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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破沉寂之时，正是真正理解沉默之日。 一旦学会语言，才发现身在语言之外。 ———谢拉·罗伯森《女人的意识，男人的世界》 女性主义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92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的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这部著作对女权主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门大开，西方各种流派理论的涌入，在批评实践中，以“女性意识”作为话语的“核心能指”，必然使“声音”这个词受到重视。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涉及作为读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女性的话语，即对男性文本的重新解读。第二种涉及作为作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女性话语，即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显然只偏重于第二种类型，将男性作家创作基本上排斥在批评视野之外，完全忽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声音的传播。“孤立地研究女性，会强化这样的信念，即男性的历史与女性的历史毫不相干。”事实上，主体是历史文化建构的结果，没有脱离历史文化纯粹的女性自我，再者，完全撇开男性文本，就女性写作论女性写作，未免陷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因为有差异的存在，意义不可能真正独自存在，意义只不过是通过潜在的不断指向其他‘缺席能指’的过程中建造出来的。” 法国女性主义论者艾莲娜·西克苏说：“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表现，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西克苏反对把作者的性别混同于他或她所写的东西的“性别”，也就是说，男性作家写出女性的声音也并不值得奇怪。波伏瓦也指出：“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再比男女在个人水平上的差别更重要。”作为男性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应该是研究女性声音在男性文本中如何传播不应忘却的文本。 二 男性下意识有女性，女性下意识有男性。 ———雨果 曹雪芹《红楼梦》中（第三回）对贾宝玉外貌神情是这样描写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睛如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如果只看这一段文字，并不说明对象是谁，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位千金小姐，而不可能是一位男性主人公，而这就是对贾宝玉的外貌的刻画，以致使当宝玉被花枝隐住，刚露出来半个脸时，龄官错把他当成丫头：“多谢姐姐提醒了我。”就连天天看着宝玉的老祖宗，也有“眼越发花了”的时候，指着宝玉问“：那又是哪个女孩儿？”作者对其女性化的描写，并非出于作者失误，而是大有深意的。他如此神态外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女孩子的心理要求相符合。 在贾宝玉对自己居处怡红院的选择来看，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西府海棠叫“女儿棠”，俗传“女儿国”中生长最旺盛“，此花红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故以‘女儿’命名。”怡红院以“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的“女儿棠”点缀，从侧面反映了怡红院之建筑、布置的风格大有女儿之风的特点，而且，从宝玉对贾珍书房颇有用世之意的布置的厌烦，和对温润香软的女性居室的喜好，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宝玉性格的一些特点。 宝玉搬进大观园，自然接受了女孩子的人格规范，对宝玉性格形成很有影响的环境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如果不让他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一群女孩子之中，而凭空生成和定型为这样的性格，那才是不合逻辑的臆造。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女儿的品性标准来规范自己，进而使他的外在言行表现出较明显的女性化性格。 贾宝玉对外界事物的变化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这一点类于女性。别人看来非常正常的东西，却在他心灵的湖面上激起洪波巨澜，看到落红遍地随风铺卷，他会收拾残红付诸清流，让它们找到一个清净的归宿。 比起女孩子来，男孩子都有更多的独立倾向，但伴随这种独立而来的是孤独。宝玉渴盼着不受他人控制的自由，但他又无法忍受随之而来的孤独感。独立与依赖的矛盾是深藏在宝玉性格当中的。他的异性观也受此影响。在男人圈子里的不安全感，使他不得不在女人圈内寻找宽慰和庇护，这种心理促成了宝玉最基本的男女观和他的女性化性格。 那么，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在传播实践中，作为男性作家，他们在文本中发出女性声音时，女性声音与男性话语是否能够共同存在一个语境中？是否不会发生冲突？男性作家是否能够完全摈弃男性意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我们应如何看待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的人物。在贾府里，探春的才干是有目共睹的，在她的思想性格里，她很是遗憾自己不是一个男子。在理家时，她曾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去了，立一番事业，那时我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基本上人的看法是：探春这种思想蕴蓄着一种妇女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走向社会自立功业的进步意识。但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话里包含的渗入女性骨髓的对性别歧视（对自身歧视）的天经地义般的肯定。小说里的另一位人物王熙凤，她是从小被当成男的养的。不知大家有没有在她的名字里发现了什么“？凤”是传说中的鸟王，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对于她的名字，笔者也认为饶有嚼味。