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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人出塞”包括文人入幕、游边、使边三个方面。有学者认为，盛唐文人入幕纯属个别现象，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具体考证，证明这种说法难以成立。第二部分结合对唐代制度的考察，论证入幕是盛唐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所以它也就不会只是个别现象。第三部分先论述盛唐文人之游边与使边及其对边塞诗创作的作用，接着通过所制“盛唐诗人出塞与边塞诗创作情况表”，进一步揭示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关系。 关键词 盛唐边塞诗 文人入幕 游边 使边 一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一个标志[①]。说到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研究者每好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即据此认为，盛唐时文人入幕已蔚为风气，这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长足发展。而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以下简称“戴文”)则指出 [②] ，胡氏的说法“有相当多的间题”，首先，所谓“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者，只是安史乱后中晚唐的大致情况；其次，盛唐文人入节镇幕府者并非“比比而是”，文人入幕府的盛况只是在中晚唐时才出现。确实，开元、天宝时仅于边地置节度、经略使，凡有十镇；安史乱后则在内地遍设节度、观察使，新增置的节镇达四十多个，所以文人入幕之盛，开天时无法同中晚唐时相比，胡氏的概括欠严密。但是，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内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则都在边地，前者与边塞诗的创作无多大关系，后者则与边塞诗的创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研究盛唐边塞诗，有必要对当时文人入边幕的情况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戴文”和戴伟华嗣后出版的专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戴书”)[③]，就做了一番学界过去未曾做过的这种考察，这自然很有意义。通过这种考察，“戴文”得出如下结论：学界那种盛唐文人入边幕蔚为风气的说法“大有偏颇之处”；“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真正是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高、岑的入边以及唐代诗坛上产生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乃取决于作者的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戴书”也说：盛唐“入幕文士极少，高适、岑参入幕纯属个别现象，他们的创作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人行为”(第166页)。如果实情确如作者所说，则高、岑的边塞诗创作似乎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现象；而且只能说高、岑的入边幕与其边塞诗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而很难说文人入边幕同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多少关系了(“戴文”承认文人入边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对于盛唐边塞诗的研究并非无关紧要，所以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 [①] 参见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②] 戴伟华文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第31一40页。 [③]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