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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探究再掀热潮，对《红楼梦》的研究从研究作品本身的文学话语、艺术手法到研究它在流传过程中的流变；从深入作品挖掘创作思路、文学底蕴到走出国门研究作品的翻译、比较，对《红楼梦》的研究也从“新解”“重读”发展到了“颠覆”“反思”……可以说，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大众社会，“红楼热”现象都引发了众多的思考。 在红学研究中，人物原型派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显学”，多年以来，周汝昌、刘心武等多位学者都从人物原型下手，对红楼里的人物以及红楼外的作者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也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人物的原型揭秘到家族命运的对应再到大观园的景象复原，原型探索派的研究越发深入也越发逼真，说实话，我本人最早接触红学研究性文章也多为这一派的理论成果。但是随着对杨绛先生《记钱钟书与〈围城〉》文章的阅读以及自己探究的深入，我在内心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能否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应这一问题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与反思。原型探索派的成果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红楼梦》里的人物是否真的有原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原型说”呢？本文将从对另一部经典著作———《围城》的探究入手，反思当下的“原型探究热”。 《红楼梦》是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醒目的句号和感叹号，它深沉蕴藉地展示封建时代现实人生壮丽的悲剧。而《围城》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缩影，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现代文明的弊端。从创作年代来看，《围城》的写作时间距离我们较近，有关作者及创作背景的记述也较多较准确，希望通过这次的探究，可以对《红楼梦》的探究产生一些帮助。 一 在当代中国，对于“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个命题，可以说每个人都不陌生，毛泽东同志也曾经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点阐述过这个命题。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的确有很多作品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个命题，其中，从文学体裁上讲，对于这个命题实践的最好的可能还要数小说。 古今中外有很多小说作品都被打上了“自传体”的印记，其中的很多情节、人物都有着其公认的原型。比如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他从一个半孤儿在充满痛苦和暴力的家庭艰苦生存，到走上社会辛苦奋斗并追求理想的经历。又如我国“山药蛋派”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的经典形象小二黑、李有才也分别有其明确的原型———山西省左权县横岭村人农民岳冬至、李有才。再如当代重要作品《平凡的世界》，也是作家路遥以自身和他人如他的弟弟王天乐等人的经历为原型，以真实的时间和历史为背景，用纵横捭阖、挥酒自如的现实主义手法所创作出来的。 二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文学创作是以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为出发点的，历来优秀的作品往往都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真实。但是，是不是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和现实一一对应且分毫不差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荣格关于文学原型的研究认为：原型指的是集体无意识中一种先天倾向，所谓的原型是“一种从不可计数的千百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积淀物，一种每一世纪仅增加极小极少变化和差异的史前社会生活的回声”，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也就是通过人类祖先在漫长的实践活动中，保留在人类精神中的“种族记忆”或“原始意象”。也就是说，原型更多的是现实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选择性的投射，可能是很多人乃至很多代人的生活经验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积淀性的反应。 当然，为了文学创作的需要，作者很可能在使用这个意象的时候已经对他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比如刚刚提到的《小二黑结婚》中的真实的“小二黑”，并不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里面描述的那样“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愿和自由恋爱的“小芹”结婚，其结局反而与文章所述大相径庭：由于自由恋爱惹嫉妒，“小二黑”在和“小芹”恋爱期间就被打死，他们的爱情之花，也只有在赵树理的小说里灿烂地绽放了。 三 关于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对应关系，杨绛先生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她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这样说：“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杨绛先生特地提出反对那种直接将钱钟书与方鸿渐划等号的现象，她说“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1］ 具体到《围城》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塑造上，则出现了两种人物的构造方式。即一种是在现实人物中“杂取种种人合为一种”，另一种是将一个现实人物的多个方面分开塑造成小说中的几个不同人物。关于现实人物的多合一现象，是在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比如，方鸿渐的形象就来自钱家的两个亲戚，又如鲍小姐的形象则是融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再如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而第二种将一个现实人物按照角度分别进行塑造的方法在《围城》这部作品中，则集中体现在唐晓芙这个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身上。对于唐晓芙这个融合中西审美观念的俊美女性的理解，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观点是，她和杨绛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人同为娇美清新的芙蓉式美女，都是秉承中西文化优秀因子的女性，又都展现了梦幻般的初恋体验和缠绵的情感纠葛［2］。但是，钱钟书显然是偏爱唐晓芙的，所以她有意识地将唐晓芙这个艺术形象塑造得特别优秀，优秀到“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可以说，不管唐晓芙的原型是不是杨绛女士，作者都是经过大量的艺术加工与再塑造的。 四 通过对《围城》中选取原型以及塑造人物的手段的比较，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无论现实人物与小说形象是一对多还是多对一的关系，作者都不可避免地为了更好地表达主旨而对人物形象进行一定程度的虚构加工与创造。 我们不妨再来反观当代的红学研究中的原型探究派，他们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便是著名学者刘心武先生，他也被当今红学界的许多专家称之为“新索隐派”。在刘心武先生的研究中，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他坚持秦可卿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由此推断出了《红楼梦》是一部反映乾隆朝政治党争，以及在这种党争环境之下曹雪芹一家生存命运的自传体小说。