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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文本中女性声音的传播 ——对《红楼梦》文本传播实践的女性主义解读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高晓瑜 参加讨论

    一
    打破沉寂之时,正是真正理解沉默之日。
    一旦学会语言,才发现身在语言之外。
    ———谢拉·罗伯森《女人的意识,男人的世界》
    女性主义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92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的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这部著作对女权主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门大开,西方各种流派理论的涌入,在批评实践中,以“女性意识”作为话语的“核心能指”,必然使“声音”这个词受到重视。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涉及作为读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女性的话语,即对男性文本的重新解读。第二种涉及作为作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女性话语,即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显然只偏重于第二种类型,将男性作家创作基本上排斥在批评视野之外,完全忽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声音的传播。“孤立地研究女性,会强化这样的信念,即男性的历史与女性的历史毫不相干。”事实上,主体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没有脱离历史文化纯粹的女性自我,再者,完全撇开男性文本,就女性写作论女性写作,未免陷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因为有差异的存在,意义不可能真正独自存在,意义只不过是通过潜在的不断指向其他‘缺席能指’的过程中建造出来的。”
    法国女性主义论者艾莲娜·西克苏说:“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表现,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西克苏反对把作者的性别混同于他或她所写的东西的“性别”,也就是说,男性作家写出女性的声音也并不值得奇怪。波伏瓦也指出:“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再比男女在个人水平上的差别更重要。”作为男性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应该是研究女性声音在男性文本中如何传播不应忘却的文本。
    二
    男性下意识有女性,女性下意识有男性。
    ———雨果
    曹雪芹《红楼梦》中(第三回)对贾宝玉外貌神情是这样描写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睛如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如果只看这一段文字,并不说明对象是谁,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位千金小姐,而不可能是一位男性主人公,而这就是对贾宝玉的外貌的刻画,以致使当宝玉被花枝隐住,刚露出来半个脸时,龄官错把他当成丫头:“多谢姐姐提醒了我。”就连天天看着宝玉的老祖宗,也有“眼越发花了”的时候,指着宝玉问“:那又是哪个女孩儿?”作者对其女性化的描写,并非出于作者失误,而是大有深意的。他如此神态外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女孩子的心理要求相符合。
    在贾宝玉对自己居处怡红院的选择来看,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西府海棠叫“女儿棠”,俗传“女儿国”中生长最旺盛“,此花红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故以‘女儿’命名。”怡红院以“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的“女儿棠”点缀,从侧面反映了怡红院之建筑、布置的风格大有女儿之风的特点,而且,从宝玉对贾珍书房颇有用世之意的布置的厌烦,和对温润香软的女性居室的喜好,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宝玉性格的一些特点。
    宝玉搬进大观园,自然接受了女孩子的人格规范,对宝玉性格形成很有影响的环境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如果不让他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一群女孩子之中,而凭空生成和定型为这样的性格,那才是不合逻辑的臆造。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女儿的品性标准来规范自己,进而使他的外在言行表现出较明显的女性化性格。
    贾宝玉对外界事物的变化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这一点类于女性。别人看来非常正常的东西,却在他心灵的湖面上激起洪波巨澜,看到落红遍地随风铺卷,他会收拾残红付诸清流,让它们找到一个清净的归宿。
    比起女孩子来,男孩子都有更多的独立倾向,但伴随这种独立而来的是孤独。宝玉渴盼着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但他又无法忍受随之而来的孤独感。独立与依赖的矛盾是深藏在宝玉性格当中的。他的异性观也受此影响。在男人圈子里的不安全感,使他不得不在女人圈内寻找宽慰和庇护,这种心理促成了宝玉最基本的男女观和他的女性化性格。
    那么,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在传播实践中,作为男性作家,他们在文本中发出女性声音时,女性声音与男性话语是否能够共同存在一个语境中?是否不会发生冲突?男性作家是否能够完全摈弃男性意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我们应如何看待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的人物。在贾府里,探春的才干是有目共睹的,在她的思想性格里,她很是遗憾自己不是一个男子。在理家时,她曾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去了,立一番事业,那时我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基本上人的看法是:探春这种思想蕴蓄着一种妇女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走向社会自立功业的进步意识。但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话里包含的渗入女性骨髓的对性别歧视(对自身歧视)的天经地义般的肯定。小说里的另一位人物王熙凤,她是从小被当成男的养的。不知大家有没有在她的名字里发现了什么“?