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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没事常思看事
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是革命文艺的政治目的。这种目的，是通过人们对文艺的欣赏来实现的。作者教育人与读者受教育的关系，意味着用一种思想克服另一种思想。恩格斯指出： “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1]。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来看，小说通过对资产阶级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就是为了打破“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错误观念。而所依赖的手段，不是别的，是艺术形象对生活作出真实的反映。但是，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关系很复杂，思想正确与描写真实的作品，有时未必一定能够战胜读老的错误思想。 《石头记》续者高鹗，对《石头记》的修改，仿佛只是文学上的，其实正是高鹗在政治思想上和曹雪芹相矛盾的表现。 高鹗宣称：“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干名教。”[2]一心维护封建“名教”的高鹗，对曹雪芹原著的修、改，虽不谬于他自己所崇奉的“名教”，却有谬于曹雪芹那包括谬于“名教”在内的进步倾向。高鹗把曹雪芹的原著说成是“不谬于名教”的东西，这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思想斗争。高鹗对曹著的有些删改，可能因为他不懂得北京方言，不懂得贵族生活。但是有些删改，却分明是存心在削弱原作的进步倾向。如果说他把宝玉回答黛玉让他离开的话“去? 不能”。改为不符合特定的人物关系和特定的心理内容的“要去不能”，只是他没有读懂原著的传神之笔，不过是他态度轻率的表现，那么，他硬添进与曹雪芹相对立的“兰桂齐芳之类的情节，显然是在取消原来创作意图中那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的进步倾向。 曹雪芹原作遭到高鹗粗暴的修改之处很多。比如，写袭人对王夫人表忠那一段话，不论是从袭人说话的动机着眼，还是从袭人说话的效果着眼，不论是从奴才与主子的关系着眼，还是从奴才怎么力图打动主子的心理着眼，这段话都是很有表现力的。可惜，它竟遭到高鹗粗暴的删削。从这种删削可以看出，读者高鹗与作者曹雪芹在艺术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对立。 便是外人看着，也不象一家子的事。俗语说的，“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作有心事，反说坏了。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 原作这些表现袭人怎样捣鬼的话，是在“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表姐妹……由不得叫人‘悬心’”的话之后接着说的。其中那“俗语说的……”等话，对于袭人那仿佛一心是替主子着想，其实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打击了林姑娘而不露痕迹的阴暗心理，对于袭人那摸得透对方心理，因而长于对症下药的性格的刻画，都是富于表现力的。我们只消把这一段话与她在“贤袭人娇嗔箴宝玉”那回书里，怎样力图说服宝玉的那一段话作一比较，更可看出袭人面对与她的关系不同，个性不同的主子，是怎样发挥了用说话征服对方的本领的。在这里，袭人把话说得亦虚亦实，若即若离，闪闪烁烁，符合前人文论对语言艺术所谓“客笔主意，主笔客意”的要求。她这些话有委婉徐疏的长处，没有噜苏累赘的短处。可以说它是字字讲究分量，并非信口开河的。这些话生动地表现了袭人一心要进谗言而又要掩饰其真实动机，既要达到说服主子的目的，又要显得客观地看问题的复杂心理。它至少是切合主奴关系和人物性格的。这段表现力很强的对话，竟被高鹗轻而易举地砍掉了。高鹗所砍掉的，不仅是曹雪芹那善于塑造形象的艺术技巧，而且是曹雪芹那“干涉时事”的思想。这种删削不只表明曹雪芹那“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慨有针对性，而且表明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矛盾，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斗争。 二 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 对于尤三姐是否一贯“干净”的问题，读者高鹗与作者曹雪芹在认识上的矛盾，也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曲折的思想斗争。 尤三姐不受贾琏和贾珍的耍弄，反过来耍弄了这两个对她作了错误估计的“畜生”。这一写得光辉照人的情节，给读者造成了深刻印象。但尤三姐的嘻笑怒骂，引起读者的惊叹之后，不免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尤三姐这么藐视对方，憎恨对方，敢于那么不顾一切?读者高鹗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体现在他对原作另一情节的修改。究竟他的修改和解答，是否高于曹雪芹原作中所包含的解答，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尤二姐和贾琏的关系，高鹗没有作根本性的改动。而尤三姐和贾珍的关系，却被他改动得和原作的情节根本对立。在原作里，先写“当下四人一处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亲说，‘我怪怕的，妈同我到那边走走来。’”