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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司马迁用“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论评屈论骚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说明了他对文学的自觉认识。以屈原创作为代表的楚辞是先秦诗歌的支脉，但不能把它放在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中考证，它是各民族文化发展曲折复杂而不平衡的体现。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用诗歌充分抒情言志、生动表现自我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司马迁对屈骚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 司马迁 抒情言志 诗体自觉 楚辞 诗人 司马迁，字子长，是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屈原作传的人，他对屈原的作品及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些评价基本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并成为后人研究屈原的主要依据和起点。但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真正接近了屈原及作品的实质?《青海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上，范卫平同志撰文《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讨论了这一问题，有些观点很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对其中的一些看法，我有不同意见，想就此与范卫平同志商榷，以促进学术研究，并恳请前辈与读者指正。 一、司马迁的“舒愤自见”是否适用于屈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包括屈原在内的先贤者著述是“发愤之所为作也”。因为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所以“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也有大抵类似的话。从司马迁的身世遭遇，我们不难看出，这正是他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恰如鲁迅先生说的：“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争议。但是他以此来概括先秦时期重要典籍的成书原因是否正确呢? 范卫平同志认为“先秦时期‘舒愤自见’的创作时代尚未到来，诗体文学的自觉时代尚未到来，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尚未到来”，就是说先秦时期的作者还不存在抒情言志的创作动机，并以此来判定司马迁对屈骚的评价是错误的，是犯了“以己度人，以今量古”的简单的方法论的错误，否定屈原有“抒愤自见”的自觉创作。 我们承认司马迁在概括先秦古籍的成书原因时，把列举的有一些是和事实有出人的，很难看作是“意有所郁结”的“发愤”之作。但这段例证中的一部分，是很恰切的，尤其关于屈原。他说： “屈平疾王听之弗聪也，谗馅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悉幽思而作《离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里明确指出，屈原“怨”的产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我们如果考证一下屈原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遭遇，这一点就一目了然。屈原胸怀报国大志，但是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被流放，而他眼看着楚国由强盛走向衰弱，这使他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怒感情。他的创作，就是他愤慨的感情独白。他的矛头所向，上至楚君、下至“党人”，卖国贼、嫉妒造谣者。屈原在《惜诵》中，开宗明义地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离骚》中的“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都明确表示了他的感情来源于有志难伸的剧烈矛盾冲突。他的作品是他抒情言志的结晶，大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意。 …………………… 阅读全文请下载附件！！ |