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诗史实录”是一项以原生形态的中国诗史为对象的系列研究，也尝试使用了一套技术方法。它的初步结论是：1、结合诗歌观念与诗歌实践考察，从三世纪初叶曹王及邺下文人的诗歌活动始，至十一世纪初叶“西昆体”盛行一时止，或概括地称之为三至十世纪的中国诗史，这一结构秩序完备、观念风尚统一的诗史时段，构成中国诗史基本的发展时期，这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诗歌的自觉时代”，它显示了中国诗史的文化背景所具有的诗歌理想和诗歌价值观。中国诗史因此分为三个时期。2、考其源流，自觉的中国诗歌的理想，可以说是在“祖词(文词)宗赋(辞赋)在”的历史传统中生成的，而随着韩愈——欧阳修“诗(古)文一文道”统系的形成，遂告终结。 “中国诗史实录”发凡 1、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评《太史公书》(《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劭注“实录”：“言其录事实。”(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颜师古注《汉书》，也曾标举“非苟臆说，皆有援据”(《汉书叙例》)的原则。“中国诗史实录”即沿用“实录”这一名词来标明自己所进行的谨守依据、不逞臆说的原生态研究。但是，被后儒塞进“实录”原则里的所谓“春秋之义”则为笔者所摒弃。其实，微言大义式的褒贬评价与“实录”的要求本无法并行不悖。班固一方面说《太史公书》“实录”，另一方面却批评太史公“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要回答班固的质难，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太史公既“实录”，如果史实不同于圣人，他当然也只好“是非颇缪于圣人”了。 前述班固的质难，正是一种“班固式的困惑”：在作历史事实的描述的同时，可以预设一些不可触犯的信条或原则吗?这就需要仔细辨明：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如何区分“真实的”和“虚假的”历史事实? 2、事实 什么是事实：是确实发生的情况，还是应该发生的情况?本着科学研究“求实”的要求，“中国诗史实录”只接受“确实发生的情况”为事实。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它的内部存在自己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稳态结构及价值系统。曾经发生的情况，可以说，也是唯一真正的“历史”事实。 …………………… 原载：《文学评论》1994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