接着写“尤老也会意，便真个同他出来，只剩小丫头们。贾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小丫头子们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凭他两个自在取乐，不知作些什么勾当。”到了尤三姐耍弄“同槽”的“二马”以后，除了贾珍与尤三姐继续接触，还写“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打扮得出色，作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哄的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远不舍，迷离颠倒，他以为乐。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说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沽污了去，也算无能。而且他家有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呢，他不知道一日，咱们安静一日。倘或一日他知道了，岂有干休之理，必有一场大闹，不知谁生谁死。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后悔不及。，因此一说，他母女见不听劝，也只得罢了。”不论是按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还是按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来看，尤三姐这种似乎在被动中求主动，其实被动的态度，是并不可取的。她得不到柳湘莲的谅解和信任，造成了自杀的悲惨结局，主要不该她负责。不过，难道可以只怪对方受封建主义的贞操观念的毒害太深吗?问题在于：为什么本来“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作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的尤三姐和柳湘莲订婚以后，却又能那么忠于约言，一改旧态呢?这种转变是有条件的，是合于生活的逻辑的。既然人的性格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为什么尤三姐只能按照高鹗所假定的那么完美无缺呢?高鹗删去了上述情节，把四人吃酒的情节改成这样：“二姐儿此时恐贾琏一时走来，彼此不雅，吃了两钟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贾珍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儿自去。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儿相陪。那三姐虽向来也和贾珍偶有戏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所以贾珍虽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讨没趣。况且尤老娘在旁边陪着，贾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轻薄。”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经高鹗这么一改，尤三姐变得白璧无瑕了。这样一改，尤三姐就成了所谓“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女圣人。这样一改，柳湘莲那只有“那两石头狮子干净”的话，也不过是一种谣言。这样一改，尤三姐的名节保全了，高鹗也就“不谬于名教”了。但是，人物形象是不是改得更完整了呢?这么一改，后来尤三姐引颈就刎，是不是就显得更加壮烈了呢?未必。 高鹗在这一情节上的改动，其实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既表现了他和原作者曹雪芹对实际生活在认识上的分歧，也表现了这位一脑袋封建思想的读者，不信任其他读者认识能力的能动性。 不成问题：“尽信书不如无书”；读者对任何作者，都不应采取随和态度。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究竟曹雪芹在政治上是不是犯了给“烈女”脸上摸黑的错误，在艺术上是不是破坏了形象的完整性，人物的所谓“失身”和后来不怕“拼了这命”，是不是有根本性的矛盾，作品的社会效果是不是只能引起读者的反感或毒害读者的思想?这些问题，是自以为是的高鹗所不能理解的。倘若高鹗这样的读者有权当一个作品审查员，敢写生活真实的作品，想要通过他那求全责备的一关，真是难矣哉。幸好读者与作者的矛盾，结果未必都象《石头记》碰见高举人。当然，也许还有比高举人更为心地狭窄的读者，使不甘于闭着眼睛瞎说一气的作者，遭到远比曹雪芹不幸的打击。 三 我不做这剩王八 只读高鹗修改过的尤三姐事件的读者，有的完全按照一百二十回中的情节，热情写出歌颂这个人物的读后感。署名二知道人的读者，说“尤三姐性情激烈，女中丈夫也。”还说“《易》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其三姐之谓欤?至其相郎也，独具只眼，物色于尘埃中，而自得快婿，岂亦因柳湘莲偶为优孟，有一种激昂忼慷之情，暗投其臭味欤?迨既聘以剑，旋复见疑，举平日之屈抑而不得伸者，一朝发之。苟非自????其颈，不足以表白于天下。”[3]这位读者还认为尤三姐“恨阿姊之失守，隐痛方深。乃贾氏兄弟卤莽皮相，待如其姊”， “致令清白女儿，无以自剖，宜其媚怒娇嗔，佯狂作态，旋玩纨挎儿，直登场傀儡、入袋猢狲耳。”[4]就一定范围来说，这篇读后感是理由充足、爱憎分明的。如果这个读者读过八十回抄本，他还会不会为高鹗的修改叫好呢?不论高鹗的改动多么能够切合形而上学的读者的兴趣，能不能因而认为曹雪芹原来的写法犯了错误。看来曹雪芹的写法并未脱离封建社会的复杂情况，也无损于尤三姐那所谓“女中丈夫”的性格。