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关于“红学探佚学”，我于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红学探佚学”与结构》(下简称“拙文”，刊于《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梁归智先生和周汝昌先生写了对话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发表于同一期上)。我想，正如周先生所说的，对于“红学探佚学”和“结构论”，“正赖学人切磋”，“讨覃研”。梁、周二先生提出的诘难和批评，正是我们对此二“学”作更深入研讨的契机。现不揣浅陋，再次向梁、周二先生请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得关于此二“学”的学术探讨能够上升到一个更为理性的、更具建设性的层面。 梁归智先生《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一文(下简称“梁文”)提出了几个观点与问题： 一、“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必然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我们说，“三”、“五”、“九”、“十二”等数字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思维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而断言，中国古典小说作家严格地按这些数字去布局谋篇?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家乐意于用术数文化去为中国古典小说“分段”，这是中国传统文章学对这些评点家的影响。这种术数文化诠释方法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宏观观照的视角，却容易忽略另一些不在此数字之内的重要章节，最终成为读者对小说进行整体把握的障碍。 顺便说一下，“特犯不犯”也不是什么“雪芹笔法”，而是中国传统文章学所一贯推崇的文章法。从《红楼艺术》一书，可见出周先生对《红楼梦》的叙述法与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关系的独到体悟。窃以为，与时下流行的“叙事学研究”相比，周先生从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角度去体悟《红楼梦》的艺术性，这更能切入《红楼梦》艺术的民族脉搏。实际上，中国传统文章学对周先生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红学研究上留下鲜明的印记。他的《红楼梦》章法研究、“大对称结构论”等，都令我们想起明清以来的小说评点。 ……………………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