还有湘云，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红楼梦》里的最豪放不羁的人物，她虽说有许多方式证明自己不比男的差，但是她也免不了要“穿男装”，这就是对男性文化的认同。小说里称探春和王熙凤是“脂粉英雄”，也正是由于男性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性别的歧视。“英雄”就是“英雄”，何必多出了“脂粉”二字，“英雄”人物难道就指的是男性吗？一方面，男性作家曹雪芹使其文本中的女性发出她们的声音，极力使自己成为她们的完全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在女性声音传播的背景和缝隙处，曹雪芹又不期然地进行着鲜明的男性观的传播。男性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这样的文本中传播女性声音凸显自己的自觉努力的同时，男性话语的存在则显示出传统文化的沉潜与观念更新的艰难。 三 将月亮黑暗的那一面纳入我们的世界观。 ———卡罗琳·海布伦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讲述到远古的人类。他认为，从前的人类分为3种：男人、女人和阴阳人，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孔，两副四肢，是由现在的两个人合成的。宙斯因为害怕人的力量，又不想灭绝人类，便将人劈成了两半，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从此，人类便开始了寻找另一半的历程。这便是人类的爱情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人类只有找到他的失去的另一半，才是完整的人。我们可以引申到传播学领域，也就是在传播实践中，文本中要达到两性和谐的传播生态。 生物学意义的性别（Sex）也许是不可逾越的，而社会学意义的性别（Gender）则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关注的性别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就应该承认性别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仅仅具有文化属性而并无自然属性。人类既然创造了它，人类也有能力来克服它，并且这种克服完全可以双向进行：女性固然可以争取摆脱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助之手。贾宝玉体贴每一位女孩子,“成为女孩们中的一员”，并“把心使碎”。他怕吓着麝月,又怕冻着晴雯，担心紫娟衣服单薄,又恐怕香菱污了裙子不好交待，没事可做时欣然为麝月篦头。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提醒她已被雨水淋湿,而全然忘却自己也被浇成了“落汤鸡”。他在丫鬟们面前从来不摆主子的架子,在小姐们跟前,从来不刻意维护自己“爷们儿”的尊严,而是处处为她们着想,讨她们的欢心。因此，我觉得曹雪芹就在《红楼梦》中进行着克服男女两性的努力。 在传播学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主义批评应该不只对女性文本现象感兴趣，它还应该适用于男性文本，用“两性和谐”理想生态模式解构一切文本，有助于净化冲突的人性，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化。这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进行着这样男女两性之间的调节，尽量化解矛盾，当男性压迫女性时，他就会义无返顾地帮助女性。但是，毕竟，文本从两性对抗迈向两性对话和和谐需要牵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多重因素。因此，曹雪芹在文本中发出女性声音时也不时地受到男性话语的束缚。 文本中声音的传播或雄化或雌化都是不健康、不完全的传播形态。据考古发现证明，母系制社会里男女是平等相处的。男人与女人之间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亲密的伙伴关系。里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中详细地叙述了这种考古事实。据本世纪7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文化的源头是以女性为代表的圣杯文化；女人，象征着生命、自然、爱、和平、发展，她不仅属于男人，也属于全人类。以剑为维系的统治关系虽然取代了以圣杯为维系的伙伴关系，但是圣杯文化却从未彻底摧毁，她在世世代代的女人以及多数的男人心底常存。 结语 有了声音（voix）便有了路（voie）可走。 ———露丝·伊里盖蕾 当代女性主义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文本，其中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灌耳的了。事实上，生而为女性却不一定奏出具备了理想女性意识之音，生而为男性却并非不作浸润了文化恋母情结的女性之声。女性声音虽然只是传播者的一种女性模仿，但那毕竟代表着作者对一种观念的理性追寻。何况完全的模仿不再是模仿，而是事物本身。 今天，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理论的影响，其中最重大的理论是女性生态学，她们的理论规划之一是，建构人类同自然、同动物之间新的关系的思维模式，即按照自然规律平等地承担责任，形成“对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福祉的共同关注”、互相依存的新的联盟。我们并不强调生理上的差别，生理上的差别已经不重要，只是一个象征，男和女都是人，男与女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宇宙文化包括男女两性的文化，应该用全面的视野来看待宇宙文化，注重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和谐发展。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文本，特别是男性文本，不可忽视：在传播实践中，女性声音在传播中要达到的新形态———两性和谐的传播生态。 参考文献： 〔1〕 李岩.媒介批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宇.男性文本：女性主义批评不该忘却的话语场地.文艺评论，2003，（2）. 〔5〕 王宇.本土话语资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河北学刊，2003，23（5） .〔6〕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 〔8〕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9〕王玉兰.为了共同的蓝天———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柳州师专学报，2000，15（1）.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原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