“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曹雪芹没有背离世界上客观事物的历史真实。他并不是在歌颂尤三姐的“失身”，而是在歌颂她那翻然悔悟、坚守诺言这种已经发生变化的性格。而且他的这种写法，并没有削弱对纨侉贾珍之流的着力抨击。 熟悉封建社会的思想家鲁迅，批判腐朽的封建思想时指出：“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5]鲁迅这一论断，和他在《阿Q正传》里对“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的讽刺相呼应。对于认识高鹗改书的行为，很有启发作用。高鹗的改书，也就是“补过无及”的尤三姐“不值得说”的一个实例。看来同是读者的脂砚斋，在这一问题上比高鹗的观点客观得多。脂评对此虽也不免流露封建气味，但他对尤三姐改变生活方式的评价却是中肯的。“尤三姐失身时，浓装艳抹，凌辱群凶。择夫后，念佛吃斋，敬奉老母。能辨宝玉，能识湘莲，活是红拂、文君一流人物。”这样的尤三姐，仍然得不到高鹗的谅解，间接受了程朱徒孙的徒孙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的打击。不许原作中的尤三姐忏悔和补过，而把情节改成“老鸹窝里出凤凰”，三姐从来就一尘不染，干净洁白，起点真够高了。不过，这样一来，也产生了麻烦。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她那么干净，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放荡的形式，来玩弄那一对“畜生”?这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逻辑性方面，就不避免引起新的问题。 尤三姐在生活上，当然不及鸳鸯、晴雯干净。但在思想上，后二人未必比她干净。她们三人都不象无瑕的美玉，都没有排除地主阶级思想的毒害。看来曹雪芹对自己所歌颂的人物，不搞主观主义的臆想。在一脑袋的孔孟之道的高鹗看来，鸳鸯反抗贾赦未必是她性格的主导方面。也许为了美化她，硬要派她殉主，还要绵上添花，让贾赦带头在她灵前致敬。这和高鹗让尤三姐十分干净一样，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也许高鹗为了把鸳鸯的思想拔高，其结果是把曹雪芹笔下的鸳鸯贬低了。高鹗把曾经“随和”过的尤三姐，改为从来没有“随和”过，却把并不“随和”的鸳鸯，改成很“随和”的奴才，这是为什么?撇开思想立场不谈，单说思想方法，在对尤三姐的认识上，高鹗和柳湘莲同样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柳湘莲硬说“东府里除了那两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他断定尤三姐今后也不会干净，宣称“我不做这剩王八”。高鹗的改书表明，他和柳湘莲看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娘胎生出来的。柳湘莲见尤三姐自杀，后悔自己的不知人，高鹗连柳湘莲这一点客观态度也没有。凤姐听兴儿说尤三姐抹了脖子之后，说了刻毒攻击尤三姐的风凉话，为柳湘莲的“造化”叫好，说他“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根本不承认尤三姐已经变得“干净”。高鹗和凤姐一样，不懂也不承认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对立面转化。文艺欣赏的思想斗争是够复杂的，读者转化为作者的高鹗的改书，至今仍可得到一些读者的支持。读者与作者的矛盾永远存在，读者与读者的矛盾也永远存在。 四 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 举人高鹗的见识，不见得比“浪荡子”贾琏高明些。关于尤二姐的“失身”，贾琏说：“谁人无错，知道必改就好。”但在高鹗眼里，封建社会妇女，“有了一个淫字，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攻击一点，不顾其余，不准别人改正错误，持这种观点的人又何止一个早已变鬼的高鹗? 作者曹雪芹比读者高鹗高明之处，在于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如果一味地抱着封建道德的标准看人看事，不只尤三姐不值得同情，连比她“干净”的金钏是否值得同情，也是成问题的。金钏投井自杀是被迫害者对地主阶级的一种抗议，但她被撵出贾府之前，曾经跪地哀求王夫人把她留下：“太太要打要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呢!”如果曹雪芹把金钏的哀求改成理直气壮的抗议，比如说按鸳鸯那种抗议形式来写金钏，是否就算是什么深化主题，突出主题呢?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然，高鹗不会反对奴隶主义，所以他没有象改变尤三姐性格那样去改变奴隶金钏的性格。他那封建主义的思想，还表现在对鸳鸯性格的修改。本来，曹雪芹笔下的鸳鸯，性格的主导方面是反对封建压迫的，鸳鸯是读者所称赞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反抗者。但在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里，她却成了一个殉主的“死丫头”。在曹雪芹笔下，受人玩弄也玩弄人的尤三姐，由软弱变成坚强。在高鹗眼里，鸳鸯却应当由坚强变为软弱。曹雪芹与高鹗之间，形成了作者与读者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关系，是一种说服与被说服的关系，而不应当是强迫命令与被迫“听话”的关系。所以就作者对读者的责任来说，应当适当的诱导对方，促其自愿地接受作品里的思想。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可以完全一致，正确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必须统一。