凤”是传说中的鸟王,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对于她的名字,笔者也认为饶有嚼味。还有湘云,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红楼梦》里的最豪放不羁的人物,她虽说有许多方式证明自己不比男的差,但是她也免不了要“穿男装”,这就是对男性文化的认同。小说里称探春和王熙凤是“脂粉英雄”,也正是由于男性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性别的歧视。“英雄”就是“英雄”,何必多出了“脂粉”二字,“英雄”人物难道就指的是男性吗?一方面,男性作家曹雪芹使其文本中的女性发出她们的声音,极力使自己成为她们的完全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在女性声音传播的背景和缝隙处,曹雪芹又不期然地进行着鲜明的男性观的传播。男性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这样的文本中传播女性声音凸显自己的自觉努力的同时,男性话语的存在则显示出传统文化的沉潜与观念更新的艰难。
    三
    将月亮黑暗的那一面纳入我们的世界观。
    ———卡罗琳·海布伦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讲述到远古的人类。他认为,从前的人类分为3种:男人、女人和阴阳人,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孔,两副四肢,是由现在的两个人合成的。宙斯因为害怕人的力量,又不想灭绝人类,便将人劈成了两半,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从此,人类便开始了寻找另一半的历程。这便是人类的爱情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人类只有找到他的失去的另一半,才是完整的人。我们可以引申到传播学领域,也就是在传播实践中,文本中要达到两性和谐的传播生态。
    生物学意义的性别(Sex)也许是不可逾越的,而社会学意义的性别(Gender)则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关注的性别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就应该承认性别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仅仅具有文化属性而并无自然属性。人类既然创造了它,人类也有能力来克服它,并且这种克服完全可以双向进行:女性固然可以争取摆脱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助之手。贾宝玉体贴每一位女孩子,“成为女孩们中的一员”,并“把心使碎”。他怕吓着麝月,又怕冻着晴雯,担心紫娟衣服单薄,又恐怕香菱污了裙子不好交待,没事可做时欣然为麝月篦头。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提醒她已被雨水淋湿,而全然忘却自己也被浇成了“落汤鸡”。他在丫鬟们面前从来不摆主子的架子,在小姐们跟前,从来不刻意维护自己“爷们儿”的尊严,而是处处为她们着想,讨她们的欢心。因此,我觉得曹雪芹就在《红楼梦》中进行着克服男女两性的努力。
    在传播学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主义批评应该不只对女性文本现象感兴趣,它还应该适用于男性文本,用“两性和谐”理想生态模式解构一切文本,有助于净化冲突的人性,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化。这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进行着这样男女两性之间的调节,尽量化解矛盾,当男性压迫女性时,他就会义无返顾地帮助女性。但是,毕竟,文本从两性对抗迈向两性对话和和谐需要牵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多重因素。因此,曹雪芹在文本中发出女性声音时也不时地受到男性话语的束缚。
    文本中声音的传播或雄化或雌化都是不健康、不完全的传播形态。据考古发现证明,母系制社会里男女是平等相处的。男人与女人之间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亲密的伙伴关系。里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中详细地叙述了这种考古事实。据本世纪7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文化的源头是以女性为代表的圣杯文化;女人,象征着生命、自然、爱、和平、发展,她不仅属于男人,也属于全人类。以剑为维系的统治关系虽然取代了以圣杯为维系的伙伴关系,但是圣杯文化却从未彻底摧毁,她在世世代代的女人以及多数的男人心底常存。
    结语
    有了声音(voix)便有了路(voie)可走。
    ———露丝·伊里盖蕾
    当代女性主义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文本,其中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灌耳的了。事实上,生而为女性却不一定奏出具备了理想女性意识之音,生而为男性却并非不作浸润了文化恋母情结的女性之声。女性声音虽然只是传播者的一种女性模仿,但那毕竟代表着作者对一种观念的理性追寻。何况完全的模仿不再是模仿,而是事物本身。
    今天,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理论的影响,其中最重大的理论是女性生态学,她们的理论规划之一是,建构人类同自然、同动物之间新的关系的思维模式,即按照自然规律平等地承担责任,形成“对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福祉的共同关注”、互相依存的新的联盟。我们并不强调生理上的差别,生理上的差别已经不重要,只是一个象征,男和女都是人,男与女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宇宙文化包括男女两性的文化,应该用全面的视野来看待宇宙文化,注重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和谐发展。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文本,特别是男性文本,不可忽视:在传播实践中,女性声音在传播中要达到的新形态———两性和谐的传播生态。
    参考文献:
    〔1〕 李岩.媒介批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宇.男性文本:女性主义批评不该忘却的话语场地.文艺评论,2003,(2).
    〔5〕 王宇.本土话语资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河北学刊,2003,23(5)
    .〔6〕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8〕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9〕王玉兰.为了共同的蓝天———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柳州师专学报,2000,15(1).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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