣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丑恶事物，例如我们一再提到凤姐与净虚那一场包打退婚官司的交易。但是，凤姐对净虚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却象生活本身那样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而显著地区别于概念化的抽象。《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在各个方面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伯爵本宁森和琏二奶奶在世界观方面的共性却很明显。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这话如果包含着不为人所知的牢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红楼梦》是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的小说，那么包括对凤姐形式主义思想的暴露，其成就便不是不能为人所知的。 [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新版第648—649页。 [2]刘熙载：《艺概·赋概》。 [3]《李贺诗歌集注》，新版第111页， [4]孔子不是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吗?看来孔氏门徒胜过了老祖宗。孔子的随心所欲尚有条件限制，七十方可，而且，他还说过认识事物要“毋必”、“毋意”、“毋固”、“毋我”等等，并非完全无视客观实际作用。而到了风丫头，则变成无条件的为所欲为了。 [5]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2页。 [6]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回书里，贾政为了维护他那为父的尊严，为他所欣赏的宝玉挨了，他不少的骂。但他也忍不住当众为宝玉的才华而高兴。最后赶他进去见贾母，口气虽很严厉，“也不想逛了这半日，老太太必悬挂着，快进去一疼你也白疼你了”，这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五章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五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