不过，无论多么完美的艺术形式，对于头脑僵化的读者的教育，也是无能为力的。曹雪芹描写贾琏哭尤二姐的那段文字，揭露了凤姐与其他人的矛盾，对以我划线的凤姐性格的刻画，应当说是完美的艺术形式。但它对读者高鹗不起作用，被他大段地删掉了。 ……揭起衾单一看，只见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贾琏又接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得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贾蓉忙上来劝：“叔叔，叹着些儿，我这个姨娘自己没福。”说着又向南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会意，只悄悄跌脚说；“我忽略了。终久对出来，我替你报仇。” 且不说贾琏的话对后三十回是否有伏线意义，单说对他在凤姐淫威之前那种复杂心理的描绘，已经达到了很不一般化的高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用曹雪芹自己的话来说，是可能“亦令世人换新眼目”的。曹雪芹尊敬读者的需要和兴趣，力图为他说服读者创造感人的艺术条件。可是这一切，对于并非知己的高鹗这个读者来说，却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 由于立场、观点、态度、方法以至当时的注意点不同，对于同一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认识，读者可能与作者的认识相对立，可能形成读者与读者之间在认识上的矛盾。贾宝玉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的作品，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正如凤姐说笑话得到贾母等人的欣赏而引起黛玉以至宝钗那不怎么肯定的批评，正如有人喜爱拚命三郎石秀，有人却说他心太狠了，正如多数人强调《威尼斯商人》的喜剧性，有人却强调它的悲剧性那样，人们对凤姐美丑、善恶的判断的对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形象的确定性。 五 卿何薄命 读者与作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在认识上可能一致，也可能对立。高鹗对曹雪芹原著的某些删改，就是这种对立的表现。但是读者高鹗，不能代表热爱《红楼梦》反封建倾向的广大读者。这一现象说明，读者与读者之间，对于反映在作品中的现实的认识，有统一的一面，可以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所谓合作，当然不是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象曹雪芹接受脂砚斋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那样，作者直接接受读者的影响。我只不过是说，当读者认识作者反映的生活时，可能得出基本上与作者的认识相一致的判断。我们不妨从有差别的角度，重复引用我已经引用过的情节——宝玉和黛玉怎样修改《荚蓉诔》，来看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可能统一及其原因。 作者宝玉经过读者黛玉的启发，经过与黛玉的共同商讨，他先将“芙蓉诔”里“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垄中，女儿薄命”改成了“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环薄命”。仍觉不妥，最后好象来了“灵感”，将这四句定稿为： 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 这里的一个“卿”字，在黛玉心理上由晴雯转化为自己，所以她“移神变色”，心中产生了“无限的狐疑乱拟。”这一现象表明，当欣赏者是作品所再现的生活的“个中人”时，就可能成为特定情节的“解味”之人。黛玉被这四句话打动了心，这表明她是宝玉作品的“个中人”。当然，一般的作者与一般的读者的关系，不象修改《芙蓉诔》的宝玉与黛玉这样特殊的关系，欣赏者不都是黛玉这样敏感的“个中人”。所以我想再次指出，所谓“个中人”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尽管宝玉和黛玉之间，具备了知己的密切关系，但他们也常常发生冲突。举例来说，“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那回书里，宝玉对黛玉的安慰，当成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来看，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宝玉不了解黛玉为什么“触物伤情”的原因，反而在宝钗送来的这些东西上做起文章来：“那里这些东西，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呵?”结果碰了钉子——“黛玉也不答言。” 不用说，这一细节表现了宝玉和黛玉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矛盾。但是，如果把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关系作为一种思想教育的关系来认识，那么，从创作者的主观动机来说，如何在征服读者这一任务之前，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取得他们那由衷的配合，乐于接受作者的宣传，即取得教育的效果呢?我觉得，办法只有一个：真实地、生动地反映客观的实际生活和斗争。 把文艺欣赏当做接受教育的过程来考察，它实际上是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一种认识活动。