这样的论点乍一看很有道理，并且也自成体系，但实则不太禁得起推敲。 按照“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论所说，从原型到艺术形象不是机械的复制，不是简单的生活实录，而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作者必然要有艺术的虚构。即使《红楼梦》中的人物果真有其原型所在，恐怕也早已被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与改造，成了一个为艺术服务的文化符号。或许小说中的人物的确有其影子的存在，但是如果要说每一个小说人物都能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应的话，那实在是有些牵强了。在《红楼梦》人物的塑造过程中，出现更多的我想应该还是杨绛先生所提到的那两种多对一和一对多的创作方法吧。 五 值得注意的是，《围城》因为创作年代较近这样的优势，在资料的详实程度上远比《红楼梦》好得多。同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也是中国现当代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她也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了与钱钟书先生创作有关的一切，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记钱钟书与〈围城〉》与《我们仨》，其中很多文章中所记述的事情曾得到钱钟书先生的大力认可与支持。比如钱钟书先生曾经高度评价《记钱钟书与〈围城〉》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相比之下，《红楼梦》一经问世便屡遭坎坷，与其同时代的关于其作品的研究资料已经很难找到，作品的结尾甚至也已失佚不传。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还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版本，如甲戌本、庚辰本、蒙古王府本等，其中很多版本也是残缺不全的，为今天留下了一桩桩“公案”。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本身也因为家族涉入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而惨遭抄家，落寞一生，关于他的有限的资料也只能从他的亲眷福彭，朋友敦诚、敦敏的诗作中略知一二。 刘心武的研究中有一个很不严谨的地方就是他的研究成果缺乏十分可靠的证据来支撑。正如《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在《艺术评论》上发表的看法所说，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一大误区就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3］比如刘心武在论证秦可卿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时，往往只采用对他有利的证据，一旦他的观点不能在资料中查到，就宣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将这一段删去了，这样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由得让人很难接受。 同时，刘心武将原型探究的成果的重要性无限地放大了，以致于按照他的理论，只要论证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便可以推断出《红楼梦》是影射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斗争，就又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整个曹雪芹家族在康雍乾三朝的命运，这样的推断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不成立的。同时，更为可怕的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刘心武还为《红楼梦》中的其他人物也一一“找”到了原型，比如，他说贾元春的原型是曹家的女儿，被乾隆收为妃子；又如，贾母的原型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妹妹；再如，北静王的原型则是乾隆的第六个儿子永瑢……如此种种，将原型的探究推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解决的高度，为整个《红楼梦》的研究学界带来了一种不太清新的“考据”风气。 六 如果说刘心武的研究只是在学术界引起争鸣的话，那倒还是一个正常的学术范畴内的争论。但是由于《百家讲坛》等媒体与节目的推动，刘心武的学术观点被作为红学研究的代表而郑重地推到了社会大众面前，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大众的文化接受心理。据近期的网络调查显示，有30.85%的受调查者认为，原型探究是“红学的重大创新”，而53.41%的受调查者也认为原型探究“某些地方有道理”，只有15.74%的人认为原型研究“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当然，我们不能根据刘心武原型探究学说的支持率高就得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样一个结论，但是这个调查也从某个方面充分反映出了大众对于《红楼梦》研究的一种判断：读者对于《红楼梦》“探佚”“揭秘”的热衷程度远远大于对《红楼梦》思想性、文化性和艺术性的关注。当然，对一部伟大作品的研究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只是热衷一种“揭秘式”的窥探，我个人总感觉是有些小气而不可取的。 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刘心武学说的广泛影响，在当今的红学研究界整体掀起了一种探佚的热潮，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证，得出了五花八门的结论，比如以林黛玉为例，有的研究者称林黛玉的原型是江宁织造曹寅夫人的嫡亲外孙女，有人说她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甚至还有人说她是汉族格格孔四贞的养女，这些论断虽然从一定的角度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都禁不起严格的推敲，既与曹雪芹“大旨谈情，不涉世事”的初衷相去甚远，也与《围城》中所表现出的选取及塑造人物的方式大相径庭。如果任由这种原型探究的方法在红学研究中随意展开、自由发展，长此以往，对于整个红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甚至可能把对《红楼梦》的研究引入歧途。 七 《红楼梦》中有上百位女性，进入“金陵十二钗”谱册的也至少有一百零八位，她们或文静贤淑，或机智果敢，或才学倜傥，可以说，每一位女性都不是单一的人物所能简单投影出来的。这也恰恰与研究《围城》时所提到的对人物原型的处理方法所照应。 所以我个人认为，《红楼梦》的原型探究法可以作为红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但如果一定要去弄清林黛玉、薛宝钗这样的人物到底是对应哪一个真实人物，并且试图用这样的原型反过来再去推测《红楼梦》的情节发展，这样的做法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更有可能是徒劳与站不住脚的。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从纯文本的角度对它进行阐释和研究，一方面可以从鉴赏作品的角度与大众分享自己的体会。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考据式的探索，但是这样的研究必须以大量的事实与论据为基础进行论述，谨慎地得出结论，作为对文学作品研究的一种参考，而不是通过某种分析而贸然地确认一个原型，再用这个原型为基础去试图研究文学作品的创作意图及情况，这样的原型探究是不是科学地研究《红楼梦》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也不会是红学研究的正确的方向，我想这也是关于《围城》中人物原型的探究所希望告诉我们的。 参考文献： ［1］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选自《将饮茶》［M］.三联书店，2010. ［2］李孝德，邵平和.唐晓芙原型与“围城”自我解构［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05. ［3］贾舒颖.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J］.艺术评论，2005，10. 原载：《文教资料》2011年12月号下旬刊 原载：《文教资料》2011年12月号下旬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