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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千多年的屈骚研究，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过多地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意识、道德理想以及研究者自己的某种特定而强烈的情感投射到屈原和骚体中，造成“以今量古”、“以己度人”、“以经解骚”、“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论失误和研究成果的诸多误点，致使屈原形象和骚体真义在历史的沉沉帷慢后面越来越变得迷茫难知。 关键词 司马迁 评论 方法论 失误 司马迁之后，班固、颜之推等人继续着司马迁“以经解骚”、“以今量古”“以己度人”、“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方法，但是由于他们是以汉代儒家的人格标准审查屈原，以经学教义衡量骚体，把屈原和骚体纳人汉儒的政治思想体系中考察，得出了与司马迁的评议完全不同的结论。班固以为，道穷君子应知命“无闷”、“不伤”，“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忍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捐景行之士，”不能列于汉儒观念中的“君子”之林。至于骚体“多称昆仑，冥婚必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与汉儒经学教义格格不人，淮南王刘安、太史令司马迁“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在班固观念中，屈原不同于中原周家人格文化中的君子，骚体也不同于经学教义。但他并没有否定屈原和骚体，而是从文学的角度称颂骚体“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对汉文学的兴盛繁荣影响极大，屈原“虽非明智之器”，但他却是一代文学之“妙才”。(班固：《离骚序》)班固以一个史学家特有的冷峻和严谨，以不同的分类标准分析屈原和骚体，为屈骚研究提示了较之司马迁的治骚方法更具学术价值的新思路。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理论背景作为参照系统，在汉儒经学教义一统天下的文化氛围中，也就不可能沿着这样一条学术思路做实质性的研究。再者，班固自己也并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这一新思路的，他的目的是排斥屈骚于儒教之外，而不是做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 可以设想，司马迁和班固时代，在当时“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文化模式和政治一元决定论的文化观念中，屈骚面临着两种被选择的局面：一是沿着司马迁等人的思路被改造后纳入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得以保存和流传；一是沿着班固等人的思路被排斥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外，遭到批判而被疏远以致最后佚散消亡。但由于屈骚本身的文学价值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当时不断增强的文学审美观念，以及帝王贵族的喜好，促使治骚者选择前一条路，将其改造后纳入作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体系之中。《离骚》被直接称为“经”，《离骚》之外的其它篇目被看作是这《离骚经》的“传”，这是“经学”整合骚体的结果。王逸是沿着司马迁的思路，改造屈骚将其纳入儒家经学体系而最有实绩的屈学家。他在刘安《离骚经章句》、刘向《楚辞章句》、班固、贾逵《离骚经章句》的基础上，抱着拨正班固观点，为屈骚在儒家正统思想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强烈愿望，戴着“五经六艺”的老花镜，吹毛求疵的从屈骚中找寻“微言大义”，认为《离骚》是“依迁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楚辞章句序》)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