把文艺创作当做教育群众的思想工具来考察，它只能是对生活和斗争作出真实和生动的再现。所谓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缺乏仿佛生活本身一样具体的、个性鲜明的形象，作品就不具备可能调动读者乐于去认识它的兴趣，不具备供读者认识的感性的对象性，也就是没有给欣赏者创造接受教育的客观条件。人物是不是典型的，情节符合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性，这一切正是艺术创作能不能在欣赏与创作这种思想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的先决条件。 宝玉创作的“芙蓉诔”，并不是为了要感动黛玉。所以黛玉的敏感，宝玉竟然丝毫没有查觉。从宝玉创作的主观动机来看，不过是祭一个被封建制度吞噬了的丫头，可是这样的作品，却使一个小姐产生了“共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芙蓉诔”相应地概括了黛玉的命运。在封建社会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给多少青年男女造成了终生遗恨。反抗父母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他们的奋斗常常只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在封建社会里，发出“我本无缘”， “卿何薄命”的哀叹的，岂止是贾宝玉这么一个人。面对“我本无缘”，“卿何薄命”艺术品而“移神变色”的欣赏者，又岂止是黛玉这样的一个不幸者。作者宝玉虽然尚未觉察读者黛玉因他的作品所激动起来的复杂心情，但宝玉的作品曲折地概括了读者黛玉对生活的感受，所以作者写来祭别人的《芙蓉诔》，客观效果就这样成为祭她(黛玉)的作品，促使这位读者进一步认识了她自己那不幸的命运。 六 填粪窖可也 上一章我就曾谈到，尽管对同一部作品众说纷纭，但作品总有它那不以读者为转移的客观标准。我们一再强调，符合生活真实的形象，才是文艺创作的战斗作用的基础。所谓符合生活的真实，是指作品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了生活的本质，而不是对任何可以感知的生活现象，作毫无取舍的机械的模写。一部作品只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那么，尽管欣赏者对它的看法不一，甚至不免遭到诽谤和攻击，甚至被列为禁书，这一切都不能抹杀作品的伟大成就。《红楼梦》不就是如此吗?曹雪芹在书中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某些本质方面，符合历史的真实，因此尽管这部书问世以后遭到了许多非难与歪曲，但它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仍不失为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一本宝贵的教科书。 一位青年同志对我谈起与此有关的问题。他说起了鲁迅的《伤逝》和胡适的《终身大事》，尽管《伤逝》发表之后也曾引起人们的非议，《终身大事》问世之后也曾得到过赞誉，但是，五十年后，《伤逝》仍然闪烁着反封建的光辉，而《终身大事》却只是被当作反面教材的时候才有人提起。为什么?因为一部作品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不摧毁封建制度，婚姻自由只是一个幻影；另一部作品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将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写成了嘻嘻哈哈的儿戏。历史无情，人民有眼，不会冤枉哪一个态度严肃的作家。 脂评虽有不少酸得可以的错误论点，但他那些反对艺术教条主义的言论却有不少可取之处。比如，针对第二十回描写湘云咬舌的情节，评道：“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脂砚斋这一段评论，借题发挥，批判了抽象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批判了那种违反生活的真实的主观主义的艺术方法。事物总是相对的，总要一分为二的，这是生活的真实，是生活本身的逻辑。一切违反了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读者难免觉得有它不多，无它不少。脂评所称赞的生动描绘是这样的： 湘云 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 黛玉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 “么爱三四五”了。 宝玉 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 实在可惜，曹雪芹如此宝贵的创作经验，却没有留下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不知是因为他保守，还是因为他谦虚，还是因为其它的社会原因。但他能够按照生活的真实刻画人物，所以尽管他写了人物的“陋”处，读者觉得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符合生活的逻辑的，可信的，所以，就连这“陋”处也可能引起读者的美感。 七 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 强调诗词“境界”的重要的王国维，批评姜白石词作格调高而没有在意境方面下功夫， “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6]自己也会作词的王国维，作为诗词的读者，提出“言外之味”和“弦外之响”的重要，这种提法反映了文艺欣赏的能动性。但读者的个性不同，各人所获得的“味”或“响”，都不能没有特殊性。 在准扬林府当教席的贾雨村，漫游时到了山野古庙智通寺。偶见山门两旁那一副破旧的对联，引起他的独特感受。对联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对联引起他走进庙里去探访和尚的愿望，他的感受反映了他这个曾丢过官的危色的特殊经历： 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 一般地说，这副对联的基本内容，无非是在宣传“及早回头”，“回头是岸”的道理。但把贾雨村对它的反应当做一种文艺欣赏与创作的关系来考察，“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一语，表明这副对联所包含的一般的道理，对于贾雨村这个“翻过筋斗”的读者，具备了强烈的吸引力。贾雨村那“翻过筋斗”的特殊经历，是大家知道的——贪酷舞弊，恃才侮上， “被上司寻了个空隙”，遭到革职处分。看来他的这种经历，是这副对联能够引起他的共鸣的客观原因。当然，贾雨村并不因为读了这副对联，就真的要“缩手”与“回头”了。他后来投靠贾府．复职升官，妄断葫芦案，可见这副对联对他并未产生改变他固有思想的作用。但是他能够指出这副对联的作者是一个“翻过筋斗来的”，可见他既是一个欣赏者，也是一个批评家。欣赏者可能同时就是批评家。贾雨村这句批评，是通过欣赏活动得来的。他的批评，只限于说明作者的生活实践必然作用于创作的道理，他并未进一步欺骗他自己，假装说他因此深受感动，一定要“缩手”与“回头”。不论如何，贾雨村看了这副对联所引起的感想，不仅表明欣赏与批评的一致性，也表明创作和欣赏或批评的联系，都是以双方的生活实践为基础的。 要从《红楼梦》本身了解欣赏与批评的关系，比较突出的事例仍然要算贾母之于鼓书《凤求鸾》的批评。贾母的“论文”，我在第十四章曾经大段地摘引过，这里不再重复。贾母作为鼓书的批评者，她所发表的批评足以充分证明，文艺欣赏与文艺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非常明显，贾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了维护“陈腐旧套”的生活方式，才反对“这样书”里那文艺形式方面的“陈腐旧套”的。贾母的话作为批评，断定编书者的创作动机是为了“污秽人家”。至于作品的效果，在贾母看来，更是一无是处的。贾母指责和咒骂作者“诌掉了下巴”的那些批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歪曲现实”。她这种批评虽然十分武断，但应当承认她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的确算得上是鲜明的。脂砚斋在这一回书前面，片面强调贾母的批评在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回楔子内云，古今小说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犹未泄真。今借老太君一写，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脂砚斋作为《红楼梦》的读者，紧接着说：“凤姐乃太君之要紧陪堂，今题‘斑衣戏彩’，是作者酬我阿凤之劳，特贬贾珍、琏辈之无能耳。”这些话作为文艺批评，如果不是一种调侃，那就分明暴露了脂砚斋拥护封建主义的立场。这一现象再一次表明，不论作品内容的进步性如何，小说读者作为批评家，完全有可能象贾母或脂砚斋这样，发表一通“诌掉了下巴”的批评。这种批评虽然抹煞不了小说的价值，却也会象贾母的批评引起凤姐之流的见风使船那样，在思想斗争中造成混乱的。我想，不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不论是贾雨村这样的投机家，还是坚持“我之襟怀”的曹雪芹，既然要写作品或发表意见，“翻筋斗”的遭遇难于避免，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正确对待。 在第三十八章里，我曾引用过黛玉看戏所发表过的观感。我把她那种由《男祭》所引起的观感，当作文艺批评来读，分明觉得这是表现了她与宝钗、宝玉的关系的个性(特殊性)的。作者曹雪芹，偏偏要选用这一与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密切联系的剧目，其最显著的目的，看来是为了多方面地塑造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而另外的那些有关人物活动的剧目的选用，例如贾母给宝钗做生日，当宝钗奉命点了这一出《西游记》里的戏之后，凤姐奉命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这，是不是作者仅仅为了表现凤姐的个性特征，表现她比宝钗更善于掌握贾母的审美趣味——“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而没有什么“言外之意”，“弦外之响”的呢?譬如说，作者是不是借此讥讽一下那开当铺的薛家呢?关于这，我可不敢信口开河，断言曹雪芹一定“别有用心”。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刘二当衣》这出逗人笑的折子戏的具体内容。但我确信，作者精心结构的这部小说，随处都具有令人既可得到美的享受，也能引起深入思考的生动环节。这些环节，也是检验文艺批评究竟是不是符合实际的客观根据。 [1]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2] 高鹗：《红楼梦》·序，见程甲本卷首。 [3]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95—96页。 [4]同上。 [5]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07页。 [6]王国维：《人间词话》，四二。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九章 原载：《论凤姐》第三十九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